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周六（23日）宣布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焦點明顯在釣魚島，主要針對日本（或基於《日美安保條約》的日美聯盟）。不過，事態發展鬧大了，以至除了日、美高調抗拒，台、韓、澳洲亦強烈反彈，甚至遠在歐洲的德國，也發表關注聲明。有這等「反華大合唱」撐腰，美國乃於前日（25日）安排了兩架B-52闖入該防空識別區範圍，不僅不按北京要求事先通報，還刻意飛越釣島上空，事後表示沒有遭遇攔截。如此明剃眼眉，北京發作不是、不發作也不是，勢成騎虎。下一步北京若按其戰略部署再設定另一防空識別區覆蓋「南海九段線」海域，勢將直接刺激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尼五國，這無疑等於替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搭好台階。
防空識別區（ADIZ,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這個玩意，不消說，又是美帝發明。現時很多國家都設有，一般都建立在與領海毗連的公海上空（一切與海域地圖有關的事物，筆者都有特殊興趣研究！）。ADIZ不是領空，因此設置國在ADIZ之內的行為，只限於監視和警告，不能干擾、攔截、迫降或襲擊。由於沒有國際法規管，所以只要ADIZ的作業內容是防禦性的，不違反其他現有國際法，任何國家都可單方面設置，故北京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實有充分理由，本身無可厚非；日本、韓國提抗議，主要是北京分別把釣魚島、蘇岩礁包括在內（中、韓就蘇岩礁有領土爭議；韓國稱該暗礁為「離於島」，並在其上築有科研觀測站、直升機升降坪，並有人員長駐）。
世上第一個ADIZ
1957年，冷戰期間，美國為防蘇聯突襲，與加拿大共同建立世界上第一個ADIZ，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加東、加西、美東（包括西南面對古巴海域）、美西、阿拉斯加；主要監視進入識別區範圍的所有飛行器，包括飛機、熱氣球、導彈等。後來，為了防止南美毒梟以小型飛機載運毒品從南方邊界進入，美東ADIZ還加上一條窄長的「陸上ADIZ」，涵蓋與墨西哥接壤的墨方領土上空。識別區如果這樣把別國的領空也包進去，而本國的監視飛機在裏面執行任務的話，那當然必須在設置之前得到對方的同意。
一國的ADIZ可以重劃，也不必徵得別國同意，但若有諮詢，當然會更好。日本的ADIZ本是美國仍然控制琉球群島時替她劃定的，其中的西南段，本來只包括日本最西南領土與那國島（Yonaguni-jima）的東部那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包含在台灣的ADIZ內。2010年5月，日本徵求台灣同意把該段日本ADIZ界線置到與那國島的西邊，為台灣拒絕，但最後日本還是單方面更改了日方界線，令日、台各自的ADIZ在那裏有海上和陸上的微小重疊；不過，台灣表示對具體運作有默契，不會產生問題。
今年5月，日本把其ADIZ西面界線西移22公里，大陸沒有抗議，因為不牽涉其領空。其實，這種擴大，時有所聞，因為現代戰機的速度和戰鬥力不斷提升，一國要保持預警的有效性，其ADIZ的闊度便得增加。
另外，日本的ADIZ不包括：一、在其東面離本州約一千公里小笠原群島，因為估計該處受到他國飛機侵犯的可能性低，而監控的成本太高；二、竹島（Takeshima；韓國稱為「獨島」；日、韓於此有領土爭議）；三、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俄國佔據而日本一直要求歸還的「北方四島」。因此，日本的心態是：我們的ADIZ政策已算很克制，倒是你們中國把尖閣諸島包括到自己的ADIZ裏就很囂張【註1】。
大陸劃出東海ADIZ之後，不僅與日本ADIZ大面積重疊，彼此的ADIZ更與對方的專屬經濟區（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大面積重疊；但那不是問題，因為EEZ是關於海面、海床的概念，而且不是領海的一部分，因此EEZ的上空不是領空，而ADIZ指的是空中範圍。
美稱飛掠釣魚島
由於國際法沒有關於ADIZ的規範，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有關規定差異很大。例如，美國和日本的規定是，如果飛行器不打算進入領空，而且不在其ADIZ裏的戰略地帶飛行（後者例如首都華盛頓附近空域），則不必向美國ADIZ管轄單位預報。澳洲的這部分規定則寫的更明顯：如果飛行器在ADIZ內是朝飛離該國領空的方向穩定行進，或者是航班按已公布的行程飛越ADIZ，就不必預報。北京發表的規定，比這幾個國家的要求嚴格，即無論在什麽安排之下，只要飛行器打算進入ADIZ，就必須預報【註2】。
美國從其上述本身的ADIZ規範出發，「推己及人」，並由其國防部要求美軍於海外嚴格執行。2007年5月，美國軍部下達《司令員海上作業法律手冊》，當中有關對待外國ADIZ的規矩，是這樣寫的：「美國概不承認任何臨海國家對外國的不準備進入其領空的飛機的ADIZ操作要求；美國自身對不準備進入美國領空的外國飛機亦不作此要求。相應地，美國軍用飛機若不準備進入別國領空，就不會向對方確認身份，亦不會按照別國的任何ADIZ要求操作，除非美國政府事先具體允諾」【註3】。
前日美軍的兩架B-52重型轟炸機，不僅飛進北京新公布的ADIZ範圍，還在釣魚島上空掠過。昨日的北京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及北京對此有何反應，發言人的答案是：「美軍飛機該日下午11時至1時22分，沿東海防空識別區東部邊緣南北飛行，位於釣魚島以東約200公里活動。中國軍隊全程監視、及時識別，判明美方飛機類別」。如果兩國都說了真話，則美機只可能是在當日下午11時至1時22分之外的時段飛越釣魚島的，而北京方面的雷達沒發覺，又或者發覺了，但「不好說」。似乎，負責策劃東海ADIZ的官員不知道美軍的上述規矩，未做到《孫子兵法》裏說的「知己知彼」；於是，只能在人家宣布已經入侵了之後，反而強說人家沒有入侵，為自己的不作為解套。這就有點丟臉。筆者估計，以後美軍軍機闖入東海ADIZ，必定飛越釣魚島，使之成為慣常行為，北京就更難對付。
其實，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和韓國都已聲明不會按北京的ADIZ要求辦事。因此，順從北京的要求的，只會是一些並不對北京構成威脅的小國。如果北京不動用武力驅趕美、日、韓三國的飛機，而只要求小國聽命，就等於在世人面前承認自己欺善怕惡。如果此時決定放棄對所有國家的要求，那就要鬧笑話。騎虎難下，如何是好？下一步設置南海ADIZ，一樣會遇到同樣問題，與南海諸國的關係怎樣處理？
馬英九如何反應
看來，北京並沒有周全考慮設置ADIZ並嚴格執行的各種代價。所謂代價，還有其他方面的。
首先，代價指執行成本。日本為執行其ADIZ任務，在全國各地建造了28座大型強力精密雷達監控基地，單就琉球群島便有4座，其中一座在宮古島，離釣魚島只二百公里，附設有空軍基地。美國的ADIZ支援硬件就更多，光是東部ADIZ系統內的雷達站便有178座，還有AWACS預警機、八座空軍基地、海岸線上星羅棋布的導彈基地。筆者不知道大陸沿海有多少ADIZ支援硬件，但從報道看，北京上周六成立ADIZ之後，已「派了兩批次飛機巡邏一遍」；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海面，如此巡邏有若海裏撈針，除非北京並不打算把ADIZ搞得滴水不漏，只不過希望產生某種程度的阻嚇，否則如何足夠？
還有，就是應否強力執法對付拒絕合作的大國？「不惜一切」強行執法，與之發生衝突而在所不惜，說來好聽，代價太大，是頭腦發燒厲害的典型「強國論壇友」想法。設想，進入ADIZ的美國飛機，99.99%不是要入侵領空，如果執法因研判錯誤而發生衝突、衝突升級釀成區域戰爭，而戰爭發生在自己家門口，離美國領土卻千萬里，誰吃的虧多？
再就是對台灣的影響。馬英九此次反應，大體跟隨美、日，但遲遲未說明台灣軍機會否按大陸ADIZ要求辦事、會否效法日本禁止民航機聽從北京指令，因此招來「賣台叛國」的指摘。美國乘勢要台灣在此事上歸邊，亦必會給他壓力。馬的總統威望已所剩無幾，如何抵得住？歸邊，日本的日、韓、台聯成一線的目的便達到。不歸邊，民進黨攻擊國民黨又多一口實，後者下一回大選敗數又增幾點。
最後提兩個技術問題。
北京關於ADIZ的官方公布，列出了該ADIZ沿線各轉向點的經緯度，又出示了一張示意圖。不過，這不夠專業。通常把地球（球體）表面資料投射在平面圖上顯示出來，最普通的方法，就是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s projection）。以此法製成的地圖，兩點連線稱為等角線（或恆向線；rhumb line）。但是，一般航空、航海，若沿等角線從一點走到另一點，距離並非最短；最短的走法，是沿着兩點之間的大圓（great circle）弧線，因此，若用一組轉向點的經緯度表示ADIZ的話，應該標明每相連兩點之間的是等角線還是大圓弧線，以免混淆，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紛爭【註4】。
另外，就是如果進入ADIZ的飛行器因某些原因（如器材失靈）不按要求辦事、不進行無線電通話的話，執法飛機如何向對方示意或示警、對方應如何回應，都必須詳盡說明（如搖翼、亮燈等）。如果要進行逼降，指示與回應動作，都相當複雜，不說明不行【註5】。這些資料，北京的官方文件裏都欠缺了，也是不夠專業。
戲還在演，希望上述資料對大家了解事情的發展有幫助。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上兩段有關日本的資料見http://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0826330；有關台灣的資料，見http://russellhsiao.wordpress.com/tag/adiz/，及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 ... 10/06/26/2003476438。
【註2】美國資料見康奈爾大學法律網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14/99/subpart-A；澳洲資料見http://www.bobtait.com.au/vfg/index.html#331/z。
【註3】見http://www.usnwc.edu/getattachme ... 8Jul_2007%29_%28NWP第二章2.7.2.3節
【註4】美國列出ADIZ線各轉向點經緯度數據之前，先有這個說明： 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14/99.41。
【註5】例如，見【註3】提供的澳洲資料；或美國軍方資料：https://www.faasafety.gov/files/ ... s%20w%20answers.pdf。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
練乙錚：昨天的甘迺迪．今天的自貿港
上周五（11月22日）是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甘迺迪遇刺五十周年之日，美國各地群眾紀念活動很熱烈，反映這位替美國做到了「外抗強梁、內除惡患」的領導人一直活在人們心中，特別是戰後的嬰兒潮輩。與甘氏同輩、和他一道上過二次大戰戰場當普通一兵打過德軍日軍、經歷過韓戰冷戰同仇敵愾對付過蘇共中共的那些美國人，儘管日薄西山所剩無幾，卻也是他的忠實擁躉。
一、甘迺迪的好運一面
不過，這兩輩人尊崇甘迺迪，感情因素不盡相同。和他同輩的，特別懷念他的「外抗強梁」；戰後出生的那一輩，則更多是仰慕、感激他的「內除惡患」，即在法律層面解決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筆者特別有興趣於後者【註1】。
甘氏死於不幸，卻生得逢時。他的政治生命從當聯邦參議員到選上總統而逐步達到頂峰的十年，正正是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十年，黑人為爭取就業權與投票權等方面的法律保障，推動了一波又一波公民抗命，而且得到愈來愈多新一代白種人支持。沒有這種民間的進步意識和千百萬人的實踐與血淚付出，則無論這位總統如何開明，他推動的法案也不可能通過議會成為法律。
所以，美國人今年紀念這位在他們歷史上非常傑出的總統的同時，不忘表揚當年在民權運動裏作出最重要貢獻、卻因為某些偏見而鮮為人知的一個人物。上周三，奧巴馬把總統自由勳章頒給三位逝者，其中之一便是五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幕後主腦、把和平公民抗命理論傳授給馬丁路德金的魯斯丁（Bayard Rustin）。關於魯斯丁的事跡，筆者在11月14日本報文章〈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裏，集中介紹過。他天才橫溢而甘於低調當軍師做幕後統籌策劃工作，讓金博士在台前盡情表演發揮，為的是他有在那個時代不能見光的同志身。
奧巴馬選擇在甘氏五十忌辰的前兩天把一項最高榮譽頒給魯斯丁，自有其歷史意境方面的深義，但更根本作用無疑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一個特徵：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站在公義一邊、甚至不惜與主流社會正面衝突——違法達義——而最終解決大問題的仁人志士，最後都納入正統意識形態中，和最傑出的總統一道，得到包括後來的統治者和人民的普遍尊重。
像美國這樣提煉出來的意識形態，保守而帶有進步成分，因而能承受不斷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張力，是一種很基本的軟實力。意識形態軟實力的概念很時髦，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中也用到，但中共講軟實力，不外是「堅決」這個、「牢牢」那個，從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講到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幾句話、胡的「科學發展觀」五個字，「道統」愈講愈窄，最後成為一句口號；美國人講軟實力不那樣，而是愈講愈豐富，有若百川灌河。
話說回頭。美國黑人的解放，走過了兩個階段，其一是林肯領導以白人為主的進步力量打贏南北戰爭，在社會和法律層面推翻了奴隸制；其二便是甘迺迪前所未有積極地配合了黑人領導的民權運動，在法律上確立了黑人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平等權利。至今未了、最難消除的文化心理上的種族歧視，與體制、法律都無關，屬於第三階段內容。這個階段，由奧巴馬當選總統、一個黑人家庭住進白宮而走出最重要一步；這一步，無論是對白人還是對黑人的社會心理，都產生震撼。美國這方面的社會進步不能言快，卻一步一步比較踏實。
在大陸，相對而言處於美國白人同等地位的漢族，近年經濟力量上升很快，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亦同時不斷加強，形成了君臨少數民族的格局，種族矛盾因此方興未艾。幾時，大陸才能夠出現一位像甘迺迪那樣的「官二代」領導人，出身富貴家庭而能尊重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甚至奮不顧身，配合他們爭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憲法權利呢？
二、Cuba, Va!
