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練乙錚 - 三年前的「袋住先」.林鄭失方寸自矮.孔子怎麼教你

2015330日信報

梁振英任特首將近三年,競選期間的重大政策承諾不僅無一兌現,有些更顯得不知從何着手,令不少本來支持他、以為他有能力且會有所作為的一般民眾漸漸失望、沮喪。與2012年初特首選舉進入衝刺階段的時候相比,梁特今天的聲望,起碼在三個本來他佔大幅優勢的支持者群體當中,已是江河日下。這三個群體分別是:低下階層、專業人士、八九十後的年輕人。現在,這些人士嘗到了三年前高高興興把梁振英「袋住先」的苦果。

一、2012年「袋住先」的苦果


當日梁氏開出種種關懷弱勢社群的支票,復以專業理性形象示人,終於獲得這些界別裏的一些名人支持,是以何喜華為他站台、林超英為他撰寫競選綱領裏的環保部分,等等;更由於梁氏出身普通家庭,不像唐英年般享受祖蔭,早年事業成就主要靠自身努力,年輕人於是受得落,民調顯示差不多七成大專生傾向支持他當特首,拋離唐英年一倍,與當時的主流民意接近【註1】。三年後的今天,梁特如何報答這些界別人士的支持呢?

一、居住、扶貧等方面一籌莫展,有些問題更不斷惡化。樓價節節上升,令貧富懸殊愈發嚴重;但是,不及這個矚目卻影響普羅大眾更甚的,是租金上揚。據最新的資料顯示,今年2月,全港百大私人屋苑的實用面積租金已連續三個月處歷史高位,平均每呎33元,亦即一個300呎的單位租金已達1萬元,與應屆大專畢業生的平均薪酬相若。尤甚者,適合低收入家庭的月租1萬元以下的單位,租務成交比例已跌至市場一成以下,是1998年有正式紀錄以來最低;愈細小的單位或「劏房」的呎租金則愈高。別說「上車」,低收入人士連「踎街」也愈來愈困難。【註2

二、大型發展項目方面,「三跑」(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不僅漠視來自港人信賴的民航界一流專家及保育人士意見而強行上馬,融資方面還走精面以大規模借貸的方法繞過立法會,取巧手法卻馬上被識穿(機管局把本來應該上繳進入庫房成為公帑的機場運作收益用來還債,結果等同用了公帑卻不必經過立會審批)。如此肆意破壞體制固招港人不滿,置未來空交安全於不顧更足令人髮指。須知引起爭議的狹小空域的鄰近地區人口及經濟不斷膨脹,就算北京指令附近大陸地區各空管單位同意將就「三跑」的航線規劃,該片空域的容量也會迅速飽和;萬一在空域過分擁擠加上其他不測因素交相作用的情況底下發生空難,則梁特及一眾「三跑」的始作俑者便死不足以謝天下。民航事業高度專業,梁特卻在此事上失去業者的尊敬。不僅如此,一些傳統比較低調保守的專業界別如醫療界、會計界等,也在不同的議題上面發出了強大的反對聲音。

三、在以服務年輕人為主的教育界,梁特與教育局及府外親共勢力合推紅色國教,暗的一手在學校課程裏遭揭發,遇到龐大的學生和家長反抗,於是改在課餘和校外以大量公帑支持明刀明槍地進行,而負責推行青年「補腦」活動的主要載體「青年事務委員會」,卻是由大批富二代及老一輩充數組成的,糟糕得連另外一些政壇富家子也看不過眼。然而,在最影響年輕一代的政改事上,梁特照單全收北京意旨,與大眾長久以來的願望背道而馳也在所不惜,在佔中期間對年輕人動用近五十年來所未見的警力與彈壓,佔中之後更把鬥爭矛頭指向大學和大學生……。於是,七成的年輕人支持變成七成的反對。這個轉變,當會令一些跟着梁特上台的「副局政助」年輕官員顯得很礙眼,也大大降低了立會中年輕當權派議員在市民眼中的代表性。

