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往奴役之路的盡頭處

七一臨近，梁氏政權對香港管治失控，無法對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指引，無法對一個多元社會裏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這兩個「無法」，再加上梁班子及其背後的板塊勢力和人物不斷胡說八道、胡作非為，終於把香港打「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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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散而不亂，只因香港底子好，港人質素一般比較高，政府的各項日常功能，大體可在原有基礎上依靠公務員體系繼續運作，尚不至於像大陸那樣，出現各級黨政幹部對人民巧取豪奪，引發愈來愈多的群眾性暴力維權，需要勞煩中央作高成本暴力維穩。

權與力嚴重脫鈎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夠聰明、高資歷的梁氏及其班子，為何依然困於上述兩個「無法」？解釋不止一個，例如訴諸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體制矛盾，等等。筆者今天提出 另一觀點，不僅能夠解釋梁氏為何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還有助了解大陸內部出現的同樣困境。畢竟，一國專制之下，衍生出的管治問題，關鍵處都一樣。

大家知道，《基本法》賦予特首很大權；所謂「行政主導」，簡單而言，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此外，還有其他很多個別法規，也賦予特首各種重要權柄。由於 行政長官非民選而是由中央欽點、交小圈子奉命推舉產生，故特首權大，其實就是中央權大。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而是港英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的最專制那部 分而已，只不過九七年由北京接收，做了點改頭換面的功夫。

因此，特首除了制定政策、主導立法，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委任重要公職人選、法官、大學校長，等等。帶紅色背景的梁氏，因此幾乎可在香港每一重要權位上替黨插上紅旗，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辛勤地做這個工作。

不過，有權不等於有力。我們習慣把權和力連在一起混為一談，但細想一下便知道，就算梁氏多找幾個高靜芝，委出一個又一個「紅旗牌梁粉」，奪盡獅子山下每一權 位，但只要民心背向，力就無法使出，甚至只能看到反作用，而梁政府還是會和一年來那樣，一籌莫展，事事反彈、到處碰壁。

事實上，這將會是香港的一個顯著政治趨勢：梁氏的權不斷膨脹，重要位子愈佔愈多，但民心愈來愈背馳，管治力於是愈來愈弱。大如整個政府，小如一所大學，都會有這個趨勢。某一天，當權與力完全脫鈎，特區政權便是到了崩壞的前夜。

為何民心背向今年特別急促？

梁氏把紅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氣揚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卻因此憂心忡忡；筆者卻認為，無論是得意還是憂心，都是捉錯用 神。特區當權者愈是仗權佔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之間有直接的負面因果關係。這才是大家（特別是北京和本地當權派）都應該擔心的事。

十年一輪迴，對比○三七一後垮台的董氏和今天的梁氏，必有所啓發。當年董氏雄心萬丈，但多做多錯，經濟上的最大失誤，是任由當時在行會裏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氏 搞了個「八萬五」，製造出無數負資產；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則是聽從另一個梁氏（女）慫恿，硬推「二十三條」，嚇煞愛自由的港人。

這些一級錯誤，加上執政不逢時（遇上禽流感、「沙士」），終令董氏執政七年光陰虛擲，最後成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儘管管治能力有限，論人品，董氏卻堪 足稱道。撇開政治觀點不談，他失敗的主觀原因，如輕信小人、執迷不悟、喜替部下護短，等等，都可說是性格缺陷。這種缺陷，經年累月方能看出，所以董氏管治 失敗，市民對他失去信心，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相比，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梁振英的各種缺陷，卻是以人格缺陷最為突出。這種缺陷，視乎運程，有時顯露得很快，做一兩件錯事壞事，或給政敵揭露一些陰私，馬上現形，無可葯救。而且，人格缺陷和性格缺陷不同，容易物以類聚；因此，梁氏身邊的同志當中，有同樣缺陷者，他大概都不以為意，甚至相處的時候，可能感覺特別舒服、無拘無束。

搞中港融合適得其反

但是，領導人身上的人格缺陷，港人最難容忍；曾蔭權不過貪了點小恩小惠，港人便視之如敝屣。是以梁氏上台不足一年，儘管實事未見多做而大錯未見多犯，他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聲望卻跌至回歸後新低。一個以不正當、欠誠信手法上位獲得最高權位的人，港人理性估計他可能會同樣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出賣港人利益。事例之 一，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這個詞，回歸之後不久，已經十分時髦；當時把這個口號提得最響亮的，是好一部分商界人士。的確， 從經貿觀點談中港高度融合，不一定是壞事，大多數人明白這點，所以商界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港人並無特別不安；但梁氏上台後，由他以特首身份再推「中港融 合」，市民則疑心頓起，怕他為了一己政治利益，搞的不只是經貿方面的融合，而是蓄意引入、強化大陸政治、文化、作風、價值觀乃至跨境殖民，最終實現把香港 全方位「溶合」於大陸。