古巴消息：一個投資九十億美元興建的古巴自由貿易港已接近完成，勢將於明後年投入運作，比上海自貿區猶快一步。建港的資金主要由巴西提供，港口建成後，委託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 International）負責管理；自由港內的經濟體制，不依社會主義古巴的現存制度。港口將在國際上招攬廠商投資建廠，僱用古巴的大量從國企裁出來的剩餘勞工；產品希望銷售到目前仍然對古巴採取嚴格禁運的近鄰美國【註2】。
1971年夏天，筆者念完大二，先到美國「深南」（Deep South）的奧克拉荷馬州打了兩個月餐館暑期工，日與黑人同工為伍，了解他們的生活，體驗種族歧視；之後趕往波士頓，參加保釣運動組織主辦的各種「愛國向左轉」政治活動。在那裏，一位同道知道我正在自學西班牙文，便送我一盒錄音，是剛出版不久、在美國校園左翼馬列學生當中已然十分流行的《古巴新一代革命歌曲集》。其中一首名為Cuba, Va!（西班牙文的va，是英文go的意思；歌名的意譯，就是「古巴加油！」），以結他伴奏，歌聲輕快有力。歌集亦以此曲之名為名。
筆者在大學本科主修數學和物理，按學校規定，必須選修一門有助科研的外語，於是頭兩年選擇了修德文。但為什麼後來又自修西班牙文呢？那是因為大二那年思想開始左傾，而且愈來愈厲害，準備畢業後和左派同學一道，到古巴當一兩年義工割甘蔗，支援古巴人民的共產主義革命。後來沒去成，因為同道之間討論的結果，認為還是應該趕快回香港投身愛國反殖運動。雖然沒去成，但這許多年來，筆者一直比較關心古巴的狀況。
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等人領導的古巴革命，雖是武裝革命，但革命軍的人數，由頭到尾不過幾百，與獨裁者巴提斯達的政府軍打的是遊擊戰，死人很少。革命成功之後，也沒有搞什麼文革式的政治鬥爭；醫療和掃盲方面做出的成績，在拉美到今天還是上乘的。因此，古巴的革命領導和一般人民之間，關係始終不太壞，壞的是古巴的社會主義經濟。1959年以後，古巴向蘇聯一面倒，生產的蔗糖，泰半運到俄羅斯；蘇聯滅亡解體之後，古巴向北京求助。但當時大陸已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願再像支援越南那樣支援古巴，於是，古巴轉而求助於一些拉美左派控制的國家如委內瑞拉，但也自知長貧難顧，遂開始考慮開放經濟予外人投資。卡斯特羅退休後，開放的步伐加快，因而有上述自由貿易港的興建。
走此一步，說明古巴的領導人終於承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行不通，五十年的「實驗」，到頭來得個桔。同期間，拉美不少國家，包括墨西哥、秘魯、巴西、烏拉圭等，經濟發展已經大大超前。1959年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提斯達，未嘗不是好事，但後來接着的社會主義革命，卻是一場多餘的革命。今天，古巴終於走上回頭路。
這和越南受的教訓差不多，但越南比古巴不幸。當年北越發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爭」，越南軍民死傷慘重；南方最後雖然解放了，但又是因為搞社會主義經濟，耽誤了十多年，直至1986年才改革開放。十年前筆者到過河內，那裏最流通的貨幣是美鈔而不是越南盾；河內希爾頓剛建成不久，金碧輝煌，真是諷刺（越戰期間，越共把美軍俘虜關在集中營的籠子裏，美軍戲稱那些籠子為 Hanoi Hilton）。越南搞過的社會主義化，又是一場多餘的革命。對比韓國，同樣是打過一場戰爭，但南韓今天各方面的成就，遠超南越、北越。
但是，世界史上最多餘的社會主義革命，付出的代價最大、死人最多、到頭來也是得個桔的，首推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那個。解放戰爭加上大躍進和文革，大陸人死了幾乎半個億；反反覆覆最後還是要走回頭路，搞上海自貿區做樣板。殊不知樣板幾十年前已經搞過，十分成功，就在台灣。大家說多餘不多餘。
上網一查，發覺上面說的《古巴新一代革命歌曲集》，今天仍然可以買得到，但賣方卻是美國政府主辦的非牟利博物館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屬下名為Smithsonian Folkways的一個古老唱片發行部【註3】。此部的運作宗旨是「致力增進美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因素」，其運作基金和所售賣的舊唱片的版權，是一間早已停止營業的唱片公司Folkways Records的老闆所捐贈。基金支持的具體工作內容是：「無論銷情好壞，保證繼續出版、售賣公司捐贈的兩千多款舊唱片，直到永遠」。
Cuba, Va!
氣短集．之十七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美國的《公民權利法》和《投票權利法》分別在甘迺迪身後的1964、1965年通過，但幾乎所有的準備工作，在甘氏任內已經完成。
【註2】見《夏灣拿時報》報道：www.havanatimes.org/?p=91048
【註3】見www.folkways.si.edu/cuba-va-song ... c/album/smithsonian
一、甘迺迪的好運一面
不過，這兩輩人尊崇甘迺迪，感情因素不盡相同。和他同輩的，特別懷念他的「外抗強梁」；戰後出生的那一輩，則更多是仰慕、感激他的「內除惡患」，即在法律層面解決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筆者特別有興趣於後者【註1】。
甘氏死於不幸，卻生得逢時。他的政治生命從當聯邦參議員到選上總統而逐步達到頂峰的十年，正正是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十年，黑人為爭取就業權與投票權等方面的法律保障，推動了一波又一波公民抗命，而且得到愈來愈多新一代白種人支持。沒有這種民間的進步意識和千百萬人的實踐與血淚付出，則無論這位總統如何開明，他推動的法案也不可能通過議會成為法律。
所以，美國人今年紀念這位在他們歷史上非常傑出的總統的同時，不忘表揚當年在民權運動裏作出最重要貢獻、卻因為某些偏見而鮮為人知的一個人物。上周三，奧巴馬把總統自由勳章頒給三位逝者，其中之一便是五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幕後主腦、把和平公民抗命理論傳授給馬丁路德金的魯斯丁（Bayard Rustin）。關於魯斯丁的事跡，筆者在11月14日本報文章〈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裏，集中介紹過。他天才橫溢而甘於低調當軍師做幕後統籌策劃工作，讓金博士在台前盡情表演發揮，為的是他有在那個時代不能見光的同志身。
奧巴馬選擇在甘氏五十忌辰的前兩天把一項最高榮譽頒給魯斯丁，自有其歷史意境方面的深義，但更根本作用無疑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一個特徵：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站在公義一邊、甚至不惜與主流社會正面衝突——違法達義——而最終解決大問題的仁人志士，最後都納入正統意識形態中，和最傑出的總統一道，得到包括後來的統治者和人民的普遍尊重。
像美國這樣提煉出來的意識形態，保守而帶有進步成分，因而能承受不斷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張力，是一種很基本的軟實力。意識形態軟實力的概念很時髦，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中也用到，但中共講軟實力，不外是「堅決」這個、「牢牢」那個，從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講到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幾句話、胡的「科學發展觀」五個字，「道統」愈講愈窄，最後成為一句口號；美國人講軟實力不那樣，而是愈講愈豐富，有若百川灌河。
話說回頭。美國黑人的解放，走過了兩個階段，其一是林肯領導以白人為主的進步力量打贏南北戰爭，在社會和法律層面推翻了奴隸制；其二便是甘迺迪前所未有積極地配合了黑人領導的民權運動，在法律上確立了黑人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平等權利。至今未了、最難消除的文化心理上的種族歧視，與體制、法律都無關，屬於第三階段內容。這個階段，由奧巴馬當選總統、一個黑人家庭住進白宮而走出最重要一步；這一步，無論是對白人還是對黑人的社會心理，都產生震撼。美國這方面的社會進步不能言快，卻一步一步比較踏實。
在大陸，相對而言處於美國白人同等地位的漢族，近年經濟力量上升很快，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亦同時不斷加強，形成了君臨少數民族的格局，種族矛盾因此方興未艾。幾時，大陸才能夠出現一位像甘迺迪那樣的「官二代」領導人，出身富貴家庭而能尊重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甚至奮不顧身，配合他們爭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憲法權利呢？
二、Cuba, Va!
古巴消息：一個投資九十億美元興建的古巴自由貿易港已接近完成，勢將於明後年投入運作，比上海自貿區猶快一步。建港的資金主要由巴西提供，港口建成後，委託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 International）負責管理；自由港內的經濟體制，不依社會主義古巴的現存制度。港口將在國際上招攬廠商投資建廠，僱用古巴的大量從國企裁出來的剩餘勞工；產品希望銷售到目前仍然對古巴採取嚴格禁運的近鄰美國【註2】。
1971年夏天，筆者念完大二，先到美國「深南」（Deep South）的奧克拉荷馬州打了兩個月餐館暑期工，日與黑人同工為伍，了解他們的生活，體驗種族歧視；之後趕往波士頓，參加保釣運動組織主辦的各種「愛國向左轉」政治活動。在那裏，一位同道知道我正在自學西班牙文，便送我一盒錄音，是剛出版不久、在美國校園左翼馬列學生當中已然十分流行的《古巴新一代革命歌曲集》。其中一首名為Cuba, Va!（西班牙文的va，是英文go的意思；歌名的意譯，就是「古巴加油！」），以結他伴奏，歌聲輕快有力。歌集亦以此曲之名為名。
筆者在大學本科主修數學和物理，按學校規定，必須選修一門有助科研的外語，於是頭兩年選擇了修德文。但為什麼後來又自修西班牙文呢？那是因為大二那年思想開始左傾，而且愈來愈厲害，準備畢業後和左派同學一道，到古巴當一兩年義工割甘蔗，支援古巴人民的共產主義革命。後來沒去成，因為同道之間討論的結果，認為還是應該趕快回香港投身愛國反殖運動。雖然沒去成，但這許多年來，筆者一直比較關心古巴的狀況。
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等人領導的古巴革命，雖是武裝革命，但革命軍的人數，由頭到尾不過幾百，與獨裁者巴提斯達的政府軍打的是遊擊戰，死人很少。革命成功之後，也沒有搞什麼文革式的政治鬥爭；醫療和掃盲方面做出的成績，在拉美到今天還是上乘的。因此，古巴的革命領導和一般人民之間，關係始終不太壞，壞的是古巴的社會主義經濟。1959年以後，古巴向蘇聯一面倒，生產的蔗糖，泰半運到俄羅斯；蘇聯滅亡解體之後，古巴向北京求助。但當時大陸已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願再像支援越南那樣支援古巴，於是，古巴轉而求助於一些拉美左派控制的國家如委內瑞拉，但也自知長貧難顧，遂開始考慮開放經濟予外人投資。卡斯特羅退休後，開放的步伐加快，因而有上述自由貿易港的興建。
走此一步，說明古巴的領導人終於承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行不通，五十年的「實驗」，到頭來得個桔。同期間，拉美不少國家，包括墨西哥、秘魯、巴西、烏拉圭等，經濟發展已經大大超前。1959年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提斯達，未嘗不是好事，但後來接着的社會主義革命，卻是一場多餘的革命。今天，古巴終於走上回頭路。
這和越南受的教訓差不多，但越南比古巴不幸。當年北越發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爭」，越南軍民死傷慘重；南方最後雖然解放了，但又是因為搞社會主義經濟，耽誤了十多年，直至1986年才改革開放。十年前筆者到過河內，那裏最流通的貨幣是美鈔而不是越南盾；河內希爾頓剛建成不久，金碧輝煌，真是諷刺（越戰期間，越共把美軍俘虜關在集中營的籠子裏，美軍戲稱那些籠子為 Hanoi Hilton）。越南搞過的社會主義化，又是一場多餘的革命。對比韓國，同樣是打過一場戰爭，但南韓今天各方面的成就，遠超南越、北越。
但是，世界史上最多餘的社會主義革命，付出的代價最大、死人最多、到頭來也是得個桔的，首推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那個。解放戰爭加上大躍進和文革，大陸人死了幾乎半個億；反反覆覆最後還是要走回頭路，搞上海自貿區做樣板。殊不知樣板幾十年前已經搞過，十分成功，就在台灣。大家說多餘不多餘。
上網一查，發覺上面說的《古巴新一代革命歌曲集》，今天仍然可以買得到，但賣方卻是美國政府主辦的非牟利博物館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屬下名為Smithsonian Folkways的一個古老唱片發行部【註3】。此部的運作宗旨是「致力增進美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因素」，其運作基金和所售賣的舊唱片的版權，是一間早已停止營業的唱片公司Folkways Records的老闆所捐贈。基金支持的具體工作內容是：「無論銷情好壞，保證繼續出版、售賣公司捐贈的兩千多款舊唱片，直到永遠」。
Cuba, Va!