不僅如此,梁特上任後儘管口頭上說「沒有梁營唐營只有香港營」,事實上卻大力推行各種愈來愈極端的排他政治政策,輔之以比曾蔭權時代「親疏有別」偏狹得多的「用人唯親」、「用人唯激」的人事路線,更令他在原來比較中立的精英及商界群體中愈來愈孤立。走直選路線的自由黨議員田北俊,近日針對梁特的言論愈加刁鑽尖銳,無疑是因為有市場。

近期,在反水貨運動聲中,梁特對限制自由行先是採取反對立場,但北京隨後出現先支持後反對的聲音,於是他也跟着左搖右擺,完全是按上頭的風向辦事。這種表現,市民不會欣賞。到上周,他公開談論何謂「真普選」之時,竟說「每個社會只要根據當地憲法制度進行的普選都是真普選」。這種只有大陸中宣部、《環時》之類的喉媒才容易說出口的奧維爾話,一般政治中立的香港人,縱沒有清晰的政治立場,聽了之後,大概都會覺得與常識和自己的認知與良知有很大差距。

那麼,再過兩年,如果梁特捲土重來要求小圈子裏的人再投他的票,結果會如何呢?假使小圈子真的有「廣泛代表性」的話,上述三個界別以至其他界別的代表,不少都會因為呈現「買者的悔意」而拒絕再次把他「袋住先」、「撐住先」。如此,689變作289189就不足為奇。

二、香港漸次成為police state


筆者在316日本欄文章說:中共最近明確規定解放軍要準備隨時直接介入社會、參與維穩,乃是大陸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軍國主義道路」的一個標誌。那是一種對內多於對外的軍國主義。對外的一些帶軍事性質的行動,因為能夠製造外敵圍堵的氛圍,真正目的也許是為了更好地支持內部的維穩需要。大陸社會的軍事化,還包括其他多方面的意識形態、觀念和知識的灌輸,例子之一便是在互聯網上築起多得不可勝數的「軍事興趣網站」,刻意培養千百萬具憤青特點的愛軍愛黨「軍事迷」。

在香港,因為沒有港人自己組建的軍隊,解放軍駐港部隊也不能馬上樹立為整個社會頂禮膜拜的對象(只能從小學生做起),因此,警察就可能派上用場,扮演類似解放軍的角色,在平常維持治安的工作之外,增設政治維穩的任務。最近有幾個事例都顯示,香港確有逐漸淪為police state的傾向:

其一,就是特府重新活化港英管治時代訂出的一條惡法:三人同行便足以構成警察拘捕的充分理由。這個發展比較明顯。

其二,就是特府最近明顯縱容極右團體高調「抑法揚警」。事緣一些佔中人士被控,提審之時警方未能提供可靠罪證,法庭於是宣判放人。事後一些極右團體聚眾於高等法院門前的通衢大道高呼「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並且出言辱罵「戴假髮披黑袍的港英餘孽」。事件再由網民在FB等平台上發散、親共議員在立法會上發言反覆提起,借傳媒報道以起放大之效。特府高層、律政司司長等人,對此等言行無半點意見。這顯示有些人希望以警察系統的威權力量取代傳統以法官、法庭為核心的法治體制,而特府領導層中的極端派是樂觀其成的。

其三,就是最近特府最高級官員之一的林鄭月娥,竟然毫不尊重政務司司長職銜的性質和品位,在媒體面前自我矮化,自稱是「警隊粉絲」、「對警隊『偏心』」、仰稱警務處處長為「一哥」,等等。在文官領導的政府之下,警察系統不過是輔助執法的工具,可以恰當支持或予讚揚,但位置不能擺放過高。然而,一些崩禮壞樂的說話,竟出自首席公務員之口,不免令人感到一絲寒意。她怎樣對得住她領導的十多萬位同事?

上述三點,都不是在警隊內部發生的事,而是特府領導層的管治意圖和心態的具體表現,但最後都會影響警隊內部的運作文化。港人應該問:在大陸進入特色軍國主義社會之際,特府有強大壓力要跟隨,但香港人要接受嗎?特府官員要順水推舟嗎?


