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軍營裏的少年Pi 「港人優先」這個原則，無疑適合高度自治的香港，更應該是北京構思「特別行政區」時的原意，否則「特別行政區」特在何處？這個原則，也是唯一合理的「香港人」定義的核心部分：「無論什麼人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只要認同香港核心價值、認同港人優先，就是香港人」。在這個大原則之下，可以有政見不同、持不同旅行護照的「香港人」。 以「港人優先」原則觀照政府計劃將中環新海濱3000平方公尺休憩用地改為駐港解放軍軍事用地及興建軍用碼頭，這個計劃便顯得不合理。對港人而言，該片寸土尺金的海旁地能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用累積價值何止以億計；但是，對解放軍的保家衛國目的而言，價值卻是一個負數。 在香港水域及周邊備戰作戰的解放軍軍艦需要補給，最好的基地應該是一些離島或港九邊皮偏遠之處，如大嶼山石澳及以南一帶海岸、蒲台島東及南部、塔門東部等；指揮這些戰艦的中樞，亦應該建在補給基地附近。萬一戰爭發生，外敵襲擊這些戰艦或指揮中心之時，不會危及人煙稠密的居民點或重要的金融業、商貿業中心（除非是準備打「人民戰爭」，利用人民作掩護）。這是常識。 如果看看世界各國的軍事基地，便知絕對不會在市中心選址。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如是，俄國遠東艦隊海參崴基地如是，中國三亞海軍基地更如是。英港殖民時期的金鐘並非人煙之地，後來各國軍艦繼續停泊該處，乃是為了水軍官兵易於接近成行成市的「慰安」場所，而非什麼軍事戰略原因。難道今天的解放軍水兵也有那個需要？ 因此，港人質疑解放軍佔領中環，確有道理：不僅因為駐軍會破壞用地的龐大經濟效用，更會導致戰時大量平民生命損失。不過，要說服中央軍委、指出其乏理，筆者不贊成對駐軍行使「公民抗命」。四子闖軍營的行為的確「夠薑」，九成九反對解放軍佔領中環的港人包括筆者在內，也怕無此勇氣；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對人民開過殺戒的解放軍不是好惹的。就算真的已如四子所願，是次闖軍營成功消除了「港人的解放軍心魔」，也不宜重複實踐。筆者說過，釣魚列島不是國人的核心利益；同樣，中環3000方公尺地固然有價值，也還不是港人的核心價值，不值得為之損了身體髮膚。 少年Pi的故事教訓我們，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最好的過程，也只能是一種緊張的和平共處；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分道揚鑣。 二、倫敦霧v大陸霾 曾幾何時，大陸官方和海內外愛國派容不下任何外國人士對中國大陸環境污染的負面評論。那些人的論點是，你西方把環境污染得最早最厲害，當今在排碳等方面還是人均世界第一，卻來對中國指手畫腳、胡說中國的總量世界第一才是問題，用意不過是欲借國際機構訂定污染限額拖中國崛起的後腿，其心可誅，云云。 不過，一年多以來大陸多地區持續反覆出現大面積空氣嚴重污染事件，卻清楚說明，無論是什麼排名排第幾，也無論外國的批評有何居心，大陸為了催谷GDP增長率而犧牲環境，致令污染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受害者首先是自己的國民。愛國派長期以來在這方面的言論，不僅於事無補，客觀上還替大陸的企業違例污染保駕護航，助長問題惡化。盲目愛國等於害國，此又一明證。 大陸的污染有多嚴重呢？不少人試圖以之和十八、九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前期的狀況相比，多數人認為西方當時嚴重些，有些人的意見則相反；但那樣比較很困難，因為當時的西方還沒有建立環保意識，各種觀測技術和標準都付之闕如，而且表面上相同的發展階段也有深刻的不同經濟和技術特徵，如汽車的使用等。較可行而有意義的對比，是當今大陸與英國二次大戰後至1956年《潔淨空氣法》通過之間的那段時間。儘管如此，可直接比較的數據還是不存在的；只能粗略地說，兩國大城市在這兩個不同時段裏的平均空氣污染程度大致相當。 舉例說，就筆者手頭的不同論文和官方資料顯示，大陸16個大城市在1996-2008年間的PM 10平均數值在0.05-0.16mg/M3（每立方米厘克數）之間【註1】。英國1951年12月（即「臭」名昭著的「倫敦大霧」The Great London Fog發生整整一年之前）12個大城市的煙粒子平均數值在0.12-0.44mg/M3之間【註2】。乍看，應該說英國的數據更惡劣一些；不過，上述大陸數據是平均到2008年為止，而近幾年的大氣污染明顯增加了；而且，上述英國數據是12月份的平均值，而12月是當年英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月份。 如果不看數據而對比文字記錄，結論也可能差不多。英文維基「Great Smog of 1952」條利用多個原始資料得出如下描述：「能見度降至幾碼（yard；一碼約等於一公尺），駕車很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除了地下鐵，公交完全停頓，救護車也不能出動。煙霧滲入室內，一些音樂會、電影取消了。」最嚴重的時候，Sadler's Wells正在演出的歌劇《茶花女》停演，火車停駛、機場封閉。 如果大家留意了最近關於大陸各大城市霧霾來襲的描述報道，便知當地情況和上述英國倫敦1952年的最嚴重情況幾乎一模一樣。筆者在網上搜索得的大陸一年來霧霾災害報道中的最低能見度，在江蘇是「不足五米」【註3】；在哈爾濱是不足三米【註4】。 環境污染源於生產決策者不願付出環保代價。本來，強大的政府權力能夠克服這個問題，但大陸六十多年來都沒有善用這個優勢。毛主義時期，因為要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優於資本主義，不惜採用「竭澤而漁」的生產方式，結果對環境作出前所未有的破壞，卻同時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拙劣性。毛主義失敗之後，環境污染借「市場失靈」繼續肆虐。三十年來，政府公權力不曾認真用作解決「市場失靈」而大量虛耗在其他方面，黨政官員卻因為GDP增長率在「縣際競爭」、「鄉際競爭」等現實之下成為升遷的標尺而忽視環保。不同階段的不同性質錯誤，終於造成今天環境污染超英趕美的困難局面。 三、習近平說對了 上周四是毛澤東120冥壽，大陸官媒配合黨領導熱炒各類有關的紀念活動。習近平的講話，除了輕描淡寫例牌提到毛氏「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中心思想卻是頌讚毛的功業永垂不朽、否定它就是否定共產黨，調子如同北方鄰國的勞動黨最近用以歌頌金仔的時代曲《沒有他我們無法活》。的確，政統一脈相承，沒有當年的毛，就沒有今天的習；全盤徹底否定毛，中共即無以為仗。此乃今天中國人的最廣泛共識。 所謂毛主義，就是馬列斯大林主義加上在毛氏手裏衍生出的政策實踐和理論發展。 毛的政策實踐很多，包括：一面倒親蘇、打韓戰、鬥地主、鬥資本家、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鬥知識分子、農村公社化、大躍進、大煉鋼、上山下鄉、教育革命，等等；換句話說，即是「前三十年」裏所有的、後來已經放棄的重大政策，亦即習近平所說的「彎路」。這條「彎路」，完整包含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念和社會主義綱領。 毛對馬列斯大林主義的理論發展，則只有一個，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述。此即「放手發動群眾，打倒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杜絕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每若干年就要進行一次」；亦即習近平說的「嚴重錯誤」。 若把上述毛的政策實踐和理論提升從毛主義裏剔除，剩下的，其實就是「既沒有毛澤東、也沒有馬克思的列寧斯大林主義」。這個東西，說白了，就是口喊社會主義愛國口號（斯大林發明）的個人獨裁政黨（列寧發明）的專政。若把這個以愛國為表、專政為裏的二元組合也否定，中共真的完蛋。 習近平說的沒錯。 不過，海內外的毛左並不領情。「烏有之鄉」被封之後，部分落難骨幹跑到美國，並以鹽湖城猶他大學經濟系為據點成立網站「紅色中國網」；此網最近貼出的悼毛 短文〈習近平不做李自成，難道要做吳三桂？〉，把習閹割毛主義的要害逐點指出，邏輯和分析確有相當水平，大家有空不妨一讀【註5】。無疑，在今天的中國大 陸，「毛澤東」三字的主要作用在於提供政權某程度的延續合法性以及「有效專政」的手段和「理論根據」，其餘則不過是統治階級賴以欺騙人民的一尊政治圖騰。 氣短集．之二十二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復旦大學闞海東教授等的論文，刊在2012年4月17日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快捷版見http://aje.oxfordjournals.org/co ... aje.kwr425.full.pdf，網上免費閱讀。闞是世衛組織大氣污染工作組唯一中國專家。 【註2】見倫敦官方文件50 Years On：the struggle for air quality in London since the great smog of December 1952，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02 第6頁；http://legacy.london.gov.uk/mayo ... ocs/50_years_on.pdf。 【註3】《中國新聞網》今年12月7日新聞〈能見度不足5米 男子借霧霾將女網友拖至野外强姦〉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12-17/5628259.shtml。 【註4】《新華網》今年10月23日新聞〈持續霧霾困擾哈爾濱 部分地區能見度不足3米〉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10/23/c_125582088.htm。 【註5】見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5008。 |
2013年12月30日 星期一
練乙錚: 闖軍營之少年Pi．霧V霾．毛澤東120
2013年12月23日 星期一
練乙錚：人民鳥籠國．鳥籠自由黨
歷史先例告訴我們，比較完善的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首先帶動的，之後由於其他階級的爭取，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逐步擴大成為跨階級的民主自由。反觀工農革命建立的政權，卻無一例外地走上專政——不是階級專政，而是少數幾個人通過控制革命政黨而逐步實行對整個社會的專政。大陸1949年的革命如是，五十年後今天的香港亦有同樣趨勢：爭取民主自由的力量不敵一黨專政，都因為資產階級缺席。不過，今年在香港，有可能出現轉機，儘管希望細若游絲。
一、困難在於滿清不死
七十年代後期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初，與鄧小平唱對台戲的，是「懂經濟」的保守元老陳雲。此公反對擴大市場經濟，主張把私有制關在以國企為主的公有制籠子裏，認為那樣保共產主義之體、接資本主義之用，國家就安全了、人民就幸福了。三十五年之後回望，陳雲的「鳥籠經濟」早已成為一段人們放在註腳裏的笑話。不過，筆者這次把它放在文章的第一段，乃是因為社會主義祖國依然盛產籠子，口號依然是「把××關在籠子裏」。
漫不經意會覺得那句裏頭××＝權力的話說得好，看清楚現實才發覺被關在籠子裏的，不像是上頭說的黨權官權，而是民權；而且，不是偷偷摸摸地關，而是「在陽光下進行」，就怕你不知道。背後的理論，與大清帝國時期維護滿清統治的張之洞說的，完全一樣：「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滿清何曾滅亡過？
想想看，大陸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鳥籠：生育鳥籠、戶口鳥籠、上訪鳥籠、工會鳥籠、作家鳥籠、記者鳥籠、網絡鳥籠……。中華人民，至今活在鳥籠國裏，好比冷戰時代稱的鐵幕、竹幕。然而，港人就是在這種與帝制相通的鳥籠國情底下爭取民主權利的，而此間一些大大小小的現代張之洞，更替今天的民主運動添上一點百年前興中會、同盟會的味和色。
對北京而言，八九年六四前後制訂的《基本法》是當時一個迫不得已的權宜，裏面的「民主條款」是國內外形勢迫出來的，並非鄧小平等人自願，因此到了要兌現承諾的時候，只可能陽奉陰違。形式上，某些方面要多給一點民主權利嗎？實質上，就有需要在另外的方面減少一些。例如：要全民投票選特首？好，不過要有新的提名限制，不在「字裏行間」，就在「立法原意」裏，無法「不言而喻」，就以「釋法」增加規規條條，總之就是要抵消一人一票所可能帶來的實質民主。的確，無端端為什麼要給你多一點權利呢？難道就為了滿足那區區一紙條文上寫着的東西？
右手給你的，左手要拿回。鳥籠之內，管治的實質、專制的總量不能變。這是北京早已替2047年前的香港定下的「專制總量守恆定律」。
這個定律能否一舉突破，要看資本家。
二、自由黨面對的歷史選擇
英港殖民政權穩定，一靠資本家整體團結，二靠中產階級支持。梁政權因為是「愛國愛港」的「紅底」政權，中產階級與之格格不入，乃意料中事，最終於學生家長反國教一役表露無遺。這個政府又因為是在政經板塊惡鬥中僥倖上台的，加上自身幫派色彩濃厚而無法於取得政權之後與另外更大的板塊言和整合，致令本地資產階級嚴重分裂，彼此勢成水火，最近乃在梁氏會同一眾局長杯葛自由黨二十周年「豪門宴」一事上與唐營商家要人取態大異其趣而大白於天下。梁政權於是失掉英港殖民政權享有的兩個穩定因素。可以說，如果不是阿爺要面子，死馬還當活馬醫、硬撐梁振英苟延殘喘的話，梁政權已經覆亡。
梁振英既與自由黨劃清界線，後者自須另謀出路。所謂出路，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該黨商界支持者在做生意方面的。梁氏在電視發牌事上暴露出的那種心狠手辣與小氣，今後必然表現為擴大打擊商界政敵、分清敵我，即對唐板塊絕對不會客氣，卻會對「自己人」大開方便之門。與此同時，鷸蚌相爭而漁人得利，陸企只須站兩者中間，便可扮演造王者角色（近日中移動的一舉一動值得留意）。這個局面，不僅對香港整體十分不利，對本地商界大小資本家而言，最終也是不利的。
面對這個形勢，政治上，自由黨有兩個選擇。其一是以老方法與梁政權博弈，也就是說，用其背後的力場優勢，挾財力與北京某些派系的政治經濟資源打翻身仗，最後拖垮梁振英，樹倒猢猻散之後，全面接收特區權力。不過，這個策略，就算最後成功了，也不過是把香港政治還原到梁上台之前的那種格局，對消弭本地政治紛爭建立善治沒有絲毫幫助。
其二是大手筆主導改變二十年來的本地政治格局，建立並努力游說北京接受一個香港的「自由民主連線」。在這個廣泛的連線裏，「自由」指自由黨及一切商界與專業人士當中的傳統非泛民但對梁沒有好感的力量；「民主」指各派泛民、各種泛民平台乃至一些比較支持普選的建制內部政治人如曾鈺成等。其政治、政改綱領應該是「在能夠避免激烈社會抗爭的前提下，盡量支持『真普聯』的普選特首選舉方案，以及一個實質上沒有功能組別的立會選舉方案」。
由於梁氏倒行逆施，短短一年多以來便在商界結了不少仇家，最明顯例子當然是王維基；後者有聲勢兼有民意支持，現在還有了新的廣播平台（並決定開設24小時新聞頻道），若成為連線支持者，能發揮的助力未可限量。
不過，這個連線的任務不應在於「反梁」。自由黨及其支持者建立這一連線，更大的任務應該是在香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設一個以民主政體為骨架的自由經濟。這樣的政體之下的自由經濟，與香港一直以來的殖民地自由經濟，兩者之間應有重要分別—— 即未來在維持甚或進一步增進市場特別是勞務市場運作自由的同時，民主政府以較大幅度增加簡單的企業稅，用以支持社會資源再分配，減少貧富懸殊。
如此走向自由民主，北京寸光鼠目之輩肯定不會同意。那麼，自由黨就必須理性地考慮作出「合法的公民抗命」：不必顧慮上頭反對，做了正確的事再用成績作解釋。西方的商學院把這種先斬後奏的行事方式戲稱「耶穌會原則」——跪着求寬恕比站着求許可有效得多。
當然，那樣做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對許多年來習慣了跪着求許可的本地資本家而言，那也許是一種比性無能更難克服的心理障礙。
氣短集．之二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一、困難在於滿清不死
七十年代後期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初，與鄧小平唱對台戲的，是「懂經濟」的保守元老陳雲。此公反對擴大市場經濟，主張把私有制關在以國企為主的公有制籠子裏，認為那樣保共產主義之體、接資本主義之用，國家就安全了、人民就幸福了。三十五年之後回望，陳雲的「鳥籠經濟」早已成為一段人們放在註腳裏的笑話。不過，筆者這次把它放在文章的第一段，乃是因為社會主義祖國依然盛產籠子，口號依然是「把××關在籠子裏」。