氣短集．之十七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美國的《公民權利法》和《投票權利法》分別在甘迺迪身後的1964、1965年通過，但幾乎所有的準備工作，在甘氏任內已經完成。
【註2】見《夏灣拿時報》報道：www.havanatimes.org/?p=91048
【註3】見www.folkways.si.edu/cuba-va-song ... c/album/smithsonian
2013年11月21日 星期四
練乙錚：三中全會帶領大陸經濟全面走向「華盛頓共識」
五六年前，當西方經濟出現世紀大危機、大陸GDP接連超越德國、日本之際，「華盛頓共識」一詞變成論者大忌，「中國模式」成為傳媒寵兒，熱賣一時無兩。然而，忠於自己長期研究結果、對科學方法有不可動搖信心的學者並不會趁時髦搞江湖術士那一套。2008年之後「政治正確」大行其道的幾年裏，MIT的黃亞生教授觀察了大量而周全的數據、千錘百煉數易其稿之後，於2011年1月發表了學術論文〈反思北京共識〉【註1】，以實證方法指出大陸搞經濟國家主義、鼓吹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佔主導地位的辦法沒有出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過了，大家拿主要文件一看，除了那些例牌黨八股，「市場主導」四個字躍然紙上；再清楚看，一條一條若合符節依足「華盛頓共識」。
一般說的「華盛頓共識」（下稱「共識」）一共十條。為了點出三中全會文件與此「共識」的一一對應關係，筆者先簡單介紹這個「共識」到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然後再細看具體內容。
「共識」其實不源於華盛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一些拉丁美洲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對該地區的正反經驗總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把那些經驗集中、簡約，歸結為十條。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認為合用，拿來推廣，這些組織，如IMF、世銀等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而Williamson和這些機構常常合作，「共識」因而得「華盛頓」之名。
「共識」的確是後凱恩斯主義產物，反對政府大力介入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和過度規管。七、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失靈，注重市場機制的新古典學派再興，成為「共識」的基調，順理成章。不過，無論是Williamson本人還是「共識」的內容，都還是比較中道，例如Williamson並不贊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方面立即開放資本賬。這和後來新自由派推動的「共識」加強版甚有分別。
從另一角度看，「共識」基本上都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東西，內容與絕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學校裏教的經濟學吻合。如果把體現在三中全會決議書裏的經濟思路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的話，不如就說那是ECON 101，再加點應用場景方面的「中國特色」【註2】。
下面，筆者羅列十點「共識」，並逐一與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倡的經濟決策對應【註3】：
一、利率市場化
在經濟理論裏，利率就是資本的使用價格，因此對投資者的指導作用極大，對消費者亦然，因為消費的剩餘就是儲蓄，而儲蓄就是可用資本的來源。一直以來，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其利率也由政府操控；政策之下，國企常常能低息借款，民企望門興嘆亦即面對資本使用價格無限高。
《決定》的第12點說：「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二、貨幣滙率市場化
一直以來，大陸為要爭奪出口市場，由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沒錯，大陸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但同時引發佔主導的出口製造業環節及其他輔助環節的投資嚴重偏高，國民消費卻大大偏低，走的路子無以為繼，以至近年要艱苦地「轉型」：壓縮產能、刺激內需。
《決定》的第12點說：「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
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裏，資本無祖國，所以工人才無祖國；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提出各種外資不准入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社會發展意義上來說，是反動的。這點，馬列與自由經濟理論殊途而同歸。事實上，過去香港和東南亞的經驗都說明，民族資本家對勞動的剝削，往往比外資尤甚；外資進場，單單是提供僱傭競爭，也必然間接提高民族資本家願付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有利。
《決定》的第24點說：「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第9點還說：「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意思是，除了有一份外資不准入市場的清單（如國防等敏感工業）之外，外資將能享受「國民待遇」，和大陸自己的資本一同享受入場機會。
四、國企領域私有化
一般而言，把國企領域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辦法很多，包括公開向國民分股、賣股，接受個人投資者或私營機構購買新股、接受員工買股，或者乾脆允許私企進場等。
《決定》的第6點說：「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
第57點還說：「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五、適當放鬆市場規管
市場規管得宜，有其好處，但無論怎樣設計和執行，都有可能成為貪腐的溫床，繼而滋生更多規管以利貪腐官員進一步上下其手，尤其是在法治不彰、政府不透明的地方。過分規管，就算不產生貪腐，也會降低經濟效益。
《決定》的第9點說：「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
第10點更說：「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六、在法律上保證私有產權
這點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提到，但官員及有權勢撐腰者侵犯民眾產權的事例愈來愈多，特別是在農村，已形成了所謂的「幹部圈地運動」，問題不是未及解決而是不斷惡化（國企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個也要杜絕，但問題的性質不同）。
《決定》的第5點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七、貿易自由化
大陸十年前加入世貿，故貿易已經開放不少，但遠遠未夠；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第7節整節，談的就是全面加快開放雙邊貿易，要變得像香港一直以來的那樣。
其中：第24點說：「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八、九、十、擴闊稅基穩定政府財政、以有利扶貧基建取代直接津貼、避免龐大政府財政赤字。這些不必詳說，因為大陸多年來都有做，尤其最後者，甚至比不少西方國家做得還好，《決定》因此不提。
其實，這有什麼奇怪呢？「華盛頓共識」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經濟學常理，只不過名字安得令一些人看不順眼吃不消，於是連內容也不接受，妄想可以來另外一套。這種情緒傾向，在大陸的一部分黨政高層和社會上的大量受極左或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人的頭腦中是常態。政治上脫離常理的做法引起人民不滿，一段時間裏大概還可以靠各種維穩手段壓服，但經濟政策脫離常理幾年就見功，人民的物質利益受損，社會就非常危險。
所以，大陸那麼多年來，都是黨主席、總書記放空炮極左胡來出問題；當總理的，儘管受黨主席、總書記的政治限制，但說起話、辦起事來一般還比較清醒，不至於太離地、太離譜，因為要管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總不能長期無建樹、愈搞愈糟糕。
國史上的「中體西用」，也因此往往搞得「體」無完膚，「用」則還可以有點東西流傳後世，例如詹天佑的鐵路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經濟部分講的還可以，政治方面卻乏善可陳，甚或隱隱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大患，轉過來拖市場經濟的後腿。沒辦法，其背後總的思路，依然是「中體西用」這個早已不大靈光的老公式。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黃亞生教授文章見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ia Policy 11，2011年1月號。網上有免費閱讀鏈接：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 ... nsensus_preview.pdf。
【註2】可參考英文維基Washington Consensus條
【註3】三中全會採納《共識》的每一條，本文都只引《決定》內容裏的最主要句子或段落作證；《決定》不少地方語意多次重複，筆者不盡錄。
一般說的「華盛頓共識」（下稱「共識」）一共十條。為了點出三中全會文件與此「共識」的一一對應關係，筆者先簡單介紹這個「共識」到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然後再細看具體內容。
「共識」其實不源於華盛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一些拉丁美洲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對該地區的正反經驗總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把那些經驗集中、簡約，歸結為十條。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認為合用，拿來推廣，這些組織，如IMF、世銀等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而Williamson和這些機構常常合作，「共識」因而得「華盛頓」之名。
「共識」的確是後凱恩斯主義產物，反對政府大力介入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和過度規管。七、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失靈，注重市場機制的新古典學派再興，成為「共識」的基調，順理成章。不過，無論是Williamson本人還是「共識」的內容，都還是比較中道，例如Williamson並不贊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方面立即開放資本賬。這和後來新自由派推動的「共識」加強版甚有分別。
從另一角度看，「共識」基本上都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東西，內容與絕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學校裏教的經濟學吻合。如果把體現在三中全會決議書裏的經濟思路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的話，不如就說那是ECON 101，再加點應用場景方面的「中國特色」【註2】。
下面，筆者羅列十點「共識」，並逐一與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倡的經濟決策對應【註3】：
一、利率市場化
在經濟理論裏，利率就是資本的使用價格，因此對投資者的指導作用極大，對消費者亦然，因為消費的剩餘就是儲蓄，而儲蓄就是可用資本的來源。一直以來，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其利率也由政府操控；政策之下，國企常常能低息借款，民企望門興嘆亦即面對資本使用價格無限高。
《決定》的第12點說：「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二、貨幣滙率市場化
一直以來，大陸為要爭奪出口市場，由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沒錯，大陸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但同時引發佔主導的出口製造業環節及其他輔助環節的投資嚴重偏高，國民消費卻大大偏低，走的路子無以為繼，以至近年要艱苦地「轉型」：壓縮產能、刺激內需。
《決定》的第12點說：「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
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裏，資本無祖國，所以工人才無祖國；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提出各種外資不准入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社會發展意義上來說，是反動的。這點，馬列與自由經濟理論殊途而同歸。事實上，過去香港和東南亞的經驗都說明，民族資本家對勞動的剝削，往往比外資尤甚；外資進場，單單是提供僱傭競爭，也必然間接提高民族資本家願付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有利。
