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黨卡通．雞汁互信．梁氏漸進．大陸躍進

大陸最高領導都是嚴肅兮兮的，從來不入漫畫，不過最近竟在一齣政治宣傳動漫裏示人，遂有下面第一段隨筆。第二段寫一些本地「政治和事老」言論之荒謬。第三段從經濟理論角度評梁政府的「市場規管循序漸進」論，拋磚引玉希望香港的各派經濟學家多就該論發表意見。最後一段談大陸如何放行了一個跟「循序漸進」相反的經濟發展形態，與梁氏所言大相徑庭卻互為表裏。

一、領導與卡通

新浪網近日一則新聞報道了大陸有接近官方人士以卡通片、卡通化的形象，宣傳最高領導人的思想、政策；據說，用這種辦法，可使領導比較「人性化」。這個想法很可笑。一個專制政權，如果沒有別的更好辦法，只能用卡通的虛擬將其領導的人性宣示給群眾，則這些領導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人性可言，都不過是披着卡通外衣的黨性載體而已。

這樣說並不過分：共產黨從來不講什麼抽象的人性。以前，不講人性而只講階級性；這些年絕口不提階級了，但馬上又堅決否定一切普世價值。這就是說，談人性的時候必要談及的人的價值共通性，在共產黨員心目中，從來都不曾存在過；在他們的意識裏，「人性」其實僅指生物共通性。大陸的「黨卡通」要宣傳的領導屬性，不過如是。

然而，共產黨要把自己的領導卡通化，有其困難亦有其必要。

和所有古今中外的專制政權一樣，大陸幾十年來都搞神道設教，而所謂神，不必說就是領導人自己，形象高大威武金光閃耀不能逼視，是所有能力、美德和智慧的完美化身。以前大陸文藝宣傳中的工農兵「高大全」，以及加工樹立的多個樣板英雄，說穿了都不過是「領導人上身」。如此，怎麼能忽然把黨領導都變成卡通片主角了呢？有誰想象得到，為了宣傳效果，秦朝掌教化的三老編繪出一個搞笑始皇帝；蘇維埃聯邦的鼓動宣傳部（OAIP）塑造出一個烏龍史達林；納粹的戈培爾製作了一個詼諧希特拉？

今天，北京當權派除了還可按家法處理幾個政敵或薄式貪官之外，黨的很多重要政令已經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由來已久。在此黨心散渙人心思變的大環境底下，硬的一手要更硬，軟的一手要更軟，實在有其必要。所以，一方面，武警、公安等的維穩費已經超過軍費，而另一方面，中宣部也許會多了一筆錢聘動漫美工，目的是把黨的領導人形象巧妙地化成會喊「三個不否定」、「七個不准講」的米老鼠。

二、「缺乏互信」說

每當本地社會矛盾大升溫，當權派中便有一些男的女的和事老出來唏唏噓噓合唱一支「缺乏互信」歌，和諧地各打五十板。這種政治罐頭雞汁麵，十年前頭一次端出來興許還有人吃，如今再端，只能倒人胃口。

如果雙方都允諾過、約定過，而雙方都爽過約，不是一次半次而是很多次，那麼，缺乏「互」信便是真的。不過，在處理普選的「莊嚴承諾」的問題上，有權承諾的是哪一方呢？接二連三一期又一期爽約的，又是哪一方呢？你若好好地、大大方方地給出一個世人皆曰可以的普選方案，而不是玩文字遊戲無事生非讓人看出你毫無誠意，人家接受你的方案也來不及，怎會爽你的約？

社會要和諧，有時的確需要和事老，但今天香港亟需的，不是什麼「重建互信」，而是一方好好履行原來的承諾。

三、本地市場也搞官定的「循序漸進」

進場嫌太快、節目嫌太多、心態太進取。特區政府以「權威消息人士」散播這些不可思議的理由，判死Wiki王。公開地，特首更給自己增加了一個實踐上史無前例、理論上前所未有的市場規管權力：進場必須按政府訂下的（如普選一樣的）「循序漸進」原則。這就是說，今後特區政府操控市場，不僅有權挑選哪些現存業者的續生、哪些欲進場業者的即死，還有權管制新來挑戰者的進場速度！對市場經濟而言，這簡直駭人聽聞。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個專家一個先知可以窮一生之力算出個別市場的變化、得出令人信服的最優進場速度，遑論坐在行會裏的一眾半職開會者。

筆者研究過的規管經濟學理論，從來沒有講規管進場速度的。有的是講什麼行業在什麼特定技術環境之下需要規管；或者是講用什麼手段對什麼變量如利潤率等進行規管；也有講對市場業者數目進行規管。關於後者的理論有三種：一是屬於反壟斷的範疇，嫌的是競爭者數目太少不是太多；另一種是屬於國際貿易範疇，嫌的是外國強勢公司進入本地市場打垮弱勢本土業界。但是，這兩種理論明顯都不適合用來否決港視進場。第三種則是着眼於因所用的科技而令競爭者之間有可能出現「擠塞性界外效應」的行業；在以前的「類比通訊」（analogue communication）年代，容或有一些老舊過時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規管市場進入，但對於數碼廣播行業，卻完全不適用，因為數碼廣播技術幾乎不可能生出不同公司電子訊號之間的「擠塞性界外效應」。

經濟理論唯一講及規管「進場速度」的場合，是關於貨幣總量；但那與個別行業裏的競爭者數目完全無關，而是中央銀行以各種工具作貨幣通量進出市場的宏觀調控時所依靠的理論。

梁政府搞出這個不見經傳的規管進場速度論，背後有兩個可能性。一、這是梁氏及其智囊的偉大理論和政策創新，用了之後遭到不明者反對才覺得要公諸於世；二、當局釘死港視乃既定方針，自有其他不可公開的大政治或利益輸送原因，「循序漸進」論只不過是事後十分尷尬之際、倉促拋出來應付公眾壓力的「後設理論」。

哪一個可能性才是真相呢？筆者相信，香港人，不管是屬於沉默的還是嘈吵的大多數，都想知道答案，都希望更多香港的各派經濟學者出來說理、解惑。

四、難道真的沒有進場太快的實例？

進場太快的實例是有的，而且很多；不過，那不是市場行為，雖然最終發生在市場裏。其實，如果大家這十多二十年來經常留意經濟新聞的話，已不經意地看到過很多這種市場進入太快的事例。

大陸放棄以計劃經濟為主之後，即出現激烈的鄉際、縣際、市際乃至省際競爭。這裏所謂的「X際競爭」，指的不是不同地域之間的業者之間自然產生的經濟競爭，而是地方官員（或其親屬好友）倚仗手中政治權力和特殊身份強勢進場的非自然市場行為。

這些地方官員有的是經濟以外的實力，如靠關係或權力取得原材料、勞動力、土地、資金的低價或免費使用權；又有諸如利潤自留而虧損歸公等的對己有利營運條件；更有升官評核看地方GDP增幅的推動誘因；因此，屬於他們私己的公司的進場動機很強，而且往往不按正常的私人利潤風險評估作進場與否的決定。從標準經濟理論看，有這許多非市場誘因驅使的「官員公司」進場，一定導致超乎合理的進場數目和速度；這個結論，經濟學家不必算出「最優進場速度」也可確切得出。（有大二微觀經濟理論水平的讀者能輕易明白；有研一總體均衡理論知識則更佳。）

這種在地方微觀層次出現的特快進場速度，對整體經濟效率而言，恰好是過猶不及。它的確導致大陸經濟多年來的超高速增長；但老實點的經濟學家都應該一早知道這是大有問題的。如今，大陸多個行業（包括國務院已公布的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以及其他如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等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而民間私人消費水平卻長期大幅偏低，在在都和上述政治權力濫用導致的「X際競爭」直接有關。

可笑的是，有些人，包括一些本應懂經濟、懂做生意的人，既認為大陸的那種政治性超速進場是好的，也認為特區政府的強權性「循序漸進」進場管制也是好的。似乎，這些人認為，無節制的權力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是好的。

《氣短集》之十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LUcE_2FSk

練乙錚：替「三挑二」算賬 請梁政府解釋

梁政府在電視發牌事上作出的「三挑二」決定，反競爭、削效益，對市場整體而言，當然是壞的。這個質的判斷，無疑正確。然而，從量的方面看，它的害處，每年帶給香港的損失，到底是一文幾毫般微不足道，還是像啟德郵輪碼頭造價般碩大無倫？本文給出一個損害下限估算，所用數據都是相當容易得到的，而且只需要很少一點點經濟常識。這種「信封底估算」當然不一定準確，誤差可能有一兩成，其優點是能夠在質的判斷之餘，簡單快捷地提供量的實感，而其推算過程，也往往引人入勝【註1】。

本文採用的獨立估算方法，完全不用官方或HKTV自己的數據，在經濟學裏卻很標準，就是先看如果HKTV獲得發牌、運用大氣電波頻譜運作（下稱「正常運作」），所能夠直接、間接創造的經濟價值的下限是多少。這個數字，就等於它不獲發牌、大氣電波頻譜這個公共財得不到充分利用之時的社會損失（不獲發牌，HKTV股東可改變業務內容繼續運作，規模可能收縮，以至於零；但也不排除股東加碼搞其他業務，而且搞得更大一些。不過，這些都與運用大氣電波頻譜創造價值無關，是完全另外的事情）。