漫不經意會覺得那句裏頭××＝權力的話說得好，看清楚現實才發覺被關在籠子裏的，不像是上頭說的黨權官權，而是民權；而且，不是偷偷摸摸地關，而是「在陽光下進行」，就怕你不知道。背後的理論，與大清帝國時期維護滿清統治的張之洞說的，完全一樣：「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滿清何曾滅亡過？
想想看，大陸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鳥籠：生育鳥籠、戶口鳥籠、上訪鳥籠、工會鳥籠、作家鳥籠、記者鳥籠、網絡鳥籠……。中華人民，至今活在鳥籠國裏，好比冷戰時代稱的鐵幕、竹幕。然而，港人就是在這種與帝制相通的鳥籠國情底下爭取民主權利的，而此間一些大大小小的現代張之洞，更替今天的民主運動添上一點百年前興中會、同盟會的味和色。
對北京而言，八九年六四前後制訂的《基本法》是當時一個迫不得已的權宜，裏面的「民主條款」是國內外形勢迫出來的，並非鄧小平等人自願，因此到了要兌現承諾的時候，只可能陽奉陰違。形式上，某些方面要多給一點民主權利嗎？實質上，就有需要在另外的方面減少一些。例如：要全民投票選特首？好，不過要有新的提名限制，不在「字裏行間」，就在「立法原意」裏，無法「不言而喻」，就以「釋法」增加規規條條，總之就是要抵消一人一票所可能帶來的實質民主。的確，無端端為什麼要給你多一點權利呢？難道就為了滿足那區區一紙條文上寫着的東西？
右手給你的，左手要拿回。鳥籠之內，管治的實質、專制的總量不能變。這是北京早已替2047年前的香港定下的「專制總量守恆定律」。
這個定律能否一舉突破，要看資本家。
二、自由黨面對的歷史選擇
英港殖民政權穩定，一靠資本家整體團結，二靠中產階級支持。梁政權因為是「愛國愛港」的「紅底」政權，中產階級與之格格不入，乃意料中事，最終於學生家長反國教一役表露無遺。這個政府又因為是在政經板塊惡鬥中僥倖上台的，加上自身幫派色彩濃厚而無法於取得政權之後與另外更大的板塊言和整合，致令本地資產階級嚴重分裂，彼此勢成水火，最近乃在梁氏會同一眾局長杯葛自由黨二十周年「豪門宴」一事上與唐營商家要人取態大異其趣而大白於天下。梁政權於是失掉英港殖民政權享有的兩個穩定因素。可以說，如果不是阿爺要面子，死馬還當活馬醫、硬撐梁振英苟延殘喘的話，梁政權已經覆亡。
梁振英既與自由黨劃清界線，後者自須另謀出路。所謂出路，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該黨商界支持者在做生意方面的。梁氏在電視發牌事上暴露出的那種心狠手辣與小氣，今後必然表現為擴大打擊商界政敵、分清敵我，即對唐板塊絕對不會客氣，卻會對「自己人」大開方便之門。與此同時，鷸蚌相爭而漁人得利，陸企只須站兩者中間，便可扮演造王者角色（近日中移動的一舉一動值得留意）。這個局面，不僅對香港整體十分不利，對本地商界大小資本家而言，最終也是不利的。
面對這個形勢，政治上，自由黨有兩個選擇。其一是以老方法與梁政權博弈，也就是說，用其背後的力場優勢，挾財力與北京某些派系的政治經濟資源打翻身仗，最後拖垮梁振英，樹倒猢猻散之後，全面接收特區權力。不過，這個策略，就算最後成功了，也不過是把香港政治還原到梁上台之前的那種格局，對消弭本地政治紛爭建立善治沒有絲毫幫助。
其二是大手筆主導改變二十年來的本地政治格局，建立並努力游說北京接受一個香港的「自由民主連線」。在這個廣泛的連線裏，「自由」指自由黨及一切商界與專業人士當中的傳統非泛民但對梁沒有好感的力量；「民主」指各派泛民、各種泛民平台乃至一些比較支持普選的建制內部政治人如曾鈺成等。其政治、政改綱領應該是「在能夠避免激烈社會抗爭的前提下，盡量支持『真普聯』的普選特首選舉方案，以及一個實質上沒有功能組別的立會選舉方案」。
由於梁氏倒行逆施，短短一年多以來便在商界結了不少仇家，最明顯例子當然是王維基；後者有聲勢兼有民意支持，現在還有了新的廣播平台（並決定開設24小時新聞頻道），若成為連線支持者，能發揮的助力未可限量。
不過，這個連線的任務不應在於「反梁」。自由黨及其支持者建立這一連線，更大的任務應該是在香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設一個以民主政體為骨架的自由經濟。這樣的政體之下的自由經濟，與香港一直以來的殖民地自由經濟，兩者之間應有重要分別—— 即未來在維持甚或進一步增進市場特別是勞務市場運作自由的同時，民主政府以較大幅度增加簡單的企業稅，用以支持社會資源再分配，減少貧富懸殊。
如此走向自由民主，北京寸光鼠目之輩肯定不會同意。那麼，自由黨就必須理性地考慮作出「合法的公民抗命」：不必顧慮上頭反對，做了正確的事再用成績作解釋。西方的商學院把這種先斬後奏的行事方式戲稱「耶穌會原則」——跪着求寬恕比站着求許可有效得多。
當然，那樣做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對許多年來習慣了跪着求許可的本地資本家而言，那也許是一種比性無能更難克服的心理障礙。
氣短集．之二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3年12月19日 星期四
練乙錚：「愛國」禍國殃民 「愛港」只是陪襯
北韓勞動黨處死其第二號人物張成澤，震驚世界，連大陸極左刊物《環球時報》，也認為他的下場令人感到「不舒服」。毫無疑問，張在事發之前，曾經是個「愛國愛黨」的典範，可惜，內鬥無情，昨天的「愛國者」，一下子變成「賣國賊」。其實，張成澤不過是「駙馬黨」，就算從北韓勞動黨的觀點看，也不是一個建功立業的人物，因此，俯仰由人，張的結局並不令人感到太意外。反觀中共的無數黨內鬥爭經典事例裏，鬥倒的都是曾經為革命出生入死的黨國元老，罪名不是裏通外國就是內奸叛徒。不知《環球時報》那批編輯，當時也曾為之覺得有點「不舒服」沒有。如此不值一個銅板的「愛X愛Y」標籤，如今竟拿來規範香港民主普選的候選人，笑話不笑話呢？
中國的古老文化崇尚個體自由，終極的政治理想，是政府從有為變成無為；其中隱含着「公權力不過是必要之惡」的觀念，與近代西方主流民主社會對政府的基本不信任，並無二致。這不僅是道家的專有，也一樣出現在儒家的傳統裏。《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註1】
自孔子以降，儒家儘管認為體制重要，但其中心思想依然是人；國家能否善治，要看「士」的修養功夫。孔子講：「人能弘道」。從「誠意、正心」開始，到「治國、平天下」，社會再從小康進到大同，弘道目的便達到了。在這個論述裏，我們看不到國家凌駕個人，更不能想像個體是政權機器裏頭的「一顆小小螺絲帽」，不合規格便扔掉。
「愛國愛黨」 外國入口
儒家也強調「忠君愛國」，但都是有條件的。 在國君之上，還有所謂的「道」，即現代人說的「絕對真理」。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反之，若不以道事君，那種人不過是「具臣」（君王的工具器物）而已【註2】。所以，儒者「忠君愛國」，目的是更高層次的「達道」，即是所謂的「得君行道」。道不行，怎麼辦？乘桴浮於海。中共講的那套「愛國」，無思想無條件的「愛國」，完全不是中國文化裏的東西，而是外來物。哪裏來的呢？斯大林。不是馬克思，不是列寧，而是斯大林。
是的。從李飛到梁愛詩，中共向港人硬銷的那一套「愛國」，是斯大林主義的精粹。馬克思早說過，勞動人民無祖國，列寧講反帝國主義世界革命；到了斯大林，因為他要搞「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因此強調國家機器在先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不僅不能如馬克思所說的自動萎縮，還要大大強化、登峰造極。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Eric van Ree於2002年出版了一本書《斯大林的政治思想——二十世紀革命愛國主義研究》，清楚指出共產黨專政的國家裏的「愛國主義」的源頭便是斯大林。這位作者七十年代的時候是一個毛派，後來卻寫出一系列批判極權主義的書，非常出色。過來人，特別清楚是什麼回事【註3】。
本來，斯大林意義上的革命愛國主義不一定是壞事，但當蘇共治下逐漸出現「新階級」，再談「愛國」並用各種政權手段強化之，無疑鞏固了「新階級」的既得利益。同樣，自從大陸放棄社會主義經濟，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之後，斯大林意義的「愛國」，已完全被權貴資本主義的「愛國」取代了（西方學術界定義法西斯主義，特點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上右傾，政治上左傾專制；但大陸的經濟支柱，無論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很大程度上已被權貴壟斷、予取予攜腐化了，所以其資本主義比上述定義的法西斯主義還要壞）。如此「愛國」，不過是對人民的一種欺騙。
「愛國」作為一種甄選官員升遷的標準，看起來有道理，實行起來壞處多於一切，不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愛國者」，包括黨政官員、人大政協，最後都證實是特大貪污犯？壞處多的原因有兩個，在今天的大陸非常普遍，成為民族墮落的主要緣由。
其一：「愛國」歸根到底是心裏頭的東西，口頭上、行為上都可以偽裝，於是乃有「李爾王悲劇機制」：壞人當面說好話、背裏下毒手，好人恥與那些誇誇其談喜唱高調的「愛國派」為伍；結果，壞人雞犬升天，好人卻受懲罰【註4】。
其二：上頭以「愛國」為升遷標準，於是善於在口頭上、行為上偽裝愛國的人，始終有優勢；久而久之，統治階層的偽善者愈來愈多，為鞏固自身地位，還會惡毒攻擊好人，好人於是靠邊站、坐牢子。這樣，管治便開始走上絕路。
舉國虛偽 源於「愛國」
有人會認為，聽其言、觀其行，便可以分辨真假愛國。理論上如此，但如果這是有效的辦法，中國不會出那麼多貪官污吏野心家；而且，這還要假定最終的掌權者是正直的、明智的。如果那是常態，莎翁的李爾王便是天方夜譚，毫無警世寓意可言。正如人不可以相信一些華爾街金融大鱷一樣，那些滿口「愛國愛港」的港陸政界男女也不能相信。而且，在虛偽掩蓋着貪污的體制裏，能夠攀得上最高權力圈的人，誰能擔保都是正直的、明智的、愛國的？周永康正直嗎、明智嗎？薄熙來又怎樣？溫家寶呢？梁振英呢？除了一個信字，證據何在？是他們在歷次黨內鬥爭中的表態嗎？是他們的愛國宣言嗎？愚忠出於愚信。眾目睽睽之下的民主選舉尚且不能保證選出來的領導人是正直的、明智的，何況小圈子大權力幕後搞弄出來的統治者？
專制國家有專制政治文化，在中國大陸，「愛國愛黨」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結果養成大陸獨有的那種人盡皆知、上行下效的虛偽。現在，「愛國愛黨」的香港版（「愛國愛港、不能反對中央」）行將引進、勢在必行，快要成為港陸融合的又一重要環節。對這句拿來作篩選標準的口號，港人應該怎樣理解呢？
首先，「愛港」是陪襯；有人把香港搞得紛亂不堪一塌糊塗，一樣說自己「愛港」並得到中央支持。其次，「愛國」是障眼語，幫助把語意滑進「不能反對中央」的用意上面去；也就是說，「愛國愛港」是虛，「不能反對中央」才是實，而後者有特殊意義——不能反對當今的最高黨領導。不過，大家都知道，歷史上「當今的最高黨領導」多次犯下歷史性的、曠古未有的大錯，現在卻抬出來要香港人頂禮膜拜。那麼，除了一些懂得鑽營的聰明人和相當數量的鄉愿之外，一般人是無法認同的。這部分是因為，並不如梁愛詩等人物要大家相信的那樣，在美、英、法、加、澳、紐等民主國家裏，地方民眾挑選出來的政治代表，反對中央的例子簡直多得不可勝數。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帝王世紀》是西晉時期皇甫謐編寫的，當不免夾雜了儒、道兩家思想。不過，儒、道同源之說，很早便確立了，胡適之先生也持此觀點，只不過認為老子是消極儒、孔子是積極儒。在《論語》裏，我們可以多次看到孔子對道家人物的尊重。帝堯是儒、道兩家都尊崇的古代賢君。
【註2】《論語》〈先進〉第二十三
【註3】見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 Century Reolutionary Patriotism, by Eric van Ree, RoutledgeCurzon, 2002的第十七章。
【註4】莎翁筆下的李爾王希望得到女兒的愛，大女兒Goneril、二女兒Regan投其所好，甜言蜜語向父親表示愛意，么女Cordelia心愛老父，卻始終不願宣之於口；李爾王於是把國家分予大、二女兒管治，么女什麼也沒有，反而被盛怒的父親放逐。結果，大、二女兒得到權力之後，把李爾王投獄；么女失望上吊自盡。最後，李爾王發現自己的錯誤，但已經太遲，只能於彌留之際，吐出那永恆的嗟嘆與自責：「No, no, no, no, no.」
中國的古老文化崇尚個體自由，終極的政治理想，是政府從有為變成無為；其中隱含着「公權力不過是必要之惡」的觀念，與近代西方主流民主社會對政府的基本不信任，並無二致。這不僅是道家的專有，也一樣出現在儒家的傳統裏。《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註1】
自孔子以降，儒家儘管認為體制重要，但其中心思想依然是人；國家能否善治，要看「士」的修養功夫。孔子講：「人能弘道」。從「誠意、正心」開始，到「治國、平天下」，社會再從小康進到大同，弘道目的便達到了。在這個論述裏，我們看不到國家凌駕個人，更不能想像個體是政權機器裏頭的「一顆小小螺絲帽」，不合規格便扔掉。
「愛國愛黨」 外國入口
儒家也強調「忠君愛國」，但都是有條件的。 在國君之上，還有所謂的「道」，即現代人說的「絕對真理」。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反之，若不以道事君，那種人不過是「具臣」（君王的工具器物）而已【註2】。所以，儒者「忠君愛國」，目的是更高層次的「達道」，即是所謂的「得君行道」。道不行，怎麼辦？乘桴浮於海。中共講的那套「愛國」，無思想無條件的「愛國」，完全不是中國文化裏的東西，而是外來物。哪裏來的呢？斯大林。不是馬克思，不是列寧，而是斯大林。
是的。從李飛到梁愛詩，中共向港人硬銷的那一套「愛國」，是斯大林主義的精粹。馬克思早說過，勞動人民無祖國，列寧講反帝國主義世界革命；到了斯大林，因為他要搞「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因此強調國家機器在先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不僅不能如馬克思所說的自動萎縮，還要大大強化、登峰造極。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Eric van Ree於2002年出版了一本書《斯大林的政治思想——二十世紀革命愛國主義研究》，清楚指出共產黨專政的國家裏的「愛國主義」的源頭便是斯大林。這位作者七十年代的時候是一個毛派，後來卻寫出一系列批判極權主義的書，非常出色。過來人，特別清楚是什麼回事【註3】。
本來，斯大林意義上的革命愛國主義不一定是壞事，但當蘇共治下逐漸出現「新階級」，再談「愛國」並用各種政權手段強化之，無疑鞏固了「新階級」的既得利益。同樣，自從大陸放棄社會主義經濟，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之後，斯大林意義的「愛國」，已完全被權貴資本主義的「愛國」取代了（西方學術界定義法西斯主義，特點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上右傾，政治上左傾專制；但大陸的經濟支柱，無論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很大程度上已被權貴壟斷、予取予攜腐化了，所以其資本主義比上述定義的法西斯主義還要壞）。如此「愛國」，不過是對人民的一種欺騙。
「愛國」作為一種甄選官員升遷的標準，看起來有道理，實行起來壞處多於一切，不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愛國者」，包括黨政官員、人大政協，最後都證實是特大貪污犯？壞處多的原因有兩個，在今天的大陸非常普遍，成為民族墮落的主要緣由。
其一：「愛國」歸根到底是心裏頭的東西，口頭上、行為上都可以偽裝，於是乃有「李爾王悲劇機制」：壞人當面說好話、背裏下毒手，好人恥與那些誇誇其談喜唱高調的「愛國派」為伍；結果，壞人雞犬升天，好人卻受懲罰【註4】。
其二：上頭以「愛國」為升遷標準，於是善於在口頭上、行為上偽裝愛國的人，始終有優勢；久而久之，統治階層的偽善者愈來愈多，為鞏固自身地位，還會惡毒攻擊好人，好人於是靠邊站、坐牢子。這樣，管治便開始走上絕路。
舉國虛偽 源於「愛國」
有人會認為，聽其言、觀其行，便可以分辨真假愛國。理論上如此，但如果這是有效的辦法，中國不會出那麼多貪官污吏野心家；而且，這還要假定最終的掌權者是正直的、明智的。如果那是常態，莎翁的李爾王便是天方夜譚，毫無警世寓意可言。正如人不可以相信一些華爾街金融大鱷一樣，那些滿口「愛國愛港」的港陸政界男女也不能相信。而且，在虛偽掩蓋着貪污的體制裏，能夠攀得上最高權力圈的人，誰能擔保都是正直的、明智的、愛國的？周永康正直嗎、明智嗎？薄熙來又怎樣？溫家寶呢？梁振英呢？除了一個信字，證據何在？是他們在歷次黨內鬥爭中的表態嗎？是他們的愛國宣言嗎？愚忠出於愚信。眾目睽睽之下的民主選舉尚且不能保證選出來的領導人是正直的、明智的，何況小圈子大權力幕後搞弄出來的統治者？
專制國家有專制政治文化，在中國大陸，「愛國愛黨」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結果養成大陸獨有的那種人盡皆知、上行下效的虛偽。現在，「愛國愛黨」的香港版（「愛國愛港、不能反對中央」）行將引進、勢在必行，快要成為港陸融合的又一重要環節。對這句拿來作篩選標準的口號，港人應該怎樣理解呢？