《決定》的第24點說：「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第9點還說：「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意思是，除了有一份外資不准入市場的清單（如國防等敏感工業）之外，外資將能享受「國民待遇」，和大陸自己的資本一同享受入場機會。
四、國企領域私有化
一般而言，把國企領域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辦法很多，包括公開向國民分股、賣股，接受個人投資者或私營機構購買新股、接受員工買股，或者乾脆允許私企進場等。
《決定》的第6點說：「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
第57點還說：「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五、適當放鬆市場規管
市場規管得宜，有其好處，但無論怎樣設計和執行，都有可能成為貪腐的溫床，繼而滋生更多規管以利貪腐官員進一步上下其手，尤其是在法治不彰、政府不透明的地方。過分規管，就算不產生貪腐，也會降低經濟效益。
《決定》的第9點說：「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
第10點更說：「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六、在法律上保證私有產權
這點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提到，但官員及有權勢撐腰者侵犯民眾產權的事例愈來愈多，特別是在農村，已形成了所謂的「幹部圈地運動」，問題不是未及解決而是不斷惡化（國企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個也要杜絕，但問題的性質不同）。
《決定》的第5點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七、貿易自由化
大陸十年前加入世貿，故貿易已經開放不少，但遠遠未夠；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第7節整節，談的就是全面加快開放雙邊貿易，要變得像香港一直以來的那樣。
其中：第24點說：「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八、九、十、擴闊稅基穩定政府財政、以有利扶貧基建取代直接津貼、避免龐大政府財政赤字。這些不必詳說，因為大陸多年來都有做，尤其最後者，甚至比不少西方國家做得還好，《決定》因此不提。
其實，這有什麼奇怪呢？「華盛頓共識」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經濟學常理，只不過名字安得令一些人看不順眼吃不消，於是連內容也不接受，妄想可以來另外一套。這種情緒傾向，在大陸的一部分黨政高層和社會上的大量受極左或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人的頭腦中是常態。政治上脫離常理的做法引起人民不滿，一段時間裏大概還可以靠各種維穩手段壓服，但經濟政策脫離常理幾年就見功，人民的物質利益受損，社會就非常危險。
所以，大陸那麼多年來，都是黨主席、總書記放空炮極左胡來出問題；當總理的，儘管受黨主席、總書記的政治限制，但說起話、辦起事來一般還比較清醒，不至於太離地、太離譜，因為要管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總不能長期無建樹、愈搞愈糟糕。
國史上的「中體西用」，也因此往往搞得「體」無完膚，「用」則還可以有點東西流傳後世，例如詹天佑的鐵路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經濟部分講的還可以，政治方面卻乏善可陳，甚或隱隱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大患，轉過來拖市場經濟的後腿。沒辦法，其背後總的思路，依然是「中體西用」這個早已不大靈光的老公式。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黃亞生教授文章見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ia Policy 11，2011年1月號。網上有免費閱讀鏈接：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 ... nsensus_preview.pdf。
【註2】可參考英文維基Washington Consensus條
【註3】三中全會採納《共識》的每一條，本文都只引《決定》內容裏的最主要句子或段落作證；《決定》不少地方語意多次重複，筆者不盡錄。
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
練乙錚：名嘴與我．溫爺爺的女兒．板塊轉勢大陸優先
三中全會的文件很快都看了一遍，讀到提倡「協商民主」一節，不禁啞然失笑。北京給予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政府的關鍵決策說一不二，幾時有空和你「協商」？特首最有興趣協商的，大概是和此地媒老闆談一些消音條件。港猶如此，陸何以哉。再看，講反腐。此與西媒上周捅出的摩根大通「常麗麗事件」相映成趣。一說那是溫、薄兩家或兩家後面的兩派內鬥在海外的延續。我等沒有內幕消息的外行，只能當戲看。不過，了解一下關鍵情節，未必一無所得。今天《氣短集》的頭兩節，就講這些；最後一節才比較嚴肅。
一、英港殖民時代手法的加強版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每逢獨立媒體或財團控制的媒體要向政府申請牌照或續牌，這些媒體便會搞一些自我消音動作，然後作出各種聰明解釋。裏面有沒有政治交易，香港人無論立場，其實都百分之百明白，只不過有人公開指摘、有人暗裏讚好。「李慧玲事件」不是第一次；九年前的「名嘴（大班、毓民）封咪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在視聽媒體上因批評時政令受訪官員和政府不悅而導致節目中止，英港殖民時期便有過一次，而那次的節目主持不是什麼名嘴，而是初出茅廬的筆者。
事緣七十年代初，筆者大學畢業回香港，在中學任教，「工餘」和同志一起出版一份《認中關社》的中學生刊物。搞出版物等於燒銀紙，大家都知道，而我們當時年輕，一窮二白，除了從同仁每月的正職收入拿出一部分「上繳中央」之外，就是靠大家八仙過海打散工賺外快養活那份辦了七年未嘗脫期、雙色四開十六頁的雙周刊。那當然是很辛苦的事業。上面說「工餘」，用了引號，因為大家花在辦刊物的時間和精力，比花在正職上的要多得多。筆者當時為替刊物賺錢，做過的不同種類散工，不下半打，包括到荃灣中央紡紗廠當清花；替教育署改中學會考數學卷；到裕華國貨公司培訓職工講授推銷術；替TVB把英語節目翻成粵語，等等；但最賺錢的，就是得熟朋友介紹，到當時的「麗的電視」（RTV）當一個時事節目的主持。
那個節目叫《青年論壇》，每周一集都邀請一位官員上鏡對談。筆者那時年少氣盛，對請來的「殖民官員」自是稱呼的少、批評的多。起初還好，政府樂得有機會就施政作說明；但有一次，請來的嘉賓是當時的首席助理輔政司徐淦，華人官員當中算是很高級的了，也是我的九華師兄。談什麼話題已不記得，但總之我依然老實不客氣。節目播放之後，政府來函表達不滿，認為主持人不中立；但我不買賬，在跟着的一集裏一開頭便反駁，堅持主持人的最大責任是客觀地主持公道。政府沒有什麼行動，但自此不再派官員上節目；編導於是只能找非政府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結果，節目當然被指「意見不中肯」，電視台於是順勢把節目中止。
香港「解放」了，但年來官員的手法卻回復到英港殖民時期一樣，對「不友善」的媒體主持進行杯葛、陰乾，然後反過來指控節目「不中立」，媒老闆於是可以換畫搬人。
二、溫家的寶？
美國政府8月份調查摩根大通（JP Morgan）在華業務，懷疑其在大陸聘用的兩個高幹子弟是否與賄賂有關；這兩個人的老爸，一個是鐵道部高層，另外一個則是一所國金的董事長。豈料，順藤摸瓜竟摸出另外一個更大的：高幹女兒「常麗麗」；而這個「常麗麗」，竟是溫爺爺千金溫如春的化名。
據《紐時》報道，2006至08年間，「常麗麗」開設的一間只有兩個人的「富怡顧問公司」，兩年裏從摩根大通得到一百八十萬美元的收益，按年算是三四倍於一般在亞洲的國際投資銀行高層的年薪。美國法律下，美國公司在海外正常僱用當地的「官二代」並無不當，但如果僱用是為了具體取得某宗交易的話，卻屬違法。
摩根大通與「常麗麗」是何種關係，目前還在調查中，未有定案，筆者疑中留情。不過，大陸自己的公司經常僱用高幹子弟以打通關係管道獲取好處，卻是十分公開的事實，甚或到了故意張揚的程度。筆者稍為在網上搜尋一下，便得出一個會令港人咋舌的例子。大陸《科技日報》2009年7月23日的一則報道這樣說：「……北京市科委的下屬機構，招聘了10多位司局級領導幹部子女，從而整合了一批政府資源，如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組部、中紀委、中宣部、……北京市質監局等」。如此神通廣大打通天地線，外國一些公司到大陸做生意幹同樣的事，不過是入境問俗【註1】。
此外，《紐時》還報道了一些關於「常麗麗」的事情。溫如春在美國University of Delaware攻讀工管碩士，以及畢業後住在紐約曼哈頓豪華公寓（ Trump Place）時，都是使用「常麗麗」這個名字；甚至後來任職於雷曼兄弟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之時，她依然用這個化名。
追查一下「常麗麗」當時住的「豪華公寓」，也很有意思。Trump就是Donald Trump，紐約地產大亨；Trump Place位在曼哈頓中央公園以西的河濱，旺中帶靜，算是紐約市的一級公寓，呎價和香港「天比高」在最近一輪狂升之前差不多；今年8月，那裏的一個千五呎小單位賣出，成交價為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九千萬港元，呎價六萬港元）【註2】。這比起薄瓜瓜去年以七十萬英鎊（一百一十萬美元）賣出的倫敦 Coleherne Court的那個上車盤（戴妃以前住過那棟樓），貴了十倍有多，由此可見「常麗麗」的「含金量」。She's not your everyday高幹子弟！
溫爺爺，你的女兒看來也真不俗耶。
三、3G頻譜更顯「大陸優先」
梁政府說真的並不認為政策要「香港優先」，而是相反：在香港必須搞「大陸優先」，因為不如此，兩地絕對無法「融合」。月來接連出台的兩個重大決策說明此點。電視發牌一事上，力保一家大陸背景的台免於淘汰，同時否決另一家生氣勃勃的本地台進場。現在處理3G頻譜，目的一樣，做法則剛剛相反：強行從現存的業者手上奪回部分頻譜，以便分給等着進場的過江之龍。一堵一迎之間，梁氏的「大陸優先」盡見。
這樣大力推行「大陸優先」的兩個事例，必須和近期「李氏力場」從港、陸調資歐洲一事一併觀察。如此，大家便能從這三大裂變看到梁氏當政以來的港資板塊移動的端倪。
兩年前唐梁惡鬥，筆者即在本報文章指出其政治經濟學涵義：一、那是代表香港經濟板塊一哥保地盤與二線財團要上位之爭；二、二線財團野心勃勃但實力不如，攻陷對方必先要當「吳三桂」引入北方政治力量和某些大陸派系的資本作同盟軍；三、負方的命運堪虞，大勢之下，板塊必然相對收縮。
利益板塊變動，緩慢而有特發的裂變，一如地質板塊之間的慢碰撞。觀察到上述近期三大裂變之後，大家還可作進一步推斷：
‧北方資金南下進佔香港，扼咽喉位置者港交所、證監會也。此兵家必爭之地，其人事變動是關鍵；所作掛牌等決定與板塊之爭有何關係，也同樣值得留意。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市場內的暗湧，外人很難知得通透；近期發生大陸公司被阻在港上市一事，明的原因大家清楚，但後面是否牽涉港資板塊之間的矛盾，大家亦可小心觀察。
‧北資進入本港金融領域，即化作港人包括小額投資者的金融財產基因，是港陸「融合」的一個方面，但對當權者而言，這並不足夠，還必須讓北資進入日常生活特別是消費環節而取得壓倒性地位，「融合」才真正可謂有了客觀基礎，之後的人心轉向工程，才可事半功倍。3G頻譜強行轉移的這一「小步」，便有後面這個促進作用。
資本家和常人一樣，逐水草而居，視時勢而移。力場消退之後，港人一朝醒來滿地紅遍，方知天外有天樓外有樓。你若覺年前於兩難之間把信任錯置，現在才看得真面廬山，那麼往後的還多着。半山上的雍容依舊，但幾度夕陽過後，你再登臨，當在細聽到那輕快華貴的捲舌胡語音中，體味出那三千年的蜀離之嘆。
氣短集．之十六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一、英港殖民時代手法的加強版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每逢獨立媒體或財團控制的媒體要向政府申請牌照或續牌，這些媒體便會搞一些自我消音動作，然後作出各種聰明解釋。裏面有沒有政治交易，香港人無論立場，其實都百分之百明白，只不過有人公開指摘、有人暗裏讚好。「李慧玲事件」不是第一次；九年前的「名嘴（大班、毓民）封咪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在視聽媒體上因批評時政令受訪官員和政府不悅而導致節目中止，英港殖民時期便有過一次，而那次的節目主持不是什麼名嘴，而是初出茅廬的筆者。
事緣七十年代初，筆者大學畢業回香港，在中學任教，「工餘」和同志一起出版一份《認中關社》的中學生刊物。搞出版物等於燒銀紙，大家都知道，而我們當時年輕，一窮二白，除了從同仁每月的正職收入拿出一部分「上繳中央」之外，就是靠大家八仙過海打散工賺外快養活那份辦了七年未嘗脫期、雙色四開十六頁的雙周刊。那當然是很辛苦的事業。上面說「工餘」，用了引號，因為大家花在辦刊物的時間和精力，比花在正職上的要多得多。筆者當時為替刊物賺錢，做過的不同種類散工，不下半打，包括到荃灣中央紡紗廠當清花；替教育署改中學會考數學卷；到裕華國貨公司培訓職工講授推銷術；替TVB把英語節目翻成粵語，等等；但最賺錢的，就是得熟朋友介紹，到當時的「麗的電視」（RTV）當一個時事節目的主持。
那個節目叫《青年論壇》，每周一集都邀請一位官員上鏡對談。筆者那時年少氣盛，對請來的「殖民官員」自是稱呼的少、批評的多。起初還好，政府樂得有機會就施政作說明；但有一次，請來的嘉賓是當時的首席助理輔政司徐淦，華人官員當中算是很高級的了，也是我的九華師兄。談什麼話題已不記得，但總之我依然老實不客氣。節目播放之後，政府來函表達不滿，認為主持人不中立；但我不買賬，在跟着的一集裏一開頭便反駁，堅持主持人的最大責任是客觀地主持公道。政府沒有什麼行動，但自此不再派官員上節目；編導於是只能找非政府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結果，節目當然被指「意見不中肯」，電視台於是順勢把節目中止。
香港「解放」了，但年來官員的手法卻回復到英港殖民時期一樣，對「不友善」的媒體主持進行杯葛、陰乾，然後反過來指控節目「不中立」，媒老闆於是可以換畫搬人。
二、溫家的寶？
美國政府8月份調查摩根大通（JP Morgan）在華業務，懷疑其在大陸聘用的兩個高幹子弟是否與賄賂有關；這兩個人的老爸，一個是鐵道部高層，另外一個則是一所國金的董事長。豈料，順藤摸瓜竟摸出另外一個更大的：高幹女兒「常麗麗」；而這個「常麗麗」，竟是溫爺爺千金溫如春的化名。
據《紐時》報道，2006至08年間，「常麗麗」開設的一間只有兩個人的「富怡顧問公司」，兩年裏從摩根大通得到一百八十萬美元的收益，按年算是三四倍於一般在亞洲的國際投資銀行高層的年薪。美國法律下，美國公司在海外正常僱用當地的「官二代」並無不當，但如果僱用是為了具體取得某宗交易的話，卻屬違法。