三、要看清楚「袋住後」


「人無(先前的)遠慮,必有近憂」;憂者,「大鍋」事也。這句出自《論語.衞靈公》的話,太有道理。當時,孔子和他的弟子剛離開衞國,在陳國絕糧,還遭到一些武力驅趕;學生子路一向口不擇言,這時忍不住發晦氣,抱怨說:「君子亦有窮乎?」(當君子竟有這麼窘的嗎?);孔子開啟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當然有窘的時候,但一旦遇到逆境便失節的,便是小人了)。然後,孔子便與一眾學生餓着肚子討論治國的大道理,由古至今、事實兼理論,什麼都談;上面那句,則是精闢的經驗總結。

把孔子那句話裏的兩個時間點往前順移,應用到目下香港,即是說:須考慮今天袋不袋住先的決定,到了明後天,會有些什麼後果;想清楚了,再回過頭來做決定,明後天就可免難(或免去較壞的後果)。按此古訓,筆者作如下分析。

首先,香港人當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能否保有一直以來的社會制度長處和生活方式裏的眾多相對優點,免在「融合」狂潮之下被大陸的那一套同化、淹沒。若能夠,則下一個問題可能是,能否在保有優點的基礎上提升,如進一步發展社會公義、民主機制,等等。前者可謂「守業」,後者可謂「開創」。如果能夠及早開創民主政治,則當然有助守業,二者可謂相得益彰;但如果當下北京給出的「民主」是虛假的,而且這虛假的「民主」更容易導致港陸兩制惡性融合,可謂得不償失,則無此「民主」勝於有,「袋住先」之舉,筆者便期期以為不可。

設想立會通過「袋住先」、「假的真普選」成為事實後,當權派將大事宣揚「一人一票」而絕口不提篩選死穴,繼而推出兩三個無論在能力和處事態度方面都比梁特優勝圓滑的候選人,讓民眾擇其一,上任之後廣借「民意」之勢,繼續軟化、收編立會邊緣泛民代表,大力推動「兩制」融合,通過23條、引入大陸《國安法》、操控網上社交網絡、實行輿論一律、接管大學、控制人事、在中小學推行大陸意識形態灌輸,等等,勢將如入無人之境。發現並作好準備利用這個很可操作的「民主」優勢,無疑是當權派策略大挪移,從鄙夷地認為「民主不必定是一人一票」一變而為極力推銷「一人一票必是民主」的唯一原因。

至於當權派強調「袋住先」之後還有好東西,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了。過了海就是神仙,特府按831決議設計的方案,技術上可讓當權派說已經把《基本法》裏的有關義務完全兌現了,如何再須要給你你想要的「優化」?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大家也不必鬧天真。

否決「袋住先」的幾種可能性:

如果泛民的確有人走數,政府方案以一線之差敗落,則當權派必定很快捲土重來,加碼統戰邊緣泛民,甚至趕在立會換屆選舉之前再拋方案,寄望一鼓作氣打下江山。泛民如此被統,流失實力而須馬上再戰,的確比較危險,但「假的真普選」遲來一會,總有些微着數,優於首戰即北。

如果泛民一票不失,政府闖關明顯失敗,泛民將士氣大振,那麼特府必定不會馬上重整,然後再拋方案到立會,免得白費氣力。這對泛民的好處就是可讓更多的佔中新世代成為足齡投票人,鞏固下一次決鬥時的票房實力。

兩種情況底下,梁特連任的機會如何呢?來自當權派的一說認為,否決「袋住先」,北京就會支持梁特連任。此「丫烏婆論」是一個很奇怪的看法,乍看有其道理,但從博弈的角度看,卻屬於「不可信的恫嚇」,因為方案闖關失敗之後,北京若再打賞敗者多坐五年,便會有很多不良管治後果,包括以後的誘因設計會很成問題、弱勢的「輸波特首」更無管治威信,等等。

比較合理的推測是,如果特府的政改方案給否決了,梁特未能完成黨的託付,自有政敵乘機在北京的權力圈子裏說他和他的靠山的壞話;敗軍之將不言勇,他下台就幾乎必然。相反,假如方案通得過立會,他立下戰功,北京又怎可違反政治倫理把他一腳踢開?真如此的話,以後當特首的人又怎會替北京賣命?