市民的這種恐懼，在月前國教事件和廉政公署被大陸「隊」酒文化攻陷這兩起危機之中得到印證；梁氏倡融合，結果反而加深中港矛盾，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人的脫北傾向，震動中南海，反過來連特區「高度自治」的根基也打散。

這是香港政治現實中一個非常特異的「蝴蝶效應」：一個地方領導人小小一點人格缺陷，能引發巨大回響和破壞力。這個事例，亦正好說明上述觀點：權因民心背向而與力脫鈎，力無法有效使出而只見其不良反作用。

香 港如此，大陸的管治亦出現權與力嚴重脫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溫家寶時代已有傳聞。中共搞中央集權，權不可謂不大；黨員人數今年估計已達八千五百 萬，不可謂不多；在一黨專政之下，政府裏、社會上的一切重要權位，除了少數幾個政治花瓶之外，全部由黨員包辦。儘管如此，中共的權與其管治力依然脫節。

論原因，當然比香港複雜；論結果，大陸社會開始紊亂，亂象已比香港嚴重，因為社會底子弱，人民教育和公德水平一般比較低，公務員隊伍貪污（後者本身就是導致社會昏亂的一個根源；之外還有更黑暗的黨和軍隊貪污，都是香港所無、港人因此無法想象的事情）。

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權的壟斷，以及在必要時實施政權暴力──這就是具現代中國特色的「恩威並重」。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走回頭 路搞「國進民退」，就是因為需要保證黨擁有「施恩」的絕對能力。然而這正正就是海耶克說的「往奴役之路」；此路盡頭處，盡是一輛一輛坦克和沒有橡皮子彈的 衝鋒槍。

讓子彈飛？

大陸這兩套「解決」無法有效管治社會的路數，看來很可能通過梁氏政權的通力合作引進香港。梁氏一邊搞「大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一邊搞演習。當特區政府進入有權無力時代之際，大陸的「恩威並重」香港版，對梁政權而言，不僅愈來愈有需要，要搞還的確愈發有條件。

黑夜快將來臨，你要不讓子彈飛，還得靠自己兩條腿，靜靜地走到中環。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六四的晚上 愛國的黃昏

特區班子證實無德無才，北京領導高調帶頭走左，港人脫北意識因此漸濃之際，迎來今年的六四、七一。與此同時，京港矛盾出現深層變化，「愛國」二字急促成為污穢辭。中共在港統戰失敗德孤無鄰，還要逆民意保住家孤人寡的梁氏，看似愚蠢，其實是本性使然，自然不過，但恐怕捱不了多久。

（一）

梁振英的一把手張某遭商罪科調查，在大堆花言巧語中倒下了。那些言語，有些是張某自己的，有些是梁氏的，有些是他兩位同僚的。儘管港人聽了無不反感，但花巧本身無大害，問題是涉事人的言論包含了對香港文明管治規範的敗壞、顛覆。

回應滑頭 京官沒臉

任何政府想管治順利，需得社會精英具體支持，辦法之一，是委任非政府人員出任公職。這些人獲委重任幫助政府做決策，常常因此接觸敏感資料；如果政府所託非人，則損失往往是整個社會的。因此，委任公職的原則是，獲委的人必須德才兼備、得公眾普遍認可。在港英年代，此點不太重要，因為管治不靠社會廣泛支持；但到了那個年代的後期，上述原則已經不能公然違反。且不論「德」只論「才」，獲委公職的人，應該首先都是在私人事業方面卓有成就者；「行有餘力，則以任公」。如果連自己的吃飯本事也搞得焦頭爛額，大眾還有什麼信心讓這樣的人替政府做決策？

私人事業和公職之間的這個關係，今天本應十分明顯，可是，大家見到，張某東窗事發、依然戀棧之際，竟然搬出「私人業務出現問題不影響公職」的騙人說法而獲梁營成員同聲支持，這無疑是對文明管治規範的敗壞，同時顯示特區政府在性質和心態方面，已與港英前期殖民政府趨同，都不必理會民意了。及後傳媒追問梁氏，什麼時候起，知道張某有嚴重財困甚或非法行為。面對這個關乎事實的問題時，這位特首竟牛頭不搭馬嘴，說不方便作「評論」！港人面前，特首在大事上如此滑頭敷衍塞責，更教剛剛高調聲稱「支持梁氏等同支持中央」的京官顏面無光。