摩根大通與「常麗麗」是何種關係，目前還在調查中，未有定案，筆者疑中留情。不過，大陸自己的公司經常僱用高幹子弟以打通關係管道獲取好處，卻是十分公開的事實，甚或到了故意張揚的程度。筆者稍為在網上搜尋一下，便得出一個會令港人咋舌的例子。大陸《科技日報》2009年7月23日的一則報道這樣說：「……北京市科委的下屬機構，招聘了10多位司局級領導幹部子女，從而整合了一批政府資源，如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組部、中紀委、中宣部、……北京市質監局等」。如此神通廣大打通天地線，外國一些公司到大陸做生意幹同樣的事，不過是入境問俗【註1】。
此外，《紐時》還報道了一些關於「常麗麗」的事情。溫如春在美國University of Delaware攻讀工管碩士，以及畢業後住在紐約曼哈頓豪華公寓（ Trump Place）時，都是使用「常麗麗」這個名字；甚至後來任職於雷曼兄弟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之時，她依然用這個化名。
追查一下「常麗麗」當時住的「豪華公寓」，也很有意思。Trump就是Donald Trump，紐約地產大亨；Trump Place位在曼哈頓中央公園以西的河濱，旺中帶靜，算是紐約市的一級公寓，呎價和香港「天比高」在最近一輪狂升之前差不多；今年8月，那裏的一個千五呎小單位賣出，成交價為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九千萬港元，呎價六萬港元）【註2】。這比起薄瓜瓜去年以七十萬英鎊（一百一十萬美元）賣出的倫敦 Coleherne Court的那個上車盤（戴妃以前住過那棟樓），貴了十倍有多，由此可見「常麗麗」的「含金量」。She's not your everyday高幹子弟！
溫爺爺，你的女兒看來也真不俗耶。
三、3G頻譜更顯「大陸優先」
梁政府說真的並不認為政策要「香港優先」，而是相反：在香港必須搞「大陸優先」，因為不如此，兩地絕對無法「融合」。月來接連出台的兩個重大決策說明此點。電視發牌一事上，力保一家大陸背景的台免於淘汰，同時否決另一家生氣勃勃的本地台進場。現在處理3G頻譜，目的一樣，做法則剛剛相反：強行從現存的業者手上奪回部分頻譜，以便分給等着進場的過江之龍。一堵一迎之間，梁氏的「大陸優先」盡見。
這樣大力推行「大陸優先」的兩個事例，必須和近期「李氏力場」從港、陸調資歐洲一事一併觀察。如此，大家便能從這三大裂變看到梁氏當政以來的港資板塊移動的端倪。
兩年前唐梁惡鬥，筆者即在本報文章指出其政治經濟學涵義：一、那是代表香港經濟板塊一哥保地盤與二線財團要上位之爭；二、二線財團野心勃勃但實力不如，攻陷對方必先要當「吳三桂」引入北方政治力量和某些大陸派系的資本作同盟軍；三、負方的命運堪虞，大勢之下，板塊必然相對收縮。
利益板塊變動，緩慢而有特發的裂變，一如地質板塊之間的慢碰撞。觀察到上述近期三大裂變之後，大家還可作進一步推斷：
‧北方資金南下進佔香港，扼咽喉位置者港交所、證監會也。此兵家必爭之地，其人事變動是關鍵；所作掛牌等決定與板塊之爭有何關係，也同樣值得留意。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市場內的暗湧，外人很難知得通透；近期發生大陸公司被阻在港上市一事，明的原因大家清楚，但後面是否牽涉港資板塊之間的矛盾，大家亦可小心觀察。
‧北資進入本港金融領域，即化作港人包括小額投資者的金融財產基因，是港陸「融合」的一個方面，但對當權者而言，這並不足夠，還必須讓北資進入日常生活特別是消費環節而取得壓倒性地位，「融合」才真正可謂有了客觀基礎，之後的人心轉向工程，才可事半功倍。3G頻譜強行轉移的這一「小步」，便有後面這個促進作用。
資本家和常人一樣，逐水草而居，視時勢而移。力場消退之後，港人一朝醒來滿地紅遍，方知天外有天樓外有樓。你若覺年前於兩難之間把信任錯置，現在才看得真面廬山，那麼往後的還多着。半山上的雍容依舊，但幾度夕陽過後，你再登臨，當在細聽到那輕快華貴的捲舌胡語音中，體味出那三千年的蜀離之嘆。
氣短集．之十六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
練乙錚：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
「電視發牌事件」裏，「幫港出聲」的人默不作聲，沉默的大多數卻表達了意見：民調顯示七成以上的港人反對梁氏管治集團的做法。民意如此清晰，政府卻可置諸不理，及至行會召集人不得不開腔要求梁氏深切反省、檢討整個決策過程，梁氏依舊以其熟能生巧的巧語術回應：「發牌程序符合公義」。如此連欺帶騙化「過程」為「程序」，而民眾莫奈之何。至此，港人清楚知道，一件小如看什麼電視節目的民生事，特區統治者也能與民眾對着幹，就算一切合法的手段用盡，大家也不能動之分毫，更何況是普選大事。因此，要特區統治階級還政於民，除了實踐公民抗命，似乎已經沒有其他辦法。所以本周筆者的視線回歸公民抗命、和平佔中的主題。
今天，和大家細談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
幾乎可以肯定，上周破紀錄的彩虹遊行，五千多名參與者之中，絕大部分對政制問題並不感到特別切身，但遇上一個反對反性向歧視立法的保守統治階級，當會開始思考更基本的政治問題：同志的平等權利與民主自由有何關係？達致反性向歧視立法的路上，同志運動與其他更具普遍意義的公民抗命運動需否合流？
必先爭取民主自由
理論不易說明，歷史卻有啟示。同志平權，主要體現在民主國家，而且通常是在民主化、自由化、其他公民權利獲得法律保障之後才爭取到的；在專制國家裏，性向平等是很難想像的事。因此，歷史上，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裏，不少同志奮然投身其他更根本的民權運動，卻同時隱藏自己的性向，因為「出櫃」的時辰還遠遠未到；他們直覺上明白，要早日實現同志平權，必先推動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革命。美國五六十年代以反種族歧視為目的的歷次民權運動裏的一些人物事例，恰好說明此點。本文試作一簡介，並聚焦一個關鍵人物。
1963年8月28日，三十萬從美國各地出發的各族裔大軍，包括六萬白種人，參加了稱作「進軍華盛頓爭取就業權利和自由」的和平抗議請願大遊行。站在前排最中央領軍的是黑人民運元老A. Philip Randolph【註1】。運動幾位領導之中最為後人景仰的，是安排作壓軸演說〈我有一個夢〉的南方社運新星馬丁路德金。然而，鮮為人知、卻身負總責於幕後決定謀略和具體組織工作的，則是視野宏大、經驗豐富、人脈關係遍及美國南北的社運老手、金博士的和平主義啟蒙導師Bayard Rustin。後者低調，乃是運動領導之間的默契，因為他在性向方面是一位同志。
Rustin比馬丁路德金大十二歲，1912年生於賓夕凡尼亞州的一個中下階層誓反教貴格派家庭【註2】，由祖父母撫養大，念高中的時候便顯露才華，能文能武，既是學校球隊主將，又會寫詩，文章經常貼堂，能言善辯不特已，歌喉還了不得，《聖經》更能倒背如流，卻因為有同志傾向，曾經被發現與一位白人同學相好而慘遭痛毆。據後來為他作傳的學者John D'Emilio介紹，他年輕時的確高大英俊，皮膚金黑，舉止談吐溫文爾雅，曾經迷倒過不少身邊的男女同僚【註3】。
Rustin進過師範大學，受到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教授開竅，開始關注社會、種族等問題；後來，為了追求同志生活方式，他遷居紐約，在貴格派非暴力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接觸和平主義，並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青年團。當時的美共在種族問題上着力很深，提倡過在美國東南建立一個獨立的黑人為主的國家。但是，史達林後來因為要爭取美國對抗希特拉，於1941年透過「第三國際」，下令終止美共推行的少數民族解放策略。Rustin覺得被出賣，於是退出青年團，此後一生不再信任共產黨；但其後幾十年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裏，他一直是一個「共產黨人」。
到印度學習和平抗爭
其實，Rustin和共產黨之間還有一個矛盾，就是他反對任何暴力和戰爭，因此也反對美國介入二次大戰，令蘇聯非常不悅。戰爭期間，他極力反對把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卻無功而還。1942年，在他的協助下，訴諸和平手段爭取種族平等的「種族平等議會」（CORE）成立了。此組織在日後的民權運動裏成為關鍵力量；其和平抗爭思想來自十九世紀初年的美國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和平抗爭策略則來自印度的甘地（Thoreau的一部小冊子著作《公民抗命》，在世界上的影響巨大，甘地也從中得益，筆者介紹過。也許是一個巧合，後世學者不少也認為Thoreau是一個具同性傾向的人，不僅終身未娶，亦未曾有過與異性的親密關係【註4】）。
愛屋及烏，Rustin十分支持印度的民族解放、從英殖民政權之下獨立。1948年，他專程到印度學習和平抗爭手段和公民抗命的理論，但可惜他抵達印度之前，甘地已經遇刺身亡。他在印度的時候，不僅跟隨甘地的門人學習，又與非洲的一些獨立運動領導交流經驗，得益不少。
此時，他已經不再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向。1955年，Rustin在加州被首次控以同志罪，入獄六十天。出獄之後，他反而是刻意隱瞞他與一些反暴力、支持民運的團體的工作關係；他認為這方面低調一些，可以避免那些團體被統治階級因為他的性向而被抹黑。
差不多同時，他成為馬丁路德金的貼身顧問。那時候，馬丁路德金可謂初出茅廬，正在策劃南方阿拉巴馬州首府伯明翰的抗議運動，幾乎完全沒有對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認識。Rustin和朋友到他的家裏，看到滿房子都是槍械，沙發上藏着兩把，還有一把自衞手槍；於是他耐心地給馬丁路德金解釋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
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威力
他完全說服了金，而其後的伯明翰和平抗爭非常成功（儘管一些地區出現使用暴力對抗，而金當時鞭長莫及，尤其是他被捕下獄之後）；警方出動水炮和攻擊犬對付和平的學生的照片迅速傳遍美國和世界而引起公憤，伯明翰的統治者變得非常被動。然後，一波又一波的和平示威者自願入獄，令監獄滿得不能再塞。跟着，成百上千的請願者擠滿商業區的時候，先是商界投降、同意解除就業市場和服務業的歧視。最後，在普遍民意授權之下，聯邦政府的國民警衞軍進場，當地政府中的頑固分子最後不得不認輸，交出權力。金於是第一次看到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威力。Rustin成功了。
伯明翰之役過後，民權運動的高潮——「進軍華盛頓爭取就業權利和自由」，已經是水到渠成，只需和平、不必違法抗命；而一些別有用心的種族歧視者繼續以同志性向抹黑Rustin的做法，也不能擋住運動的進程。之後不到兩年，美國國會大比數通過了《民權法》和《投票權利法》。
1986年，即Rustin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一次演說中講了一句推動同志平等權利運動的話，饒有意義：「今天，黑人的處境不再是社會變革的試金石。黑人已經進入社會每一環節，並且有法律保障他們的權益。同志已經成為今日的地底泥、niggers。在這個意義上，同志取代了黑人，成為社會變革的風向標。當我們以後思考社會改良的時候，要把同志這個最弱勢社群放在心裏。」發動新的觀念戰鬥爭取同志平權，是在前階段的社會體制不公義都打破了之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性向歧視，很可能比種族歧視、專制政治更根深蒂固。如此，同志要爭取平權，不能不先努力於反對政治歧視、爭取民主自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經驗，都是如此，香港大概也不能例外。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1963年這次大遊行，與1941-46年出現的「進軍華盛頓運動」是兩個不同的黑人抗議運動。後者由Randolph領導；因為要爭取的目的（軍隊和國防工業禁止種族歧視或隔離）事先達到了，所以此運動最後階段的向首都進軍未有發生。之後五十年裏，各種大型的全國性「進軍華盛頓」還發生過四五十次，較小規模的更不用說。所以，真正的「示威之都」是華盛頓而不是香港。
【註2】貴格派（Quakers）源於英國。傳說一名早期領袖和信眾聽到神的話而全身發抖（quake），因而得名；別稱「教友會」（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到達北美之後，輾轉聚居於費城，後者因而有貴格城之稱。信奉絕對和平主義，有進步的社會思想，十足的「和理非非」。
【註3】見John D'Emilio的Lost Prophet-the Life and Times of Bayard Rustin，Simon & Schuster，2003。這是一本香港同志界不能不讀的好書；本文關於Rustin的事跡，主要取材於此。
【註4】此事上研究得最深入的是Walter Harding, Thoreau's Sexual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1.3 (1991): 23-45。不過，雖然Harding認為Thoreau有同性傾向，但他也沒有指出，Thoreau也沒有過同性的親密關係。
今天，和大家細談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
幾乎可以肯定，上周破紀錄的彩虹遊行，五千多名參與者之中，絕大部分對政制問題並不感到特別切身，但遇上一個反對反性向歧視立法的保守統治階級，當會開始思考更基本的政治問題：同志的平等權利與民主自由有何關係？達致反性向歧視立法的路上，同志運動與其他更具普遍意義的公民抗命運動需否合流？
必先爭取民主自由
理論不易說明，歷史卻有啟示。同志平權，主要體現在民主國家，而且通常是在民主化、自由化、其他公民權利獲得法律保障之後才爭取到的；在專制國家裏，性向平等是很難想像的事。因此，歷史上，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裏，不少同志奮然投身其他更根本的民權運動，卻同時隱藏自己的性向，因為「出櫃」的時辰還遠遠未到；他們直覺上明白，要早日實現同志平權，必先推動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革命。美國五六十年代以反種族歧視為目的的歷次民權運動裏的一些人物事例，恰好說明此點。本文試作一簡介，並聚焦一個關鍵人物。
1963年8月28日，三十萬從美國各地出發的各族裔大軍，包括六萬白種人，參加了稱作「進軍華盛頓爭取就業權利和自由」的和平抗議請願大遊行。站在前排最中央領軍的是黑人民運元老A. Philip Randolph【註1】。運動幾位領導之中最為後人景仰的，是安排作壓軸演說〈我有一個夢〉的南方社運新星馬丁路德金。然而，鮮為人知、卻身負總責於幕後決定謀略和具體組織工作的，則是視野宏大、經驗豐富、人脈關係遍及美國南北的社運老手、金博士的和平主義啟蒙導師Bayard Rustin。後者低調，乃是運動領導之間的默契，因為他在性向方面是一位同志。