橫看豎看,否決特府政改方案都是泛民的上策。

【註1】顯示大部分大專學生2011年年底認為梁振英當特首可以「袋住先」的民調見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編的定期刊物《大學線》:http://ubeat.com.cuhk.edu.hk/梁振英支持度-超唐英年一倍/

【註2】租金走勢和數據見319日本報報道:http://www1.hkej.com/dailynews/property/article/1009949/百大屋苑呎租33元續高企。


2015年3月26日 星期四

練乙錚:談學問淵源即故事 論史觀杏壇如戰場

2015326日信報

周一本欄文章提及歷史學家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和他的歷史觀,開了一個頭,今天繼續。關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朋友,對這位學者當會有不少興趣,因為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幾位中國史學大師梁啟超、胡適和顧頡剛等,都與他有某種關係或淵源。如果讀者更感覺到本地政治裏出現了歷史教學危機,眼看「紅色記憶」勢必借政經力量大舉植入本地中小學歷史教育,則筆者提出一個本來只在學院裏才有少數人關注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話題,便很及時,更或有助大眾正視大變之將臨,於風雨如晦之際得一思考的憑藉、立足的固點。【註1

說故事、講淵源

        胡適在他的一份1954年發表的英文著作的開首處有這樣一段關於Becker的記載:「教授有一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的門上貼了出自《論語》的一句孔子的話:『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他對孔子這句話很有共鳴,要自己的學生都看到」。這裏說的「回」,就是顏回,孔子心底裏最喜歡的學生;孔子每提起他,總是讚不絕口,但到底還是批評了他一句,嫌他是個太聽話的「凡是派」。躍然紙上的,是Becker的治學態度:絕不輕易接受學術定見,也不希望他的學生個個都像顏回;而這也正正是胡適日後的治學風格。【註2

        Becker和胡適都是康奈爾大學校史上的名人,不過二人在康大的時間不同,胡適於1914年在該校本科畢業,念的是農科,翌年即赴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Becker比胡出道早,1917年到康大歷史系任教之時,已經是講座教授;1954年的時候,Becker已經作古。Becker的哲學思想,與杜威有兩點共通,都注重科學方法、都強調知行合一的實用主義;胡適就是深受此影響的。華盛頓大學(St Louis)歷史系教授L. A. Schneider1971年出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一書裏提到,1915-1917年胡適在哥大念哲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六位學者當中,就包括了Becker。【註3

        顧頡剛是胡適在北大任教時的最早一位學生,修的是胡的中國哲學史課。本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方法原則,胡一反當時的學術傳統,把那門課改從《詩經》講起,把不屬於信史的堯舜禹等部分一砍了之,是謂「截斷眾流」,直令未進北大之前已經在國學方面下過苦功的顧頡剛大為傾倒。這一幕對顧頡剛後來成為「疑古派」掌門人、編寫出七大冊的不朽之作《古史辨》,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ecker泉下有知,必撚鬚微笑。【註4
梁啟超的《新史學》

        然而,更早從歷史學的政治角度挑戰傅統的學者兼思想家,卻是梁啟超。1902年,梁發表《新史學》,乃一驚世之作。這篇長文不是勝在學理嚴謹,而是勝在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振聾發聵。文章以《二十四史》為例,指出兩千年來傳統國史書寫的四大問題:

        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認為,兩千年來的「正史」,其實都不能算是歷史;在開始講民權的時代,意義更不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以為捨朝廷外無國家。」若用現代語詞來表達,「朝廷」就是帝黨的管治機器「國家」則是民眾的整體。王朝專制,歷史當然是為帝黨寫的,不是為民眾寫的。

        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這裏說的「群體」,應理解為近現代的公民社會,而「個人」,則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君王及為此等君王效勞的一些好人壞人:「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卿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朝代更替),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大清立國)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時或借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梁啟超百多年前說的這一點,到今天依然沒有變;例如寫鄧小平的學術性傳記,就只有美國學者傅高義那本。「最正面」的人物不能研究、書寫,其他的人物(例如薄熙來)和事件(例如文革),就更不必說;這都是為了避免領導尷尬、保護黨國對歷史結論的壟斷權。

        四、知有事賣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為何?曰理想是已。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而耗民智之具也。

 第一、二點,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主角搞錯了;第三、四點指傳統歷史的寫法有問題,以致失去功用。這是典型的歷史學論述,而在清末之世、大變革的前夜,能有此觀念上的突破,尤其可貴。文章很可能影響了胡適。