「正常運作」之時，HKTV生產的東西，可稱為「內容 + 廣告」。由於這個產品對受眾而言是免費的，所以生產過程中創造的經濟價值就得用其他方法來量度。筆者採取的辦法，是估量下列三者的年總和：一、HKTV的總支出（包括員工薪金、花紅、股東派息、燈油火蠟等等）；二、製作廣告的公司為拍攝在HKTV播放的廣告的總支出；三、花錢在HKTV播廣告的公司因之而得到的額外銷售額【註2】。

此三者於HKTV「正常運作」之時的數值分別估算如下：

HKTV總支出

假定：員工數目1500人（約雙倍於發牌決定公布前）；平均月薪25000元（相當於香港所有員工的平均時薪146元乘以每月工作4.2周、每周工作40小時）；與員工有關的福利等支出每人每月5000元；公司其他開支是勞務總開支的兩倍（這是一般成熟經濟體裏頭的比例）。據此，每年HKTV「正常運作」之時的全年總開支便是：

1500 ×（25000 + 5000）×（1 + 2）× 12 = 16.2億元。

廣告製作公司有關總支出

估算這個，需要多一點的假設，下面會一一列明，並提供商業理據。TVB公開的去年廣告總收入數字為30億元；以此為基準，假設HKTV能取得一半這個數目的廣告收入，即15億元（這個廣告收入讓HKTV幾乎達到收支平衡）。假設HKTV收的廣告費平均每條20秒計為100000元，此即表示HKTV一年總共提供15000個20秒的廣告時段或其當量；假設每條廣告用20次便失效，那麽，廣告製作商一年要為HKTV製作750條不同的廣告，假設每條20秒的廣告製作費用為600000元（含勞務等開支及股東分紅），則此等廣告製作商的總開支一年為：

15 × 10000000 × 600000╱（100000 × 20）= 4.5億元【註3】

在HKTV登廣告而得的額外銷售

這個估算牽涉到電視廣告的「效率」問題，市場上對此效率的估算差異很大，不同的研究顯示，1元的電視廣告開支的平均淨收益（扣除了1元廣告成本之後的平均淨收益），從0.3元到1.79元都有；筆者執中，假設此平均淨收益為1元，因為有些廣告是競爭者之間的零和遊戲。這些公司付出的在HKTV播出的廣告的總費用為15億元播放費，加4.5億元製作費，即總共19.5億元。據假設，這些公司得到的額外銷售總額也是19.5億元。簡單假定公司不積錢，這個收入最後轉化為等額的額外總支出，包括額外股東紅利。

HKTV能直接創造的年經濟總值

上述三個總支出的和，就是市場因HKTV「正常運作」所直接創造的年經濟價值：

16.2 + 4.5 + 19.5 = 40.2億元

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支出就是另外的經濟個體的收入，那些個體的收入又產生支出，如此循環若干次，最後把HKTV直接創造的經濟價值放大。這個放大倍數就是所謂的「GDP倍數效應」，反映原來的經濟活動非直接地創造（或導引）出來的更多經濟價值。這個放大倍數如何計算？其值幾何？

這裏需要講一點點經濟術語。社會上的人若收入增加1元，其消費便平均增加C元的話，C便是這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簡寫為MPC）。最簡單的理論認為，GDP倍數效應（即上述收入放大倍數）等於1╱（1－MPC）。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張楠在他的老師梁兆輝教授指導下於2011年發表的研究顯示，香港的MPC約為0.68【註4】。據此，GDP倍數效應約為1╱（1－0.68）= 3。這是比較保守的估算。有另外的人做的2004年的研究顯示，香港的MPC是0.87，那麽GDP倍數效應就更高達1╱（1－0.87）= 7.7。筆者選擇張楠的比較保守的研究結果，然後再考慮稅收等減速因素，最後採取GDP倍數效應值 = 2。

加上間接創造的年經濟總值

如此，每年因HKTV「正常運作」所直接及間接創造的經濟總值為：

40.2 × 2 = 80.4億元（每年）

假定HKTV可「正常運作」五年（五年之後的世界難料，HKTV可能成為一哥，也可能虧本關門），則期間此公司可創造的直接間接經濟價值總額即為：

80.4 × 5 = 402億元（五年）

這當然只是一個下限，因為還有其他因素未算進去，如香港人創意得到培育而開花結果，新的創意產品在地區乃至世界上再次打出名堂等，都有經濟價值。

損失等於一個「西九」

梁氏領導下做的「三挑二」決定，取消了HKTV創造經濟價值的機會，瞬間令香港人五年內累計損失至少402個億。402個億是多少呢？不多不少，就相當於一個「西九」的總造價；若分年看，每年損失80.4億元，就剛剛好是政府宣布建造啟德郵輪碼頭一次的總成本。

梁氏在不能給出任何具體理由的情況底下，一意造成這個數量的社會損失而毫無悔意，實非管治之道，原因甚為可疑。筆者懇請政府盡快面對市民作出詳細解釋。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筆者早前估算出王維基當年引入國際長途電話回撥服務破解香港電訊壟斷，十多年來替市民的荷包慳回200億元以上。又按簡單推算，一個壞政策若逼出一次數小時十多萬人參與的遊行請願，社會需投入的資源便起碼達兩三億元之巨。統計數字是死的，放在「信封底」上運算，得出來的數字卻是活的。討論之時如此「心裏有數」，對手若被迫回應，也不能寄望放空炮胡混過關。

【註2】這裏，第一、二個總和是支出，第三個卻是收入；這問題不大，我們可以把後者理解為等於要得到此額外銷售額所付出的廣告費以外的各種額外開支的總和。這樣算支出，如果是應用到整個經濟裏的所有個體，就會犯「雙重點數」的錯誤，但如果只是算經濟裏的很小部分且是同類型的公司的經濟價值貢獻，問題不大；由登廣告客戶付出的15億元廣告播放費及4.5億元廣告製作費，都沒有作雙重點數。第三點的15億元加4.5億元，是登廣告引致的銷售額淨收益，假設剛好等於廣告總開支，概念上卻不同於付出的廣告費用。本文的價值估算方法背後還有一些假設，在自由經濟裏基本成立；於此不贅。

【註3】這一段參考了好一些文章，包括mmhome.com上李根興的〈無綫TVB廣告費是幾錢？〉；AdAge.com上Brian Steinberg的Ad Nauseam: Repetition of TV Spots Risks Driving Consumers Away；wpp.com上面Andy Farr的Evidence that TV advertising works；ncsolutions.com上面的報道Online Advertising Using Purchaser Data Delivers Three Dollars in Incremental Sales for Every Dollar Spent。

【註4】見Zhang Nan的UROP Report on the Discoveries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Hong Kong Residents

練乙錚：「三挑二」強化了「佔中」理據

梁氏會同行政會議通過了忤逆民意的電視發牌「三挑二」決定，令全城譁然，反對意見一面倒（民調指七成以上市民認為政府的決定錯誤）。梁氏靠親共左派上台，但這次有不少親共、親政府的名人，顧不得北京最近一再發出的「支持梁特首執政」的最高指示，站出來對「三挑二」提出反對或質疑；以知識分子為宣傳對象的左派《大公報》甚至發表文章【註1】，不但明指梁氏處事方式違反北京提倡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還懷疑部分行會成員可能「與（所控機構獲發牌的）『吳家、李家私下相熟』」。如此眾叛親離，若用共產黨的語言形容，梁氏在此事上堪稱「獨夫民賊」【註2】。

梁氏倒行逆施引起民憤，有論者認為無形中替處於醞釀中的「佔中」運動製造更多支持者。增加參與「佔中」的人數固然重要，但有另外一點更值得重視：「三挑二」事件本身已經具備引發一次公民抗命的條件，所以能夠在兩個更基本的理據層面支持「佔中」。

筆者先說明為什麼「三挑二」事件足夠支持一個獨立的反「三挑二」公民抗命運動。

還有「其他合法爭取普選的手段」嗎？

前不久，「幫港出聲」、某些教牧、個別大商賈等，都不斷強調「還有其他合法途徑爭取普選，不必用到『公民抗命』」。的確，在經典的「公民抗命」理論裏，運動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已經用盡所有合法手段，依然無法迫使統治者停止傷害社會」。我們可用活生生的「三挑二」事件為例看這個條件。

在眼下的電視發牌問題上，十二萬人已經站出來發聲，民調結果亦清楚說明「沉默的大多數」反對政府的決定，但政府完全無動於中。因此，如果要在此事上搞「公民抗命」、依照理論要求滿足先決條件的話，民眾只剩下兩個合法手段要嘗試，那就是：

一、利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提供所有理據，迫使特首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收回先前決定；

二、提出司法覆核，寄望法庭在理由充足的條件下，判令政府推翻先前決定。

面對的是梁政府，如何評估這兩個合法手段的效用？

首先，就算在鐵證如山之下梁氏完全詞窮理屈，如果他一味賴皮，則《權力及特權法》亦不能迫使他就範、改變「三挑二」。其實，政府現在無限擴大「行政會議保密原則」，並據之聲稱不可對決定作任何解釋；此點雖遭多位前高官、前行會成員指為狡辯，但梁氏依然若無其事，說明他很可能一直賴皮下去。況且，立法會能否祭出《權力及特權法》，還視乎議員投票結果；肯定如果「阿爺吹雞」，立會就不會有下文。因此，「一」的效用成疑。