首先，「愛港」是陪襯；有人把香港搞得紛亂不堪一塌糊塗，一樣說自己「愛港」並得到中央支持。其次，「愛國」是障眼語，幫助把語意滑進「不能反對中央」的用意上面去；也就是說，「愛國愛港」是虛，「不能反對中央」才是實，而後者有特殊意義——不能反對當今的最高黨領導。不過，大家都知道，歷史上「當今的最高黨領導」多次犯下歷史性的、曠古未有的大錯，現在卻抬出來要香港人頂禮膜拜。那麼，除了一些懂得鑽營的聰明人和相當數量的鄉愿之外，一般人是無法認同的。這部分是因為，並不如梁愛詩等人物要大家相信的那樣，在美、英、法、加、澳、紐等民主國家裏，地方民眾挑選出來的政治代表，反對中央的例子簡直多得不可勝數。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帝王世紀》是西晉時期皇甫謐編寫的，當不免夾雜了儒、道兩家思想。不過，儒、道同源之說，很早便確立了，胡適之先生也持此觀點，只不過認為老子是消極儒、孔子是積極儒。在《論語》裏，我們可以多次看到孔子對道家人物的尊重。帝堯是儒、道兩家都尊崇的古代賢君。
【註2】《論語》〈先進〉第二十三
【註3】見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 Century Reolutionary Patriotism, by Eric van Ree, RoutledgeCurzon, 2002的第十七章。
【註4】莎翁筆下的李爾王希望得到女兒的愛，大女兒Goneril、二女兒Regan投其所好，甜言蜜語向父親表示愛意，么女Cordelia心愛老父，卻始終不願宣之於口；李爾王於是把國家分予大、二女兒管治，么女什麼也沒有，反而被盛怒的父親放逐。結果，大、二女兒得到權力之後，把李爾王投獄；么女失望上吊自盡。最後，李爾王發現自己的錯誤，但已經太遲，只能於彌留之際，吐出那永恆的嗟嘆與自責：「No, no, no, no, no.」
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
練乙錚：犬決
中共的60年「同志加兄弟」北韓，最近發生了共產世界自大陸文革以來最嚴重、最殘酷的黨內鬥爭，勞動黨第二號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行政部部長張成澤，於上周日（12月8日）在一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上被控「反黨反革命搞宗派活動」的罪名，當場在座位上被捕（照片已經廣發），四日之後「依法」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翌日，《文匯報》的即時快訊率先披露內幕消息，指張成澤的死法是「犬決」。
報道十分詳盡：「張和5名親信被剝光衣後放入鐵欄內，再放入120條餓了3天的東北獵犬撕咬，直到吃光。全過程持續一個小時，金正恩、李雪主（金妻）帶同朝鮮300多高官觀看。【註1】」是否如此，估計難以證實，不過，北韓官方的報道形容張是「連狗都不如」的「人間渣滓」，則顯示「犬決」有可能。張成澤是金日成的女婿、金正恩的姑丈，更是金正日死前親自指定的顧命大臣，協助三子金正恩排除包括來自兩位兄長的干擾順利登基。金正恩誅殺張成澤，在在令人嘆為觀止。不過，共產黨喪失最低限度人性的例子，晚近的歷史上並不罕見；發作之時，那種野蠻程度，依中共以前愛用的口吻說，「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
判決書不長，但內容很精采，比大陸早前發表的薄熙來案潔本判決書有看頭得多。後者完全不提關鍵的權力鬥爭與倒薄的關係，而僅以貪腐瀆職好色等大陸官場常態事做文章；有論者說那種「非政治化」是進步，其實根本是在掩人耳目、弄虛作假，何來進步可言？張成澤的判決書是傳統共產黨那種，政治罪名是首要，其他各種私生活小毛病如看黃照等，不過是例牌陪襯。什麽政治罪名呢？裏通外國搞宗派小圈子妄圖推翻「白頭山血統」，最終奪權。為此，判決書給了張成澤「千古逆賊」的封號。
判決書「自暴其短」
最有意思的是，為證明張的罪行，判決書還大膽引述了他的一些招供內容：「如果今後群眾和軍人的生活進一步惡化，或許軍隊也會贊同政變。……我打算到經濟完全癱瘓、國家瀕臨崩潰的時候，把我的機構和所有經濟機關集中於內閣，並由我來擔任總理。我想，如果我出任總理後，拿出以各種名義籌措的龐大資金解決一些生活問題，人民和軍隊肯定會喊我的萬歲，政變也就順利完成。」這就一下子把北韓經濟面臨崩潰這個國家機密完全暴露。北韓經濟朝不保夕已是人盡皆知，不過壞到了有人要搞政變，而且是由黨國第二號人物親口道出，這還是第一次。
左派《文匯報》脫離常態第一時間作此駭人聽聞的「犬決」報道，可能之前已有最高指示。張成澤是北韓高層當中的北京派，如果北京最後要跟金仔這位頗靠不住的三世「同志加兄弟」反面，把韓戰開打60年以來對北韓的大量人命和金錢投資完全撇賬、止蝕離場而不損害毛主席以降的領導人的外交政策英明神武的話，有必要先把金仔妖魔化。如此，張揚一下「犬決」之說，是開頭一小步，但跟着的困難還多着。
大家知道，《日美安保條約》裏，有所謂的「共同防衞」條款。其實，1961年由周恩來和金日成簽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也有一模一樣的條款：「第二條：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註2】」也就是說，這個條款早已把中共牢牢綁在北韓的戰車上面。
今年3月，北韓單方面退出1953年簽訂的《朝鮮停戰協定》；之前，還廢除了南北韓於1991年簽訂的《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作好了打核戰的準備。由於上述《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每20年續期一次，而上一次續期是在2001年，故北京要順利抽身，至少還得等六七年。中朝、日美這一對包含軍事同盟條款的條約，在目前形勢下，已把東亞變成一個上了引管的火藥桶。就算北京不懼與美日開戰，但如果戰爭是由北韓這位患上遺傳性癲狂症的「同志加兄弟」無端引發，北京被拉下水，硬着頭皮陪打送死，周恩來便馬上成為中華民族的又一千古罪人。
北京提前單方面解約不是不可以，但北韓此後將成為更難對付的世仇，而北京的信譽掃地，以後要締結盟約會很困難。中共當年搞共產，國內民窮財盡死人無數，國外則交了一批損友，遺禍至今；習近平的「前三十年」那筆賬，不知怎麼算的。
每年援韓13億美元
大陸在北韓身上花錢有如倒水；據世銀專家估計，自90年代初開始，大陸一直無償提供北韓全國八成的消費品、百分之四十五的糧食，還代付九成的能源進口。以金錢計算，每年給北韓的支援約為13億美元【註3】。換來的是什麼呢？英國前駐北韓大使 John Everard 去年出版了一本關於北韓的書，裏面提到北韓人對美國並不特別反感，反而最鄙視、最討厭的，是中國人【註4】。對此，作者覺得有點奇怪；其實，說穿了很容易理解：不是當年有一百幾十萬中國人當抗美援朝「志願軍」幫了金仔的爺爺一把，今天窮得半死不活的一般北韓人，早已和南韓人一樣活得那麼風光。換作你是北韓人，不會永世把中國人恨得咬牙切齒？
不過，彼此彼此，現在大陸的人，也沒有多少個喜歡北韓的；窮不特已，不圖報恩貪得無厭，還在東北亞興風作浪給北京添煩添亂。因此，大陸外交界已經不少人認為，不應再支援北韓，就讓它垮掉，由南韓統一朝鮮半島，與之結成反日聯盟，更省事可靠。有趣的是，領導人似乎也有「何必當初」的感覺了。張成澤事件發生後，超保守刊物《環球軍事》刊登了一篇訪問，受訪對象是上海華東大學朝鮮問題專家于秀勤教授，其中提到「習主席在執政後，曾經通過媒體表示，在朝鮮戰爭中，中國派遣軍隊有失偏頗【註5】。」
如果這個報道屬實，則表示北京領導人對韓戰的歷史，有了新的、更務實的看法。然而，張成澤事件對北京的影響，還只是剛剛開始。13日鳳凰衛視根據大陸高層人士提供的消息報道謂，北韓兩個副總理受張成澤牽連，為保命已出逃中國。平壤會不會向北京要人？北京會不會同意向金正恩交人？如果事情發展導致外交矛盾，那麼，中朝關係趨冷、最終降級，就不過是時間問題。不過，這樣做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能夠同時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否則的話，中日、中朝關係都緊張，再加上美國「重返東亞」，北京便應接不暇。中日關係有沒有轉機呢？筆者認為不一定沒有。
本月7日，即張成澤被拘押之後兩天，中共前外交官、曾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沙祖康在《環球時報》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說：「要盡全力避免中日軍事衝突，因為一旦出現戰爭，將不會是甲午戰爭或二次大戰那樣的規模。這一點，美國、中國，乃至日本，肯定都不希望。」他還說：「中日為了釣魚島那兩塊『破石頭』開戰，不值得。」後者在大陸是全新觀點，筆者百分之一百同意。早於今年8月1日（解放軍建軍節），筆者在本報發表《領土未必神聖，本土立於歷史》一文，認為中國在一些海外孤島上的領土利益不是核心利益；國人更不應視之為「神聖」而覺得必須傾全國之武力去捍衛，以免因小失大。若沙祖康的觀點在大陸領導層裏得到更廣泛認同，則北京要集中精力對付北韓，還是可以辦得到。
率先報道意圖「撇清」
「犬決」一事，無論有無發生，效果都很震盪；物以類聚，北京也因此面目無光。左報率先報道，多少有點「撇清」的意圖，但能否改變世人觀感，要看北京的領導人能否審時度勢知所取捨，遠離損友，踏出理順東亞由北到南緊張關係的第一步。
氣短集．之二十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文匯報》報道見 http://news.wenweipo.com/2013/12/12/IN1312120039.htm。
【註2】《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草約文本見《維基文庫》。
【註3】資料見美國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今年2月文章 http://www.cfr.org/china/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p11097。
【註4】Only Beautiful, Please : A British Diplomat in North Korea, John Everard,Stanford University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見此書第五章）
【註5】《環球軍事》文章見 http://www.armystar.com/hqjs/2013-12-11_13632_5.html。
報道十分詳盡：「張和5名親信被剝光衣後放入鐵欄內，再放入120條餓了3天的東北獵犬撕咬，直到吃光。全過程持續一個小時，金正恩、李雪主（金妻）帶同朝鮮300多高官觀看。【註1】」是否如此，估計難以證實，不過，北韓官方的報道形容張是「連狗都不如」的「人間渣滓」，則顯示「犬決」有可能。張成澤是金日成的女婿、金正恩的姑丈，更是金正日死前親自指定的顧命大臣，協助三子金正恩排除包括來自兩位兄長的干擾順利登基。金正恩誅殺張成澤，在在令人嘆為觀止。不過，共產黨喪失最低限度人性的例子，晚近的歷史上並不罕見；發作之時，那種野蠻程度，依中共以前愛用的口吻說，「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
判決書不長，但內容很精采，比大陸早前發表的薄熙來案潔本判決書有看頭得多。後者完全不提關鍵的權力鬥爭與倒薄的關係，而僅以貪腐瀆職好色等大陸官場常態事做文章；有論者說那種「非政治化」是進步，其實根本是在掩人耳目、弄虛作假，何來進步可言？張成澤的判決書是傳統共產黨那種，政治罪名是首要，其他各種私生活小毛病如看黃照等，不過是例牌陪襯。什麽政治罪名呢？裏通外國搞宗派小圈子妄圖推翻「白頭山血統」，最終奪權。為此，判決書給了張成澤「千古逆賊」的封號。
判決書「自暴其短」
最有意思的是，為證明張的罪行，判決書還大膽引述了他的一些招供內容：「如果今後群眾和軍人的生活進一步惡化，或許軍隊也會贊同政變。……我打算到經濟完全癱瘓、國家瀕臨崩潰的時候，把我的機構和所有經濟機關集中於內閣，並由我來擔任總理。我想，如果我出任總理後，拿出以各種名義籌措的龐大資金解決一些生活問題，人民和軍隊肯定會喊我的萬歲，政變也就順利完成。」這就一下子把北韓經濟面臨崩潰這個國家機密完全暴露。北韓經濟朝不保夕已是人盡皆知，不過壞到了有人要搞政變，而且是由黨國第二號人物親口道出，這還是第一次。
左派《文匯報》脫離常態第一時間作此駭人聽聞的「犬決」報道，可能之前已有最高指示。張成澤是北韓高層當中的北京派，如果北京最後要跟金仔這位頗靠不住的三世「同志加兄弟」反面，把韓戰開打60年以來對北韓的大量人命和金錢投資完全撇賬、止蝕離場而不損害毛主席以降的領導人的外交政策英明神武的話，有必要先把金仔妖魔化。如此，張揚一下「犬決」之說，是開頭一小步，但跟着的困難還多着。
大家知道，《日美安保條約》裏，有所謂的「共同防衞」條款。其實，1961年由周恩來和金日成簽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也有一模一樣的條款：「第二條：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註2】」也就是說，這個條款早已把中共牢牢綁在北韓的戰車上面。
今年3月，北韓單方面退出1953年簽訂的《朝鮮停戰協定》；之前，還廢除了南北韓於1991年簽訂的《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作好了打核戰的準備。由於上述《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每20年續期一次，而上一次續期是在2001年，故北京要順利抽身，至少還得等六七年。中朝、日美這一對包含軍事同盟條款的條約，在目前形勢下，已把東亞變成一個上了引管的火藥桶。就算北京不懼與美日開戰，但如果戰爭是由北韓這位患上遺傳性癲狂症的「同志加兄弟」無端引發，北京被拉下水，硬着頭皮陪打送死，周恩來便馬上成為中華民族的又一千古罪人。
北京提前單方面解約不是不可以，但北韓此後將成為更難對付的世仇，而北京的信譽掃地，以後要締結盟約會很困難。中共當年搞共產，國內民窮財盡死人無數，國外則交了一批損友，遺禍至今；習近平的「前三十年」那筆賬，不知怎麼算的。
每年援韓13億美元
大陸在北韓身上花錢有如倒水；據世銀專家估計，自90年代初開始，大陸一直無償提供北韓全國八成的消費品、百分之四十五的糧食，還代付九成的能源進口。以金錢計算，每年給北韓的支援約為13億美元【註3】。換來的是什麼呢？英國前駐北韓大使 John Everard 去年出版了一本關於北韓的書，裏面提到北韓人對美國並不特別反感，反而最鄙視、最討厭的，是中國人【註4】。對此，作者覺得有點奇怪；其實，說穿了很容易理解：不是當年有一百幾十萬中國人當抗美援朝「志願軍」幫了金仔的爺爺一把，今天窮得半死不活的一般北韓人，早已和南韓人一樣活得那麼風光。換作你是北韓人，不會永世把中國人恨得咬牙切齒？
不過，彼此彼此，現在大陸的人，也沒有多少個喜歡北韓的；窮不特已，不圖報恩貪得無厭，還在東北亞興風作浪給北京添煩添亂。因此，大陸外交界已經不少人認為，不應再支援北韓，就讓它垮掉，由南韓統一朝鮮半島，與之結成反日聯盟，更省事可靠。有趣的是，領導人似乎也有「何必當初」的感覺了。張成澤事件發生後，超保守刊物《環球軍事》刊登了一篇訪問，受訪對象是上海華東大學朝鮮問題專家于秀勤教授，其中提到「習主席在執政後，曾經通過媒體表示，在朝鮮戰爭中，中國派遣軍隊有失偏頗【註5】。」
如果這個報道屬實，則表示北京領導人對韓戰的歷史，有了新的、更務實的看法。然而，張成澤事件對北京的影響，還只是剛剛開始。13日鳳凰衛視根據大陸高層人士提供的消息報道謂，北韓兩個副總理受張成澤牽連，為保命已出逃中國。平壤會不會向北京要人？北京會不會同意向金正恩交人？如果事情發展導致外交矛盾，那麼，中朝關係趨冷、最終降級，就不過是時間問題。不過，這樣做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能夠同時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否則的話，中日、中朝關係都緊張，再加上美國「重返東亞」，北京便應接不暇。中日關係有沒有轉機呢？筆者認為不一定沒有。
本月7日，即張成澤被拘押之後兩天，中共前外交官、曾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沙祖康在《環球時報》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說：「要盡全力避免中日軍事衝突，因為一旦出現戰爭，將不會是甲午戰爭或二次大戰那樣的規模。這一點，美國、中國，乃至日本，肯定都不希望。」他還說：「中日為了釣魚島那兩塊『破石頭』開戰，不值得。」後者在大陸是全新觀點，筆者百分之一百同意。早於今年8月1日（解放軍建軍節），筆者在本報發表《領土未必神聖，本土立於歷史》一文，認為中國在一些海外孤島上的領土利益不是核心利益；國人更不應視之為「神聖」而覺得必須傾全國之武力去捍衛，以免因小失大。若沙祖康的觀點在大陸領導層裏得到更廣泛認同，則北京要集中精力對付北韓，還是可以辦得到。
率先報道意圖「撇清」
「犬決」一事，無論有無發生，效果都很震盪；物以類聚，北京也因此面目無光。左報率先報道，多少有點「撇清」的意圖，但能否改變世人觀感，要看北京的領導人能否審時度勢知所取捨，遠離損友，踏出理順東亞由北到南緊張關係的第一步。
氣短集．之二十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文匯報》報道見 http://news.wenweipo.com/2013/12/12/IN1312120039.htm。
【註2】《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草約文本見《維基文庫》。
