丁望：金庸批判文革 提供傳播平台

信報 2016年12月29日 時光隧道留下的歷史圖像，諸如《史記》中劉邦與項羽的鴻門宴和項莊舞劍的場景，是後人了解和探索歷史演變的知識寶庫。值此文革（1966-1976）爆發50周年，港人如能多了解「香港與文革」的關係，自可從知識寶庫中獲取營養素。 儘管不少年輕人對「香港與文革」不甚了了，各地的學者卻重視「香港與文革」的定位。許多學者稱，香港是報道文革和出版文革叢書的中心；資深記者江迅曾訪問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印紅標，印氏說：「香港是文革研究的中心。」就文革的文獻而言，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參考圖書館，是收藏文革史料的重鎮。 從小報格局 到意見領袖 金庸和早期《明報》與文革的報道、分析和叢書出版息息相關。北京《經濟觀察報》不久前發表〈拒絕遺忘：50年文革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徐友漁撰），提到早期《明報》的一些人，早在1966、1967年就研究文革，並在《明報月刊》發表研究、評論文章。 曾任香港科大講座教授的鄭樹森，在學報發表〈1997前香港在海峽兩岸的文化中介〉，對早期《明報》有如下述評： 「早年的《明報》是小報格局，黃、賭、俗難免。六十年代中開始提升報格。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深入報道，大量發表各種流傳出來的資料（紅衞兵報紙和所謂黑材料），後並由丁望編輯出版，備受各方矚目。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抗暴，呼應大陸文革。查良鏞每日在《明報》撰寫社論，痛批之餘，並呼籲香港市民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派暴動。」這是對早期《明報》轉型及其與文革的關係最簡練的概括。 套用西方大眾傳播研究理論的術語，金庸是香港新聞界關於文革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hip），透過社評欄這一平台發表意見。早期和中期《明報》的社評欄，是金庸作為意見領袖的地標。金庸扮演的大眾傳播角色，還在於提供眾人參與的報道、評論文革平台，也出版文革的叢書。 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說：「我們辦這本月刊（指《明報月刊》），講明是要跟文化大革命對着幹。」（《明報月刊》2006年4月號，頁26）。早期的《明報》（又稱日報，《明報晚報》稱晚報）也是跟文革「對着幹」的媒體。 在述評《明報》的平台前，得先解說金庸時代（1959-1994，下稱「金時代」）3個時段和兩個邊界：金庸的1962年邊界和1982年邊界。這是我研究早期《明報》史提出的概念。 從1959年5月21日創刊，到1994年股權轉讓，日報的「金時代」可粗分為3個時段：早期《明報》：1959年5月-1969年12月；中期《明報》：1970年1月-1979年12月；後期《明報》：1980年1月-1994年股權轉讓。 「金時代」的早期「明報人」，仍健在的有金庸、潘粵生和月刊的胡菊人、周刊的雷坡、晚報的林山木、日報的丁望等。 中期的有楊君澤（紫微楊）、石琪、毛國倫、毛國昆、何步正等；後期的有徐東濱（已故）、董橋、吳靄儀、陶傑等。 在早期、中期，恰遇上文革和後文革（1976-1980，華國鋒的後文革），是《明報》與文革話題最熱的時段。金庸的1962邊界，指1962年5月逃亡潮後，金庸與傳統紅派「分手」，疏離「偏左」路線，對毛模式的「一黨領導」體制逐漸持理性批判取態，對大陸民眾疾苦有較多的關心。從1962年5月逃亡潮到1965年底，是批判取向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自由談」和「鄉土」版相繼發刊，前者為眾人的參與提供了平台。1966年開始，《明報》和《明報月刊》進入以批判文革為主的第二階段，一直持續到1982年。 報道和分析 讓眾人參與 金庸與好友董千里、倪匡等商談3年後，「自由談」於1962年6月創刊；催化劑之一是5月逃亡潮。金庸以編輯室之名，發表創刊詞〈有容乃大 無欲則剛〉，關鍵詞是自由和有容（寬容）。 「自由談」兼具報道和評論性質，是眾人投稿版，以大陸、香港話題為主，兼顧台灣和歷史、文化議題。有的文章是寫兩岸見聞和往事回顧，更多的是對政治、文化的評論。1964年，是「核子與褲子」大論戰的平台；1966年以來，偏重於文革的評論。 「自由談」每周刊一、兩次，每次約三幾千字，後來是每周三、五次。「自由談」初始期實由金庸主編，後由周青負責編務。1973年周青移居加拿大後，改為副刊的讀者投稿欄，現在的篇幅約500字。 金庸以筆名華小民發表多篇歷史隨筆，如〈民食不足，是誰之過？〉；以筆名徐慧之發表〈羅素論「神權政治」〉。一方面，借古諷今，觸及毛的造神、個人崇拜、漠視民疾和大飢餓；另一方面，藉介紹羅素等思想家的理論，談論自由觀、人道主義，套用今天的術語是宣揚普世價值觀。 在「自由談」之後，「鄉土」版創刊，由周青主編，這是純報道版，1966年起以報道文革為主，多選材自紅衞兵報紙。因地緣因素，對廣東的報道較多。 當時，香港主要報紙多有文革的報道版，如《星島日報》的「鄉情」版。各報都轉刊紅衞兵 材料，要提升競爭力還得有新聞背後的深入分析，故金庸又另設評論、分析類平台。 「鄉土」在1973年後停刊；1976年，金庸決定開設「中國消息版」，要我主編（執行編輯為毛國倫），以報道為主，也有評論專欄「新聞分析」。 金庸與文革．之二