其次，若梁氏不惜一切代價，無視立法會會否調查而堅持「三挑二」，則提出司法覆核就成為僅剩的合法途徑。此途徑有效與否，要看香港的司法系統能夠維持多少獨立性。司法機構可能最終認為「三挑二」的確是一項行政錯誤，但依然選擇「尊重」行政長官的決定，只判政府賠償港視損失了事。那麼，梁氏便可以用納稅人的錢為自己消災而完全不必讓步。如此，「二」的效用也成疑。

果若是，則民眾如要就「三挑二」進行公民抗命，也會具備很強很充分的理據，因為已經走足全程、滿足了上述先決條件。這對「佔中」有何啟示呢？

以目前梁政府擺出的架勢看，區區為了少發一個電視牌照，梁氏也必會調動足夠力量和鼓起足夠厚的臉皮「打贏」這個保衞戰，更何況是為了阻止普選？

而且，普選問題並不需要立法會查證什麼，所以《權力及特權法》根本無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普選與發牌不同，根本上是一個無先例的政治問題，政府耍手段「走盞」的空間很大，而法庭並不是直接解決這種政治問題的體制部分。況且，若普選落空，背後必是北京的心意決定了一切；待生米煮成熟飯之後才來司法覆核試圖推翻決定，香港的法庭縱然獨立，也沒有這種能量。

因此，上述兩個如今已是最後的合法手段，用在迫使梁政府撤銷「三挑二」還勉強可以，儘管效用十分堪虞；若是碰上普選議題，則可說毫無用處。然則，民眾爭取普選，十多年來，遊行請願搞過多次，輿論上的聲音發出過無數次，上述兩個「合法途徑」也無效，那麼還有什麼未曾用過而可能有效的「其他合法途徑」呢？

無疑，若梁政府在此次電視發牌事上繼續以蠻橫手段幹下去的話，「佔中」的上述先決條件便愈發充分滿足。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三挑二」事件與「佔中」的關係。

梁氏此次反社會行為的代價以十億計

任何政府不公引致反抗運動，社會都要付出代價，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所有這些代價，歸根到底都是欠公義的政府行為直接製造出來或間接導致的；有些有形可量化，有些則是無形。

就以這次電視發牌「三挑二」事件看，梁氏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反社會行為，破壞力很大。在他主導下，政府對若干善治傳統進一步損毀、扭曲（例如損毀了政府行政信用、扭曲了行會保密制的本來作用），無端令社會付出一筆龐大的無形代價。此外，政府的決定對香港創意產業投資者的打擊，大批希望投身創意行業的年輕人失去出路、看不到前景時的彷徨等等，也是這種代價的一部分。要估算這種無形代價，經濟學家有辦法，但不容易。

有形的代價，包括港視員工從失去工作機會到重新找到工作期間的收入損失、企業家王維基「被失敗」之後的公司資產無端貶值、大量市民為試圖改變政府錯誤決定而投入的各種抗議資源等等，都比較容易算出。作為例子，好讓大家有個數量感覺，筆者在這裏粗略地算一算上周日的幾小時遊行活動總成本的一個下限：12萬人為此付出的時間價值和交通費總額。

按標準經濟理論，一個人的工餘時間的邊際價值（以一小時計）等於其時薪。香港人的勞動收入佔GDP的五成三左右，勞動人口數目則是370萬，去年的GDP是20400億元；假定平均每人每周工作40小時，每年工作50周。由此算出平均時薪是146元。

假設每個參加遊行的人連交通時間在內，當日為遊行花了5小時（3小時遊行、2小時交通）；另外假設每人之前花了10小時找尋、閱讀、消化、與親朋討論有關資訊和做決定；又假設交通費為每人30元。

於是，時間總成本是12萬 x 15小時 x 時薪146元，交通費總共是12萬 x 30元，合共便是2.664億元。

與遊行有關的社會總成本包含的，要比這個遊行請願者直接付出的價值多得多。有很多人接受、閱讀、分析了有關資訊，十分支持卻決定不參加遊行；也有少數人同樣接受、閱讀、分析了有關資訊，卻出氣力反對、阻止遊行等等，在在需要付出時間、金錢。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這些都是星期天有關遊行的社會總成本的部分，都要算進總和裏。所以，走「合法途徑」的社會代價也真不小。但是，梁氏至今無半點悔意。看來，此「合法途徑」的社會代價是白費了。

然而，若再加上上述各種無形損失，梁氏這次作出的反社會決定，公眾為之付出的總代價，恐怕要比上面算出的數字高一個數量級。

這個思考指向什麼呢？港人經年累月循「合法途徑」投入的社會改革資源絕對不低，但至今絕大部分都是白費的。另一方面，民眾始終阻止不了小圈子統治集團對社會的破壞行為，而後者造成的社會損失與日俱增。到了這般田地，民眾就有理由考慮「違法達義」、進行公民抗命。到後來，問題解決了，現存統治集團對社會的破壞止住了，社會付出的總代價可能更低；再加上因社會進步而得到的收益，好處就可能更大。這個道理，以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為例子，至為明顯（經濟學者研究過美國民權運動導致的的經濟收益，筆者有機會將詳細介紹）。

總結一下：若梁政府在此次電視發牌事上繼續以蠻橫手段幹下去的話，民眾單就此事發動「公民抗命」的理據和先決條件，也就充分具備：所有可能有效的「合法途徑」都嘗試過了，卻依然無效；走這些「合法途徑」的代價不菲，其不能阻止梁政府破壞社會的代價卻很大。

當然，民眾也可以不就這個「三挑二」事件進行公民抗命，而把訴求和力量累積到爭取政制民主的「佔中」運動裏去，那可能事半功倍。歸根到底，「三挑二」反映的，正正是專制權力的傲慢、「佔中」運動要根除的惡物。

商界從「三挑二」看到什麼？

最後，簡單談談商人應該怎樣看待事件。一位本地大商賈說過，他比較喜歡在民主國家投資。民主與法治共存，有法治的地方，做生意的風險就比較低，政府不會無端沒收或破壞你的資產，或者把你的資產強行奪取，然後分給你的對手（這基本上就是HKTV的遭遇）。沒有民主的地方，就算本來有法治，也可以被權力任意凌駕，之後什麼事情也可以發生，風險很大。後者在今次「三挑二」事件中表露無遺。經此一事，商界若依然不大力支持民主、保衞法治，很快就會自討苦吃。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這篇頗有點傳統左派批判權貴味道的《大公報》文章見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3/1022/1980246.html；不過，一般而言，若在這種事情上論利益瓜葛嫌疑，現存的機構才應該是公眾第一關注點。

【註2】「民賊」一詞中的「賊」可指「賊害」，即嚴重損害利益，不一定指盜賊。

練乙錚：顧問報告？幫港出句聲？發牌全民公決！

電視廣播發牌「三挑二」事件影響重大，本周《氣短集》分從四個不同側面談這個問題。首先指出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作出那個驚人決定，不一定和北京大政治有關；跟着指出政府以「放料」方式洩出的「顧問報告」有明顯的「應急」作用，殊不可信；然後替港人算出王維基當年搞的一項電訊服務對港人荷包作出的貢獻（起碼200餘億元），希望那些幫港出聲的人看了也替他講句公道話；最後筆者有破有立，詳細提出「電視廣播發牌全民公決五部曲」。

一、「三挑二」背後的可能性

一個沒發出的廣播牌照，照出特區政府最高層的種種面相，在在令人嘆為觀止，並不因當局刻意選擇在這個「適當時候」公布政改諮詢而稍減震撼。

梁氏或其班子在他當政前後，多次暴露出各種廣為大眾詬病的公私行為，包括僭建、涉黑、護短，等等，但論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信用、市場公平和社會公義的破壞，那些都遠遠不及這次電視廣播發牌的「三挑二」事件。政府某些高層掌權者包括梁振英，做出如此不合情理的市場不准入決定，背後的動因是什麼？

有論者認為是政治問題：北京有要求，西環按鈕，行會接單，特首交貨。不過，如果按事件的表面證供作合理猜測的話，則除了這個可能的「大政治」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普通得多的嫌疑，似乎更值得思索：梁班子是否有利益或延後利益的涉及？

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不顧社會如何反應，在理據極其貧乏、給不出任何辯解的情況之下，推翻上屆及本屆政府自己的一個重要政策承諾，公然違反基本的公平競爭和市場原則，一面偏袒現存「關係戶」、實質壟斷者，一面力阻一個有實力、有往績、有備而來的競爭者進場。這樣的行為，如果發生在一些沒有像中共那樣的勢力威脅着市民心智的地方，嫌疑還有一個，那就是政府有關高層是否可能涉賄？掌管及規管市場進入的決策者成為既得利益的俘虜，即管制經濟學裏頭說的「regulatory capture」(規制俘虜)。