事件對梁營的管治有何影響呢？張某辭職之前，梁氏及其同志眾口一詞，聲稱沒有影響。辭職之後，此論難服眾，於是行會另一張某提出「山火論」：有影響，但燒一下就完。這些打腫臉充胖子的政治騙子說法，固然無聊之極，但也無意中說中一點。事實上，兒皇帝登台，大政出西環，行會早廢了武功，重大事件不容置喙，變成另一圍中策組「part-time members' meeting」那樣的清談會（見去年7月9日拙文〈行會虛化與第二管治中心興起〉）。

靠攏貪腐 乾淨有限

讀者細想，為何周前張某出事、特區政府七級地震之際，行會清閒得不必開會？答案很簡單：事關重大，須由梁氏通過西環向中央呈報，由京官定奪，再交西環操盤，豈容你行會裏的那些二打六先說話？無角色即無影響，整個行會如此，何況一個張某。現在政界某些人煞有介事談論行會改革，都是在做戲。

不過，張某出事，對行會無影響，對梁氏在北京眼中的地位卻大有影響。習李對他的評價，肯定愈來愈認為他是一個扶不起的劉阿斗；而習李亦必估計到，物以類聚，梁班子裏已爆煲未爆煲的人當中，空心老倌、問題人物，當不止已證實的那三四個。很可能，西環已收明確指示：「此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可取而代之。」七一年年有，北京沒有道理任由這個梁攤子爛下去。況且，梁氏登台，建制派馬上四分五裂，現在更有人指其中一派有與泛民合流之嫌。如是者，北京豈可對梁這件負資產不感到強烈的「買者悔意」？沒有Plan B，不等於沒有Plan B在籌劃中。這大概已經成為港人共識。

為什麼今天在台上當政的人物事故頻仍？為什麼出的事故都有品德問題？是否偶然？有何解釋？筆者認為，此中或有規可尋，筆者試提一個觀點。踏進社會之初，這些人大概都是抱着出來打工搵食甚或世界仔的心態，並沒想到有一天會當上領袖人物，受睽睽之眾目監督，因此對自身的品行要求不會很高。後來，這些人找到時機搭上北京關係，政治上逐級高昇，直至廁身政府高層，大概亦是見步行步，只不過心態升格，變成要搵大茶飯，嘴邊常掛服務市民的感人口號，不過公關而已，與大陸八千萬黨員共幹張口就喊愛國為人民的那種虛情假意，程度或有分別，性質並無不同。

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講「立志」，自小立定志願服務人群者，當知潔身自愛，不會那麼容易給大小私利迷惑，到真正當上領導的時候，自不會頻出事故，給政敵隨手抓痛腳。我國古代一直到三四十年前的香港，小孩子念小學的時候，《三字經》、描紅紙上常有那麼一句：「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宜立志」。此間有人提倡國民教育，筆者認為，就算不教公民權責，教授這種傳統品德觀念，也比灌輸假大空的愛國主義強。畢竟，那要愛的「國」，太多貪腐；政治上靠攏此「國」成功上位的那些醒目人，乾淨極有限。

（二）

談到「國」，也許更令港人「興奮」。特區政府行騙事小，北京領導人走左事大。習近平重新提出尊毛，恐怕香港很多三十年來誠心誠意支持改革開放的共產黨員、正統左派，也難以心甘情願即時接受，遑論一般港人。尊毛之說一出，大陸左派理論家就名正言順為文化大革命翻案了。大家上上「四月網」、「紅色中國網」等左派網站看看，便知熱鬧沸騰（按：這兩個網站的前身，分別是「Anti-CNN」和「烏有之鄉」，前者水平低，除了利口便辭 販賣庸俗國家主義意識之外，無甚看頭；「烏」網倒有些文章還算有分量，網站在大陸被封後，輾轉改名投胎美國，由該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大陸留美經濟學家、副教授李民騏主持。李是有名「學術毛左」，他的CV在網上有，論文都很激進：http://content.csbs.utah.edu/~mli/。大家可能覺得奇怪，猶他州出名保守，其州立的大學怎會聘一位毛左大陸人當教授，還給了終身職？原來美國有四大左派經濟學系，歷史悠久，分別在猶他大學、麻省大學Amherst校區、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加州大學Riverside校區；後者就是筆者當年在美任教的大學，不過筆者不在經濟系而在商學院。大陸的極左網站要跑到美帝那裏搞，真有意思。）。