【註3】資料見美國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今年2月文章 http://www.cfr.org/china/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p11097。
【註4】Only Beautiful, Please : A British Diplomat in North Korea, John Everard,Stanford University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見此書第五章）
【註5】《環球軍事》文章見 http://www.armystar.com/hqjs/2013-12-11_13632_5.html。
2013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練乙錚：從路姆西事件看泛民於「和理1.5非」光譜點上集結
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小小一隻北歐毛公仔的香港故事，上了兩岸四地、東南亞、中東、乃至世界各國的主要網站、傳媒，瞬間成為國際新聞笑柄、梁政府「highly unpopular」的一個佐證。不過，由於毛公仔的名字要用廣東話念才能意會，北京及駐港京官可能到現在還懵然不明到底發生了什麼回事；看來，特首心戰室諸猛將及新聞官員不僅要費一番唇舌小心向阿爺解畫，還得好好研究有多少本來毫無政治意識的毛公仔愛好者因事件而無端感染了反梁意識。一片挖苦聲中，筆者無意對落井的梁氏丟石頭，反而想借事件分析困擾泛民群眾多時的「和理非非」與「和理非」之間由淺而深的矛盾。
自數年前泛民陣營分化為溫和與激進兩翼之後，後者在創造議題、發明抗爭手段、開拓與轉化政治光譜等方面的成績明顯佔優。策動五區公投、催生本土意識，是兩個重要的、具促進意義的激進實踐；上周梁國雄等人向特首擲出的那隻毛公仔，更猶如在本地的高電荷政治力場裏打出一顆實驗粒子，剎那間揭示出市民當中存有強大的講不是粗口的粗口「罵梁」的潛力。原來，只要包裝得法、音義之間有足夠距離，港人無分斯文粗魯，並不介意以一句事實上比WTF嚴重得多的不雅語的化身，去表達對當今政權的怨憤、輕藐。也就是說，在「和理雙非」與「和理單非」這兩個光譜點之間，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和理1.5非」光譜點，以之為中心的交集人數很多。
「和理非」終有市場
當初，泛民的兩翼分化，是以一方講粗口、一方要斯文為引子的。講說話斯文與否，是家庭背景、個人性情和環境因素等多方面的條件決定的，例外當然有，但一般而言，中上階級、專業、受良好教育出身的人，尤其家長和女性，比較少講粗口。由於歷史原因，現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很多領導者都來自這種背景，形成俗稱的「和理非非」民主運動綱領，絕非偶然。然而，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說話不那麼規矩的，在這個綱領下面參與運動，就會覺得不暢快，「和理非」於是有市場。
本來，上述分野，不過是表面的、風格上的分野，問題不大。但是，由於九七之後的歷屆特區政府領導無方，貧富懸殊加劇，中下階層年輕人尤其看不到出路，北京卻於此時加緊幕後操控，甚至推出一班比正統左派還要極端的「地下黨」上台管治而把政事搞得亂七八糟；在這樣的場景裏，民眾的不滿升溫，一次又一次沸騰，遂形成一股反政府的恆久激進力量。這股力量自然更多地滙聚在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當中，「和理非」於是由單純的風格，發展為有不同政治意識內涵和主張的運動，其中有些人更開始對「和」「理」「非」都產生懷疑。
撞鐘和尚不簡單
政治光譜變化了，原本的民主政黨不能再代表激進群眾，激進政黨應運而生。當時有不少泛民人士為此擔憂，但筆者認為這是必然發展，不應視之為壞事，甚至明白指出：「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同室齟齬，不如分頭發展、擴闊政治光譜，在政改決鬥之日面對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布局，再來一個大聯合【註1】。後來的發展怎麼樣呢？分兩步來講。
2010年夏，分化後的泛民兩翼各自完成了一項民主實踐：推動五區公投、讓改良區議會議席方案過關；其後的大型民調顯示，在所有市民當中的泛民整體支持度大幅上升，超逾百分之三十，拋離總得分稍跌的當權派陣營兩倍，初次顯露雙翼齊飛格局的優勢【註2】。
在那段時間及其後的一段日子裏，泛民溫和與激進兩翼之間出現很多摩擦，包括一些道德指摘和選舉期間的敵意攻擊。這兩種現象之中，後者可說是分裂過程中的必然。這是因為激進派的領導不能只是口頭上說自己激進，而必須以某種方式在溫和派與自己之間劃出無從回頭的楚河漢界，並為之付出不可挽回的代價，方能真正取信於激進群眾。在博弈學裏，這種真金白銀破釜沉舟式的做法叫作「strategic commitment」；反之，口講無憑的做法叫作「cheap talk」，通常不能取信於多數人。選舉期間割席式的敵意攻擊，可視作「strategic commitment」的例子。不過，兩翼之間出現的對彼此的道德指摘，卻是完全不必的。
溫和派完全可以自身不認同講粗口，但必須明白，講粗口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民主運動不是一個提升人們禮貌與修養的最佳過程，所以溫和派完全不應斤斤計較對方的語言禮貌，更不應公開鄙夷之。反過來說，激進派把溫和派封作「飯民」，亦反映一種過分的「唯我獨革」心態。革命家捷古華拉曾說過：能夠當一個槍林彈雨之下的革命者當然重要，但在急風暴雨之餘，當一個過平常日子的革命者（everyday revolutionary），也許更不容易。是的，每個人的境況、責任、氣質都有不同，能夠十年如一日為民主事業作一點小小的事，實屬難能可貴，當一輩子撞鐘的和尚，確實不簡單。
其實，激進與溫和兩翼的優點是互補的。前者善於衝鋒陷陣，思想靈活但天生的菱角不利團結而經常鬧分裂；後者不一定富浪漫激情但細水長流圓通潤達，穩定是常態。過去一兩年，激進泛民分裂又分裂，很多人以為是個別激進派領導人的性格問題，其實不然；也有人見狀覺得可惜而扼腕不已，其實亦不必。經濟理論對溫和與激進團體的這些特性有很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認為，溫和團體的穩定、激進團體的分裂，都是可預知的理性傾向，各有其好處壞處，何來厚此薄彼【註3】？
兩翼之間的道德指摘固然不宜，發展到後來卻成為對對方忠誠的質疑和否定，互指對方是投降派、無間道；那才是真正無稽、可惜。筆者認識兩位分別屬於兩派的要人，一是民主黨的張文光，一是激進派的黃毓民。張是筆者早年任教於天主教培聖中學時的學生；黃則是筆者的「哎吔學生」——筆者進培聖之時，他已從該校畢業，但他一直以「老師」稱呼筆者，那是他身上的中華文化因素使然。去年，筆者特地為「投降派、無間道」之說分別找過兩位詳談；細聽之後，筆者得出的結論是，都沒有真憑實據，指控都是基於一系列的推測。系出同門、曾經同志，現在卻勢如水火，那絕對是一個遺憾，因為那種有關忠誠的指控，是既不必、亦不應的，然而卻不斷影響着兩翼各自的支持者。
不過，事情不是沒有轉機。兩個因素決定泛民兩翼在今後幾年裏必須在策略上協調。
泛民兩翼須整合
一是香港的民主事業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決定的前夜，而對手後面的支持，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強大，所掌控的政府及非政府資源亦比以前多得多，泛民團結一致也不一定能在極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成功取得民主改革，何況四分五裂？一是同期間，政治光譜又起了變化，「中間到不能再中間」的民眾不少也趨向激進，但他們的取態，既非現存的溫和、亦非現存的激進，而更像在兩者之間；「學民思潮」推動的反國教洗腦運動及其延續，最近的電視發牌三挑二事件引發的抗爭運動，以及正在密鑼緊鼓積聚能量的「和平佔中」公民抗命運動，等等，都是如此。這與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和理1.5非」光譜點上開始累積群眾，也許不止是一個巧合。
由於激進一翼已經成型，前一階段的泛民兩翼分流可謂完成任務（甚或是超額完成了！），鐘擺去到極點，開始蕩回。就看泛民兩翼的一眾領導、以及領導後面的群眾，能否適時順勢，作第二階段的實務整合，擺出最強陣勢，迎接今後數年裏的各次重要戰役。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2010年6月23日本報拙文《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註2】見2010年8月10日本報拙文《泛民雙翼初飛 彼此道德批判不宜》。
【註3】這方面的經典分析是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Laurence R. Iannaccone1988年發表於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4的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頁S241-268）
自數年前泛民陣營分化為溫和與激進兩翼之後，後者在創造議題、發明抗爭手段、開拓與轉化政治光譜等方面的成績明顯佔優。策動五區公投、催生本土意識，是兩個重要的、具促進意義的激進實踐；上周梁國雄等人向特首擲出的那隻毛公仔，更猶如在本地的高電荷政治力場裏打出一顆實驗粒子，剎那間揭示出市民當中存有強大的講不是粗口的粗口「罵梁」的潛力。原來，只要包裝得法、音義之間有足夠距離，港人無分斯文粗魯，並不介意以一句事實上比WTF嚴重得多的不雅語的化身，去表達對當今政權的怨憤、輕藐。也就是說，在「和理雙非」與「和理單非」這兩個光譜點之間，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和理1.5非」光譜點，以之為中心的交集人數很多。
「和理非」終有市場
當初，泛民的兩翼分化，是以一方講粗口、一方要斯文為引子的。講說話斯文與否，是家庭背景、個人性情和環境因素等多方面的條件決定的，例外當然有，但一般而言，中上階級、專業、受良好教育出身的人，尤其家長和女性，比較少講粗口。由於歷史原因，現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很多領導者都來自這種背景，形成俗稱的「和理非非」民主運動綱領，絕非偶然。然而，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說話不那麼規矩的，在這個綱領下面參與運動，就會覺得不暢快，「和理非」於是有市場。
本來，上述分野，不過是表面的、風格上的分野，問題不大。但是，由於九七之後的歷屆特區政府領導無方，貧富懸殊加劇，中下階層年輕人尤其看不到出路，北京卻於此時加緊幕後操控，甚至推出一班比正統左派還要極端的「地下黨」上台管治而把政事搞得亂七八糟；在這樣的場景裏，民眾的不滿升溫，一次又一次沸騰，遂形成一股反政府的恆久激進力量。這股力量自然更多地滙聚在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當中，「和理非」於是由單純的風格，發展為有不同政治意識內涵和主張的運動，其中有些人更開始對「和」「理」「非」都產生懷疑。
撞鐘和尚不簡單
政治光譜變化了，原本的民主政黨不能再代表激進群眾，激進政黨應運而生。當時有不少泛民人士為此擔憂，但筆者認為這是必然發展，不應視之為壞事，甚至明白指出：「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同室齟齬，不如分頭發展、擴闊政治光譜，在政改決鬥之日面對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布局，再來一個大聯合【註1】。後來的發展怎麼樣呢？分兩步來講。
2010年夏，分化後的泛民兩翼各自完成了一項民主實踐：推動五區公投、讓改良區議會議席方案過關；其後的大型民調顯示，在所有市民當中的泛民整體支持度大幅上升，超逾百分之三十，拋離總得分稍跌的當權派陣營兩倍，初次顯露雙翼齊飛格局的優勢【註2】。
在那段時間及其後的一段日子裏，泛民溫和與激進兩翼之間出現很多摩擦，包括一些道德指摘和選舉期間的敵意攻擊。這兩種現象之中，後者可說是分裂過程中的必然。這是因為激進派的領導不能只是口頭上說自己激進，而必須以某種方式在溫和派與自己之間劃出無從回頭的楚河漢界，並為之付出不可挽回的代價，方能真正取信於激進群眾。在博弈學裏，這種真金白銀破釜沉舟式的做法叫作「strategic commitment」；反之，口講無憑的做法叫作「cheap talk」，通常不能取信於多數人。選舉期間割席式的敵意攻擊，可視作「strategic commitment」的例子。不過，兩翼之間出現的對彼此的道德指摘，卻是完全不必的。
溫和派完全可以自身不認同講粗口，但必須明白，講粗口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民主運動不是一個提升人們禮貌與修養的最佳過程，所以溫和派完全不應斤斤計較對方的語言禮貌，更不應公開鄙夷之。反過來說，激進派把溫和派封作「飯民」，亦反映一種過分的「唯我獨革」心態。革命家捷古華拉曾說過：能夠當一個槍林彈雨之下的革命者當然重要，但在急風暴雨之餘，當一個過平常日子的革命者（everyday revolutionary），也許更不容易。是的，每個人的境況、責任、氣質都有不同，能夠十年如一日為民主事業作一點小小的事，實屬難能可貴，當一輩子撞鐘的和尚，確實不簡單。
其實，激進與溫和兩翼的優點是互補的。前者善於衝鋒陷陣，思想靈活但天生的菱角不利團結而經常鬧分裂；後者不一定富浪漫激情但細水長流圓通潤達，穩定是常態。過去一兩年，激進泛民分裂又分裂，很多人以為是個別激進派領導人的性格問題，其實不然；也有人見狀覺得可惜而扼腕不已，其實亦不必。經濟理論對溫和與激進團體的這些特性有很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認為，溫和團體的穩定、激進團體的分裂，都是可預知的理性傾向，各有其好處壞處，何來厚此薄彼【註3】？
兩翼之間的道德指摘固然不宜，發展到後來卻成為對對方忠誠的質疑和否定，互指對方是投降派、無間道；那才是真正無稽、可惜。筆者認識兩位分別屬於兩派的要人，一是民主黨的張文光，一是激進派的黃毓民。張是筆者早年任教於天主教培聖中學時的學生；黃則是筆者的「哎吔學生」——筆者進培聖之時，他已從該校畢業，但他一直以「老師」稱呼筆者，那是他身上的中華文化因素使然。去年，筆者特地為「投降派、無間道」之說分別找過兩位詳談；細聽之後，筆者得出的結論是，都沒有真憑實據，指控都是基於一系列的推測。系出同門、曾經同志，現在卻勢如水火，那絕對是一個遺憾，因為那種有關忠誠的指控，是既不必、亦不應的，然而卻不斷影響着兩翼各自的支持者。
不過，事情不是沒有轉機。兩個因素決定泛民兩翼在今後幾年裏必須在策略上協調。
泛民兩翼須整合
一是香港的民主事業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決定的前夜，而對手後面的支持，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強大，所掌控的政府及非政府資源亦比以前多得多，泛民團結一致也不一定能在極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成功取得民主改革，何況四分五裂？一是同期間，政治光譜又起了變化，「中間到不能再中間」的民眾不少也趨向激進，但他們的取態，既非現存的溫和、亦非現存的激進，而更像在兩者之間；「學民思潮」推動的反國教洗腦運動及其延續，最近的電視發牌三挑二事件引發的抗爭運動，以及正在密鑼緊鼓積聚能量的「和平佔中」公民抗命運動，等等，都是如此。這與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和理1.5非」光譜點上開始累積群眾，也許不止是一個巧合。
由於激進一翼已經成型，前一階段的泛民兩翼分流可謂完成任務（甚或是超額完成了！），鐘擺去到極點，開始蕩回。就看泛民兩翼的一眾領導、以及領導後面的群眾，能否適時順勢，作第二階段的實務整合，擺出最強陣勢，迎接今後數年裏的各次重要戰役。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2010年6月23日本報拙文《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註2】見2010年8月10日本報拙文《泛民雙翼初飛 彼此道德批判不宜》。
【註3】這方面的經典分析是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Laurence R. Iannaccone1988年發表於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4的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頁S241-268）
2013年12月9日 星期一
練乙錚：誤中副車．商人名譽．明光社
今天寫的三則，頭兩則分別講「雞蛋事件」和關於李嘉誠的一道思考題，比較輕鬆。第三則談論宗教界近年出現的以「反同」為主的掛一思維（fixation）；這種思維，最近在羅馬公教裏受到新科教宗方濟各的嚴厲批評，在美國也遭遇愈來愈多的信徒抵制，成為當地福音派退潮的一個重要原因，足令香港「反同」派深思。