        破中有立,梁啟超這篇文章提倡的兩點,一是實用主義,認為書寫歷史必須有理想,知道寫的是為什麼;一是為了適應新時代,應該調整歷史書寫的對象。這都是與Becker的歷史觀一致的。用顧頡剛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時代有個時代寫的歷史」。

        Becker之前的十九世紀西方主流歷史寫法,當然與中國傳統寫法有異;梁啟超論「泰西的歷史」之時,也留意到這點。然而,二者也有相同之處,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自然主義」,另一個叫法就是「歷史的科學主義」,認為史實愈豐富,歷史的真相就自然而然愈趨明顯;史家的責任,就是發掘更多的史料而已。那樣的話,任何時代的歷史工作和寫法也是一樣的。上面的第四點批評,針對的其實就是這種意味永恆不變的「自然主義」或「科學主義」史觀。

Becker怎麼說

        1935年,Becker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論文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他不相信歷史有什麼「鐵的規律」,甚至不認為史家選用史料之時,態度是冷的硬的客觀的。他認為,「科學的歷史」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概念。儘管沒一代的人類所掌握的史料無疑比過去的一代豐富,而每一筆史料也可以力求真確反映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但是每一代、每一個史家,在撰寫歷史的時候,無論他的歷史觀是什麼,無論他怎樣力求求客觀、科學、公正(那是專業而必須的),他都是無可避免帶着時代和地域的文化偏見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去書寫歷史的;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飾選,提取他所有需的有限的史料之時.他必然也是帶有主觀的。是史家通過客觀的史料說自己的主觀話,而不是歷史通過史家的嘴巴說客觀的史話。因此,每一代人都從相同的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史料去書寫以前發生過的同一事件.但寫出來的歷史卻是每一代都不同的。此其一。

        然而,如果史家想自己的成果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應用,從而產生好的社會效果,他必須對未來有一個特定的嚮往、知道社會大概應走什麼方向,從而在篩選史料的時候選取那些最有用的,去作歷史書寫。否則的話,他寫出來的歷史必受冷落、終歸無用。但是,所謂的「嚮往」、「方向」,明顯都是主觀的、受文化制約,因而在不同的時地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史家書寫出來的歷史(不被遺忘的那些),必然同時帶有實用性和第二重的主觀性。此其二。

        Becker在論文裏很巧妙地導出上述兩點。首先,他運用簡約法(reductionism),「歷史」下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定義:「歷史就是過往言行的記憶。」既然如此,則人人都是歷史家,幾乎每天都做着書寫歷史的工作,因為每一個明天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而為了把這些事情做好,今天就有必要把過往的一些自己的、別人的言行記憶住。跟着,Becker借一個「人人先生」的生活裏的一件小事,導出了上述的兩個歷史特性。

        某天一早,人人先生吃完早餐嘆咖啡的時候,忽然想起好像有一件事要做,但又記不起是什麼,於是他拿出他的記事簿,翻到當天那頁一看,果然看到一則記錄:「1229日,付20噸煤的賬給史密夫,1017元。」他閱後即想起一連串真實發生過的事:夏天訂購的煤已經送來了,說好今天要付款。寫到這裏,故事已經包括了一個「歷史事件」(買煤、掛賬、收貨),一次關於這個事件的歷史書寫(在記事簿裏寫下一條),一次「歷史考究」(翻查記事簿)

        於是,人人先生出門,到史密夫的公司裏付賬。道明來意,史密夫有點疑惑,於是拿出他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然後說:「沒有昵。當日你的確來這裏訂購,但我當時沒有存貨,向你提議到布朗先生的店試試。」人人先生這時才想起:的確如此,只不過自己當時忘了更改記事簿裏的記錄;於是他轉到布朗的店,道明來意,布朗打開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對了,盛惠1017元。」人人先生於是高高興興的付然款,然後輕輕鬆鬆地離開了。這裏又包括了幾宗「歷史行為」:人人先生的歷史記錄做錯了,後來依靠對比其他人的歷史記錄、作出更正;然後,更正了的歷史幫助他順利完成一件他想做的事。ˉ.