丁望：評說文革50年 豈可沒有金庸

信報 2016年12月22日

走過半個世紀，回顧50年前文革爆發的場景，讓人感受到歷史的脈動。1966年的清算三家村和四家店、「五一六通知」和紅衞兵紅色恐怖潮，彷彿就在眼前；令人聯想北宋詞家兼詩人李清照（1084-1156？）的詩句：「夏商有鑑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文革的禍害，是應引以為戒的歷史教訓，史籍（古時歷史記錄於竹簡，即詩中的簡策汗青）的歷史記載，是抹不掉的。 值此文革爆發50周年、江青集團倒台40周年之際，香港一些媒體未忘文革之災。《信報》、《明報》和《蘋果日報》有關文革的系列分析或報道特輯；電子媒體的文革特輯，則以有線電視最為用心。 西方媒體也透過網絡平台，推出文革50年特輯。《紐約時報》和德國之聲、美國之音、BBC的報道和分析，比香港中文媒體更為廣泛；北京、台北的媒體則避開文革50年的話題。 金庸四板塊 堅持批文革 香港與文革息息相關。文革前的5月大逃亡（1962），是大陸飢餓人群向自由、溫飽的香港求生之博弈。1966年文革爆發後，香港也有紅衞兵式的小規模「造反」，1967年則有傳統左派的5月暴動；接着是粵、桂武鬥中「五花大綁」者的浮屍，漂到香港海面。 香港是最早研究文革和出版叢書的一個中心（以友聯研究所和《明報》為代表，大陸當時無此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的幾位學者，提到「最早研究文革的人」是《明報》的一些人【註1】。香港也是報道文革實況的傳播中心，媒體發表評論亦多。 評說文革50年，不能沒有香港，亦不能沒有金庸。金庸的成就、對社會的貢獻並不只是武俠小說。以研究的視角觀察金庸的人生，或可分為四大板塊。 一、包含武俠小說、電影劇本、遊記、歷史隨筆的文學領域； 二、包含報紙、雜誌、叢書的新聞出版領域； 三、包含報道、分析的批判文革領域； 四、包含參與香港《基本法》諮詢和往北京「朝聖」的政治網絡。 提供大平台 護言論自由 第四板塊或可界定為1982年開始，權稱為「金庸1982邊界」，這個板塊在社會上有爭議；對於前三大板塊，社會評價是高的。 我把金庸對文革的批判，單獨列為一個板塊的原因，是他對歷史盡的一份責任，也是冒了最大政治風險的一件事，值得大書特書。 評說文革50年，為什麼不能少了金庸？首先，金庸以社評為平台持續批判文革，有「和文革對着幹」的決心；第二，他以《明報》創辦人的身份，提供了報道、分析、討論、批判文革的平台：以《明報》和《明報月刊》為主，《明報晚報》、《明報周刊》、《新明日報》（新加坡）也有過平台；第三，以《明報月刊》叢書部為平台，出版一系列的文革史料導讀（金庸寫序）、文革分析和文革人物傳記類叢書，北京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寫的〈港澳台地區當代中國史研究狀況考察〉，提到這些出版物【註2】；第四，聯絡了一批關注文革禍害、護衞傳統文化的知識界精英，如史學界的錢穆、余英時、徐復觀，再如中共黨史或國共和戰史的專家張國燾、李璜等。 2006年，金庸在《明報月刊》發表〈拚了命出版《明月》〉，這是為《明報月刊》創刊40周年而撰寫，提到「和文革對着幹」的事。 《明報月刊》於1966年創辦時，金庸是社長兼總編輯，包括我在內的3位編輯幫他小忙（北京等地出版的金庸傳，編造出所謂6人名單）。第二年，金庸不再主編月刊，我隨他轉到報紙（《明報》，又稱日報；後來的《明報晚報》稱晚報），但仍繼續在月刊撰稿。這種經歷，令我對金庸辦報與辦雜誌的理念、「和文革對着幹」的魄力，有較深的了解。 「和文革對着幹」不只是金庸的傳媒理念、政治取態，也是抵制極左政治運動、對維護傳統歷史文化的一份使命。他提供的媒體平台，沒有今日「自我約束」的小動作，而是護衞大家的言論自由。 他批判文革的平台，除了社評欄之外，有些武俠小說作品是否影射文革、成為「和文革對着幹」的另一平台？值得研究小說者探索。 有一些人說，他的《笑傲江湖》（1967-1969連載）影射文革。陳素雯和馮志弘的〈《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與《明報》的轉型〉（刊台中中興大學《興大中文學報》），有詳細的述評。不過，金庸否認有影射之意。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在50年前的香港，報紙老闆能正視文革的社會災難已經不容易了，哪有「和文革對着幹」的使命感和勇氣？風險之大可達到家破人亡，諸如商業電台名主播林彬於1968年8月遭暗殺喪失生命。金庸有面對風險堅持批判的執着，是對香港的一份貢獻。 回應金庸「對着幹」之說，我曾發表一文提到跟在他後面的風險： 「『和文革對着幹』的路艱險，最險的是1967年極左暴動時，上班要經過北角的一段地雷陣。『如履薄冰』或只是被冰塊割傷腿，地雷陣的土菠蘿則可能奪去人的生命。很幸運地，如《老子》言：『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暴亂很快平息。經受這場暴風驟雨，便特別喜歡王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走向批判文革的不歸之路，面對文革的場景，令人擴大歷史視野，對自由、平等、法治和生命價值倍加珍視。 金庸與文革．之一 註1：http://www.cnd.org/cr/ZK07/cr411.gb.html及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ace2face/story20090307-28590 註2：http://www.zmw.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91