是的，港人或者依然難以想像自己的政府高層廣泛涉賄貪腐。不過，如果大家記得，澳門有個司長歐文龍，香港也有那個更高級姓許的，便知現時特區政府司局級高層涉貪並非天方夜譚。官員保不住港人那杯奶茶，怎能夠保住自己的貞操？

我們熟悉的那個說到底很多方面都比較上軌道的殖民地舊香港，已經起了本質變化，好的方面往下沉淪；一個陌生的「新香港」悄然而至，高官涉賄這個「國之常情」，恐怕快要變成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那麼自然。

二、應政府「急時所需」的顧問報告一例

大家要留意，事件引起廣泛公憤之後，本應要為政府決策護航的行政會議各成員，無一個站出來為「三挑二」的決定作有力辯解，卻有「政府高層消息人士」暗裏向傳媒放一些完全不必負責任的暗料。

暗料說：一份新的顧問報告認為，三家電視台牌照申請者當中，香港電視排在第三，即由2011年的第二位下跌了；而因為市場「只能支持四個電視台」（政府眼中，當然是包括現存的兩個），所以，對不起，香港電視要出局。

筆者的經驗是，像這種在緊要關頭搞出來的政府顧問報告，通常不可信。這裏打一個岔擧一個實例，讓大家看看這種顧問報告是些什麼貨色。

大家記得，2007年「西九」立項之後，要到立法會批錢。典型的做法，就是找一個顧問把所需資金大幅低估，以便容易過撥款關，之後項目上馬嚴重超支，不過，打死狗講價，政府的錢只能照批。這個劇本，正正就是「西九」的全過程──現在不是要嚴重超支達一倍或更多了嗎？當時，筆者還在本報當主筆，把那份政府公布的西九顧問報告所用的經濟理據看了一遍，便知裏頭把通脹率嚴重低估，認為將來無可避免要大幅超支，於是一連寫了幾篇評論揭穿顧問公司的「蓄意荒謬」，結果招來顧問公司發律師信說筆者誹謗，恐嚇要告上法庭。筆者企硬，可惜立會大多數議員特別是功能組別議員相信政府，苦了要做「魚腩」的納稅人。當時的西九「超支計劃」因有顧問報告護航，如今已是過了海的神仙【註】。

這些「應政府急時所需」的顧問報告十分昂貴，動輒千萬元一份，不過大家完全不必當真；有時間的話，只需做點功課便可輕易指出其弄虛作假。

三、幫幫港人出句聲佔領自家電視機

「佔中」運動有代價，於是有反對者幫港出聲；問題是如果只此一聲，不及其餘，則其「為公益」的名義便有可疑。

本月新聞人物Wiki王（此是筆者一位朋友替他起的花名，取Ricky的「香港英文」音，音譯即其中文名，比「魔童」有意思），1993年替港人引入長途電話回撥服務，打破當時收費昂貴的壟斷，並於稍後十數年之間把他自己白手開創的香港寬頻，變成第二大住宅寬頻供應公司，與大財團的IT公司分庭抗禮，促使香港成為今天全球IT質量最高、價格最低的地區之一。少數要長計，單是回撥服務導致的長途電話通話減價，二十多年來替港人港商省下的錢，粗略算已過200億元（假設期間平均港人口的20分之一、即30萬人每天打一個私人或商務長途電話省十塊錢，20年便省下差不多220億元）。

做出如此重大經濟貢獻的Wiki王如今搞電視玩創意，卻給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活生生一棍打死。筆者希望那些幫港出聲的公益人登一段廣告幫他出句聲，也順便幫幫港人出句聲佔領自家的電視機。可不可以呢？

四、電視發牌全民公決

基於電視廣播的消費者就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筆者提議一個最能優化結果的全透明發牌機制。這個機制是一個合理而健全的五部曲，既百分之百符合市場的公平、公開和效率原則，也完整體現市民意願：

（一）首先由不限數目的競爭者向有關當局遞交詳盡而專業的業務及財務計劃。截止後，政府根據無利益衝突原則，成立由公認的包括世界級學者組成的財務專家小組審查這些計劃，並向社會推薦一個純粹關於業務及財務實力的排名及排名理據，供大眾參考；

（二）參考排名公布後，還有興趣的競爭者須限時繳交「典型的一天」節目樣板（所有嚴格的表演藝術比賽都有這樣的環節）；競爭者有「膽」的話，應同時提出計劃中的主要藝員、管理人員等的「理想」名單及最低薪酬，亦即承諾進行積極的人才競爭；

（三）政府選擇日子在港台輪番播放上述各競爭者的一天節目樣板，費用由競爭者自負；

（四）樣板播放完成後，容許一至二周的網上翻看節目、公眾討論、意見領袖評論和競爭者解畫，然後由大眾公投，得出市民眼中的競爭者優劣次序；

（五）限日由競爭者根據公投結果自行決定進場與否。

此「五部曲」非彼「五部曲」，政府如果有心搞，絕大多數市民會支持，商界也沒有人可以公開反對。類似的意見早前提出，大多數市民不會留意，現在知道黑箱作業的豈有此理，就有必要認真考慮。民主固然「不是靈丹妙藥」，但用在這個問題上斷不會錯。

《氣短集》之十二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那幾篇當年的《香島論叢》文章是：2008年6月6日「二一六（億）還是二六一（億）？」；6月10日「西九2%價格增幅理據都站不住腳」；6月11日「與其迴避解釋 不如試試新法」；6月12日「政府為何、如何支持GHK財務分析？」，GHK就是在西九撥款事上替政府護航的那間顧問公司。筆者當時其實也低估了西九的超支額，以為大概會多出50個億罷；誰知今天談論的是超支200億以上

練乙錚：從「新香港人」的「新」字談起

在族群、地方、國家的名字前面加一個「新」字，看來簡單，其實涵義往往十分複雜，總會引起爭議，嚴重的還會分化社會。原因很簡單：族群、地方和國家都是政治概念，一旦有人在這些概念下面的實體上劃分新與舊，原有的社會矛盾就更加突顯。最近，《人民日報》發明了「新香港人」這個詞，無疑會加劇新舊港人之間、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彼此排拒意識。

「新」字之所以飽含政治隱義，可從近代西方數百年的殖民史談起。打開一張今天的世界地圖，還可以看到一大堆名字前面冠有一個「新」字或其音譯的地方乃至國家：新英倫、新澤西、新南威爾斯、紐約、紐奧倫、紐芬蘭、紐西蘭、新畿內亞、新不列顛、新愛爾蘭、新漢諾伐。稍古一點的地圖上，還有新法蘭西、新荷蘭、新西班牙，等等，都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不過，大家也會留意到，這些「新」地方，都是歐洲的古書裏沒有記載、而且是社會發展還處於比較原始階段的地方。當殖民者遇上文化比她們先進、儘管並非船堅炮利的帝國領土之時，也會識趣地沿用當地固有名稱，所以埃及還是埃及，印度還是印度，香港還是香港，而不是「新」什麽什麽。

中蘇共產 最愛加「新」

在中國歷史上，「新」字也有很複雜的政治含義。王莽篡漢，改國號曰「新」，史稱「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安石變法，引致新舊黨爭；史家把他那黨歸作「新」黨，他的政歸作「新」政。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氏變法，則從古到今都爭議不絕。到了清朝，中華帝國主義向西面擴張，所霸佔的一部分土地，稱作「新疆」，「新」字的用法，雖未成體例且與西方殖民帝國的用法略有分別，卻可謂異曲同工。至於1949年中共憑借外力「解放」大陸之後，喜把由她管治的那部分中國喚作「新中國」，則更是把國人心目中的好壞、正邪、善惡、愛恨等眾多二元對立都灌注到一個「新」字裏面去。「新」字後來在大陸用濫了，便有所謂「胡溫新政」、「習李新政」的說法，其實都無法顯出「新」在哪裏，比起國史上的歷次變法差太遠，更遑論與鄰國百多年前那次「明治維新」匹比。

不過，共產國家政治好言「新」，不自中共始。俄共建立蘇聯之後，「新」字大行其道，宣傳最廣泛的，就是所謂的「新蘇維埃人」。這種新人類熱愛共產主義、熱愛勞動、身體強壯、大公無私、只聽領導的話、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民族性、地方性、個性，樣板是1935年史達林抓出來的礦工斯達漢諾夫（Aleksei Stakhanov）。此夫一天幹別人十四天的活，創下一工六小時用鑽子鏟子挖煤102噸的紀錄；此紀錄不斷刷新，幾個月便上升到一工607噸，於是帶動了轟轟烈烈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各行各業的領導馬上也抓出了自己的斯達漢諾夫╱斯達漢諾娃，令蘇維埃聯邦的生產進入高潮。大陸後來搞出的軍模雷鋒、鐵人王進喜等的樣板人，都不過是「新蘇維埃人」的大中華版【註】。

政治用「新」 大致三種
在台灣，近年出了一個「新黨」，以急統派為主力，叫好不叫座，所以支持者大部分都在「新」中國那邊的共產黨裏；開放社會有這樣一個政治派別並不奇怪，但此黨之名冠以「新」字，就有點莫名其妙。值得留意的，反而是當年李登輝、馬英九合推的「新台灣人」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一個意識形態訊息，那就是：台灣住民要不分族群、不分「藍」、「綠」，秉持主體意識，致力把「台灣優先」貫徹到所有重大政策裏面，以確保台灣本土安全；有此信念的人，就是「新台灣人」。這裏的「新」字，並不指到達台灣、在那裏生活的年代有多新，而是指政治觀念上進化出來的新。