        Becker指出,在這個小小的寓言裏,人人先生所做的事:寫下事件紀錄、翻查記錄、考證和修正記錄,完完整整就是一個專業史家每天都在做的專業工作;而人人先生正正是利用了自己書寫的歷史和進一步作出的歷史考證,幫助自己完成一件任務。Becker還特別指出,人人先生當初書寫歷史的時候,其實掌握非常多的史料,但絕大多數是他認為無關宏旨的,於是只選取了一些和自己的目的有關的幾筆史料,書寫出一筆有用的歷史。當然,他旁邊的其他人、其他的朋友,每天也在書寫歷史,但如何寫、寫什麼,都會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小小的寓言、包含了所有歷史書寫的要素:史料是客觀的,但史料選取是主觀的,取決於自己的目的:目的因人而異,而整個工作是實用的。【註5

有什麼時義?

        梁啟超是政治上的改良派,但他提出的歷史觀卻無疑是革命的。好在,《新史學》發表之時,清王朝已是氣數將盡,提倡西學已經不再是大逆不道,不然的話,換作文章是在清初或「乾嘉盛世」發表,他肯定腦袋搬家。同樣,中共革命的時候,也提出了與統治階級不同的(馬列)歷史觀。原來,歷史觀之爭可以是你死我活。不過,在西方的史學界裏,主流歷史觀的興替,卻相當溫和。Becker和他的學派的理論,取代了之前的「科學的歷史」理論。他的學派發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造就了後現代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強大思潮。之後,西方的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裏,更產生了「新清史」運動:如果從非漢族(滿族、其他邊疆民族)的觀點書寫清史,所選用的材料、得出來的結果,都會很不一樣;在一系列的歷史問題上,例如滿族是怎樣漢化的?「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怎樣在清末形成的?等等,答案也都不相同。

        1911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後,中國旳史學界都曾經出現大變革,新的歷史觀取代舊的,過程並不溫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時段裏。同樣,1997年之後,香港的史學界也經歷變化,不過只是完成了一半:舊的歷史課桯在學校裏基本上給革掉了。筆者說過,那不是一個偶然或者十多年前「教改」的疏忽,而是政權有意識地刈除自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教師、特別是新儒學在香港學界裏閞枝散葉種下的影響,然後在適當時候代之以政權認為適合的歷史觀所支配的歷史教學。這另一半的變革己經開始了。

        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應該放在上述的史學場景去理解。其二,無論是「大中華」、本土派、社運左、右翼,都要思考一個問題:面對政權準備在學界全面引進「新史觀」民間拿得出一套像樣的史學論述、一部足以抗衡的中國史/香港史嗎?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歷史學(historiography)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

【註2】胡適的這篇英文論文是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有關部分可到下列網頁點擊左上角「Look Inside」鍵看到: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42-31181-9_25#page-1Becker引用的那句孔子說的句話,出自《論語.先進第十一》。

【註3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加州大學出版社(1971),頁54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jIFVaJyJWaIC&pg=PA54&lpg=PA54&dq=carl+becker+and+hu+shih&source=bl&ots=V4ejojFnFp&sig=WguLs-JRsav-HNaxAKfdWwkNo5I&hl=en&sa=X&ei=b-oQVeu2A4OxmAXH9IDADw&ved=0CB8Q6AEwAQ#v=onepage&q=carl%20becker%20and%20hu%20shih&f=false

【註4】顧頡剛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當個小職員,生活相當困難,胡適給他資助,更一直在學術方面支持他。顧成名之後,一樣慧眼識英,提攜沒有正式高教學位、當中學教員的錢穆,把他請到大學教書。錢成為一代宗師,結果又教出大師余英時。此可謂幾代的杏壇佳話也。

【註5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presidential-addresses/carl-l-becker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姚松炎: 三跑的真正成本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hk/2015/03/blog-post_43.html
信報20150321


        星期二(17日),行政會議通過香港機場第三跑道計劃(下稱「三跑」),填海面積約650公頃,造價估計高達1415億港元,融資方案分 為三方面,包括:一、政府停收股息十年,估計約值530億元(未計時間值);二、工程期間向旅客徵收180元建設費,約值500億元;三、機管局發債 470億元。

       
一時間大家只集中討論這1400多億元,彷彿「三跑」的成本就只有這1400多億元;而且由於融資方案毋須政府直接出錢,只須用者自付,市民似乎以為可以吃免費午餐,便宜樂貪。