練乙錚： 氣短集：立會風暴生海變 社運持續三十年

近日的一些港事，令筆者想起《風暴》，這齣人稱莎翁喜劇中的完美之作。劇中最後一幕《愛麗兒之歌》裏說的sea-change，減省掉連字號之後，早已成為現代英語慣用辭，與字面義接近的中文說法「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的永恒不變隱義相反，指的就是大變：

Full fathom five thy father lies;
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
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
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
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

莎翁這幾行詩說的是，受海水沖擦、侵蝕，腐朽變作了神奇：老頭的骨頭，衍生出珊瑚；他那雙混濁老眼，幻化為明亮珍珠。十天之前的立會選舉結果，反對派變陣成功，六名新秀站到了最前列，成為反對派中的光榮的誓反派，中間跟着的是少壯泛民，後面壓陣的是「老激進」長毛。這真是一個豐富而奇異的海變！

不過，這只是新一屆立法會的一個面相。全面上，大家已經看出了，圖像是三分天下，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一極是保皇派，一極是「老」泛民，一極是SOB（「自決or better」之謂也；贏了的，自嘲稱作狗崽子又如何？）

然而，圖像顯示不出的，卻是變化帶來的立會新任務。過去，由於《基本法》規定，議會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政改。但這件工作，受到北人的阻撓與惡意破壞，已於兩年前畫上句號；今天誰要是再提「重啟政改」，不是行騙便是無知無聊；說嚴肅一點，就是拿佔運中倒下的年輕一代開玩笑。從今天起，立會的首要議題是2047。