一、不應丟雞蛋的兩個理由
特首落區作勢諮詢，激進泛民饗以老蛋，卻誤中副車，其後的表現，大家看過了。丟雞蛋這種行為，可令一些心胸狹窄的政客老羞成怒而大出其醜，故對丟蛋者而言，「本小利大」——看似如此，其實不然。雞蛋砸中別人眼睛的話，碎裂蛋殼可以致盲，法庭的處分可以很重；如果是誤中副車或誤中途人，那受害者就很冤枉，故筆者不贊成丟雞蛋，要洩憤，丟雞蛋不如丟番茄。
丟雞蛋、丟茄子等「風俗」，很奇怪，只在法治國家裏發生，雖然都是非法。這是因為有法治，政客捱了雞蛋，得到的法律救濟與庶民捱雞蛋一樣，並不會因為是當什麼級的高官而有所不同；這當然便宜了那些政治丟蛋客。換作是在非法治地方如大陸、北韓、蘇俄等，向高級官員黨幹丟雞蛋等行為絕對不可想像，因為抓到了，輕的進秦城，重的馬上槍斃，都不是鬧着玩的。
政治上而言，在民主國家裏，丟雞蛋這種行為其實無傷大雅，絕不會產生如此間有人說的影響言論自由之類的嚴重後果，當地輿論一般不會重視，變成新聞不過是花邊；政客被砸，也樂得有機會表演一下風度和急才，卻絕對不能發作（像梁振英那樣鼓目而視、甚或副車代他捱砸還給他剝奪發言自由的例子，根本不會有），因為向着你丟雞蛋的人，既有可能是反對派的人，也有可能是一個對你極度失望的前度支持者。選民是你的主人，向你丟雞蛋就好比老闆向你發發脾氣，你怎麼可以發作？
因此，丟雞蛋等行為，只在民主法治社會裏流行；香港有法治而無民主，故以丟雞蛋這種手法對待小圈子出身的梁振英，有點過分抬舉，不合適。不過，若是以前拿來對付肥彭，那筆者倒認為可以，卻不是因為英國人有向政客丟雞蛋的傳統，而是他一定會有精彩表演：一句「可惜不是蛋撻」，港人便可笑足三日。
二、港陸有別
小心看過最近《南方都市報》的李嘉誠訪問的讀者，當會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矛盾。李氏說，他在大陸捐錢蓋的大學或慈善機構的樓房館所，一概不用他的名字命名，反映他做善事不在意樹立個人名譽。然而，他在香港作捐獻，卻沒有這個規矩。何解？
商人做善事造福社會，社會得到實惠，回報以名譽；這種「實至」、「名歸」，是很好的一種互動，每一個文明社會都有，筆者當年念的大學，就是以大學成立之初的一位重要捐獻者之名為名。李氏的有關做法，明顯表現出一種「港陸有別」。然而，《南都》的訪問對此沒有交代，筆者也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解釋，故不如當作一道思考題，寫下來請讀者動動腦筋想出一個究竟。
三、掛一於「反同」的基督徒
筆者沒有宗教信仰，卻對今年3月獲選出任羅馬公教教宗、尊號方濟各的Jorge Mario Bergoglio頗有好感。他獲選的消息公布之後，不少教徒都想知道，這位來自阿根廷的「方濟各」，其尊號所指的，到底是耶穌會創辦人之一的方濟各沙勿略，還是鮑思高慈幼會主保聖人「沙利士的方濟各」，還是貧苦人、動物、生態環境主保聖人、方濟各（小兄弟）修會尊崇的「亞西西的方濟各」【註1】。
其實，教宗方濟各和信眾猜測的三個方濟各都有關係。他本人屬於耶穌會，更是羅馬公教史上第一個當上教宗的耶穌會士。少年時候，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所鮑思高慈幼會主辦的小學上過學。在阿根廷傳道的幾十年裏，他不僅因為一直關心最受壓迫的貧下階層而廣受稱道，而且更在阿根廷極右派打倒貝隆、反覆奪權並實行專政的六七十年代裏，不斷在幕後幫助、拯救被抓的工運和反抗運動分子。
這位新科教宗知道信眾當中的這個疑問之後，馬上解釋：「是亞西西的方濟各。」不僅如此，他還講述了原因：選舉當日，坐在他身邊的是老朋友巴西紅衣主教Cláudio Hummes；投票結果一出，後者馬上轉過身來和他擁抱，並在他耳邊說：「不要忘記窮苦人。」這令他登時想起亞西西的方濟各，遂以之為尊號（當然，這個解釋也大方得體地免除了修會之間可能產生的一些「醋意」）。
人如其名，教宗上任不久，便強調教會必須以宣道及服務窮苦人群為兩大職責（後者即教會常稱的「mercy」，指「主的慈愛」），更公開批判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對低下階層的壓榨與掠奪。然而，最令教會人士驚異的，還是他在8月份的一連串訪問裏談到一系列宗教道德問題時所顯示的態度。
他這樣說：「我們不可以片面地強調墮胎、同性婚姻、避孕等問題。……教會的各種義理不能等量齊觀。宣道的部門不能掛一於傳播一堆支離破碎的信條而強加於人。……必須講出《聖經》的本義（主的慈愛），因為那樣才最能打動人心；……從這點出發，才能引申出其他道德規條。……現在的情況，卻常常是本末倒置。……我們不能把《聖經》的訊息閹割得只剩下一些縱然重要、本身卻不能揭示基督帶來的訊息的道德規條。」【註2】
的確，毛澤東也不提倡墮胎，希特拉也禁止同性戀；如果一些信教團體也獨沽一味作此等無情鬥爭，哪有半點「主的慈愛」味道呢？所以，教宗方濟各還這樣說：「如果一位同性戀者信仰主、有善心，我有什麼資格去對這樣的一個人作道德審判呢？」【註3】這樣的語調、取態，和前任教宗很不一樣。
方濟各這樣要求公教信眾反省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美國的福音派（Evangelicals）日漸式微。1973年，美國墮胎合法化的議案成為法律，福音派與篤本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合流，對抗此項立法，兩派後來更成為「反同」盟友。不過，美國社會幾十年來急速走向多元，女權和同志平權愈來愈為年輕一代接受，福音派與篤本派的信眾，因此不斷給其他更能包容的教派吸收【註4】。這對於掛一漏萬、沉醉於「反同」的那些基督徒而言，無疑是一個警惕。
氣短集．之十九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英文一般寫作Francis Xavier），1506年生於今天的西班牙，公教來華傳道第一人，1552年離開日本抵達中國廣東台山外海的上川島，等候前往大陸之際病歿；他傳教時嚴禁外方信眾中的一切「偶像崇拜」，後來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糾正了這個錯誤。沙利士的方濟各（François de Sales, 1567-1622），生於今天的法國，著作很多，1923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封他為寫作、傳媒人的主保聖人。亞西西的方濟各（Francesco d'Assisi, 1181-1226），生於意大利富貴家庭，長大後卻忤逆父親，終身服務社會上最低賤的人群。
【註2】完整訪問內容見http://americamagazine.org/pope-interview；引述的部分在此頁的大約一半處。這個訪問值得一讀。
【註3】見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3489702
【註4】見The American Scholar2014年冬季號封面文章Where Are The People？ （《信眾哪裏去了？》）免費網上閱讀連結：http://theamericanscholar.org/wh ... =email#.UqMnB_QW1Ap
一、不應丟雞蛋的兩個理由
特首落區作勢諮詢，激進泛民饗以老蛋，卻誤中副車，其後的表現，大家看過了。丟雞蛋這種行為，可令一些心胸狹窄的政客老羞成怒而大出其醜，故對丟蛋者而言，「本小利大」——看似如此，其實不然。雞蛋砸中別人眼睛的話，碎裂蛋殼可以致盲，法庭的處分可以很重；如果是誤中副車或誤中途人，那受害者就很冤枉，故筆者不贊成丟雞蛋，要洩憤，丟雞蛋不如丟番茄。
丟雞蛋、丟茄子等「風俗」，很奇怪，只在法治國家裏發生，雖然都是非法。這是因為有法治，政客捱了雞蛋，得到的法律救濟與庶民捱雞蛋一樣，並不會因為是當什麼級的高官而有所不同；這當然便宜了那些政治丟蛋客。換作是在非法治地方如大陸、北韓、蘇俄等，向高級官員黨幹丟雞蛋等行為絕對不可想像，因為抓到了，輕的進秦城，重的馬上槍斃，都不是鬧着玩的。
政治上而言，在民主國家裏，丟雞蛋這種行為其實無傷大雅，絕不會產生如此間有人說的影響言論自由之類的嚴重後果，當地輿論一般不會重視，變成新聞不過是花邊；政客被砸，也樂得有機會表演一下風度和急才，卻絕對不能發作（像梁振英那樣鼓目而視、甚或副車代他捱砸還給他剝奪發言自由的例子，根本不會有），因為向着你丟雞蛋的人，既有可能是反對派的人，也有可能是一個對你極度失望的前度支持者。選民是你的主人，向你丟雞蛋就好比老闆向你發發脾氣，你怎麼可以發作？
因此，丟雞蛋等行為，只在民主法治社會裏流行；香港有法治而無民主，故以丟雞蛋這種手法對待小圈子出身的梁振英，有點過分抬舉，不合適。不過，若是以前拿來對付肥彭，那筆者倒認為可以，卻不是因為英國人有向政客丟雞蛋的傳統，而是他一定會有精彩表演：一句「可惜不是蛋撻」，港人便可笑足三日。
二、港陸有別
小心看過最近《南方都市報》的李嘉誠訪問的讀者，當會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矛盾。李氏說，他在大陸捐錢蓋的大學或慈善機構的樓房館所，一概不用他的名字命名，反映他做善事不在意樹立個人名譽。然而，他在香港作捐獻，卻沒有這個規矩。何解？
商人做善事造福社會，社會得到實惠，回報以名譽；這種「實至」、「名歸」，是很好的一種互動，每一個文明社會都有，筆者當年念的大學，就是以大學成立之初的一位重要捐獻者之名為名。李氏的有關做法，明顯表現出一種「港陸有別」。然而，《南都》的訪問對此沒有交代，筆者也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解釋，故不如當作一道思考題，寫下來請讀者動動腦筋想出一個究竟。
三、掛一於「反同」的基督徒
筆者沒有宗教信仰，卻對今年3月獲選出任羅馬公教教宗、尊號方濟各的Jorge Mario Bergoglio頗有好感。他獲選的消息公布之後，不少教徒都想知道，這位來自阿根廷的「方濟各」，其尊號所指的，到底是耶穌會創辦人之一的方濟各沙勿略，還是鮑思高慈幼會主保聖人「沙利士的方濟各」，還是貧苦人、動物、生態環境主保聖人、方濟各（小兄弟）修會尊崇的「亞西西的方濟各」【註1】。
其實，教宗方濟各和信眾猜測的三個方濟各都有關係。他本人屬於耶穌會，更是羅馬公教史上第一個當上教宗的耶穌會士。少年時候，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所鮑思高慈幼會主辦的小學上過學。在阿根廷傳道的幾十年裏，他不僅因為一直關心最受壓迫的貧下階層而廣受稱道，而且更在阿根廷極右派打倒貝隆、反覆奪權並實行專政的六七十年代裏，不斷在幕後幫助、拯救被抓的工運和反抗運動分子。
這位新科教宗知道信眾當中的這個疑問之後，馬上解釋：「是亞西西的方濟各。」不僅如此，他還講述了原因：選舉當日，坐在他身邊的是老朋友巴西紅衣主教Cláudio Hummes；投票結果一出，後者馬上轉過身來和他擁抱，並在他耳邊說：「不要忘記窮苦人。」這令他登時想起亞西西的方濟各，遂以之為尊號（當然，這個解釋也大方得體地免除了修會之間可能產生的一些「醋意」）。
人如其名，教宗上任不久，便強調教會必須以宣道及服務窮苦人群為兩大職責（後者即教會常稱的「mercy」，指「主的慈愛」），更公開批判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對低下階層的壓榨與掠奪。然而，最令教會人士驚異的，還是他在8月份的一連串訪問裏談到一系列宗教道德問題時所顯示的態度。
他這樣說：「我們不可以片面地強調墮胎、同性婚姻、避孕等問題。……教會的各種義理不能等量齊觀。宣道的部門不能掛一於傳播一堆支離破碎的信條而強加於人。……必須講出《聖經》的本義（主的慈愛），因為那樣才最能打動人心；……從這點出發，才能引申出其他道德規條。……現在的情況，卻常常是本末倒置。……我們不能把《聖經》的訊息閹割得只剩下一些縱然重要、本身卻不能揭示基督帶來的訊息的道德規條。」【註2】
的確，毛澤東也不提倡墮胎，希特拉也禁止同性戀；如果一些信教團體也獨沽一味作此等無情鬥爭，哪有半點「主的慈愛」味道呢？所以，教宗方濟各還這樣說：「如果一位同性戀者信仰主、有善心，我有什麼資格去對這樣的一個人作道德審判呢？」【註3】這樣的語調、取態，和前任教宗很不一樣。
方濟各這樣要求公教信眾反省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美國的福音派（Evangelicals）日漸式微。1973年，美國墮胎合法化的議案成為法律，福音派與篤本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合流，對抗此項立法，兩派後來更成為「反同」盟友。不過，美國社會幾十年來急速走向多元，女權和同志平權愈來愈為年輕一代接受，福音派與篤本派的信眾，因此不斷給其他更能包容的教派吸收【註4】。這對於掛一漏萬、沉醉於「反同」的那些基督徒而言，無疑是一個警惕。
氣短集．之十九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英文一般寫作Francis Xavier），1506年生於今天的西班牙，公教來華傳道第一人，1552年離開日本抵達中國廣東台山外海的上川島，等候前往大陸之際病歿；他傳教時嚴禁外方信眾中的一切「偶像崇拜」，後來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糾正了這個錯誤。沙利士的方濟各（François de Sales, 1567-1622），生於今天的法國，著作很多，1923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封他為寫作、傳媒人的主保聖人。亞西西的方濟各（Francesco d'Assisi, 1181-1226），生於意大利富貴家庭，長大後卻忤逆父親，終身服務社會上最低賤的人群。
【註2】完整訪問內容見http://americamagazine.org/pope-interview；引述的部分在此頁的大約一半處。這個訪問值得一讀。
【註3】見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3489702
【註4】見The American Scholar2014年冬季號封面文章Where Are The People？ （《信眾哪裏去了？》）免費網上閱讀連結：http://theamericanscholar.org/wh ... =email#.UqMnB_QW1Ap
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練乙錚：福澤諭吉、張之洞與三中全會的中體西用論
上月21日筆者為文指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新一輪經濟改革路線，竟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一一對應，若合符節。不過，大家也知道，習近平主導的那個會，除了一點門面功夫，在政治上大體是保守甚或倒退的。因此，會議的精神，實可與晚清張之洞、馮桂芳等人倡導的「中體西用」等量齊觀。所不同者，張、馮說的「中體」，指傳統中華儒家思想（統治者版本），而上述三中全會的「中體」，則是赤裸裸的馬列史毛權力論。故後者雖曰「中」，其實無半點中國文化味，指的不過是和現今所有發達國的政治文明背道而馳罷了。百多年來的變法維新，中國依然落後「小日本」一大截；箇中原因，可從日本明治時期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文集《勸學篇》與張之洞的同名作的對比中清楚看出。
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開了日本鎖國之門；越明年，日美締結《神奈川條約》（日文漢字正式名稱是《日本國米利堅合眾國和親條約》）草約。又六年，日本軍艦「咸臨丸」全程護送外交官到美國加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日艦該次出航，比解放軍戰艦1997年首次成功橫度太平洋抵美訪問，早了137年。「咸臨丸」艦上當艦長助理兼翻譯的，乃一粗通英語的年輕學者；此人便是福澤諭吉。2004年，他的肖像印在每一張新發行的一萬日圓（最大面額）紙幣上面。
福澤諭吉的啟示
福澤諭吉（1835-1901年）生於大阪附近一個藩國的下等武士家庭；出生當晚，寒微而好儒學的父親剛巧獲得一本記錄大清乾隆法令的《上諭條例》，遂給他取名為「諭吉」。兩歲不到，父親就死了。由於家貧，諭吉很遲才上學，但進步很快，打下堅實的漢學基礎。19歲，慣於特立獨行的他，一個人跑到九州長崎，修習蘭學。日本人說的「蘭學（rangaku）」，和蘭花無關，更完全不是什麽「調理農務」的東西（一笑），而是指「荷蘭學」，即日本最早的「洋學（西學）」。
荷蘭人早於16世紀末葉已經到了日本，落腳點就是在九州西南一帶。大家記得，明朝末年，流竄於福建海域一帶的海賊鄭芝龍，便是跟隨荷蘭人經商到日本，在九州平戶娶了一位日本女子生下鄭成功的。當時的荷蘭，是歐洲貿易最發達、科技最先進的國家，經濟起飛比英國還早。由於蘭學和基督教的傳播，日本於17、18世紀已經不斷接觸西方文明；後來儘管鎖國禁教，卻是鎖而不封，和荷蘭人通商不絕，更輸入各種技術和科學，包括化學、物理、醫學等等。到了福澤諭吉的時代，由於美國兵臨城下，日本人更需要荷蘭當時高超的火砲船艦製造技術，對懂荷蘭語的人才需求相當大。上述日本軍艦「咸臨丸」，便是於1857年從荷蘭買回來的。（這令人想起141年之後，1998年大陸向俄國購買「瓦格良」航艦、後改名「遼寧」號那回事。）
福澤諭吉在九州學得荷蘭語之後，到了東京，開設了一間教授荷蘭語的蘭學塾，後改授英語，1868年改名慶應義塾（「慶應」是明治之前的天皇年號。此義塾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後者是當今與早稻田齊名的一流私立大學，畢業生包括豐田汽車的CEO豐田章男、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橋本龍太郎、犬養毅等；民國志士林覺民亦於此校畢業。慶應義塾的校訓是「獨立自尊」；這在集體觀念濃厚、等級名分意識蓋過一切、幾乎沒有獨立人格可言的日本傳統文化中，饒有意義。