Rustin比馬丁路德金大十二歲，1912年生於賓夕凡尼亞州的一個中下階層誓反教貴格派家庭【註2】，由祖父母撫養大，念高中的時候便顯露才華，能文能武，既是學校球隊主將，又會寫詩，文章經常貼堂，能言善辯不特已，歌喉還了不得，《聖經》更能倒背如流，卻因為有同志傾向，曾經被發現與一位白人同學相好而慘遭痛毆。據後來為他作傳的學者John D'Emilio介紹，他年輕時的確高大英俊，皮膚金黑，舉止談吐溫文爾雅，曾經迷倒過不少身邊的男女同僚【註3】。
Rustin進過師範大學，受到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教授開竅，開始關注社會、種族等問題；後來，為了追求同志生活方式，他遷居紐約，在貴格派非暴力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接觸和平主義，並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青年團。當時的美共在種族問題上着力很深，提倡過在美國東南建立一個獨立的黑人為主的國家。但是，史達林後來因為要爭取美國對抗希特拉，於1941年透過「第三國際」，下令終止美共推行的少數民族解放策略。Rustin覺得被出賣，於是退出青年團，此後一生不再信任共產黨；但其後幾十年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裏，他一直是一個「共產黨人」。
到印度學習和平抗爭
其實，Rustin和共產黨之間還有一個矛盾，就是他反對任何暴力和戰爭，因此也反對美國介入二次大戰，令蘇聯非常不悅。戰爭期間，他極力反對把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卻無功而還。1942年，在他的協助下，訴諸和平手段爭取種族平等的「種族平等議會」（CORE）成立了。此組織在日後的民權運動裏成為關鍵力量；其和平抗爭思想來自十九世紀初年的美國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和平抗爭策略則來自印度的甘地（Thoreau的一部小冊子著作《公民抗命》，在世界上的影響巨大，甘地也從中得益，筆者介紹過。也許是一個巧合，後世學者不少也認為Thoreau是一個具同性傾向的人，不僅終身未娶，亦未曾有過與異性的親密關係【註4】）。
愛屋及烏，Rustin十分支持印度的民族解放、從英殖民政權之下獨立。1948年，他專程到印度學習和平抗爭手段和公民抗命的理論，但可惜他抵達印度之前，甘地已經遇刺身亡。他在印度的時候，不僅跟隨甘地的門人學習，又與非洲的一些獨立運動領導交流經驗，得益不少。
此時，他已經不再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向。1955年，Rustin在加州被首次控以同志罪，入獄六十天。出獄之後，他反而是刻意隱瞞他與一些反暴力、支持民運的團體的工作關係；他認為這方面低調一些，可以避免那些團體被統治階級因為他的性向而被抹黑。
差不多同時，他成為馬丁路德金的貼身顧問。那時候，馬丁路德金可謂初出茅廬，正在策劃南方阿拉巴馬州首府伯明翰的抗議運動，幾乎完全沒有對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認識。Rustin和朋友到他的家裏，看到滿房子都是槍械，沙發上藏着兩把，還有一把自衞手槍；於是他耐心地給馬丁路德金解釋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
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威力
他完全說服了金，而其後的伯明翰和平抗爭非常成功（儘管一些地區出現使用暴力對抗，而金當時鞭長莫及，尤其是他被捕下獄之後）；警方出動水炮和攻擊犬對付和平的學生的照片迅速傳遍美國和世界而引起公憤，伯明翰的統治者變得非常被動。然後，一波又一波的和平示威者自願入獄，令監獄滿得不能再塞。跟着，成百上千的請願者擠滿商業區的時候，先是商界投降、同意解除就業市場和服務業的歧視。最後，在普遍民意授權之下，聯邦政府的國民警衞軍進場，當地政府中的頑固分子最後不得不認輸，交出權力。金於是第一次看到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威力。Rustin成功了。
伯明翰之役過後，民權運動的高潮——「進軍華盛頓爭取就業權利和自由」，已經是水到渠成，只需和平、不必違法抗命；而一些別有用心的種族歧視者繼續以同志性向抹黑Rustin的做法，也不能擋住運動的進程。之後不到兩年，美國國會大比數通過了《民權法》和《投票權利法》。
1986年，即Rustin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一次演說中講了一句推動同志平等權利運動的話，饒有意義：「今天，黑人的處境不再是社會變革的試金石。黑人已經進入社會每一環節，並且有法律保障他們的權益。同志已經成為今日的地底泥、niggers。在這個意義上，同志取代了黑人，成為社會變革的風向標。當我們以後思考社會改良的時候，要把同志這個最弱勢社群放在心裏。」發動新的觀念戰鬥爭取同志平權，是在前階段的社會體制不公義都打破了之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性向歧視，很可能比種族歧視、專制政治更根深蒂固。如此，同志要爭取平權，不能不先努力於反對政治歧視、爭取民主自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經驗，都是如此，香港大概也不能例外。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1963年這次大遊行，與1941-46年出現的「進軍華盛頓運動」是兩個不同的黑人抗議運動。後者由Randolph領導；因為要爭取的目的（軍隊和國防工業禁止種族歧視或隔離）事先達到了，所以此運動最後階段的向首都進軍未有發生。之後五十年裏，各種大型的全國性「進軍華盛頓」還發生過四五十次，較小規模的更不用說。所以，真正的「示威之都」是華盛頓而不是香港。
【註2】貴格派（Quakers）源於英國。傳說一名早期領袖和信眾聽到神的話而全身發抖（quake），因而得名；別稱「教友會」（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到達北美之後，輾轉聚居於費城，後者因而有貴格城之稱。信奉絕對和平主義，有進步的社會思想，十足的「和理非非」。
【註3】見John D'Emilio的Lost Prophet-the Life and Times of Bayard Rustin，Simon & Schuster，2003。這是一本香港同志界不能不讀的好書；本文關於Rustin的事跡，主要取材於此。
【註4】此事上研究得最深入的是Walter Harding, Thoreau's Sexual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1.3 (1991): 23-45。不過，雖然Harding認為Thoreau有同性傾向，但他也沒有指出，Thoreau也沒有過同性的親密關係。
2013年11月11日 星期一
練乙錚：周同志．習同志
內望香港，同志平權運動的核心訴求，因平機會主席周一嶽以現行管治精英的身份參與，已經跨上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可接受」台階。如此推動社會前進，需要一種當仁不讓的勇氣，故周先生的行為，值得大家敬仰。
北望神州，香港人熱愛的新中國，卻正在經歷一場歷史倒退。習近平最近提出的「一個凡是、兩個不否定」，婉轉地把改革開放之前的那段以文革為發展高峰的歷史肯定了。看來，本地一些公開批判過文革的各種中共黨員又要婉轉地修改口徑。
一、花在認識「同性」的時間少於……
性向歧視主要生於無知。一般人對同志現象的看法，泰半來自意識體系裏頭的道聽途說；在未形成固定觀點之前，鮮有人會花時間精力去研究一下同性傾向是如何產生的，有些什麽科學根據、社會條件。形成這種偏見背後的輕率，甚至比政治偏見還甚。說到底，政治是眾人的事，你不管它，它冥冥中也會來管到你，你因此最後得認清楚那是什麽一回事（例如一些一向只關心娛樂電視節目的市民最近所認識到的）；但性向偏見不同，一個人只要自己或者身邊的人都不是同志，就完全不會感同身受，因為同志們受的苦跟他們絲毫無關。所以，不少人花在認識「同性」的時間少於買一棵芹菜。
因此，消除同性傾向歧視的最有效辦法便是教育，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一些學校的課堂裏，討論同性傾向的時候，都會提到一些傑出人物有這種性向，藉以提高同性傾向者在年輕一代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沒有研究顯示過，成功人士當中的性向比例與總人口當中的比例有何分別，而歧視的結果，卻往往是另一些本來有才華的人給埋沒了。的確有相當可靠的研究顯示，同性婚姻家庭的經濟狀況一般比異性婚姻的差【註1】。所以，如果用簡單的量化、對比什麽性向的人更成功的方式來進行反歧視教育的話，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近日，因為同志問題受到關注，筆者也因此多想有關的事，特別是同性向的人有什麽優勢是異性向者所無。這不再是量的對比而是質的不同。這裏擧一個例。
中國人的禮教傳統裏有「發乎情、止乎禮」這一條，以之調節絕大部分異性之間的情感關係（這當然是指異性的異性向者之間的情感關係）。文學裏描寫兩性之間「發乎情、止乎禮」的不多，因為兩性間的情，通常都包含慾。事實上，有強烈的情而無慾得完全可以用禮教規範的人，現實生活裏不多；更多的是人們一早就以禮教或道德規範把「情」的部分壓抑、剔除，那麽，「止」就比較容易做到。然而，在文學裏，這種情況是沒有什麽好描寫的，因為欠缺一種張力。不過，如果故事的異性主角之一是有同性傾向的，則「發乎情、止乎禮」卻完全可能、可信。
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家Truman Capote（1924-1984）的Breakfast At Tiffany's，便是把「發乎情、止乎禮」發揮到極致之作。小說描寫的對象，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女主角Holly Golightly；男主角則幾乎是隱形的：「他」，是整個故事的述者（narrator），因為是第一身，連名字也沒有，有的只是 Holly叫他的「Fred」，因為他的長相和她的哥哥Fred很相似。這個Holly，如果用今天的潮語形容，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港女」，貪慕虛榮一心想討個有錢的老公，所以從德州的鄉下跑到紐約闖那裏的上流社會。不過，在Capote筆下，這樣的一個女子絕非虛有其表，而是一個背景神秘、性格上的秀麗處在在令「Fred」全情投入此段關係的一個可人兒。
然而，「Fred」的情感，沒有絲毫男女之間的慾念，卻是強烈（或者說深切）得入木三分，以至當 Holly離開之後、又再在非洲「出現」之時，讀者不能不深深感到「Fred」的那種失落和哀怨。據此，不少文學分析認為「Fred」是一位同志，不過他這次的情感對像是一個女子。
Capote 到底為什麽能有此功力，把「發乎情、止乎禮」的一段男女關係描寫得如此深刻，以至這部小說在美國不僅家傳戶曉，在英語文學界裏也算是極品【註2】？無他，因為Capote自己本來就是一位同志，才可以從無慾的角度探索男女關係中的其他性質的張力【註3】。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參與了周六（9日）第五屆香港同志遊行，筆者充分肯定；尊稱周先生為「同志」，是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同志」——「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先生是醫生、前局長，接任平機會主席之後，把這個角色演活了。的確，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不能只當仲裁，不能在一個各種性質的歧視仍然盛行的社會裏僅僅採取一個超然的坐姿，而必須在關鍵時刻恭體力行，哪怕因此會與「坐完此會坐行會」的高概率事件絕緣。
二、向善於「打倒昨日的我」的本地左派致敬
10月中旬，習近平為自己的父親習仲勛百歲冥辰大事鋪排，不僅在北京，還在全國各地開悼念會；央視一連六天播了六集有關習仲勛的黨史紀錄片，郵政局還為他發了紀念票。官二代如此隆重祭父，可謂空前，規格之高，超過了一些功勳高於習仲勛的黨國元老。不過，祭聲未落，習近平又開唱另一曲子：歌頌毛澤東，將這位當年把習仲勛鬥得死去活來的暴君重新放上中共神壇上的正中位置。共產黨素來講大義滅親，但未曾有過像習近平那樣左右逢源，悼念父親討好右派、高舉「殺」父仇人討好左派，從而製造出更加嚴重的國民道德上的人格分裂的領導。
上周五的《人民日報》發表萬言長文，介紹習近平關於毛澤東、關於新中國頭三十年的講話。習近平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時期，包括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都不能否定，也不能互相否定，以一個打翻另一個，而必須都肯定，因為兩個時期都是黨領導之下的實踐探索時期。
換句話說，凡是黨領導的事業，都不能否定，有錯誤的話，都是次要的。如此「一個凡是、兩個不否定」，估計就是習近平的「理論貢獻」。不過，這個貢獻，無非又是教中國人民養成另一種人格分裂——政治思想上的人格分裂：改革開放是好的，炮製出文革的極左時期也是好的。
這當然苦了很多本地左派，特別是年紀比較大的老左派。改革開放以來，人盡皆知他們是鄧小平的支持者、毛澤東特別是文革的反對者（儘管改革開放之前，他們的立場是剛巧相反的）。習近平的講話，要求他們再一次改變口徑、調校立場。如此奉命乖乖把自己反覆打倒的人，除非是患了集體失憶症，不然都會鬧精神分裂。
氣短集．十五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http://www.gallup.com/poll/15806 ... -identify-lgbt.aspx
【註2】小說拍成電影（香港譯名《珠光寶氣》），Holly的角色由柯德莉夏萍飾演，也是經典，主題曲Moon River，更不必說。文學界裏，諾曼．梅勒認為Capote的文筆，在當代的作家當中無人能及，而Breakfast At Tiffany's尤其完美。
【註3】把同性慾念張力寫得淋漓盡致的經典文學作品，筆者首推德國大文豪 Thomas Mann的Death In Venice；此部作品的題材，來自Mann 的親身經歷。Mann 雖然結婚生子，卻終其一生都有強烈同志傾向。不過，這部作品卻是發乎情、止乎死亡。
北望神州，香港人熱愛的新中國，卻正在經歷一場歷史倒退。習近平最近提出的「一個凡是、兩個不否定」，婉轉地把改革開放之前的那段以文革為發展高峰的歷史肯定了。看來，本地一些公開批判過文革的各種中共黨員又要婉轉地修改口徑。
一、花在認識「同性」的時間少於……
性向歧視主要生於無知。一般人對同志現象的看法，泰半來自意識體系裏頭的道聽途說；在未形成固定觀點之前，鮮有人會花時間精力去研究一下同性傾向是如何產生的，有些什麽科學根據、社會條件。形成這種偏見背後的輕率，甚至比政治偏見還甚。說到底，政治是眾人的事，你不管它，它冥冥中也會來管到你，你因此最後得認清楚那是什麽一回事（例如一些一向只關心娛樂電視節目的市民最近所認識到的）；但性向偏見不同，一個人只要自己或者身邊的人都不是同志，就完全不會感同身受，因為同志們受的苦跟他們絲毫無關。所以，不少人花在認識「同性」的時間少於買一棵芹菜。