要好好解釋為甚麼反對派得到這次的立會選舉結果，得用上生物學。

物種瀕危了，老的要犧牲，為的是留一條血脈；歷史故事趙氏孤兒裏，長者一個接一個自刎、自縊、撞階，無半點猶豫地捐出性命，後面就是這回血脈事。是次選舉，大量反對派老者票投年輕人，有人說是荷爾蒙誘惑，一點沒錯，因為冥冥中，這個物種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急。這是生物學。

又比如，非涼血動物受重創垂危的時候，手腳冰冷，肢血歸心，為的是要護着主要部位。於是，選舉到了後期，泛民棄保效應一發揮，小黨票盡失，成全了大黨。這也是生物學。大黨你選勝不能驕，要明白，是選民心中肺裏覺着的那種危難保住了你。

2047成首要議題

顯然，這不是甚麼「後生就大晒」，而是反對派這個物種的一個自然反應。前仆後繼三十年，老一輩泛民撼不動政權一根汗毛；如此再過三十年的話，整個香港連帶着裏面存在的所有美好的事與物，都會徹底消失，連「進入歷史」的資格也沒有，因為那歷史會由別的人替代書寫。

在那個爭取民主普選還有點希望的年代裏，「要在我有生之年投下民主選舉特首第一票」曾經是老一輩鬥士的自勵語。但是，在這次立會選舉裏，更多人明白到，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幫助下一代找到他們的活路，方才最重要，而最好辦法，就是交出自己的信心一票，放手讓年輕人自己去尋找。

2047議題浮出，是年輕人在問路。他們提出的一些探索方向，有人認為不切實際，有人認為離經叛道，更有人說，年輕人三分鐘熱度，「話唔定過幾年就煙消雲散」。後者的確說中了年輕人的通病，但2047議題足以長期支撐香港此後的社運，因為這個議題有明顯而不能剔除的「特殊世代結構」，和古今中外的一切社會運動不一樣，夠讓SOB熱足三十年。

熱度：三分鐘還是三十年？

學生和年輕人牽涉社運，不外兩個原因：理想主義、切身利益。以這個基準觀照幾個大家都熟悉的主要由年輕人參與的社運，可悟出有趣結論。

‧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5月1日開始，6月即終結，後匯入新文化運動。年輕人參與這運動，原動力是愛國主義，關乎道義，沒有甚麼切身利益可圖。

‧中國1966年的文革紅衞兵運動：68年完結，持續一年多。運動由一個老人發起，年輕人很快看破那外加的「理想主義」，切身利益則一點都沒有，有的卻是其後上山下鄉的噩夢。

‧法國1968年的五月運動：幾乎全由左翼理想主義驅動，不到兩個月便完結。

‧美國1967年的反越戰運動：持續三年，運動的和平主義訴求包含道義動機，而年輕人不想被送到前線卻是莫大切身利益。尼克遜宣佈要把越戰結束之後，此運動便很快完結。

‧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持續兩個月，動機完全是理想主義；遭鎮壓後，一些參與人轉身成為「新威權主義者」，從政權取得實利。

‧歐美以至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2011年興起，零星出現，大體上都是理想主義驅動的，一般持續一個月左右。

上列各次以年輕人為骨幹的社運，其中最長的一次，就是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特點是既包含理想主義，對年輕人也有強烈的切身利益。但是，一旦戰爭要停止，運動便結束；在運動中成為眾矢之的的「軍工綜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沒人反對了，繼續存在，故運動的理想主義部份可說是失敗的。其他不含或少含切身利益原動力的社運，更不能持久。

史上最長久社運，注意！

但是，目下香港的命運自決運動，起因是2047前途議題。這個主題，既包含爭取自由民主、保持香港原有的法治、廉政等現實價值，因此產生理想主義原動力，但又與年輕人之欲避免失身於極權統治息息相關，因此也包含強烈的切身利益動機。

更甚者，這個2047議題，今後30年之內也不會消失，而此期間，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將進入中學、大學，達至投票年齡，而他們稍微年長之後，又會有更年輕的一批接踵上場；如此源源不絕，面對的卻是同一個2047，所不同的只會是，越接近那大限，問題越逼切，產生的運動能量便越大，而運動的形態，更必然越發激烈。此便是這運動含有的「特殊世代結構」。