福澤諭吉美國行之後，又到過歐洲諸國；回來之後，寫了明治維新時期最豐富深入的一套十冊洋學啟蒙書《西洋事情》，很快賣了二十萬餘本，牽動了年輕人當中的洋學熱。1871年，明治天皇頒布「廢藩改縣」令（猶如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維新進入決定性階段。翌年，福澤開始發表《勸學篇》（日文原名《學問のすゝめ》）；文章連序共18篇約8萬字，又是洛陽紙貴，估計當時每10個日本人便有一個看過至少其中一篇。
大家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到，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確是兩個背景截然不同的人物。張之洞生於河北一個官宦家庭，父親是鄉試舉人，官至知府（古稱太守，很高級的地方官，管一個城市；相當於今天一個地級市如石家莊等的市長）；他自己是進士探花（殿試第三名），當過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光緒及宣統的軍機大臣，官至大學士。福澤則除了做過幕僚，從未當過官；明治曾經要他出來做官，他婉拒了，寧願一生當一個私塾老師。科舉出身的、當官的，往往傾向維護統治階級、政統、道統。學者，只要不是利欲熏心，比較能夠客觀地看長遠、全局問題。
還有一個分別：張之洞沒有出過國門，根本沒有對外國的第一手見聞。福澤多次在歐美遊歷，每次回來，見聞豐富了，而且總是書刊滿載而歸，可以著書立說。眼界有高下，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遊學》裏，勸喻習西學者要出國觀察，但提議去的地方，「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這個提議，真是好打有限。
中國大文化的優越感
不過，最重要的差別，大概是二人的大文化背景和心態。中國文化發達得早，國人從來認為自己最優越，是「天下」的中心；外來者頂多不過是會點奇技淫巧的蠻夷；這種「以我為主」心態，顯得非常自然（喜歡稱呼「小日本」，就是反映）。日本人則不同，千百年來當慣了學生，向別人學習，不會說是「下問」，更不會覺得羞愧，一切以實用為原則，連自己的文字裏，也加進了大量漢字以及用「片假名」拼出來的各國外來語詞，而不覺得有什麽大問題。魯迅先生倡導的「拿來主義」，很可能有他的日本淵源。日本人以這種心態學習、模仿外國事物，同時有一種「忘我的自信」，所以，學了人家所有的東西，卻依然能夠把自己的文化精華保存。
張之洞的《勸學篇》分內篇和外篇，內篇九篇放在前面，跟着才是外篇十五篇；每篇兩千字左右，合共四萬餘字。內篇，不消說，就是「體」的部分；外篇，就是「用」的部分。如果用今天大陸流行的黨八股來形容，內篇就是那些「牢牢」什麽、「堅決」什麽、「絕不」什麽的意識形態劃了紅線碰不得的東西；外篇就是如三中全會《決定》裏的那一組「華盛頓共識」條條，即可以靈活運用、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事物。福澤的《勸學篇》，當然也有要批判和要提倡的東西，但通篇看，沒有張之洞的那種結構堅硬的二分法。
那麽，到底張之洞的《勸學篇》和福澤的《勸學篇》，內涵的主要分別是什麽？篇幅關係，今天只能簡單交代一點筆者認為是最重要的【註】。
張之洞是純粹的國家主義者，個人並不重要，民權是個壞東西，平等就會生惡。內篇第一篇講「同心」，就是統一認識；任務是「三保」：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國家是機器；聖教是意識形態；華種是集體。「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這和大陸近數天所有官媒高調宣傳的一篇「網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麽都不是》的觀點完全一致。（這篇「網文」裏的一句口號：「沒有國，哪有家」，則跟本地左派政黨中人的那句口頭禪一模一樣。）這種思想再發揮，就是文革時期的「小小螺絲帽」理論：個人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大機器裏的一顆螺絲帽，不合規格擰出來扔掉就是，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不必要的、危險的。
強調個人獨立重平等
福澤當然認為國家重要，但他的《勸學篇》裏卻把起點放在個人上面。第一篇講平等；跟着講自由。然後講個人的獨立；這點福澤講得最多最透徹：「沒有獨立精神的人，就不會深切地關懷國事。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想依賴他人，那麽全國就都是些依賴他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他的臉皮就同鐵一樣厚。對於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應當與人講理的時候也不敢講理，見人只知道屈服。一見上面的人，就說不出一點道理；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種柔順的樣子，就像家裏所餵的瘦狗，真可以說是毫無氣節和不知羞耻之極。……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進而保衞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如此講求人格獨立，就呼應了慶應義塾「獨立自尊」的校訓。
中日兩國都曾試圖維新，日本成功了，中國卻一次又一次失敗，到今天還是擔心亡黨亡國、害怕西方列強顛覆。中國人不比日本人笨；資源不比日本人少。意識形態的差錯與頑固，也許是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兩篇《勸學篇》在網上都可免費閱讀；都不太長，大半天可讀完。至於，張之洞的文章則見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36335/ ；古白話寫的，不太難。福澤諭吉的中譯本見http://www.zhlzw.com/lzsj/mz/87947.html。
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開了日本鎖國之門；越明年，日美締結《神奈川條約》（日文漢字正式名稱是《日本國米利堅合眾國和親條約》）草約。又六年，日本軍艦「咸臨丸」全程護送外交官到美國加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日艦該次出航，比解放軍戰艦1997年首次成功橫度太平洋抵美訪問，早了137年。「咸臨丸」艦上當艦長助理兼翻譯的，乃一粗通英語的年輕學者；此人便是福澤諭吉。2004年，他的肖像印在每一張新發行的一萬日圓（最大面額）紙幣上面。
福澤諭吉的啟示
福澤諭吉（1835-1901年）生於大阪附近一個藩國的下等武士家庭；出生當晚，寒微而好儒學的父親剛巧獲得一本記錄大清乾隆法令的《上諭條例》，遂給他取名為「諭吉」。兩歲不到，父親就死了。由於家貧，諭吉很遲才上學，但進步很快，打下堅實的漢學基礎。19歲，慣於特立獨行的他，一個人跑到九州長崎，修習蘭學。日本人說的「蘭學（rangaku）」，和蘭花無關，更完全不是什麽「調理農務」的東西（一笑），而是指「荷蘭學」，即日本最早的「洋學（西學）」。
荷蘭人早於16世紀末葉已經到了日本，落腳點就是在九州西南一帶。大家記得，明朝末年，流竄於福建海域一帶的海賊鄭芝龍，便是跟隨荷蘭人經商到日本，在九州平戶娶了一位日本女子生下鄭成功的。當時的荷蘭，是歐洲貿易最發達、科技最先進的國家，經濟起飛比英國還早。由於蘭學和基督教的傳播，日本於17、18世紀已經不斷接觸西方文明；後來儘管鎖國禁教，卻是鎖而不封，和荷蘭人通商不絕，更輸入各種技術和科學，包括化學、物理、醫學等等。到了福澤諭吉的時代，由於美國兵臨城下，日本人更需要荷蘭當時高超的火砲船艦製造技術，對懂荷蘭語的人才需求相當大。上述日本軍艦「咸臨丸」，便是於1857年從荷蘭買回來的。（這令人想起141年之後，1998年大陸向俄國購買「瓦格良」航艦、後改名「遼寧」號那回事。）
福澤諭吉在九州學得荷蘭語之後，到了東京，開設了一間教授荷蘭語的蘭學塾，後改授英語，1868年改名慶應義塾（「慶應」是明治之前的天皇年號。此義塾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後者是當今與早稻田齊名的一流私立大學，畢業生包括豐田汽車的CEO豐田章男、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橋本龍太郎、犬養毅等；民國志士林覺民亦於此校畢業。慶應義塾的校訓是「獨立自尊」；這在集體觀念濃厚、等級名分意識蓋過一切、幾乎沒有獨立人格可言的日本傳統文化中，饒有意義。
福澤諭吉美國行之後，又到過歐洲諸國；回來之後，寫了明治維新時期最豐富深入的一套十冊洋學啟蒙書《西洋事情》，很快賣了二十萬餘本，牽動了年輕人當中的洋學熱。1871年，明治天皇頒布「廢藩改縣」令（猶如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維新進入決定性階段。翌年，福澤開始發表《勸學篇》（日文原名《學問のすゝめ》）；文章連序共18篇約8萬字，又是洛陽紙貴，估計當時每10個日本人便有一個看過至少其中一篇。
大家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到，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確是兩個背景截然不同的人物。張之洞生於河北一個官宦家庭，父親是鄉試舉人，官至知府（古稱太守，很高級的地方官，管一個城市；相當於今天一個地級市如石家莊等的市長）；他自己是進士探花（殿試第三名），當過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光緒及宣統的軍機大臣，官至大學士。福澤則除了做過幕僚，從未當過官；明治曾經要他出來做官，他婉拒了，寧願一生當一個私塾老師。科舉出身的、當官的，往往傾向維護統治階級、政統、道統。學者，只要不是利欲熏心，比較能夠客觀地看長遠、全局問題。
還有一個分別：張之洞沒有出過國門，根本沒有對外國的第一手見聞。福澤多次在歐美遊歷，每次回來，見聞豐富了，而且總是書刊滿載而歸，可以著書立說。眼界有高下，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遊學》裏，勸喻習西學者要出國觀察，但提議去的地方，「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這個提議，真是好打有限。
中國大文化的優越感
不過，最重要的差別，大概是二人的大文化背景和心態。中國文化發達得早，國人從來認為自己最優越，是「天下」的中心；外來者頂多不過是會點奇技淫巧的蠻夷；這種「以我為主」心態，顯得非常自然（喜歡稱呼「小日本」，就是反映）。日本人則不同，千百年來當慣了學生，向別人學習，不會說是「下問」，更不會覺得羞愧，一切以實用為原則，連自己的文字裏，也加進了大量漢字以及用「片假名」拼出來的各國外來語詞，而不覺得有什麽大問題。魯迅先生倡導的「拿來主義」，很可能有他的日本淵源。日本人以這種心態學習、模仿外國事物，同時有一種「忘我的自信」，所以，學了人家所有的東西，卻依然能夠把自己的文化精華保存。
張之洞的《勸學篇》分內篇和外篇，內篇九篇放在前面，跟着才是外篇十五篇；每篇兩千字左右，合共四萬餘字。內篇，不消說，就是「體」的部分；外篇，就是「用」的部分。如果用今天大陸流行的黨八股來形容，內篇就是那些「牢牢」什麽、「堅決」什麽、「絕不」什麽的意識形態劃了紅線碰不得的東西；外篇就是如三中全會《決定》裏的那一組「華盛頓共識」條條，即可以靈活運用、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事物。福澤的《勸學篇》，當然也有要批判和要提倡的東西，但通篇看，沒有張之洞的那種結構堅硬的二分法。
那麽，到底張之洞的《勸學篇》和福澤的《勸學篇》，內涵的主要分別是什麽？篇幅關係，今天只能簡單交代一點筆者認為是最重要的【註】。
張之洞是純粹的國家主義者，個人並不重要，民權是個壞東西，平等就會生惡。內篇第一篇講「同心」，就是統一認識；任務是「三保」：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國家是機器；聖教是意識形態；華種是集體。「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這和大陸近數天所有官媒高調宣傳的一篇「網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麽都不是》的觀點完全一致。（這篇「網文」裏的一句口號：「沒有國，哪有家」，則跟本地左派政黨中人的那句口頭禪一模一樣。）這種思想再發揮，就是文革時期的「小小螺絲帽」理論：個人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大機器裏的一顆螺絲帽，不合規格擰出來扔掉就是，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不必要的、危險的。
強調個人獨立重平等
福澤當然認為國家重要，但他的《勸學篇》裏卻把起點放在個人上面。第一篇講平等；跟着講自由。然後講個人的獨立；這點福澤講得最多最透徹：「沒有獨立精神的人，就不會深切地關懷國事。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想依賴他人，那麽全國就都是些依賴他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他的臉皮就同鐵一樣厚。對於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應當與人講理的時候也不敢講理，見人只知道屈服。一見上面的人，就說不出一點道理；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種柔順的樣子，就像家裏所餵的瘦狗，真可以說是毫無氣節和不知羞耻之極。……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進而保衞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如此講求人格獨立，就呼應了慶應義塾「獨立自尊」的校訓。
中日兩國都曾試圖維新，日本成功了，中國卻一次又一次失敗，到今天還是擔心亡黨亡國、害怕西方列強顛覆。中國人不比日本人笨；資源不比日本人少。意識形態的差錯與頑固，也許是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兩篇《勸學篇》在網上都可免費閱讀；都不太長，大半天可讀完。至於，張之洞的文章則見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36335/ ；古白話寫的，不太難。福澤諭吉的中譯本見http://www.zhlzw.com/lzsj/mz/87947.html。
2013年12月2日 星期一
練乙錚：「撤資」．李超人 vs 李卓人
上周最轟動的兩則新聞，要算北京設置東海空防識別區，以及《南方都市報》訪問李嘉誠。前者雖與「保釣」直接有關，但港人四十年來，無論是哪一個年齡群、左還是右、經歷過「保釣運動」與否，對釣魚島問題的關注，皆已大不如前。因此，儘管東海空防識別區的設置令東亞形勢遽然升溫，哄動一時無兩，但只要打不成仗，港人的內心反應，始終如隔岸觀火，並不會覺得特別切身。這不一定與愛不愛「國」有關，而是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甚或「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大結局。後者則不然，李氏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在牽動港人心弦，因為對整整三代人而言，他都是香港的一個重要標誌，解讀縱有不同，卻最有「廣泛代表性」【註1】。
一、「李氏力場」的重心和原點
《南都》的訪問，內容很多方面，本文只取其中兩個議題進行分析，餘的容後再論。首先談「撤資」。
李氏受訪當日，開門見山談的就是「撤資」問題。可是，他也這樣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辯解，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如此，為什麽又把「撤資」看得那麼重要，需要親自出來澄清？
大家知道，在港陸關係史上，自1984年老牌港英資本怡和控股公司遷冊百慕達起，「撤資」這個詞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涵義，意味着資本對共產政權的一種不信任乃至否定。「外」商撤資猶可以（怡和至今還有四成收益來自大陸），換作是華商撤資，則嚴重者等同背叛，在北京眼中是死罪一條。