       
其實,「三跑」是一項不折不扣的公私合營項目(PPP),政府實情出錢又出地,機管局則只負責舉債和收費,性質與數碼港項目大同小異,政府不但要包底,還須付出高昂的土地成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和生態成本,而利益卻屬於機管局,明顯是一項搵市民笨的投資項目。

土地社會 成本甚高

       
先計算政府在土地成本上的出資。根據雷鼎鳴教授的社會資助成本估算模型,填海面積650公頃,若以現時該區每呎賣地價格3000元計,即「三跑」的 土地總值高達1950億元;換言之,納稅人在「三跑」項目上的土地機會成本支出,已經超過機管局的總建造成本,更加是舉債金額的四倍。根據數碼港的合作協 議股權分配模式,政府在「三跑」項目的總承擔金額實為2480億元(1950億元地價與530億元股息),佔項目總經濟成本的74%2480/1415 + 1950﹞),納稅人才是項目的單一最大股東,卻完全沒有話事權,連獲利權都遭侵吞,真的是可怒也。

       
在數碼港項目,即使再過分,政府仍可從業務利潤中分得股息,但今回「三跑」項目竟敢明目張膽,連股息的利益都沒收,納稅人只有出資的份兒,半點回報都沒有,倡議者簡直是祈福黨,無知就騙,明知就搶。

       
即使你能接受土地成本和股息受騙,但當一家擁有壟斷航空權的機構,可以任意增收旅客建設費,不受民意監察,但經濟理論清楚告訴我們,這家擁有壟斷權 的機構有極大經濟誘因推高建造成本和營運成本,把機構的財富轉移到私人財團去,實行掏空國庫。有理由相信,「三跑」項目將會不斷超支,市民被迫繳付更多建 設費,可說肉隨砧板上。

       
機管局的融資股權佔不到15%,卻盡取全部盈利,兼且一權獨大,濫收費用,為所欲為。市民的融資股權高佔74%,反而不准分利,對項目無權過問,這是哪門子的投資騙局?

       
此外,地球之友曾就「三跑」項目進行「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單單計算2012-2061年間的碳排放和噪音影響,其社會成本已經高達16006600億港元,還未計算環境成本和生態  本。「三跑」的真正成本其實遠遠不止這1000多億元。

       
然而,政府堅持興建「三跑」的理據,不過兩項:一、預計機場飽和;二、保持競爭優勢。這兩點理據實在無稽,嚴重扭曲經濟邏輯。試問當需求上升,市場 是否必須增加供應?一旦未能增加供應,是否意味會失去競爭優勢?譬如以近期的奶粉荒為例,因為境外遊客對本地奶粉的需求急增,按照政府的邏輯,供應商理應 馬上多建牧場,增加供應以保持競爭力,避免邊緣化,否則會受淘汰。

錯判供需 得不償失

       
實情是,幾隻名牌奶粉繼續長期供不應求,經常缺貨,市場的規律就是以價格調節需求。即使供應商不抬價,零售商自會以價格分流;就算零售商也不抬價, 必然吸引一群水貨客來爭奪,最終還是透過價格來解決飽和的問題,又怎麼會因為價格給市況推高,而令名牌奶粉失去競爭優勢?相反,愈是名牌,價格愈高,競爭 愈有優勢,其他牌子望塵莫及。

       
供應商考慮是否增加供應,必先衡量需求增長是否持續,若為短期波動增長,貿然投入大量固定投資增產,一旦需求回落,隨時血本無歸。譬如幾年前一家補 習社急速擴張,當時業績彪炳,需求逐年上升,門庭若市,怎料政府突然取消高考,把中五和中七兩次公開試合併為一次文憑試,補習生意馬上減少一半,需求增長 錯判,後果堪虞。這例子亦說明,以增加供應來滿足需求也不一定保證優勢。

       
身為老師,這種情況其實清楚不過。譬如有一課程非常受學生歡迎,報名人數遠超供應,若想滿足需求增長,要不然就只好加大班房,或者多加幾班;但如此 一來,大班教學,難免影響教學質素,若多加幾班,老師神疲力困,效果更差,所以一般只會限額收生,情願拒人於千里之外,亦不想誤人子弟,怎會因為限額收 生,影響競爭優勢?相反,若不限制需求增長,不斷增加服務供應,最終導致質素每況愈下,名牌不再,到時就真的給世界淘汰了。