在香港，人們在英港殖民管治下習慣了政治含蓄，所以1949年以後，港人儘管心態上兩次脫胎換骨，也不輕易言「新」——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社會質素提升了，擺脫難民心態，是第一次。1997年之後，港陸融合，港人近距離接觸各種陸人，驚覺自己已成為異類，尤其發覺與陸胞當中的權貴並無很多共同點，本土情緒遂油然而生，覺得「香港」品牌還是老的好，於是漸漸形成本土意識，當中包含強烈的拒「新」傾向，是第二次。

綜上所述，「新」字的政治用法大致有三種：一、殖民帝國人以母國地名替比較原始的佔地重新命名時用的「新」；二、各種暴力革命的勝方為要剷除舊社會體制和意識而強搞出來的「新」；三、內在演化出來的意識、價值觀念上的「新」。三種用法當中，頭兩種很粗暴很容易；第三種很細緻很自然，用起來要真正合適，比較困難。

讓我們再來談《人民日報》說的「新香港人」。有人認為，大陸小題大做十分不智，對新來的大陸人的稱謂，沿用「新移民」一詞便可；搞一個易與「原香港人」、「舊香港人」生隔閡、相對立的標籤，很無謂。然而，這個想法太簡單。

「新香港人」一詞，有兩個清楚而不同的意思，用標點符號便可說明：一個指「新『香港人』」；另一個指「『新香港』人」。要害是後者。

前者，「新『香港人』」中的「香港人」，是意義主體，其思想意識進化而達到新境界的話，就成為「新『香港人』」。這裏的「新」字的用法，是上述第三種。香港人自己進化了而不用此「新」字形容，是含蓄。中共要轉變港人，卻很不容易，甚或不可能，九七之後十多年，港人人心並未回歸大陸，反而出現離心傾向，就是明證。《人民日報》講的「新香港人」，當然也不是這個意思。

輸入「新」血 稀釋港人

改變「香港人」不容易，改變香港的體制、政治路向和政經當權者的身份，卻比較容易，而事實上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着。「新中國」之下，焉能沒有「新香港」？此尤其在九七之後！到這個改了頭換了面的「新香港」亮麗登場之際，裏面的人也將因為三個因素而徹底更換了。三個因素，其一是人口的自然規律（現有的香港人生育率全世界最低，還會老死）；其二是黨員治港之下搞得原來的香港人意興闌珊便自動撤資移民；其三便是「單程證」的替補功效。到時剩下的，就是「『新香港』人」。

這個「新」字的政治用法，接近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中共巧妙地利用「單程證」，對香港實行類似對待西藏、新疆、內蒙三地的（內）殖民，同時用各種手段把原來的香港變為與「新中國」相匹配的「新香港」。為建構一個統一或單一的民族國家，這也許無可厚非，但如果「單一」是以壓服為主，而且「一」指的就是一元化領導下的所有思想文化定於一黨之尊，則港人（現在的香港人）就難以接受。

港人以漢族居多，這個特徵與擁八千萬黨員的中共一樣。然而，港人十分排拒中共，更因為處境與西藏、新疆、內蒙的少數民族相似而日漸生出對這些邊疆上的民族的強烈同理心；這個現象，是中華史上僅見。

話說回頭，筆者認同上述《人民日報》文章中的部分分析，即完全肯定新移民對香港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貢獻（這是筆者二十年來一貫而且公開的看法），只不過不認同中共借新移民作木馬以遂其內外包抄的「佔港」政治目的。借鑑歷史，筆者更認為，新移民完全有可能成為最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群體，成為守護香港主體利益的中堅。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988年，未及蘇聯消亡，斯達漢諾夫的生產紀錄便由官方證實是假的。及至蘇聯消亡，「新蘇維埃人」這個假大空概念，也同時灰飛煙滅。作家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前匈牙利共產黨員）在小說《正午無光》裏，以「尼安德塔人」象徵那些「新蘇維埃人」中的極品，即當上了重要幹部、精明能幹手操生殺大權那種。「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是古人類學名詞，指一種於早新石器時期曾經出現過但沒有進化成功、最終被「智人」（Homo sapiens）取代的類人。庫斯勒於1940年出版此小說，其時史達林權力如日中天，他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蓬勃；小說卻把蘇共精英比作「尼安德塔人」，可謂遠見。

練乙錚：深切反省．論蝗．陰陽失調妨礙經濟轉型

今天的《氣短》分三段。頭一段談本地左派近日的一場半公開內訌，是筆者的「有感而發」；與其說是對絕對權力的怒，不如說是感人性之善之軟弱易失的懼。第二段解釋在港人當中出現「蝗蟲」說法的主因在何。筆者在網上讀到林兆彬君的文章〈請將矛頭指向權力者，好嗎？〉，這段文字可視為對林文主題的一個「讚」。第三段簡介哥大經濟學家魏尚進和他的研究合夥人怎樣分析大陸經濟因陰陽失調而難於轉型。在經濟統計分析之餘，筆者聽到了一點弦外音。

一、說hang-up、犯天條

終於，大家看清楚了這齣沒有英雄的戲。權力在幕後皺了一下眉，主角沒吭半句聲，就轉身、鞠躬、退場，只餘鎂光燈照耀着留下的「認真聆聽、虛心接受、深切反省」十二個字。

是什麼駭人的力量，令這位本是精英中的精英、曾經義無反顧放棄鋪好在前面的榮華路而委身於他認為是真理的知識分子，僅僅是因為說了一個並無貶義的二字辭（大概相當於英文裏的「hang-up」罷），就得用上那次福田康夫為日本侵略向亞洲各國道歉時的用語，在眾目睽睽之下向最高權力求饒、自殘？

是什麼不可抗力，令這位我城的最後一位堅貞的左派革命者那麽自然而然地、幾乎本能地向那早已變質的權力毫無剩餘地交出自己的人格尊嚴？

這是悲劇嗎？不是了。任何一齣戲，主角沒有了尊嚴，就再無喜無悲之可言；觀眾看到的，大概只和新聞故事裏的黑社會讓某冒犯了它的大明星嚥狗屎一樣。

不過，盡管如此，這種戲還是有其非本意當中的警世涵義。

「樂土」淪陷之後，原來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無論立場如何，都不會有好下場——大家記得，便是領袖推崇備至的那位文壇大旗手如果「解放」後還活着，不是也得識趣地自動消聲、不然就要蹲到牢子裏去寫他的雜文嗎？今天偶一上演的一齣無喜無悲劇，明天將變成恆久的日常生活。今天你自願奉獻那五千元的紅豆湯，明天你還得交出你的長子繼承權。

融合吧。這是天意。

二、「蝗」論的根源

港人拒共，中央「大惑不解」，在官媒上倒問「港人怕什麽」，成為今年最佳紅色幽默。怕什麽，不必說，共產黨有自知之明，自己領會領會就可以了；不喜歡什麼，雖然不一定很理性，倒可以理性地談談。就拿港人不喜歡大陸人、以至近日到了不分青紅皂白的地步這回事談起。

問題的核心在於港人沒有對入境的絕對審批權。先以「單程證」為例解說，再旁及其他。

打比喻說，你家請客，客人是你自己誠意請來的，斷沒有來了卻不歡迎、務必要使其坐立不安或者更甚地下逐客令而後快的道理。又比喻說，某夫婦好心領養了一個孩子，亦斷不會一領回來就看不順眼，甚或憎惡到要拳打腳踢掃地出門。反之，如果「客人」乃不請自來，來了又不懂得尊重一般常人的規矩，在你家出入自如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又或者如果孩子是某方強迫你領養的，來了你家裏住，卻對你頤指氣使，甚或來一個鵲巢鳩佔；那麽，你的感覺會怎麽樣？

由於沒有對「單程證」的審批權，港人無法事先按香港自身利益訂出的原則篩選來者，更不知道來者當中，有多少是負有特殊任務的「非黨員」（每天一個半個無所謂，多了就危險）。因疑生惑，很大一部分港人遂半理性地一竹篙打傷一船人，認為每一個「單程」來港的大陸人都可能是不好的或不懷好意的。還有一些比較偏激的，就乾脆一竹篙打死一船人算了。

由此引申，就算是港府自行通過法律容許一些經審批獲同意才進來的人，如「優材計劃」之下進來的大陸「尖子」、「投資移民計劃」之下進來的富貴戶，或者是來了對香港經濟的某些環節有利的陸客（如「自由行」客），等等，大部分港人依然不大歡迎。原因很簡單：立這些法的議員，很大一部分不是普選出來的，有的還是西環助選助出來的，不能廣泛代表民意，因此立出來的法，也不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願。如此，這些種類的大陸人來港，來了之後無論幹什麽，同樣也不很受港人歡迎；這些人來了，產生本地有限公共資源的享用權問題，直接受影響的港人就更火冒三千（這些人不免認為，與鋪天蓋地的「蝗蟲佔港」相比，那幾個斯文人提出要「民主佔中」幾天，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對有限而可毀資源的享用，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訂出優先次序，實行柔性甚或剛性管制，例子是外國的一些生態脆弱的國家公園。我們可視香港為一整個國家公園，為了保證內裏生態的持續，應該限制如「自由行」等對港不無好處但同時帶有嚴重損耗性的某類人入境活動。