如是者，當「超人撤資」論先後在香港、大陸出現，李氏便有必要出來鄭而重之地作一番表白，向市民也向北京說明自己和集團都沒有撤資意圖，同時特別點明有生之年都不會遷冊。至於近期傳出集團在港陸數處的資產售賣消息，李氏聲稱不過乃按形勢轉變而作的投資組合比重重新優化而已，是對股東利益負責者應有之義，絕非坊間說的撤資。李氏的辯解，有其事實和數據支持，筆者沒有強烈理由懷疑，也找不出資料證偽。因此，「李氏力場」的重心儘管已在海外、原點依然堅留香港，還是可接受之說；讓疑點利益歸李氏，亦比較公平。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麽如李氏所言，撤資之說興於香港、大陸，而為他在其餘五十個有投資的國家裏減持資產時所無？是港、陸人特別仇富嗎？是大家對李氏有特別強烈的偏見嗎？不是的。
筆者認為，把一個從港、陸減持資產的財團說成「撤資」而講法隱隱然具濃厚政治涵義，根本原因在於那是共產黨的一貫想法，而為一般民主國家所無。北京一向認為，華商和大陸做生意、回祖國投資，就是愛國愛黨的具體表現。正面例子，霍英東在五十年代初已經樹立了。本來，這個想法不一定錯，但共產黨在絕對化思維之下，卻在資本家在國內投資和愛國愛黨兩者之間劃了恆等號。因此，它還可以反過來說：不回國投資，或者投了資而要調走，都是不愛國、不可靠、對黨有懷疑的行為表現。共產黨有此想法，有更深入的原因，那就是它把投進大陸的華人資本視為一種把柄，你肯讓黨拿着把柄，才能徹底證明你忠於黨、不會心懷異志；你若不肯，就證明你心裏有鬼。最近的「電視發牌事件」中，王維基的下場就是反面例子【註2】。
黨既有此一貫想法，民眾順着黨的思維去套，把華人資本家減持港、陸資產視為「撤資」，就完全符合國情。特別是，如果一位資本家，與領導人或其下面的代理（例如梁振英），在有某種嫌隙的情況下，減持當地資產特別是在地資產【註3】，「撤資」說就更加在邏輯上順理成章。故筆者認為，李氏儘管被屈而感憤憤不平，但是，持「撤資」論的港、陸市民其實相當理性，不亞於其他國家裏未曾指說過他撤資的人。因此，李氏深思，當能明白，撤資「笑話」並不可笑，李氏亦不可因之對市民生怨，因為所反映的，乃當今政權之下，國家的可嘆一面、民族思維的一種扭曲。
二、超 vs 卓
經濟學總體均衡理論第三定理說明，在市場經濟自然均衡點上，如果人們認為收入分配太懸殊，則可由政府進行起點資源的再分配，然後讓市場重新運作，所達到的新的均衡點依然是經濟效率最高的，收入分配卻比之前平均。這個定理沒有給工會或工人運動預留任何角色。事實上，勞工經濟學的主流論述更認為，市場經濟中的工會體制，歸根究底不能替工人階級的總體帶來好處，而罷工最好也只不過能達到次優（second-best）的結果。這些理論，已經千錘百煉、無懈可擊。
不過，在今年初貨櫃碼頭工人對抗資方進行罷工的事件中，筆者卻把同情心放在工人一邊。原因有兩個：
一、長期以來，政府在日益嚴重的收入懸殊面前，沒有足夠地、正確地執行上述「起點資源再分配」；二、本地資產階級不僅從來沒有要求、也沒有支持過政府作適當的再分配立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罷工，可能達到局部次優，因此值得支持。
社會處理貧富懸殊、勞工生計等一系列問題，正確的做法是把階級鬥爭、勞資糾紛從企業內部完全外化，集體擺到社會上、議會裏去解決；所需的再分配資源，則由政府通過向企業課稅取得。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裏，企業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細胞、肌體，一旦受勞資糾紛感染，不能按市場規律運作，生產力便受打擊，到頭來對勞資雙方都不利，是一個雙輸結局。
具體而言，所謂正確做法，包括政府對低收入人士的失業保險、消費、教育、醫療（後兩者是人本資源投資）進行補貼；在這個前提下，訂立適當的貧窮線是好的。最錯誤的做法，是普遍設置最低工資、規定嚴格的僱傭條例限制僱主解僱等，因為這妨礙了企業按市場規律運作。有人會說：這不是搞「叢林資本主義」了嗎？正是，不過只是在生產物品和服務的環節。「叢林」的生命力最旺盛，一旦人工化，經濟增長就受損。
通俗點說，在企業生產環節，除了在市場失靈的少數情況下，應該實行「叢林資本主義」，由企業把餅做大，再由政府做兩件「社會主義」的事：課簡單而更高的企業稅，然後進行適當規模的二次分配。這樣，政府把企業裏的階級鬥爭、勞資矛盾接過來，基本上將之變成政府與僱傭階級之間的矛盾，集中在有序的政治渠道即民選議會之內解決。為此，資產階級要培養能夠替他們代言的議會人才。這樣，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的本分便有清晰界定；社會經濟裏的不和諧，集中到小小議事堂的吵吵鬧鬧裏去，專業地解決。西方國家走的，基本上是這條路，雖然十分錯誤地加上了最低工資立法。
在生產環節的「叢林」裏，工人是否工資低、易炒魷、無尊嚴？並不。有合理的社會失業保障撐腰，每一個勞工在工作崗位上都會有自衞能力，資本家不能肆意欺壓。
達到這種社會境界，關鍵是政府能夠課足夠的企業稅。《南都》訪問李氏，談到貧富懸殊，他說：「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業稅，以支持長遠的發展。」筆者認為，這種「表示不介意」顯示了良好願望，但遠遠不足夠。在此事上，李氏應如出力辦他自己的慈善基金會那樣，又或者是真的像他所說的「從頭來過，會從政」那樣，努力在資本家群體當中發起一個「提高企業稅、取代最低工資法」的政治運動，徹底改變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之間這方面的功能關係，達到社會整體最高度和諧。這樣做，李嘉誠和李卓人之間，並非沒有交集。
氣短集．之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該訪問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34
【註2】2000年代初、筆者還是任職政府的時候，有一次，三位本港紡織製衣業翹楚約筆者討論對當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其中兩位在大陸有很大投資，一位則由於某種技術原因完全沒有；後者告訴筆者，因為沒有在大陸投資，多次受到來自駐港京官含蓄而明顯的質疑，感到有壓力。王維基的遭遇，並非偶然。
【註3】「在地資產」即non-tradeable goods；「在地」不一定指其物理性。舉例說，假設大陸宣布強行接管香港而引發中產移民，則中價樓和中產零售業及商舖不會有很多港外資金接貨而價值大跌，但國際貨運碼頭業務則因為不必擔心沒有外資買家而價值堅挺；兩種資產同樣有物理意義上的「在地性」，但在經濟學而言，前者屬於「在地」（non-tradeable)，後者則不是。
一、「李氏力場」的重心和原點
《南都》的訪問，內容很多方面，本文只取其中兩個議題進行分析，餘的容後再論。首先談「撤資」。
李氏受訪當日，開門見山談的就是「撤資」問題。可是，他也這樣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辯解，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如此，為什麽又把「撤資」看得那麼重要，需要親自出來澄清？
大家知道，在港陸關係史上，自1984年老牌港英資本怡和控股公司遷冊百慕達起，「撤資」這個詞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涵義，意味着資本對共產政權的一種不信任乃至否定。「外」商撤資猶可以（怡和至今還有四成收益來自大陸），換作是華商撤資，則嚴重者等同背叛，在北京眼中是死罪一條。
如是者，當「超人撤資」論先後在香港、大陸出現，李氏便有必要出來鄭而重之地作一番表白，向市民也向北京說明自己和集團都沒有撤資意圖，同時特別點明有生之年都不會遷冊。至於近期傳出集團在港陸數處的資產售賣消息，李氏聲稱不過乃按形勢轉變而作的投資組合比重重新優化而已，是對股東利益負責者應有之義，絕非坊間說的撤資。李氏的辯解，有其事實和數據支持，筆者沒有強烈理由懷疑，也找不出資料證偽。因此，「李氏力場」的重心儘管已在海外、原點依然堅留香港，還是可接受之說；讓疑點利益歸李氏，亦比較公平。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麽如李氏所言，撤資之說興於香港、大陸，而為他在其餘五十個有投資的國家裏減持資產時所無？是港、陸人特別仇富嗎？是大家對李氏有特別強烈的偏見嗎？不是的。
筆者認為，把一個從港、陸減持資產的財團說成「撤資」而講法隱隱然具濃厚政治涵義，根本原因在於那是共產黨的一貫想法，而為一般民主國家所無。北京一向認為，華商和大陸做生意、回祖國投資，就是愛國愛黨的具體表現。正面例子，霍英東在五十年代初已經樹立了。本來，這個想法不一定錯，但共產黨在絕對化思維之下，卻在資本家在國內投資和愛國愛黨兩者之間劃了恆等號。因此，它還可以反過來說：不回國投資，或者投了資而要調走，都是不愛國、不可靠、對黨有懷疑的行為表現。共產黨有此想法，有更深入的原因，那就是它把投進大陸的華人資本視為一種把柄，你肯讓黨拿着把柄，才能徹底證明你忠於黨、不會心懷異志；你若不肯，就證明你心裏有鬼。最近的「電視發牌事件」中，王維基的下場就是反面例子【註2】。
黨既有此一貫想法，民眾順着黨的思維去套，把華人資本家減持港、陸資產視為「撤資」，就完全符合國情。特別是，如果一位資本家，與領導人或其下面的代理（例如梁振英），在有某種嫌隙的情況下，減持當地資產特別是在地資產【註3】，「撤資」說就更加在邏輯上順理成章。故筆者認為，李氏儘管被屈而感憤憤不平，但是，持「撤資」論的港、陸市民其實相當理性，不亞於其他國家裏未曾指說過他撤資的人。因此，李氏深思，當能明白，撤資「笑話」並不可笑，李氏亦不可因之對市民生怨，因為所反映的，乃當今政權之下，國家的可嘆一面、民族思維的一種扭曲。
二、超 vs 卓
經濟學總體均衡理論第三定理說明，在市場經濟自然均衡點上，如果人們認為收入分配太懸殊，則可由政府進行起點資源的再分配，然後讓市場重新運作，所達到的新的均衡點依然是經濟效率最高的，收入分配卻比之前平均。這個定理沒有給工會或工人運動預留任何角色。事實上，勞工經濟學的主流論述更認為，市場經濟中的工會體制，歸根究底不能替工人階級的總體帶來好處，而罷工最好也只不過能達到次優（second-best）的結果。這些理論，已經千錘百煉、無懈可擊。
不過，在今年初貨櫃碼頭工人對抗資方進行罷工的事件中，筆者卻把同情心放在工人一邊。原因有兩個：
一、長期以來，政府在日益嚴重的收入懸殊面前，沒有足夠地、正確地執行上述「起點資源再分配」；二、本地資產階級不僅從來沒有要求、也沒有支持過政府作適當的再分配立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罷工，可能達到局部次優，因此值得支持。
社會處理貧富懸殊、勞工生計等一系列問題，正確的做法是把階級鬥爭、勞資糾紛從企業內部完全外化，集體擺到社會上、議會裏去解決；所需的再分配資源，則由政府通過向企業課稅取得。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裏，企業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細胞、肌體，一旦受勞資糾紛感染，不能按市場規律運作，生產力便受打擊，到頭來對勞資雙方都不利，是一個雙輸結局。
具體而言，所謂正確做法，包括政府對低收入人士的失業保險、消費、教育、醫療（後兩者是人本資源投資）進行補貼；在這個前提下，訂立適當的貧窮線是好的。最錯誤的做法，是普遍設置最低工資、規定嚴格的僱傭條例限制僱主解僱等，因為這妨礙了企業按市場規律運作。有人會說：這不是搞「叢林資本主義」了嗎？正是，不過只是在生產物品和服務的環節。「叢林」的生命力最旺盛，一旦人工化，經濟增長就受損。
通俗點說，在企業生產環節，除了在市場失靈的少數情況下，應該實行「叢林資本主義」，由企業把餅做大，再由政府做兩件「社會主義」的事：課簡單而更高的企業稅，然後進行適當規模的二次分配。這樣，政府把企業裏的階級鬥爭、勞資矛盾接過來，基本上將之變成政府與僱傭階級之間的矛盾，集中在有序的政治渠道即民選議會之內解決。為此，資產階級要培養能夠替他們代言的議會人才。這樣，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的本分便有清晰界定；社會經濟裏的不和諧，集中到小小議事堂的吵吵鬧鬧裏去，專業地解決。西方國家走的，基本上是這條路，雖然十分錯誤地加上了最低工資立法。
在生產環節的「叢林」裏，工人是否工資低、易炒魷、無尊嚴？並不。有合理的社會失業保障撐腰，每一個勞工在工作崗位上都會有自衞能力，資本家不能肆意欺壓。
達到這種社會境界，關鍵是政府能夠課足夠的企業稅。《南都》訪問李氏，談到貧富懸殊，他說：「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業稅，以支持長遠的發展。」筆者認為，這種「表示不介意」顯示了良好願望，但遠遠不足夠。在此事上，李氏應如出力辦他自己的慈善基金會那樣，又或者是真的像他所說的「從頭來過，會從政」那樣，努力在資本家群體當中發起一個「提高企業稅、取代最低工資法」的政治運動，徹底改變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之間這方面的功能關係，達到社會整體最高度和諧。這樣做，李嘉誠和李卓人之間，並非沒有交集。
氣短集．之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該訪問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34
【註2】2000年代初、筆者還是任職政府的時候，有一次，三位本港紡織製衣業翹楚約筆者討論對當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其中兩位在大陸有很大投資，一位則由於某種技術原因完全沒有；後者告訴筆者，因為沒有在大陸投資，多次受到來自駐港京官含蓄而明顯的質疑，感到有壓力。王維基的遭遇，並非偶然。
【註3】「在地資產」即non-tradeable goods；「在地」不一定指其物理性。舉例說，假設大陸宣布強行接管香港而引發中產移民，則中價樓和中產零售業及商舖不會有很多港外資金接貨而價值大跌，但國際貨運碼頭業務則因為不必擔心沒有外資買家而價值堅挺；兩種資產同樣有物理意義上的「在地性」，但在經濟學而言，前者屬於「在地」（non-tradeable)，後者則不是。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練乙錚：防空識別勢成騎虎 反華合唱台灣尾隨
北京上周六（23日）宣布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焦點明顯在釣魚島，主要針對日本（或基於《日美安保條約》的日美聯盟）。不過，事態發展鬧大了，以至除了日、美高調抗拒，台、韓、澳洲亦強烈反彈，甚至遠在歐洲的德國，也發表關注聲明。有這等「反華大合唱」撐腰，美國乃於前日（25日）安排了兩架B-52闖入該防空識別區範圍，不僅不按北京要求事先通報，還刻意飛越釣島上空，事後表示沒有遭遇攔截。如此明剃眼眉，北京發作不是、不發作也不是，勢成騎虎。下一步北京若按其戰略部署再設定另一防空識別區覆蓋「南海九段線」海域，勢將直接刺激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尼五國，這無疑等於替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搭好台階。
防空識別區（ADIZ,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這個玩意，不消說，又是美帝發明。現時很多國家都設有，一般都建立在與領海毗連的公海上空（一切與海域地圖有關的事物，筆者都有特殊興趣研究！）。ADIZ不是領空，因此設置國在ADIZ之內的行為，只限於監視和警告，不能干擾、攔截、迫降或襲擊。由於沒有國際法規管，所以只要ADIZ的作業內容是防禦性的，不違反其他現有國際法，任何國家都可單方面設置，故北京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實有充分理由，本身無可厚非；日本、韓國提抗議，主要是北京分別把釣魚島、蘇岩礁包括在內（中、韓就蘇岩礁有領土爭議；韓國稱該暗礁為「離於島」，並在其上築有科研觀測站、直升機升降坪，並有人員長駐）。
世上第一個ADIZ
1957年，冷戰期間，美國為防蘇聯突襲，與加拿大共同建立世界上第一個ADIZ，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加東、加西、美東（包括西南面對古巴海域）、美西、阿拉斯加；主要監視進入識別區範圍的所有飛行器，包括飛機、熱氣球、導彈等。後來，為了防止南美毒梟以小型飛機載運毒品從南方邊界進入，美東ADIZ還加上一條窄長的「陸上ADIZ」，涵蓋與墨西哥接壤的墨方領土上空。識別區如果這樣把別國的領空也包進去，而本國的監視飛機在裏面執行任務的話，那當然必須在設置之前得到對方的同意。
一國的ADIZ可以重劃，也不必徵得別國同意，但若有諮詢，當然會更好。日本的ADIZ本是美國仍然控制琉球群島時替她劃定的，其中的西南段，本來只包括日本最西南領土與那國島（Yonaguni-jima）的東部那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包含在台灣的ADIZ內。2010年5月，日本徵求台灣同意把該段日本ADIZ界線置到與那國島的西邊，為台灣拒絕，但最後日本還是單方面更改了日方界線，令日、台各自的ADIZ在那裏有海上和陸上的微小重疊；不過，台灣表示對具體運作有默契，不會產生問題。
今年5月，日本把其ADIZ西面界線西移22公里，大陸沒有抗議，因為不牽涉其領空。其實，這種擴大，時有所聞，因為現代戰機的速度和戰鬥力不斷提升，一國要保持預警的有效性，其ADIZ的闊度便得增加。
另外，日本的ADIZ不包括：一、在其東面離本州約一千公里小笠原群島，因為估計該處受到他國飛機侵犯的可能性低，而監控的成本太高；二、竹島（Takeshima；韓國稱為「獨島」；日、韓於此有領土爭議）；三、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俄國佔據而日本一直要求歸還的「北方四島」。因此，日本的心態是：我們的ADIZ政策已算很克制，倒是你們中國把尖閣諸島包括到自己的ADIZ裏就很囂張【註1】。