前述史上各次社運，都發生在人口增長旺盛、年輕人比例偏高或最高的年代。但香港目下這個2047前途自決運動，反而發生在年輕人比例跌至最低之時。其所以一定能夠延續，靠的就是那不會自然消失的「特殊世代結構」；再加上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切身利益，三個基本因素合共一起，所帶動的，將會是世界史上最持久的以年輕人為主的社運！

然而，這個運動發展下去，卻會有更廣泛的支持者；這是因為，大約二十年之後，今天的年輕人陸續進入中壯年，植根各行業各階層，但他們面對的2047因素卻「打唔甩」。一個有年輕人的衝勁、更有中壯年人的成熟和資源方面幫助的運動，你怕不會越來越強大麼？時間站在誰的那邊，大家現在應該清楚了。

政權如何擊潰這個運動

自決運動的目的，在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激化這個問題的，是一國兩制十多年來在日漸受更多干擾的同時，梁政府高調推動的港深同城化、港陸融合。既然如此，運動要達到的目的，便是中港永久而深刻的區隔，基調因而充滿分離主義。但是，如果政府要化解以至完全擊潰這個運動，其實也有辦法；上面既分析了產生、延續和壯大這個運動的三個因素，政府只需順藤摸瓜就可以了：

辦法一：取消2047大限。這個不太難，把《基本法》永續，或者容許港獨、歸台、歸英，等等，都可以，即只要實現「中港永久而深刻的區隔」便行。

辦法二：同時取消運動的理想主義和切身利益兩個因素。這個更容易，滿足香港人的自由民主訴求，因素便自動消失。

辦法三：用糖衣炮彈對付社運新世代。這個最容易，政權用點小聰明花點小錢便做到。其實，讓那些受夠街頭抗爭之苦的社運新領導進入議會，享受幾年「尊貴的議員」的身份，感受一下膨脹了的自視重要性，就可達到目的。

對社運而言，最後一個辦法很危險，因此筆者也不能不特別對一眾年輕人作一提點。當選的SOB從第一天開始就要知道不能戀棧，尊貴的議員只能做一屆，最多兩屆，就必須退下，由其他同道替上。不客氣地說：大家看看一些「老社運」今天的光景就明白。

佛教提醒出家人說：「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這個教誨背後所包含的人性軟弱，也是「海枯石爛、地老天荒」般永恒的呀！

練乙錚 

練乙錚：The Umbrella Movement Fights Back 為香港民主，雨傘運動再次出擊

http://www.nytimes.com/2016/08/1 ... nt-fights-back.html

HONG KONG — The run-up to theSept. 4 election for Legislative Council is getting tense, and the governments of both Hong Kongand Beijing are watching with keen interest. For the first time, a crop of fresh-faced candidates who cut their political teeth during the pro-democracy Umbrella Movement in 2014 are hoping to bring to the lawmaking body their battle to emancipate Hong Kong from Beijing’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control.

The activists, most of whom are in their 20s, no longer believe in the promises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set out in the Basic Law, Hong Kong’s mini-constitution since Britain handed the territory back to China in 1997. Even after paralyzing major traffic hubs in the city for 79 days in 2014, they failed to obtain any concession to democratize the rules by which the head of Hong Kong’s govern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is nominated and elected. They concluded from the experience that democracy is impossible in Hong Kong as long as the territory remains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These “paratroopers” — as they are affectionately called by supporters in homage to their standing up to police brutality — are now asking for more than they were dur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 or than the mainstream pro-democracy camp known as the pan-democrats. Two years ago, as protesters, they invoked the Basic Law to demand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an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or Hong Kong. Today, they are calling for Hong Kong’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r even outright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in 2047, when the Basic Law is set to expire.

Edward Leung Tin-kei, arguably the paratrooper with the best chance of securing a seat in LegCo, has been disqualified. He is the eloquent leader of Hong Kong Indigenous, a party that advocates a distinct national identity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other aspirant who was sidelined is from the fledgling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which calls for the city to secede from China and become a full-blown nation of its own.

Since being barred from running for LegCo, Edward Leung has joined forces with another young activist who has been allowed to contest a seat:Baggio Leung Chung-hang, the pro-independence leader of the group Youngspiration. Another important new party is Demosisto, which calls for holding a referendum within 10 years to determine Hong Kong’s political future after 2047. Demosisto is headed by the 19-year-old Joshua Wong, a mainstay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who, though battle-tested by those protests, is still too young to run in any election.