筆者敢打賭，哪一天港人真正有了「單程證」的完整審批權、政府也負起保護全港社會生態的責任而適當限制陸客來港，那一天「蝗蟲論」就開始消失；循此道、經港人審批然後進來的「單程證」大陸人將和本地人和洽相處，小摩擦也不會變大問題。愛屋及烏，循其他合法途徑依限制進來的陸客，港人也會以禮相待。換句話反過來說，現時港人普遍不喜歡大陸人，主要是專權的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其次就是一個未負好把關責任的特區政府。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要反問：不讓港人審批「單程證」，共產黨怕什麽？

三、陰陽失調導致大陸民間消費偏低

筆者在上周一談及中國大陸民間消費佔GDP比例偏低的問題，借鑑了東亞日台韓的經驗，說明大陸要推動「經濟轉型」，壓縮投資佔GDP的比重、振興民間消費，很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

日台韓當年的高投資比重成功下降而過程中的GDP能夠保持溫和增長，主要因為所需的「替代增長」來自出口持續大幅增加。但是，大陸恐怕再沒有這個機會，因為要進一步大幅增加出口以替代投資比重下跌，在當今歐美市場疲弱狀態之下，十分渺茫。

然而，要理解這個困難，還得先研究清楚為什麽大陸十多年來經濟總量不斷飆升，消費佔GDP比重卻沒有像日台韓當年那樣持續上升，而是持續大幅下跌，以至到了今天，這個比重和日台韓當年人均GDP處於大陸現水平之時低得多——低了15至20個百分點！文獻中，用以解釋大陸發展如此不正常的經濟理論已經不少，但解釋得來，卻往往無法同時說明日台韓為什麽那麽正常。有見及此，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和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音譯），提出一個新的非經濟解釋【註1】

魏、張二人的研究指出，由於大陸人口特別是年輕人當中的陰陽比例嚴重失調，出現了特別劇烈的「婚姻競爭」，引致「競爭性儲蓄」：凡有未婚男子的家庭裏的父母，為了幫助通常是獨生的兒子成婚、從而更好保證能夠延續後代，幾乎都不惜一切壓縮消費、盡量儲蓄，一早便不斷把家庭資金投入資產市場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博取增值，讓兒子更有把握在日後的「婚姻競爭」中勝出。這個「競爭性儲蓄」機制還有相當大的「溢出效應」——「婚姻競爭」既推高房地產價格，一些沒有未婚男子的家庭，為了將來置業自居，也會被迫進行偏高的儲蓄。

讀到這裏，大家或者已經推斷到，如果魏、張二人的研究有說服力的話，婚姻競爭的劇烈程度和對儲蓄行為的影響，應該是在大陸男女比例特別失調的地區相應地特別嚴重。這點正正是二位研究者在實證方面着力之所在！

魏、張的研究，以大陸具代表性的一百二十二個農村縣和七十個城市的大量數據為基礎，得出如下統計事實：

一、在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之內，背景因素相同的家庭當中，有未婚男的家庭的儲蓄率比同區內的無未婚男的家庭要高。

這個結果聚焦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之內的一個儲蓄事實，是目前其他理論解釋不了的。在這些陰陽失調的地區，婚姻競爭令男家之間的競爭性儲蓄特別劇烈。

二、在平均家庭入息同處某一水平的所有地區當中，那些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的房地產價格也偏高。

也就是說，婚姻競爭較劇烈的地區，高儲蓄率擠出來的家庭資金為了增值，好一部分投進當地房地產市場，把這些地區的樓房價格推高了。

三、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裏，連沒有未婚男的平均家庭儲蓄率也比其他地區的同樣家庭高。

這就是上述的「溢出效應」，一個家庭儘管沒有男孩，但因為地區內的房地產價格給當地男女比例失調因素推高了，所以，僅僅為了置業自居也得作更高比率的儲蓄。

四、上述結果，在1980到2007年的每一年的數據中皆可得出。

五、以因果測試統計法得知，上述未婚男女比例與儲蓄率之間，不僅有簡單的統計相關，而更有因果關係：男女比例失調的確引致儲蓄率增加。

六、在上述樣本地區裏，如果不用官方發表的收入和消費數據而是看家庭的銀行存款數字，亦可得同樣結果。

七、在整個大陸範圍裏，其他因素相若，有未婚男子的家庭比起沒有的，儲蓄率平均也偏高。

六、七兩點，是先前結果的旁證。還有一個「表面證供」，其實應該首先留意：在1980到2007年這段時間裏，在大陸的總人口當中，嬰孩出生時的男女性別比例，從原本合乎世界標準的1.07上升到嚴重超標的1.24（即每100個女嬰出生的話，就有124個男嬰出生）。同期間，大陸的民間總消費佔GDP的比重，從50%下降到36%。1980這個年份很重要，是大陸強力推行一孩政策、強迫絕育行動的開始年【註2】

應該指出，大陸近幾年的嬰孩出生時的男女性別比例下降了，去年的官方數字是1.18。不過，最重要的數據，應該是15至24歲人口組的男女比例，因為子女到了這個年齡才是一般家庭為準備他們的婚姻而儲蓄的最頭痛時期。由於人口特徵有很長的延後效應，大陸的15至24歲年齡組的男女比例不僅今年還在增加，今後的一、二十年裏也會如此，無法改變，因為關鍵的人口都已經出生、存在了。

大陸政府也許不斷試圖改變低消費、高儲蓄（=過高投資）格局，說不定能夠防止問題進一步惡化，但要以高消費替補高投資作為大陸GDP增長的主要動力，單是考慮魏、張二氏提出的說法和證據，也知道中、短期內沒有可能。事實上，今年上半年的總投資佔GDP比率是53.9%，和去年同期比，上升了差不多三個百分點，而不是官方所希望的下降了【註2】

政策的即時力量，通常不敵文化因素的慣性，但大陸當年以強制絕育為手段的人口政策推行之烈，一些地方竟用上「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的口號【註3】，卻一下子壓倒了中國人「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這個例外的壞影響還會持續很多年，直接妨礙大陸經濟轉型。

日台韓社會也重男輕女，但在它們的發展過程裏，不曾用過「血流成河」的強迫絕育，男女比例一直保持在正常範圍，後來的經濟轉型也來得很自然；過程中，人民比較幸福。中共用了非常手段，的確令發展高峰年代的GDP增長率比當年日台韓的高出一兩個百分點，國人因此可以自慰自豪，卻往往忘記了這種政策手段引致的長期痛苦和龐大代價。

氣短集．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Shang-Jin Wei & Xiaobo Zhang,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rch 2011；網上有免費閱讀版本。

【註2】見今年7月16日《華爾街日報》文章China Falters in Effort to Boost Consumption,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 ... 07340845518674.html。

【註3】可參考大陸網頁http://bbs.tianya.cn/m/post-free-2584259-1.shtml

林兆彬：請將矛頭指向權力者，好嗎？

繼2012年的「反蝗」熱潮過後，最近香港的社會氣氛沉重，再次響起了中港族群衝突的警號。中港矛盾再次升溫到一個讓筆者感到不適的程度，在香港的內地人和新移民成為了箭靶，同時還讓香港的公共理性萎縮。這種不適的感覺不只是存在於一瞬間，而是一種像颱風般的排外民綷風潮，正持續地吹襲香港。這氣氛讓香港變得愈來愈陌生了，特別是那種走向非理性的情緒。

香港人對大陸人和新移民的態度和指控，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情況。以最近一宗內地人在港遇到車禍喪生的意外為例子，涉事的內地女子從香港大學畢業後留港，並於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有關這宗新聞的網上留言，實在是前所未有地恐怖，例如批評該名女子是「大陸式過馬路」、「搏撞屈錢」「大陸人早死早著」甚至「搶完你學位，跟手搶埋你份工，第時佢個仔又同你搶奶粉，你真係希望佢冇事？」等涼薄和沒有人性的說話。

正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類的惻隱之心，應該是不分國族的。不論你看到哪個種族的人遭受災難或者不幸，按常理也會產生同情之心，而不是說出上述的那些說話。不過，世界上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現時部分香港人仇恨內地人和新移民，無疑是由於他們覺得他們破壞了香港的生態，導致醫院床位、奶粉、房屋和教育學額等資源不足，也導致了樓價、租金和物價通通飆升，讓香港人的生活質素下降。同時，在傳媒的渲染之下，爭床位、爭學位、爭奶粉等類似的新聞每日也在刺激香港人，被放大到讓部份香港人認為所有現時各種的社會問題，例如公屋供應量不足、土地不足、社會福利不足……也是與內地人和新移民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在恐慌和焦慮之下，一般人有時候失去理性也是能夠理解，但政客趁機煽動民綷實在可恥。現時的確有不少社會問題也是與人口政策失敗有關，包括遊客人數和移民人數的控制，但純粹將矛頭指向內地人和新移民，對他們作出發洩，有助解決問題嗎？將大陸人和新移民比喻成「蝗蟲」，歧視和排斥他們有助解決問題嗎？