大陸劃出東海ADIZ之後，不僅與日本ADIZ大面積重疊，彼此的ADIZ更與對方的專屬經濟區（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大面積重疊；但那不是問題，因為EEZ是關於海面、海床的概念，而且不是領海的一部分，因此EEZ的上空不是領空，而ADIZ指的是空中範圍。
美稱飛掠釣魚島
由於國際法沒有關於ADIZ的規範，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有關規定差異很大。例如，美國和日本的規定是，如果飛行器不打算進入領空，而且不在其ADIZ裏的戰略地帶飛行（後者例如首都華盛頓附近空域），則不必向美國ADIZ管轄單位預報。澳洲的這部分規定則寫的更明顯：如果飛行器在ADIZ內是朝飛離該國領空的方向穩定行進，或者是航班按已公布的行程飛越ADIZ，就不必預報。北京發表的規定，比這幾個國家的要求嚴格，即無論在什麽安排之下，只要飛行器打算進入ADIZ，就必須預報【註2】。
美國從其上述本身的ADIZ規範出發，「推己及人」，並由其國防部要求美軍於海外嚴格執行。2007年5月，美國軍部下達《司令員海上作業法律手冊》，當中有關對待外國ADIZ的規矩，是這樣寫的：「美國概不承認任何臨海國家對外國的不準備進入其領空的飛機的ADIZ操作要求；美國自身對不準備進入美國領空的外國飛機亦不作此要求。相應地，美國軍用飛機若不準備進入別國領空，就不會向對方確認身份，亦不會按照別國的任何ADIZ要求操作，除非美國政府事先具體允諾」【註3】。
前日美軍的兩架B-52重型轟炸機，不僅飛進北京新公布的ADIZ範圍，還在釣魚島上空掠過。昨日的北京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及北京對此有何反應，發言人的答案是：「美軍飛機該日下午11時至1時22分，沿東海防空識別區東部邊緣南北飛行，位於釣魚島以東約200公里活動。中國軍隊全程監視、及時識別，判明美方飛機類別」。如果兩國都說了真話，則美機只可能是在當日下午11時至1時22分之外的時段飛越釣魚島的，而北京方面的雷達沒發覺，又或者發覺了，但「不好說」。似乎，負責策劃東海ADIZ的官員不知道美軍的上述規矩，未做到《孫子兵法》裏說的「知己知彼」；於是，只能在人家宣布已經入侵了之後，反而強說人家沒有入侵，為自己的不作為解套。這就有點丟臉。筆者估計，以後美軍軍機闖入東海ADIZ，必定飛越釣魚島，使之成為慣常行為，北京就更難對付。
其實，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和韓國都已聲明不會按北京的ADIZ要求辦事。因此，順從北京的要求的，只會是一些並不對北京構成威脅的小國。如果北京不動用武力驅趕美、日、韓三國的飛機，而只要求小國聽命，就等於在世人面前承認自己欺善怕惡。如果此時決定放棄對所有國家的要求，那就要鬧笑話。騎虎難下，如何是好？下一步設置南海ADIZ，一樣會遇到同樣問題，與南海諸國的關係怎樣處理？
馬英九如何反應
看來，北京並沒有周全考慮設置ADIZ並嚴格執行的各種代價。所謂代價，還有其他方面的。
首先，代價指執行成本。日本為執行其ADIZ任務，在全國各地建造了28座大型強力精密雷達監控基地，單就琉球群島便有4座，其中一座在宮古島，離釣魚島只二百公里，附設有空軍基地。美國的ADIZ支援硬件就更多，光是東部ADIZ系統內的雷達站便有178座，還有AWACS預警機、八座空軍基地、海岸線上星羅棋布的導彈基地。筆者不知道大陸沿海有多少ADIZ支援硬件，但從報道看，北京上周六成立ADIZ之後，已「派了兩批次飛機巡邏一遍」；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海面，如此巡邏有若海裏撈針，除非北京並不打算把ADIZ搞得滴水不漏，只不過希望產生某種程度的阻嚇，否則如何足夠？
還有，就是應否強力執法對付拒絕合作的大國？「不惜一切」強行執法，與之發生衝突而在所不惜，說來好聽，代價太大，是頭腦發燒厲害的典型「強國論壇友」想法。設想，進入ADIZ的美國飛機，99.99%不是要入侵領空，如果執法因研判錯誤而發生衝突、衝突升級釀成區域戰爭，而戰爭發生在自己家門口，離美國領土卻千萬里，誰吃的虧多？
再就是對台灣的影響。馬英九此次反應，大體跟隨美、日，但遲遲未說明台灣軍機會否按大陸ADIZ要求辦事、會否效法日本禁止民航機聽從北京指令，因此招來「賣台叛國」的指摘。美國乘勢要台灣在此事上歸邊，亦必會給他壓力。馬的總統威望已所剩無幾，如何抵得住？歸邊，日本的日、韓、台聯成一線的目的便達到。不歸邊，民進黨攻擊國民黨又多一口實，後者下一回大選敗數又增幾點。
最後提兩個技術問題。
北京關於ADIZ的官方公布，列出了該ADIZ沿線各轉向點的經緯度，又出示了一張示意圖。不過，這不夠專業。通常把地球（球體）表面資料投射在平面圖上顯示出來，最普通的方法，就是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s projection）。以此法製成的地圖，兩點連線稱為等角線（或恆向線；rhumb line）。但是，一般航空、航海，若沿等角線從一點走到另一點，距離並非最短；最短的走法，是沿着兩點之間的大圓（great circle）弧線，因此，若用一組轉向點的經緯度表示ADIZ的話，應該標明每相連兩點之間的是等角線還是大圓弧線，以免混淆，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紛爭【註4】。
另外，就是如果進入ADIZ的飛行器因某些原因（如器材失靈）不按要求辦事、不進行無線電通話的話，執法飛機如何向對方示意或示警、對方應如何回應，都必須詳盡說明（如搖翼、亮燈等）。如果要進行逼降，指示與回應動作，都相當複雜，不說明不行【註5】。這些資料，北京的官方文件裏都欠缺了，也是不夠專業。
戲還在演，希望上述資料對大家了解事情的發展有幫助。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上兩段有關日本的資料見http://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0826330；有關台灣的資料，見http://russellhsiao.wordpress.com/tag/adiz/，及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 ... 10/06/26/2003476438。
【註2】美國資料見康奈爾大學法律網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14/99/subpart-A；澳洲資料見http://www.bobtait.com.au/vfg/index.html#331/z。
【註3】見http://www.usnwc.edu/getattachme ... 8Jul_2007%29_%28NWP第二章2.7.2.3節
【註4】美國列出ADIZ線各轉向點經緯度數據之前，先有這個說明： 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14/99.41。
【註5】例如，見【註3】提供的澳洲資料；或美國軍方資料：https://www.faasafety.gov/files/ ... s%20w%20answers.pdf。
防空識別區（ADIZ,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這個玩意，不消說，又是美帝發明。現時很多國家都設有，一般都建立在與領海毗連的公海上空（一切與海域地圖有關的事物，筆者都有特殊興趣研究！）。ADIZ不是領空，因此設置國在ADIZ之內的行為，只限於監視和警告，不能干擾、攔截、迫降或襲擊。由於沒有國際法規管，所以只要ADIZ的作業內容是防禦性的，不違反其他現有國際法，任何國家都可單方面設置，故北京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實有充分理由，本身無可厚非；日本、韓國提抗議，主要是北京分別把釣魚島、蘇岩礁包括在內（中、韓就蘇岩礁有領土爭議；韓國稱該暗礁為「離於島」，並在其上築有科研觀測站、直升機升降坪，並有人員長駐）。
世上第一個ADIZ
1957年，冷戰期間，美國為防蘇聯突襲，與加拿大共同建立世界上第一個ADIZ，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加東、加西、美東（包括西南面對古巴海域）、美西、阿拉斯加；主要監視進入識別區範圍的所有飛行器，包括飛機、熱氣球、導彈等。後來，為了防止南美毒梟以小型飛機載運毒品從南方邊界進入，美東ADIZ還加上一條窄長的「陸上ADIZ」，涵蓋與墨西哥接壤的墨方領土上空。識別區如果這樣把別國的領空也包進去，而本國的監視飛機在裏面執行任務的話，那當然必須在設置之前得到對方的同意。
一國的ADIZ可以重劃，也不必徵得別國同意，但若有諮詢，當然會更好。日本的ADIZ本是美國仍然控制琉球群島時替她劃定的，其中的西南段，本來只包括日本最西南領土與那國島（Yonaguni-jima）的東部那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包含在台灣的ADIZ內。2010年5月，日本徵求台灣同意把該段日本ADIZ界線置到與那國島的西邊，為台灣拒絕，但最後日本還是單方面更改了日方界線，令日、台各自的ADIZ在那裏有海上和陸上的微小重疊；不過，台灣表示對具體運作有默契，不會產生問題。
今年5月，日本把其ADIZ西面界線西移22公里，大陸沒有抗議，因為不牽涉其領空。其實，這種擴大，時有所聞，因為現代戰機的速度和戰鬥力不斷提升，一國要保持預警的有效性，其ADIZ的闊度便得增加。
另外，日本的ADIZ不包括：一、在其東面離本州約一千公里小笠原群島，因為估計該處受到他國飛機侵犯的可能性低，而監控的成本太高；二、竹島（Takeshima；韓國稱為「獨島」；日、韓於此有領土爭議）；三、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俄國佔據而日本一直要求歸還的「北方四島」。因此，日本的心態是：我們的ADIZ政策已算很克制，倒是你們中國把尖閣諸島包括到自己的ADIZ裏就很囂張【註1】。
大陸劃出東海ADIZ之後，不僅與日本ADIZ大面積重疊，彼此的ADIZ更與對方的專屬經濟區（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大面積重疊；但那不是問題，因為EEZ是關於海面、海床的概念，而且不是領海的一部分，因此EEZ的上空不是領空，而ADIZ指的是空中範圍。
美稱飛掠釣魚島
由於國際法沒有關於ADIZ的規範，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有關規定差異很大。例如，美國和日本的規定是，如果飛行器不打算進入領空，而且不在其ADIZ裏的戰略地帶飛行（後者例如首都華盛頓附近空域），則不必向美國ADIZ管轄單位預報。澳洲的這部分規定則寫的更明顯：如果飛行器在ADIZ內是朝飛離該國領空的方向穩定行進，或者是航班按已公布的行程飛越ADIZ，就不必預報。北京發表的規定，比這幾個國家的要求嚴格，即無論在什麽安排之下，只要飛行器打算進入ADIZ，就必須預報【註2】。
美國從其上述本身的ADIZ規範出發，「推己及人」，並由其國防部要求美軍於海外嚴格執行。2007年5月，美國軍部下達《司令員海上作業法律手冊》，當中有關對待外國ADIZ的規矩，是這樣寫的：「美國概不承認任何臨海國家對外國的不準備進入其領空的飛機的ADIZ操作要求；美國自身對不準備進入美國領空的外國飛機亦不作此要求。相應地，美國軍用飛機若不準備進入別國領空，就不會向對方確認身份，亦不會按照別國的任何ADIZ要求操作，除非美國政府事先具體允諾」【註3】。
前日美軍的兩架B-52重型轟炸機，不僅飛進北京新公布的ADIZ範圍，還在釣魚島上空掠過。昨日的北京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及北京對此有何反應，發言人的答案是：「美軍飛機該日下午11時至1時22分，沿東海防空識別區東部邊緣南北飛行，位於釣魚島以東約200公里活動。中國軍隊全程監視、及時識別，判明美方飛機類別」。如果兩國都說了真話，則美機只可能是在當日下午11時至1時22分之外的時段飛越釣魚島的，而北京方面的雷達沒發覺，又或者發覺了，但「不好說」。似乎，負責策劃東海ADIZ的官員不知道美軍的上述規矩，未做到《孫子兵法》裏說的「知己知彼」；於是，只能在人家宣布已經入侵了之後，反而強說人家沒有入侵，為自己的不作為解套。這就有點丟臉。筆者估計，以後美軍軍機闖入東海ADIZ，必定飛越釣魚島，使之成為慣常行為，北京就更難對付。
其實，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和韓國都已聲明不會按北京的ADIZ要求辦事。因此，順從北京的要求的，只會是一些並不對北京構成威脅的小國。如果北京不動用武力驅趕美、日、韓三國的飛機，而只要求小國聽命，就等於在世人面前承認自己欺善怕惡。如果此時決定放棄對所有國家的要求，那就要鬧笑話。騎虎難下，如何是好？下一步設置南海ADIZ，一樣會遇到同樣問題，與南海諸國的關係怎樣處理？
馬英九如何反應
看來，北京並沒有周全考慮設置ADIZ並嚴格執行的各種代價。所謂代價，還有其他方面的。
首先，代價指執行成本。日本為執行其ADIZ任務，在全國各地建造了28座大型強力精密雷達監控基地，單就琉球群島便有4座，其中一座在宮古島，離釣魚島只二百公里，附設有空軍基地。美國的ADIZ支援硬件就更多，光是東部ADIZ系統內的雷達站便有178座，還有AWACS預警機、八座空軍基地、海岸線上星羅棋布的導彈基地。筆者不知道大陸沿海有多少ADIZ支援硬件，但從報道看，北京上周六成立ADIZ之後，已「派了兩批次飛機巡邏一遍」；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海面，如此巡邏有若海裏撈針，除非北京並不打算把ADIZ搞得滴水不漏，只不過希望產生某種程度的阻嚇，否則如何足夠？
還有，就是應否強力執法對付拒絕合作的大國？「不惜一切」強行執法，與之發生衝突而在所不惜，說來好聽，代價太大，是頭腦發燒厲害的典型「強國論壇友」想法。設想，進入ADIZ的美國飛機，99.99%不是要入侵領空，如果執法因研判錯誤而發生衝突、衝突升級釀成區域戰爭，而戰爭發生在自己家門口，離美國領土卻千萬里，誰吃的虧多？
再就是對台灣的影響。馬英九此次反應，大體跟隨美、日，但遲遲未說明台灣軍機會否按大陸ADIZ要求辦事、會否效法日本禁止民航機聽從北京指令，因此招來「賣台叛國」的指摘。美國乘勢要台灣在此事上歸邊，亦必會給他壓力。馬的總統威望已所剩無幾，如何抵得住？歸邊，日本的日、韓、台聯成一線的目的便達到。不歸邊，民進黨攻擊國民黨又多一口實，後者下一回大選敗數又增幾點。
最後提兩個技術問題。
北京關於ADIZ的官方公布，列出了該ADIZ沿線各轉向點的經緯度，又出示了一張示意圖。不過，這不夠專業。通常把地球（球體）表面資料投射在平面圖上顯示出來，最普通的方法，就是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s projection）。以此法製成的地圖，兩點連線稱為等角線（或恆向線；rhumb line）。但是，一般航空、航海，若沿等角線從一點走到另一點，距離並非最短；最短的走法，是沿着兩點之間的大圓（great circle）弧線，因此，若用一組轉向點的經緯度表示ADIZ的話，應該標明每相連兩點之間的是等角線還是大圓弧線，以免混淆，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紛爭【註4】。
另外，就是如果進入ADIZ的飛行器因某些原因（如器材失靈）不按要求辦事、不進行無線電通話的話，執法飛機如何向對方示意或示警、對方應如何回應，都必須詳盡說明（如搖翼、亮燈等）。如果要進行逼降，指示與回應動作，都相當複雜，不說明不行【註5】。這些資料，北京的官方文件裏都欠缺了，也是不夠專業。
戲還在演，希望上述資料對大家了解事情的發展有幫助。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上兩段有關日本的資料見http://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0826330；有關台灣的資料，見http://russellhsiao.wordpress.com/tag/adiz/，及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 ... 10/06/26/2003476438。
【註2】美國資料見康奈爾大學法律網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14/99/subpart-A；澳洲資料見http://www.bobtait.com.au/vfg/index.html#331/z。
【註3】見http://www.usnwc.edu/getattachme ... 8Jul_2007%29_%28NWP第二章2.7.2.3節
【註4】美國列出ADIZ線各轉向點經緯度數據之前，先有這個說明： 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14/99.41。
【註5】例如，見【註3】提供的澳洲資料；或美國軍方資料：https://www.faasafety.gov/files/ ... s%20w%20answ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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