However many paratroopers are allowed to run for LegCo, their emergence has already changed Hong Kong’s political scene. It no longer is a two-way contest between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nd the pan-democratic camp, both of which endorse some version of the “one country” ideology and, each in its own way, considers itself to be patriotic to the mainland. Hong Kong politics is now a three-way affair, with separatism the new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This development creates some problems for the pro-democracy camp writ large. Internal strife and hair-splitting ideological conflicts — both between the old-school pan-democrats and the paratrooper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mong the paratroopers themselves — threaten to thin out the vote and weaken the chances of individual opposition candidates against the pro-establishment competition. (Paradoxically, this risk is mitigated by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prevent some paratroopers from entering the ra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for its part, is hugely unpopular, but has plenty of influential supporters and resources it can use to cow detractors. For example,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Beijing’s watchdog organ in Hong Kong, has long been known to covertly manipulate local elections.

Although Demosisto has been allowed to field a candidate for the LegCo election, it is facing inexplicable administrative hurdles to register as an organization, meaning that it cannot open a bank account, among other things. On Monday, the group’s leader, Mr. Wong, was sentenced to 8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after being convicted of unlawful assembly fo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Publications once known for their independent-mindedness and liberal views, like Ming Pao and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have recently run editorials denouncing separatism or tout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bove all else. Both have undergone rounds of management chang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have thinned their ranks of commentators known to be sympathetic to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My own column for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for which I started working in 1991, was abruptly terminated last month.)

All this may seem necessary to the pro-Beijing camp: It is fracturing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with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within it increasingly fighting one another in the open. Ris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once-radical idea of independence also is a novel, and growing, threat. Even dur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 advocating independence would have been political suicide. But about 17 percent of respondents in a recent poll b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upported the idea — and in the 15-24 age group, the figure was nearly 40 percen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also be disturbed by anecdotal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even among senior citizens the commitment to the “one country” ideology seems to be softening in favor of more separatenes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course, any hopes of independence for Hong Kong must be tempered by reservations about its feasibility. After all, Hong Kong depends on China for most of its water supply. There are enough Chinese military units stationed inside and immediately around Hong Kong to quell any separatist movement that would threaten to turn into an uprising. And the recent disqualification of pro-independence candidates from the LegCo election suggests that pro-establishment forces are ready to resort to extraordinary measures against them every step of the way.

But the separatists have steeled themselve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quelled the Umbrella Movement without giving an inch, the protesters have regrouped and are now fighting back with a new battle cry. The old pan-democrats used to say, “Loyalty for democracy,” offering the former in exchange for the latter. The young paratroopers are done waiting: “No democracy? No loyalty.”

Lian Yi-zheng i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mentator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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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 ... ights-back/zh-hant/

香港——在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前夕，情勢變得愈發緊張，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中央政府都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一群在2014年的親民主「雨傘運動」中初涉政壇的新面孔候選人，想要把他們的戰場擴大到立法機構，旨在讓香港擺脫北京方面日益帶有威權色彩的控制，這也是他們第一次這麼做。

這些年紀多為二十幾歲的活動人士，不再相信被寫進《基本法》的「一國兩制」原則所附帶的承諾——自從英國於1997年將香港的主權交還給中國之日起，《基本法》一直是香港的小憲法。他們曾在2014年讓這座城市的交通要道癱瘓了79天，但即便是那之後，他們也沒能獲得任何讓步，沒能讓香港政府領導人，也就是特首的提名和選舉規則更加民主化。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只要中國還在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就不可能有民主。

這些「傘兵」——欽佩他們有勇氣站出來反抗警方野蠻行徑的支持者對他們的昵稱——現在所尋求的東西，超出了他們在「雨傘運動」中的訴求，也超出了被稱為泛民主派的主流親民主陣營的訴求。兩年前，身為抗議者的他們曾援引《基本法》，爭取真普選和香港的高度自治。現在，他們要求讓香港享有自決權，甚至是在2047年完全從中國獨立出去——《基本法》將在那一年到期。