「黨性」神聖 因而「神性」 不過，北京向左急轉彎的最清晰信號，莫過於本月22日在大陸黨媒《紅旗文稿》登出的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的反憲政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此文開宗明義認為，「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留意這裏偷換了字位：一般說法，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大概作者也覺得今時今日不好意思再像毛那樣顛倒黑白推崇專政，於是來一手移形換位，幾乎不露痕迹。大家知道，憲政的要義，就是界定政府權力使其不逾矩；習近平不久前提出的「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很有一點憲政味，如今這篇文章卻宣布那種講法過時。全文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522/c40531-21566974.html頁。 幾乎同一周，大陸黨媒還登出另外三篇極左文章。一篇是22日解放軍上將劉亞洲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堅守神聖的「黨性」〉，認為要「把『黨性』當作做人的『地』、當作為官的『天』；……『黨性』二字因神聖而充滿神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馬列的無神論，到了今天中共手中，發展了，豐富了，變成一神論，此神就是共產黨。 「宇宙真理」 改了又改 另一篇是22日《解放軍報》頭版文章〈中國夢的自信在哪裏〉，聲稱必須 「極大地增強同心共築中國夢的自信，首要的是始終同心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仰，篤信『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這個說法，徹底否定了左派最近才篤信的「沒有普世價值」論：何止普世，囊括宇宙。不過，人們記得，那句「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出自中共早年烈士方志敏，七十年代的香港左派、國粹派琅琅上口。這就難為了那些人之中今天仍然「緊跟」的愛國派：當年，說有「宇宙真理」；信了。幾年前，說沒有 「普世價值」；也信了。今天，又回頭再說有 「宇宙真理」 （不過內容「略有不同」）；信不信好呢？ 還有一篇，是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的演講，14日發表在「鳳凰網」， 題為〈今天憲政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其實對這位專責培養國家官員的大學教授而言，那並沒有什麼困難，因為他的講法很清楚：毛澤東才是名副其實的國父，孫大炮根本不能比。不僅如此，他評價文革也是簡單明瞭：「文化大革命當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國平等，我們比它更平等。美國黑人運動是在什麼時候發動？文革大革命。所以嚴格來講，美國人的平等還是在中國的刺激下出來的。」從概念到概念，替文革翻案很容易，實踐起來也不難，黨的中宣部把歷史修改一下就是，輕而易舉。本地黨性比較強的左派要緊跟，也是輕而易舉。從哭六四到笑六四，對於我們的特首那種人而言，也不過是彈指一揮間的事兒。 （三） 面對特區高層種種騙子言行、北京領導急促左轉重新肯定毛思想和文革，港人對「國家」的抗拒情緒和疏離感遂與日俱增，「愛國」一辭竟在不少年輕人、本土派當中極速成為污穢辭，這反映新一代對國家民族觀念的質變、裂變。有論者指出，如果年年六四到維園的人忽然都掉頭說：唔關我事了，那才是今後北京管治香港的最大危機。此論一語中的，有台灣的經驗可作類比。 1958年，中共準備進犯台海，炮打大小金門，其勢猛烈，台方死守數月，倖免有失。不過，共方並不罷休，堅持「雙日打炮、單日休息」，認為打炮是內戰延續的象徵，既是內戰，就暗含「一中」；一旦停下來，台灣就有可能分裂出去。一個國家，到了要用打架來顯示依然「統一」，就好比一對夫婦婚姻出問題，雞毛鴨血大打出手的話，表示還未決裂，一旦一方忽然冷冷地說，算了，收手，那就再無可轉圜。果然，1979年，雙方都停火，台灣未幾即乘勢推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從法理上區分「台灣地區」和「大陸地 區」，前者只及台澎金馬，中共不被視為叛亂團體，台灣不再提「反攻大陸」。看似平和，實質上走得更遠；其後民進黨上台，「地區」二字也不提了，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局面於是建構完成，台灣成為事實上的主權獨立國家。 向那曾經愛過的國話別 同樣，哪一年香港忽然不搞六四維園聲討會了，哪一年港獨便毛豐翼滿，以某種形式降臨於我們中間，不以北京長官意志轉移。 「愛國」變成污穢辭，雖云意料之外，實屬情理之中。毛左壟斷「愛國」定義，打壓一切觀念不同的人，結果只能是把這些人逼到對立面。再有幾個像魯平的那種人出來叫陣港人移民，那就無可挽回。此時，王光亞再力竭聲嘶呼籲港人支持梁氏這位紅得發紫的小圈子內有過半廣泛代表性卻證實無德無才的特首，不免成為黑色幽默。 那麼，六四二十四的維園，去不去呢？所有人都應該去。那怕是僅僅為了向那曾經愛過的國話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