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人的矛頭應該集中指向掌握權力的香港政府。在過去多年，香港政府的施政一直十分之無能，間接或直接地製造了現時的社會問題。例如曾蔭權於2005年，鼓勵發展醫療產業，讓大量內地孕婦合法來港產子。同時間，教育局後知後覺，不去作出妥善的教育規劃，導致近年學額不足；政府盲目擴大自由行政策，導致大量內地遊客來港，讓旺區租金和物價上升，也有不少「一簽多行」的水貨客，影響本地奶粉的供應量……讓香港人福祉受損的始作俑者，絕對是香港政府，矛頭錯置根本就無助解決那些社會問題。

批評新移民來港搶福利的人，你們知不知道自從2004年起，在港定居七年或以上的人才可以申請綜緩，新移民一直都被排拒在社會福利網之外。另外，新移民對香港沒有貢獻？由於各種的理由，很多新移民在香港都從事最低下層的工作，例如清潔工、保安員，與普通的香港人一樣努力地工作，支撐著整個香港社會的運作。

覺得新移民「搶」了本地人的社會福利，其實也是政府規劃不善的問題，導致窮人與窮人之間爭奪「餅碎」。坐擁七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為何從來沒有下定決心增建公屋，以及改善其他的社福項目呢？每年卻花費大量財政盈餘於退稅、退差餉的派糖措施上，偏幫有錢人與大財團，簡直是浪費公帑。至於單程證制度，的確有很多地方須要改善，例如審批權必須在香港政府手中，家庭團聚的申請應該優先。最後，人口政策規劃不善的責任，也在政府身上。總之，中港矛盾是政府的製造出來的。

本土利益與普世價值，例如對人的基本尊重，當然不一定是對立的，但當我們為了所謂的「本土利益」，而一時間受情緒影響，將大陸人與新移民當成敵人，仇恨他們甚至與他們衝突，就好像向稻草人攻擊一樣不智，是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的。真正的敵人應該是掌握著權力的香港政府和與之勾結的資本家，他們有責任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作為香港的公民，應該認清敵人，否則無謂的中港矛盾將無日無之，有損整體的公民素質。

練乙錚: 基督信仰與「佔中」何干？—簡介潘霍華

幾個月以來，在香港的各類大型社群當中，自發討論「佔中」議題討論得最熱烈的，竟然是最主張與世俗政治脫離的基督信徒社群。這個現象，出乎筆者當初意料之外，現在回想，那並不僅僅因為「佔中三子」都是基督信徒而實有其更深刻的客觀理由。「佔中」發起人認為運動是正義的，但反對此運動的人卻認為它是邪惡的。一旦牽涉正義與邪惡，爭議就涉及道德問題，而且此事發展的結果，足以影響全香港；在如此重大道德問題上的討論，基督信徒豈能缺席？

按特區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看，香港的基督信徒佔總人口的比率不低；去年年中，七百一十五萬港人當中，基督信徒為數八十四萬，即佔了總人口的差不多百分之十二（此八十四萬基督信徒當中，三十六萬屬於羅馬公教，其餘四十八萬隸屬各派誓反教）。此百分之十二的港人在反覆討論「佔中」的過程裏，必會通過親朋關係、社交網絡等渠道，把信息的光和熱帶出自身圈子而廣及其餘百分之八十八當中的「沉默大多數」。我們甚至可以說，決定「佔中」能否成事及其最終出現的形態，基督信徒的參與率和這個社群的意見投入，都是關鍵。

基督信徒當中的「佔中」討論，有些是層級很高的學理交流，從神學、聖經學與宗教史學的角度切入議題；有些則是為一般信徒主辦的普及研討會。不過，無論是哪個層級的討論，正反意見交鋒，肯定會很熱烈。例如，下月4、5兩日，由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辦的「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主講者當中，就既有比較支持「佔中」的少壯派、崇基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也有傾向保守、主張與政權保持良好關係的神學界老前輩、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至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屬下社會關懷小組計劃明年1月26日舉辦的面向信徒大眾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主講的就有觀點明顯對立的戴耀廷和梁美芬。

納粹時期的一位牧師

西方文化博大精深，兩千多年來尤以哲學和宗教論述最為豐富精妙；十六世紀以降，路德的宗教改革導致百家爭鳴，教義的論述和信仰的實踐更多姿多彩，「公民抗命」的出現，便可追溯及此。最先為文論述「公民抗命」並恭體力行的哲人梭羅，乃是十九世紀初葉興起於北美新英倫一帶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宗哲思潮的始創人之一。儘管超驗主義的宗教色彩相對比較淡薄，但據梭羅自己說，他的兩個信念根源，其一是《美國憲法》，另一就是《聖經》。然而，西方的經學著作浩如煙海，在香港今年出現的「佔中」思辨運動裏（目前僅僅是思辨層面的運動），本地基督信徒討論此事的幾個最重要參考點從何而來？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看今夏以來在本港各大基督教派的刊物或網站上面有關「佔中」的辯論文章，當可留意到經常出現的幾個名字╱名詞，並從中找到不同觀點的論述脈絡。要認真梳理此脈絡當不容易，但一個很好的切入口就是納粹德國時期的一位牧師、神學家Dietrich Bonhoeffer（潘霍華，1906-1945）。

要了解潘霍華對基督信仰的貢獻，須對納粹德國的宗教政策有一些認識。1933年1月，希特拉取得在德國的最高權力，馬上推行他的「一元化政策」（Gleichschaltung）；他不僅是實行一黨專政，還致力把社會上的一切社群、團體和活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宗教於是首當其衝。先是希特拉委任了一個傀儡主教長，掌管一個在他安排之下由一些納粹狂熱分子牽頭組成的名為「德國福音教會」（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的組織，試圖把德國國內所有誓反教會納入其中，並剷除了所有猶太裔神職人員；之後，更斷絕了德國教徒與歐洲其他基督教派之間的聯繫（我們從中可以見到後來中共成立的「三自教會」的原型）。到了後來，希特拉更進一步試圖篡改《聖經》教義，把耶穌描繪為一個與猶太人對抗而最後因之犧牲的白種人。

可是，德國的基督信徒並沒有完全就範。1934年，反對納粹宗教政策的一些牧師、神學家，由Karl Barth、Martin Niemöller等人帶領，組成了「懺悔教會」（Bekennende Kirche，一些中譯為「認信教會」），拒絕承認國家對教會包括核心教義的領導權，並很快轉入地下活動。潘霍華也是這個教會的創建者之一。

參與推翻納粹政權

當初，懺悔教會只是反對納粹干預教會事務，但是，當納粹黨開始在社會上所有環節排斥、清除猶太人之後，懺悔教會對納粹的批判，便增加了一個道德層面；到後來，納粹開始屠殺猶太人，一些懺悔教會人士包括潘霍華，更提出要突破傳統教會須順從世俗政權的金科玉律（羅馬書15:1-7）。到了後來，潘霍華還做了一件神學界至今不解的事：他參與了納粹軍事情報部門裏頭的一個秘密的反納粹小組的行刺希特拉、推翻納粹政權的策劃工作。計劃後來失敗了，潘霍華參與此計劃的內情雖然沒有暴露，但他不幸因幫助猶太人逃離德國而被捕，關在Flossenbürg集中營，並在1945年美軍解放Flossenbürg之前兩個星期被納粹當局吊死。之前不久，他向一位英國的主教朋友傳遞了最後一個訊息：「這是終點，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潘霍華屬於路德會，而且是個徹底的非暴力主義神學家，連「正義戰爭」這個概念也無法接受，更反對教會和政權打交道、藉着政權的蔭庇發展信眾（即反對所謂的「君士坦丁主義」）。按當今西方最負盛名的神學家Stanley Hauerwas（侯活士，筆者將在另文介紹這位神學家的思想與「佔中」論述的關係）的說法，潘霍華為什麽參與行刺希特拉那回事，是神學界的一個謎。

普選是最後一道防線

怎樣解開這個謎，潘霍華生前的兩句話或者是契機：

一、面對納粹政權對待猶太人的那種殘酷，他認為教會的反抗可分作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要挑戰國家的不公義並要求政權負上道德責任；第二階段是要幫助國家政權之下的受害者，無論他們是不是教會的信眾；第三階段是「教會不僅要解救壓在政權巨輪下的受害者，更要委身於輪輻之下，以卑微的力量阻止那不義之輪的轉動」（即中國人說的「螳臂擋車」）。

二、1932年，潘霍華眼看納粹露出猙獰面目，在一次宣道時說：「殉道者的血可能要再一次流淌，但如果我們真有勇氣與忠誠去讓這血流淌，這血不會像我們的教會最早年的見證者的血那麽純潔明亮，而是會承載着深重的罪孽。」在他的最後著作Ethik裏，他如是說：「有一種情況，就是當任何法律也消失的時候，『需要』打破『誡命』……」（Es gibt vielmehr angesichts dieser Situation nur den völligen Verzicht auf jedes Gesetz, ...dass hier Not das Gebot bricht...）（斜體字為筆者所加）必不得已，打破誡命，當然還是罪孽；但潘霍華認為，「成為邪惡比犯下罪孽更壞」。他說的「成為邪惡」，指的就是面對政權的不義作無限容忍【註】。