因此，消除同性傾向歧視的最有效辦法便是教育，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一些學校的課堂裏，討論同性傾向的時候，都會提到一些傑出人物有這種性向，藉以提高同性傾向者在年輕一代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沒有研究顯示過，成功人士當中的性向比例與總人口當中的比例有何分別，而歧視的結果，卻往往是另一些本來有才華的人給埋沒了。的確有相當可靠的研究顯示，同性婚姻家庭的經濟狀況一般比異性婚姻的差【註1】。所以，如果用簡單的量化、對比什麽性向的人更成功的方式來進行反歧視教育的話，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近日，因為同志問題受到關注，筆者也因此多想有關的事，特別是同性向的人有什麽優勢是異性向者所無。這不再是量的對比而是質的不同。這裏擧一個例。
中國人的禮教傳統裏有「發乎情、止乎禮」這一條，以之調節絕大部分異性之間的情感關係（這當然是指異性的異性向者之間的情感關係）。文學裏描寫兩性之間「發乎情、止乎禮」的不多，因為兩性間的情，通常都包含慾。事實上，有強烈的情而無慾得完全可以用禮教規範的人，現實生活裏不多；更多的是人們一早就以禮教或道德規範把「情」的部分壓抑、剔除，那麽，「止」就比較容易做到。然而，在文學裏，這種情況是沒有什麽好描寫的，因為欠缺一種張力。不過，如果故事的異性主角之一是有同性傾向的，則「發乎情、止乎禮」卻完全可能、可信。
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家Truman Capote（1924-1984）的Breakfast At Tiffany's，便是把「發乎情、止乎禮」發揮到極致之作。小說描寫的對象，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女主角Holly Golightly；男主角則幾乎是隱形的：「他」，是整個故事的述者（narrator），因為是第一身，連名字也沒有，有的只是 Holly叫他的「Fred」，因為他的長相和她的哥哥Fred很相似。這個Holly，如果用今天的潮語形容，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港女」，貪慕虛榮一心想討個有錢的老公，所以從德州的鄉下跑到紐約闖那裏的上流社會。不過，在Capote筆下，這樣的一個女子絕非虛有其表，而是一個背景神秘、性格上的秀麗處在在令「Fred」全情投入此段關係的一個可人兒。
然而，「Fred」的情感，沒有絲毫男女之間的慾念，卻是強烈（或者說深切）得入木三分，以至當 Holly離開之後、又再在非洲「出現」之時，讀者不能不深深感到「Fred」的那種失落和哀怨。據此，不少文學分析認為「Fred」是一位同志，不過他這次的情感對像是一個女子。
Capote 到底為什麽能有此功力，把「發乎情、止乎禮」的一段男女關係描寫得如此深刻，以至這部小說在美國不僅家傳戶曉，在英語文學界裏也算是極品【註2】？無他，因為Capote自己本來就是一位同志，才可以從無慾的角度探索男女關係中的其他性質的張力【註3】。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參與了周六（9日）第五屆香港同志遊行，筆者充分肯定；尊稱周先生為「同志」，是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同志」——「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先生是醫生、前局長，接任平機會主席之後，把這個角色演活了。的確，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不能只當仲裁，不能在一個各種性質的歧視仍然盛行的社會裏僅僅採取一個超然的坐姿，而必須在關鍵時刻恭體力行，哪怕因此會與「坐完此會坐行會」的高概率事件絕緣。
二、向善於「打倒昨日的我」的本地左派致敬
10月中旬，習近平為自己的父親習仲勛百歲冥辰大事鋪排，不僅在北京，還在全國各地開悼念會；央視一連六天播了六集有關習仲勛的黨史紀錄片，郵政局還為他發了紀念票。官二代如此隆重祭父，可謂空前，規格之高，超過了一些功勳高於習仲勛的黨國元老。不過，祭聲未落，習近平又開唱另一曲子：歌頌毛澤東，將這位當年把習仲勛鬥得死去活來的暴君重新放上中共神壇上的正中位置。共產黨素來講大義滅親，但未曾有過像習近平那樣左右逢源，悼念父親討好右派、高舉「殺」父仇人討好左派，從而製造出更加嚴重的國民道德上的人格分裂的領導。
上周五的《人民日報》發表萬言長文，介紹習近平關於毛澤東、關於新中國頭三十年的講話。習近平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時期，包括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都不能否定，也不能互相否定，以一個打翻另一個，而必須都肯定，因為兩個時期都是黨領導之下的實踐探索時期。
換句話說，凡是黨領導的事業，都不能否定，有錯誤的話，都是次要的。如此「一個凡是、兩個不否定」，估計就是習近平的「理論貢獻」。不過，這個貢獻，無非又是教中國人民養成另一種人格分裂——政治思想上的人格分裂：改革開放是好的，炮製出文革的極左時期也是好的。
這當然苦了很多本地左派，特別是年紀比較大的老左派。改革開放以來，人盡皆知他們是鄧小平的支持者、毛澤東特別是文革的反對者（儘管改革開放之前，他們的立場是剛巧相反的）。習近平的講話，要求他們再一次改變口徑、調校立場。如此奉命乖乖把自己反覆打倒的人，除非是患了集體失憶症，不然都會鬧精神分裂。
氣短集．十五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http://www.gallup.com/poll/15806 ... -identify-lgbt.aspx
【註2】小說拍成電影（香港譯名《珠光寶氣》），Holly的角色由柯德莉夏萍飾演，也是經典，主題曲Moon River，更不必說。文學界裏，諾曼．梅勒認為Capote的文筆，在當代的作家當中無人能及，而Breakfast At Tiffany's尤其完美。
【註3】把同性慾念張力寫得淋漓盡致的經典文學作品，筆者首推德國大文豪 Thomas Mann的Death In Venice；此部作品的題材，來自Mann 的親身經歷。Mann 雖然結婚生子，卻終其一生都有強烈同志傾向。不過，這部作品卻是發乎情、止乎死亡。
2013年11月6日 星期三
練乙錚：林煥記茶餐廳背後的六千頁解釋
*斜體字之內容為依據練乙錚2014年3月17日《盼郭艷明從善如流．望李嘉誠實隨口至》的內容。
特府發表六頁聲明，「解釋」先前的「三挑二」（或「五挑四」）決定。結果，市民的期待完全落空，六頁紙是廢料回收的經典作，鐵證梁班子黔驢技窮。香港電視方面，則順勢連消帶打，發布兩個反聲明，詳盡列出資料，顯示本身在競爭對手面前的相對優勢，令政府更加被動。估計，西環很快會替梁政府組織啦啦隊叫好團，然後再請自己人演一齣更高層次的「幫港收貨」、「幫港收聲」戲，否則梁振英不是下台——那沒有可能，而是下不了台。
一、政府辯詞兩大明顯漏洞
現時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不公開有關的顧問報告，更不說明如何得出必須「三挑二」或「五挑四」，以至無法說服市民相信港視應該排在最尾。
政府的辯詞裏，最乏理的環節有兩個，其一就是認為港視的財力薄弱。梁氏班子一再「搬龍門架」之後，所謂的「財力」，主要包括「母公司」的財力。論者已經指出，這是很錯誤的看法。母公司的股東與申牌機構（獨立子公司）的股東，彼此可能很少重疊，所以「母」與「子」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通財之義」。還有律師議員指出，申請機構如屬另一機構的子公司，則根本與《廣播條例》相牴觸，不合資格。
另一方面，香港的資本市場高效而厚實，一間大眾熟悉的本地獨立公司不必一開始就財雄勢大，只要在業務方面有潛質有實力，營運和發展的資金便會源源不絕流向這間公司（這本來就是健全金融市場的最基本任務與功能）。況且，創意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金錢資本而是人本資源（human capital）；這種企業如果只是富於前者而貧於後者，前者會如燒銀紙般很快消失。因此，政府決策者所認定的「財力」（母公司的金融實力），根本不應佔什麽大比重甚或任何比重；如果視之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那就很可笑（恐怕政府正是如此）。
還有就是電視廣告市場能否「把餅做大」的問題。政府及其顧問提及此事之時，都「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目前由於免費電視市場幾乎是獨佔市場，因此這個廣告市場的單位價格很高，數目上佔香港商界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礙於財力，幾乎都與電視廣告無緣；故此，中小企業可算是一個電視廣告商還未開發的市場。一旦電視廣告跌價，大量的潛在需求便會湧現、進場【註】。此外，有這種低價電視廣告，中小企業的活性更強，更能幫助帶動香港經濟。忽略這些「中小企因素」而空談靜態的廣告市場需求飽和，政府及其顧問的經濟分析能力未免太低。
然而，筆者不相信顧問公司和政府裏頭沒有比較理性的聲音指出過這些顯淺但重要的經濟考慮，只不過特府領導層視之而不願見、聽之而不欲聞而已。
為何如此，原因不外兩者，一是北京一直干預、主導發牌決策，一是「三挑二」決策者的後面隱藏着不法的利益輸送——有領導層的人涉貪。按表面徵象，筆者認為是後者居多，而有關方面應該徹底追查【註2】……
【註2】近有親共議員多次慫恿王維基買下亞視，或是一條線索，反映北京此前或未有以維穩等政治動機積極介入主導發牌決策過程（註文亦刪去，是技術性操作）。
二、 官意行頭、顧問搭夠
顧問報告，概念上是中性的；顧問的工作，對社會可以很有貢獻，但能否幫助決策者增加客觀認識、減少犯錯，端賴決策者聘請顧問撰寫報告時的立心。這一點，業界裏的「民間智慧」從負面講得很清楚：「垃圾進、垃圾出」——如果決策者立心是要借顧問報告瞞天過海，則無論怎樣顧怎樣問，報告最終不過是一件放大謊言欺騙人民的工具。
一般而言，政府若刻意用顧問報告誤導公眾，首先要對顧問公司威逼利誘，點明假如對方「不聽話」，則肥水必流別人田。如果有些顧問公司不顧操守，則政府利用他們欺騙市民的辦法就很多，例如：
．夥同顧問捏造數據、事實或結論。這種做法，在政治相對透明的社會裏比較少見。不過，香港政府從英殖時期到今天，都把重要的顧問報告完整版視為法定機密，公眾無法從「潔本」甚或僅僅是官員片言隻字或「權威人士」小道得知報告全貌，捏造一部分可公開的內容於是可能，而且有可能正在發生。
．由顧問提出一些歪理、掩藏一些對政府立場不利的正路分析。本文第一節即指出電視發牌顧問報告有兩個這種歪理和紕漏，而且都是要點。
．要求顧問把一些關鍵數據、假設和理據置於報告最不起眼的地方，以避公眾耳目。西九工程第一份顧問報告用了一個極低的成本通脹假設（2%），以至僅僅五年後的今天便預計超支100%即二百億元以上。那個2%是整個西九撥款申請書中最關鍵的假設數字，理據竟然只埋藏在顧問報告的十四個附件中的第九個裏面，堪稱經典。
．顧問卸膊，把決策所需的重要因素羅列而不加權，任由決策者自己按形勢搬弄報告要點。這次發牌事上用的顧問報告便是這般，結果是任由特首會同行會裏的一些弄臣利用報告糊弄市民，把不重要的因素說成是首要的。
公眾不僅應該要求特首公開決策資訊，還要爭取看到顧問報告的關鍵推理和數據，絕不能讓政府躲在「保密原則」後面為所欲為。
三、林煥記不賣茶餐而代理地產又如何
繼梁振英的「哥嫂論」之後，林煥光亦推出「非茶餐廳論」，同樣借一些可親的市井語言，混淆電視發牌事件背後的真相。特府領導層以如此膚淺類比代替嚴肅的決策解釋，視問責為無物，無怪其管治威信已經消失殆盡而只有像某些忠心耿耿的「明白人」，才會「不明白」為什麽市民不相信特區政府（例見11月5日《明報》的林奮強訪問）。本節說明林煥光的「非」論的謬誤。
茶餐廳行業如同其他中低檔飲食行業一樣，一般比較穩定，抵抗經濟周期性衰退的能力強，除了近年因「自由行」搶旺某些地段租金引致倒閉風之外，這個算是小本運作的行業充滿活力，的確無需任何人擔心，遑論政府發牌管制。不過，如果我們再考慮其他類似的服務行業，直接套用政府這次「三挑二」或者「五挑四」的邏輯，即可得出令人咋舌的荒謬結論，絕非林氏理論辯護得了。
大家知道，香港樓市周期性極強，從峰頂到谷底一個起落，交投量收縮之大，輕的三四成，局部嚴重的七八成。與此同步收縮的，就是樓市經紀服務業。今年初，香港的有牌地產代理人為數三萬八千餘，至現時已跌了兩三千。
今年7月份，此業界中人不滿政府的「雙辣招」而上街示威，聲稱如果政府不「走辣」或「減辣」，高達一萬三千個地產經紀將面臨失業；便是打個六折，也有七千五百人短期失業，中長期或要改行。地產經紀的學歷九成以上不低於中五，而且為了取得經紀牌照，需要修習相關課程、過考試關，連時間成本，付出不菲；一旦失業，他們的投資損失不少。
相應地，經紀行的門市部，可能要關門的也不下三四百，所有的實物如裝修、器材等的投資，基本上一筆勾銷。如此，整個地產代理行業收縮可達五分一，各種投資損失的金錢價值以億計，十足和政府「顧問報告」描繪的電視廣播行業「五間執一間」的前景一樣灰暗，直接受影響的人數則多得多。
試問，政府要不要對這個地產代理服務市場的投資者愛護有加，花錢弄一個「顧問報告」訂規矩，樹立一個「循序漸進」原則，規定經紀牌照考試過了關的後生仔申請牌照或續牌之時也要「五飛一」，而且要由行會指定一個審查委員會，天天去決定要剔走的是趙維基、錢維基、孫維基還是李維基；終了還以保密原則拒絕說明選中哪一個維基的原因，另加一句「決定不能更改、反對請打官司」？
林換光的「理論」說到底，支持的就是這種政府行為。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用經濟學術語來講：現存的電視廣告壟斷價格遠高於中小企進場的水平，所以價格若因競爭而明顯下調的話，便會遇到很高的需求彈性，能夠支持多個薄利多銷的競爭者；換句話說，此廣告市場的需求曲綫應該有一條厚而很長的尾巴，代表着成千上萬的中小企。
2013年11月4日 星期一
練乙錚：赤色芭蕾
過去一年，港陸之間的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高潮迭起，政治與利益矛盾交叉，危機四伏。先是有「人贓俱獲」的國教事件，跟着一連串或明或暗的風波，包括暫時變了濕水炮仗的港大「排外」（排斥外國人校長）突擊戰；已然爆炸不斷燃燒可能再爆的電視發牌「三挑二」逆淘汰；小道傳出潛而未證卻可能成為慣例的電台續牌與封咪的條件交換；還有就是上周遭刪掉文革場面的「紅樓夢」芭蕾舞案。後者發生在陽春白雪的世界裏，所影響的人員和受眾數量遠比「三挑二」事件低，然而內裏的政治涵義卻同樣緊張，值得關注，無論你喜不喜歡芭蕾。因此，今天只圍繞香港芭蕾舞藝術這一個主題談。
一、高檔藝術攻防戰
正正因為高檔藝術是小眾藝術，所以無論古今中外，這個圈子裏充斥着前衞與保守之間的衝突。
為何牽涉前衞？這當是藝術的特性使然。藝術的生命，泰半在於創新，在於質疑、衝擊現存的美學觀念、方法和背後潛藏的各種價值。
為何又牽涉保守？主要原因很簡單：高檔藝術的受眾小而成本高，於是必須依賴政府津貼以及商界和富裕階級的贊助，才可生存。由於商與富能夠左右政權，三者在藝術方面合為一個保守意識體，也很自然。在非民主的私有制國家裏，這個情況比較嚴重。在社會主義國家，當革命政黨蛻變為執政的新階級之後，情況也一樣【註1】。