梁天琦(Edward Leung Tin-kei)本來堪稱最有希望在立法會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傘兵」，但已失去參選資格。口才了得的他領導著本土民主前線(Hong Kong Indigenous)，一個倡導香港人建立獨特民族認同感的政黨。另一位被剝奪參選資格的心懷大志者，來自剛創辦不久的香港民族黨(Hong Kong National Party)，該黨主張香港應脫離中國，成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

自從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之後，梁天琦便和另一名年輕的活動人士、已獲得候選人資格的梁頌恆(Baggio Leung Chung-hang)聯合了起來。支持港獨的梁頌恆是「青年新政」(Youngspiration)的領導者。另一個重要的新黨派是「香港眾志」(Demosisto)，它呼籲在10年內舉行公投，以決定2047年之後香港的未來。「香港眾志」由現年19歲的黃之鋒(Joshua Wong)領導。黃之鋒是雨傘運動的中流砥柱，在那些抗議活動中經受住了戰鬥的考驗，但因為年紀太小，他還不能參加任何選舉。

不過，還是有很多「傘兵」得到了競選立法會委員的許可，他們的存在已經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圖景。競爭再也不是只在親建制派和泛民主派這兩個陣營之間展開。二者都贊同某種版本的「一國」理念，都自認為熱愛著中國大陸。香港政界現在是三分天下，新生的分離主義力量不可小覷。

顯然，這種新形勢會給親民主陣營帶來一些問題。內部紛爭以及細瑣的意識形態衝突——既存在於老派的泛民主人士和「傘兵」之間，又存在於「傘兵」內部，只是相對不那麼劇烈——有可能將選票攤薄，還有可能拉低單個反對派候選人戰勝親建制派對手的機率。（有些荒唐的是，由於政府竭力阻止一些「傘兵」參選，這種風險在某種程度上被化解了。）

香港政府本身極為不受歡迎，但擁有許多頗具影響力的支持者，以及大量可以用於壓制詆毀者的資源。例如，早就有消息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也就是北京在香港的監察機構，秘密操控著當地的一些選舉。

儘管「香港眾志」已經獲准，可推舉一位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但它面臨著令人費解的行政上的阻礙，無法註冊為一個組織，這意味著它無法在銀行開設賬戶，還要應對其他諸多不便。因參加雨傘運動，該組織的領導者黃之鋒被控非法集會。週一，黃被判以80小時社會服務。

曾以獨立思考和自由派觀點聞名的出版物，比如《明報》和《信報財經新聞》，最近都在發表評論，譴責分離主義，或者鼓吹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高於一切。這兩份報紙在過去幾年間都經歷了好幾輪管理層換血，並精簡了評論員隊伍，那些評論員有著同情親民主運動的名聲。（我從1991年開始為《信報財經新聞》工作，但上個月，我在該報的專欄突然被停掉了。）

在親北京陣營看來，所有這些或許都有其必要性：它處於嚴重程度前所未有的分裂狀態，內部各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已經越來越公開化了。一度被認為頗為激進的港獨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新威脅。即使在雨傘運動期間，倡導港獨也無異於政治自殺之舉。但香港中文大學最近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17%的受訪者支持這一觀點——而在15至24歲的受訪者中，該觀點的支持率接近40%。應該會讓香港政府感到不安的另一件事件是，偶有跡象顯示，即便是一些老年人，對「一國」理念的認同似乎也有所鬆動，他們贊同讓「兩種制度」具有更大的相互獨立性。

當然了，對港獨的任何期許必須要和對這麼做的可行性的保留意見放在一起考慮。畢竟，香港要依靠中國來滿足自己的大部分用水需求。駐紮在香港及其周邊地區的中國軍隊，也多到足以平息任何有可能演化成騷亂的分離主義運動。此外，近日的取消支持港獨人士參選立法會資格之舉表明，親建制派力量已經做好了準備，可以在整個過程中以超常手段對付他們。

但這些分離主義者已經下定了決心。儘管政府沒做任何讓步便平息了雨傘運動，但抗議者們已經重整旗鼓，現在又喊著新的戰鬥口號捲土重來。老派泛民主人士過去常說，「以效忠換民主」(Loyalty for democracy)，意思是以前者作為得到後者的代價。但年輕的「傘兵」們已經厭倦了等待：「沒有民主？那就沒有效忠。」

練乙錚是香港的經濟和政治評論家。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