這就頗有點臨濟義玄的那句「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的味道。對基督信徒而言，非暴力、守世俗政權的法律，都是無條件的，但畢竟有一些條件底下，此誡須破，然後要承受罪之罰。這不是「公民抗命」那麽簡單，而是「信徒抗誡」了。香港人都知道1949年之後的幾十年裏，中共殺人如麻，不比納粹殺猶太人少；又過了幾十年，危機終於降臨香港。《基本法》裏承諾的普選是最後一道防線，然而這道防線堪虞。在這個情況底下，「公民抗命」是否必要？「誡命」須否打破？

這些都是很大很深奧的道理。提出、討論「佔中」的時候，本地基督信徒的心情是如何沉重，非基督信徒大概可以從此感覺一二。至於有人認為「佔中」是某些說三道四的外國人唆教的結果，筆者則認為那種打棍子的言論膚淺得不值一哂。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有關潘霍華的事跡，可參考Victoria Barnett寫的一系列關於他的文章，見http://www.ushmm.org/information ... dietrich-bonhoeffer。

練乙錚：心魔鬥．悟．日台韓怎樣轉型

心魔鬥．悟．日台韓怎樣轉型

終於，「有人」得到和筆者相同的政治待遇，於本月2日給《文匯報》的頭號狙擊手「來論」攻擊，罪名是「罔顧事實」、「妖魔化中央」。無名之「有人」乃立會主席曾鈺成，這點該報讀者群中大概無人不知；不過如果大家以為不點名乃是一種手下留情的話，再看看4日《明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亞洲週刊》專欄作者蒯轍元的另一「來論」，當會馬上覺得那種「手下留情」的令人毛骨悚然：「必須指出，『心魔論』十分惡毒，不但把反對派和背後的外國勢力阻礙特首普選的責任歸咎中央，而且把中央守住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條底線說成是『一國兩制』出了問題。如此明目張膽妖魔化中央、妖魔化『一國兩制』，即使出自反對派政客之口亦屬猖狂之極，何況是出自一名建制派『大佬』之口？」

一、尾生抱柱終無女 魂斷藍橋豈有男

這是宣示敵我矛盾、非常文革式的批鬥語言。以曾主席長期以來在「組織」內的地位，有人用上這樣的語言指向他，絕對不會是那些人的私人決定而必然是「組織」行為。而且，公開地在傳媒進行批鬥而不是私底下「和風細雨」地做曾主席的思想工作，顯然是鬥爭已經到了後期【註1】。

留意中共黨內鬥爭的人都知道，「不點名批判」到了如斯田地，就已經是一道最後通牒，如果當事人不馬上改轅易轍自我批判，則啓動開除出黨的程序就是下一步。（結局之前，往往還會有最後一次嚴肅地尊稱鬥爭對象為「同志」，不過那只能算是「紅色幽默」；例如，去年4月10日的新華網頭條是〈授權發布：中共中央决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所以，我們要好好觀察，在未來幾周裏，曾主席會不會堅決地、公開地或者僅僅是含蓄地打倒上周的曾主席。

筆者與曾主席相識於四十年前，彼此不算熟，卻是同樣信奉馬列、熱愛毛主席；所不同者，乃是他屬於愛國陣營的「自己友」而筆者最終證明不過是「同路人」一名。那些年裏，大家一起經歷了「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天安門事件」、「打倒四人幫」。每一次，大家都給共產黨糊弄；每一次，大家都在「想通了」之後掉頭、緊跟。不過，後來他比筆者（或者當年大多數的「同路人」）多掉頭緊跟了一次，那就是89.6.4的天安門大屠殺。如此對黨「一往情深不離不棄」，夫復何言。

正因如此，曾主席最近的「心魔論」，又一次引起筆者對這位老朋友的關注：莫非黨性最終復歸人性了？

抑或，曾主席將再一次「華麗轉身」，天人交戰幾天之後，依舊是一個那麼一往情深的藍橋尾生？

二、念下去吧，我的朋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三、大陸經濟轉型三困難

消費比重下降和投資比重偏高，是出口主導型經濟處於高增長時期的普遍現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尤其如此，人們於是喜歡以「瘦猛戰艦」和「豪華郵輪」分別比喻日、美經濟。按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D. Dollar剛剛發表的論文所言，除了日本之外，東亞的南韓、台灣，也經歷過同樣狀況；所以，觀此三國（或地區．下同）何時轉型、開始轉型之時的GDP各部分比重，以及三國轉型的途徑，對瞭解大陸往後十多二十年的經濟走勢及其獨特的困難處，大有幫助【註2】。

先請看一點簡單事實：

（一）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1年的大陸人均GDP為8,189美元。日台韓達到此水平的年份分別是1970、1982、1987。此三國經濟轉型（以投資佔GDP比例持續下降為標誌），不約而同差不多也是在達到這個發展水平之時開始的。

（二）未達此發展水平之前，三國的投資比重一直增加，至轉型點之際，都達到GDP的35%左右的最高水平；其後此比重穩步減低至目前的20-26%水平，減幅是10-15個百分點左右。

大陸的前期走勢也一樣，不過在達到領導人覺得要轉型之際，投資卻已高佔GDP的43%，並且還不斷增長，現時已達50%+。因此，大陸今後的投資比重要壓縮的幅度，要比其他三國當年的壓縮幅度大得多。這是大陸必須面對的第一個獨特困難。

（三）在達到轉型點之前，三國的GDP都有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年均10%高速增長期，與大陸的成績差不多，然後都進入5%以下的低增長期。

出現這個變化的兩個主要原因都一樣：其一是，高投資比重必然導致邊際投資收益遞減（這是經濟學最堅實的定律之一）；由此導致邊際利潤下跌，企業於是減少投資。其二是，發展初期，本國與先進國之間的科技差距大，輸入技術的餘地也大；但隨着經濟發展和外國進口科技的增加，輸入更多先進技術的餘地減少，往後的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減弱。（發展本國高科技是極長線投資，談何容易。）這兩個因素導致的GDP增幅下滑，在大陸已經出現。

（四）投資比重下跌快，必須找到足夠旺盛的替代增長，才能保持GDP不下跌。理論上，替代增長只能來自私人消費、出口、政府消費（指政府的營運成本）這三方面。三國在這方面的重要經驗雷同：替代增長都來自出口增長。特別要注意的是，在進入轉型期之後，這三國的私人消費佔GDP比重基本平穩，沒有增加，而政府消費的比重更不斷下降，不僅不能擔當替代增長的角色，還需要找替代增長。

日台韓的投資比重下降之後，「替代增長都來自出口增長」這一個事實很關鍵。此前，日韓平均出口淨值都是負的，經濟轉型之後轉變為正，赤字外貿變為盈餘（台灣有點不一樣，較早出現了盈餘，但後來降為持平，然後回復盈餘，真正提供替代增長）。但是，大陸恐怕已經沒有這個有利空間，因為其出口赤字變盈餘早在達到轉型點之前已經出現；往後要進一步大幅增加出口以替代投資比重下跌，在當今歐美市場疲弱狀態之下，可說已經沒有可能。D. Dollar的論文十分強調這點。這是大陸要面對的第二個獨特困難。

（五）私人消費佔GDP比重是國民生活質素重要參考。大陸與三國處於相同的人均GDP水平進入轉型期之際，大陸的人均消費和總體消費佔GDP比重嚴重偏低（去年是36%），對比三國，大概低了15-20個百分點。這就是論者常常說的「國富民窮」現象。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大陸私人消費比重如此偏低，當投資比重從50%+的水平下跌之際，私人消費增長必須是投資下跌速度的差不多1.4倍，才可以保持GDP不至於下跌。然而，三國的經驗說明，轉型開始之後，消費比重基本保持不變；大陸則不僅要變，而且變的速度要很高。這是大陸要面對的第三個獨特困難。

個別分析員看好大陸經濟轉型，如前Morgan Stanley的Stephen Roach便指出，大陸上半年的服務業年增長率達8.3%，比製造及建築業的平均年增長率7.6%高，就是好兆頭。然而，半年的局部表現其實不能清楚顯示大勢；長期以來偏低而且不斷下降的私人消費比重這回事，要解釋必得從結構性因素找，找到了，才可對症下藥。這個不容易，中外經濟學界提供的各種傳統解釋，至今未聞有所突破。因此，筆者向大家介紹一個非傳統解釋。

《信報》大多數讀者都熟悉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最近夥同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音譯），發表了一篇觀點新穎、實證嚴格的論文，以大陸人口陰陽大失調解釋為何大陸私人消費總體偏低、儲蓄率和投資比重為何偏高，乃至嚴重影響大陸的宏觀經濟轉型。篇幅關係，這篇精彩文章的內容，要留待下周才可介紹給讀者。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十

【註1】大家若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個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機構，那就錯了；它隸屬國務院，卻是由黨的中宣部與中央組織部聯合領導的，也就是說，在工作上首先是黨的喉舌，在人事上由黨決定，亦即大方面上和《文匯報》沒有兩樣。

【註2】見D. Dollar今年10月發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Lessons from East Asian Economic History，可免費下載自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 ... omic-lessons-dollar。這篇論文利用了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立的最新版Penn World Tables 8.0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