當然，這樣說，僅僅是強調了商與富的保守一面，以及保守的不好的一面；歷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反例，包括發迹於十三四世紀歐洲佛羅倫斯城邦的梅迪齊（Medici）家族。這個家族執掌了政治、商貿以至宗教大權，卻同時傾力贊助美術、建築、音樂乃至舞蹈，是替歐洲帶來文藝復興、脫離「黑暗的中世紀」的一等功臣。事實上，如果要追尋芭蕾舞的歷史，一定會追到梅迪齊家族這個七百多年前出現源頭。不過，今天的香港不一定有這種福氣。
二、香港芭蕾舞蹈團背後的錢權格局
瀏覽香港芭蕾舞蹈團（下稱「港芭」）的網站，大家便可知道這個香港高檔藝術團體背後的財團勢力。首先可以看看「2012-13年度香港芭蕾舞團贊助者」這一頁。贊助者（私人或機構）依捐贈金額分八等，頭等的捐助30萬元或以上，跟着是25萬元或以上，……；如此等等。頭等贊助者只有兩個，一個是FWD Group，另一個是何超瓊，分別「代表」港、澳的首富家族勢力；兩大家族相比，似乎何氏家族（的二房）對這個藝術團體更有興趣，因為除了四小姐何超瓊，還有同房的五小姐、六小姐何超鳳、何超蕸，都是大手筆的捐助者。其餘特別是頭五等（10萬元或以上）的贊助者，絕大部分都是名門望族。
當然，「區區」幾十萬、十幾萬，與港芭的全年赤字不能比。去年，港芭支出4300萬元，表演收入不過1000萬多一點；其餘3200萬元的赤字，由民政事務局包起，高抬貴手批出公帑的，當然是局長曾德成。
這是錢面，還有權面。
藝術團體的最終話事權，一般操在董事局、尤其在董事局主席手上，下面的管理及行政人員，只不過是受薪的執行人；至於藝術總監，一般也是受薪的，只在藝術問題上有「重要發言權」，不過事實上重要不重要，還要看腰板硬不硬。港芭在這方面也不例外。大家如果看看其「董事局及委員會」網頁，當會發覺上面的名單，多與上述贊助者名單重疊。例如，董事局主席是何超鳳，副主席是葉梁美蘭，分別是二、三等贊助者。這些名單上的董事、委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這既與芭蕾藝術的舊傳統有關，也反映大家族裏，還是男性的時間價值比較高，所以他們專注家族本身賺錢的凡俗事，太太女兒卻可以多點藝術丰雅。（還有可留意的，就是港芭的「唐營」味道濃厚，今屆的名譽會長卻是梁門唐氏青儀──名正言順取代了上一屆的曾門鮑氏笑薇；那大概是「只有『香港營』」那句話的最佳注腳。）
大家看了這個港芭的錢權格局，當知中共的確可以輕易在香港赤化芭蕾這個「頂級封建資產階級腐朽玩意」（斯大林咒駡俄國芭蕾界巨擘Sergei Diaghilev時的用語）。只要那些掌權的女士們家中的男人，為了港陸生意利益逼不得已（或者樂於有機會）聽從北京的一些基於「技術原因」的意見，那就功德完滿。筆者不知道上周發生的「技術性刪減」的內情，只知道那個公開的原因十分蹩腳，而如果背後是政治審查的話，輕而易舉、順理成章。
誠然，港芭的這個錢權格局，並非九七之後創設，而是「自古以來」（1979年）便如此，在西方也很標準；不過，在西方的民主體制裏面，任何勢力都很難公然以各種「技術原因」在原作者不知情、未同意的情況下粗暴刪改內容，攻防戰因此不會一面倒。好在，香港還有相當自由的媒體報道，縱使藝術作品遭到政治審查，暴露出來之後，在輿論壓力之下，藝術作品還能夠恢復原來面貌。
然而，教訓很清晰，給港人開了眼：一切政治審查藝術的機制已經完備，如果香港的民主事業最後難產、媒體也招安了，則高檔藝術的發展必然也會走上電視娛樂節目的「循序漸進」赤化路，最後與北方融合。
三、港芭的新移民
最後這一節，借港芭談一個敏感問題──新移民，特別是大陸來的移民。港芭的舞蹈員九成以上來自大陸，包括高級舞團導師、舞團導師、所有五位首席舞蹈員、八位獨舞員中的六位（其餘兩位來自菲律賓和日本）、六位群舞領舞員中的五位（其餘一位來自烏克蘭），以及四十位群舞員中的五位。「港產」的港芭舞蹈員，只有五位群舞員。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狀況呢？筆者認為有兩個觀點應該考慮。
表演藝術團體的人材質素至為重要，尤其是芭蕾，所要求的那種技術發揮，容不得半點瑕疵，因為對受眾而言，芭蕾主要是一種動態的視覺藝術，表演者的巧與拙，一一在受眾眼底即時展現無遺，出包露餡可說比音樂演奏更容易。在Petipa-Tchaikovsky的《睡美人》第一幕，有一段通常稱作「玫瑰慢板」的舞，由女主角演出，技術要求之高，在所有芭蕾舞蹈中可謂無出其右；從舉手投足到面部表情變化，電光火石之間，高下立見。筆者看過芳婷演出的錄像，那真是嘆為觀止，真正經典。後來者當中，尚佳的還有森下洋子、Sylvie Guillem（前者擔綱和雷里耶夫演出，完全up to par；後者更不必說，以前介紹過，是筆者的「女舞神」）。
港芭今年3月演出此作品，筆者未有機會看到，主角由港芭「當家花旦」金瑶擔任，從錄像簡介看，估計還可以。表演藝術這回事，不演則已，要演就要在資源許可之下找最好的人去演，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這是為了普遍提高本地藝術水平的必要辦法，和我們對待居住、教育、福利、關鍵食品等事情必須強調「香港優先」有分別。如果在此事上為了要本土化而本土化，容易陷入「塘水滾塘魚」的困境，那就自討苦吃。這是第一個觀點。
不過，強調眼下演出質量的同時，還要着手貫徹一個長遠目的，那就是培養出一流的藝術家、舞蹈員，還要培養出愈來愈多愈在行的受眾。我們看看這些目標可以訂得多高。
據史家研究，佛羅倫斯連近郊的人口，在十四世紀開始的時候，只有40萬。1348年前後，黑死病肆虐歐洲，佛羅倫斯郊區一個夏天之間損失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口，市區本身則失去六成【註2】。但就是這個只剩下十多萬人的小城邦，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而芭蕾藝術亦於此時由初生到成型。所以說，講文化質量，不濟的話，別說13億人無用，700萬也可以是多餘；反過來說，如果有門路有土壤有適當氣候，文化發展十幾萬人已經可以流芳天下百世。筆者不是藝術人，不敢為本土香港訂什麼目標定什麼速度，只知道其實可以設得很高、很高。人材幾時都可以交流使用，但沒有理由一個幾十人的藝術團體也長期要靠九成以上的外來人撐起。這是第二個觀點，比第一個更為根本。
當然，在梁政府剛剛搞出「三挑二」夾生扼殺創造力、破壞本地文化環境和生機的當下，拿香港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比藝術發展創新，好像開玩笑。然而，這正好說明大家要守護的、要爭取的，是那麼重要那麼多。
《氣短集》之十四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文學家高爾基，這位俄羅斯的魯迅，1934年死在斯大林贈給他的莫斯科市郊別墅中的軟禁日子裏。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在美國受麥卡錫主義者迫害之後回到東柏林，之後沒有發表過出色的劇作，他的書在東德也基本上被冷藏。民國時期很多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後都封嘴封筆（除了歌功頌德），命運和高爾基、布萊希特一樣。
註2：見John M. Najemy編的書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頁96-100。
一、高檔藝術攻防戰
正正因為高檔藝術是小眾藝術，所以無論古今中外，這個圈子裏充斥着前衞與保守之間的衝突。
為何牽涉前衞？這當是藝術的特性使然。藝術的生命，泰半在於創新，在於質疑、衝擊現存的美學觀念、方法和背後潛藏的各種價值。
為何又牽涉保守？主要原因很簡單：高檔藝術的受眾小而成本高，於是必須依賴政府津貼以及商界和富裕階級的贊助，才可生存。由於商與富能夠左右政權，三者在藝術方面合為一個保守意識體，也很自然。在非民主的私有制國家裏，這個情況比較嚴重。在社會主義國家，當革命政黨蛻變為執政的新階級之後，情況也一樣【註1】。
當然，這樣說，僅僅是強調了商與富的保守一面，以及保守的不好的一面；歷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反例，包括發迹於十三四世紀歐洲佛羅倫斯城邦的梅迪齊（Medici）家族。這個家族執掌了政治、商貿以至宗教大權，卻同時傾力贊助美術、建築、音樂乃至舞蹈，是替歐洲帶來文藝復興、脫離「黑暗的中世紀」的一等功臣。事實上，如果要追尋芭蕾舞的歷史，一定會追到梅迪齊家族這個七百多年前出現源頭。不過，今天的香港不一定有這種福氣。
二、香港芭蕾舞蹈團背後的錢權格局
瀏覽香港芭蕾舞蹈團（下稱「港芭」）的網站，大家便可知道這個香港高檔藝術團體背後的財團勢力。首先可以看看「2012-13年度香港芭蕾舞團贊助者」這一頁。贊助者（私人或機構）依捐贈金額分八等，頭等的捐助30萬元或以上，跟着是25萬元或以上，……；如此等等。頭等贊助者只有兩個，一個是FWD Group，另一個是何超瓊，分別「代表」港、澳的首富家族勢力；兩大家族相比，似乎何氏家族（的二房）對這個藝術團體更有興趣，因為除了四小姐何超瓊，還有同房的五小姐、六小姐何超鳳、何超蕸，都是大手筆的捐助者。其餘特別是頭五等（10萬元或以上）的贊助者，絕大部分都是名門望族。
當然，「區區」幾十萬、十幾萬，與港芭的全年赤字不能比。去年，港芭支出4300萬元，表演收入不過1000萬多一點；其餘3200萬元的赤字，由民政事務局包起，高抬貴手批出公帑的，當然是局長曾德成。
這是錢面，還有權面。
藝術團體的最終話事權，一般操在董事局、尤其在董事局主席手上，下面的管理及行政人員，只不過是受薪的執行人；至於藝術總監，一般也是受薪的，只在藝術問題上有「重要發言權」，不過事實上重要不重要，還要看腰板硬不硬。港芭在這方面也不例外。大家如果看看其「董事局及委員會」網頁，當會發覺上面的名單，多與上述贊助者名單重疊。例如，董事局主席是何超鳳，副主席是葉梁美蘭，分別是二、三等贊助者。這些名單上的董事、委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這既與芭蕾藝術的舊傳統有關，也反映大家族裏，還是男性的時間價值比較高，所以他們專注家族本身賺錢的凡俗事，太太女兒卻可以多點藝術丰雅。（還有可留意的，就是港芭的「唐營」味道濃厚，今屆的名譽會長卻是梁門唐氏青儀──名正言順取代了上一屆的曾門鮑氏笑薇；那大概是「只有『香港營』」那句話的最佳注腳。）
大家看了這個港芭的錢權格局，當知中共的確可以輕易在香港赤化芭蕾這個「頂級封建資產階級腐朽玩意」（斯大林咒駡俄國芭蕾界巨擘Sergei Diaghilev時的用語）。只要那些掌權的女士們家中的男人，為了港陸生意利益逼不得已（或者樂於有機會）聽從北京的一些基於「技術原因」的意見，那就功德完滿。筆者不知道上周發生的「技術性刪減」的內情，只知道那個公開的原因十分蹩腳，而如果背後是政治審查的話，輕而易舉、順理成章。
誠然，港芭的這個錢權格局，並非九七之後創設，而是「自古以來」（1979年）便如此，在西方也很標準；不過，在西方的民主體制裏面，任何勢力都很難公然以各種「技術原因」在原作者不知情、未同意的情況下粗暴刪改內容，攻防戰因此不會一面倒。好在，香港還有相當自由的媒體報道，縱使藝術作品遭到政治審查，暴露出來之後，在輿論壓力之下，藝術作品還能夠恢復原來面貌。
然而，教訓很清晰，給港人開了眼：一切政治審查藝術的機制已經完備，如果香港的民主事業最後難產、媒體也招安了，則高檔藝術的發展必然也會走上電視娛樂節目的「循序漸進」赤化路，最後與北方融合。
三、港芭的新移民
最後這一節，借港芭談一個敏感問題──新移民，特別是大陸來的移民。港芭的舞蹈員九成以上來自大陸，包括高級舞團導師、舞團導師、所有五位首席舞蹈員、八位獨舞員中的六位（其餘兩位來自菲律賓和日本）、六位群舞領舞員中的五位（其餘一位來自烏克蘭），以及四十位群舞員中的五位。「港產」的港芭舞蹈員，只有五位群舞員。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狀況呢？筆者認為有兩個觀點應該考慮。
表演藝術團體的人材質素至為重要，尤其是芭蕾，所要求的那種技術發揮，容不得半點瑕疵，因為對受眾而言，芭蕾主要是一種動態的視覺藝術，表演者的巧與拙，一一在受眾眼底即時展現無遺，出包露餡可說比音樂演奏更容易。在Petipa-Tchaikovsky的《睡美人》第一幕，有一段通常稱作「玫瑰慢板」的舞，由女主角演出，技術要求之高，在所有芭蕾舞蹈中可謂無出其右；從舉手投足到面部表情變化，電光火石之間，高下立見。筆者看過芳婷演出的錄像，那真是嘆為觀止，真正經典。後來者當中，尚佳的還有森下洋子、Sylvie Guillem（前者擔綱和雷里耶夫演出，完全up to par；後者更不必說，以前介紹過，是筆者的「女舞神」）。
港芭今年3月演出此作品，筆者未有機會看到，主角由港芭「當家花旦」金瑶擔任，從錄像簡介看，估計還可以。表演藝術這回事，不演則已，要演就要在資源許可之下找最好的人去演，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這是為了普遍提高本地藝術水平的必要辦法，和我們對待居住、教育、福利、關鍵食品等事情必須強調「香港優先」有分別。如果在此事上為了要本土化而本土化，容易陷入「塘水滾塘魚」的困境，那就自討苦吃。這是第一個觀點。
不過，強調眼下演出質量的同時，還要着手貫徹一個長遠目的，那就是培養出一流的藝術家、舞蹈員，還要培養出愈來愈多愈在行的受眾。我們看看這些目標可以訂得多高。
據史家研究，佛羅倫斯連近郊的人口，在十四世紀開始的時候，只有40萬。1348年前後，黑死病肆虐歐洲，佛羅倫斯郊區一個夏天之間損失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口，市區本身則失去六成【註2】。但就是這個只剩下十多萬人的小城邦，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而芭蕾藝術亦於此時由初生到成型。所以說，講文化質量，不濟的話，別說13億人無用，700萬也可以是多餘；反過來說，如果有門路有土壤有適當氣候，文化發展十幾萬人已經可以流芳天下百世。筆者不是藝術人，不敢為本土香港訂什麼目標定什麼速度，只知道其實可以設得很高、很高。人材幾時都可以交流使用，但沒有理由一個幾十人的藝術團體也長期要靠九成以上的外來人撐起。這是第二個觀點，比第一個更為根本。
當然，在梁政府剛剛搞出「三挑二」夾生扼殺創造力、破壞本地文化環境和生機的當下，拿香港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比藝術發展創新，好像開玩笑。然而，這正好說明大家要守護的、要爭取的，是那麼重要那麼多。
《氣短集》之十四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文學家高爾基，這位俄羅斯的魯迅，1934年死在斯大林贈給他的莫斯科市郊別墅中的軟禁日子裏。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在美國受麥卡錫主義者迫害之後回到東柏林，之後沒有發表過出色的劇作，他的書在東德也基本上被冷藏。民國時期很多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後都封嘴封筆（除了歌功頌德），命運和高爾基、布萊希特一樣。
註2：見John M. Najemy編的書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頁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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