       
香港國際機場本是世界級名牌,但過去幾年因為需求增長,機場又想大小通吃,導致服務質素下降,得不償失。其實,當增加供應的成本過高,大可考慮先以 價格分流,與區域機場協作,不但可免大興土木,破壞環境,又可避免進行高風險投資,更可增加即時回報,改善效率,提升質素,有利長遠建構區域分流。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人人監機會成員

練乙錚: 道歉.道歉的理論.史學.史學的實踐

信報 2015323

        筆者19日的本欄文章見報之後,梁振英先生於20日投函本報,其後各有關方面的反應和矛盾互動即異常強烈,令事件升溫,勢必產生不良影響,乃筆者始料所未及,僅在此呼籲各方稍事冷靜,以免傷及無辜。

        梁先生在投書中首度提到梁齊昕「病情不輕」,筆者就此請教幾位專家朋友,得出的綜合意見是:「她的有關 事情,最好能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下進行。聲音太多,無論是責備她的還是站在她的一邊的,都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後果,難用常理推測」。這裏面包含了一位高級顧 問醫師朋友的看法。筆者於心不忍,據此願承認 19日的文章確有不當之處,並向無辜當事人致最深歉意,同時希望梁先生適當釋出善意,以助事件盡快降溫。

        上周初之不幸事件披露之餘,各界注意力集中在無辜者身上,筆者行文的一個目的,本是希望把大眾視線從個人轉移社會,以免愈發造成不意之傷害,而並非所謂的欲作「政治攻訐」。詞不達意,復對各方之反應估計不足,終令厚愛我之讀者、人士殊為不安,誠屬不幸,亦僅此致歉。

        筆者的文章不代表《信報》立場;上面各段文字亦然。

公論中的道歉理論


        「公論」,英文是civil discourse,在西方起碼有三百多年的實踐傳統,目的在於去蒙求智,是開放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論的形式包括辯論、筆戰等面對面交流或交鋒,彼此對家是誰很清楚;也包括寫評論、做演講,對家其實就是受眾,有各種反饋渠道,因此也是雙向交流。Civil一字的意境,包含「公眾的」、「公允的」和 「有規矩的」;而既是discourse,參與者就不能經常自詡百分之百正確,包括邏輯、事實、思路和態度方面的,否則就難有意見交流的餘地,變成純意識 形態宣示,或者真的變成「政治攻訐」;因此,公論之中容有錯失,有時的確需要向某些方面道歉,不一定是向對家,有時是向第三者。道歉應該有什麼準則,是一 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今天正好趁機談談,提出兩個觀點給大家參考,都是從侵權法(tort)的一些基本原理借過來的。

一、道歉深淺要恰如其分,最好按照普通法裏所謂的eggshellskull rule,直譯作「蛋殼顱骨原理」。開車不慎撞倒路人,如果對方是一頭「公牛」,痛也不痛一下,肇事者說句對不起就差不多了(犯交通規例繳交罰款是另一回 事);但如果對方是「玻璃骨」,或者「頭蓋骨薄如蛋殼」,輕輕一撞就嚴重受傷,那賠償就要一賠到底,會是很大一筆。侵權法有這個原理,法理經濟學的解釋很 簡單:受害人的體質是哪一種,事前無法知道,這個賠償法則保證總的賠償額等於總的損失,駕車人撞倒「公牛」好運氣,與撞倒「玻璃骨」要賠償天價,在統計意 義上剛好抵消;如是者,開車要小心的誘因就恰當了。如果賠償法則是要求賠一個平均數,則可能產生不良的後果,例如「公牛」會故意被撞。關於這個「蛋殼顱骨 原理」,Richard Posner有很清楚很生動的論述。【註1

在公論過程中,一方若明顯表達了情緒受干擾而不是不合乎常理的話,另一方的道歉充分反映對方所表達的受 干擾程度便好;那樣最能支持公論的理性開展。在文明社會裏,無論是敵對的派別之間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公論中的雙方最好都遵守這個原則。一個很好的 榜樣,就是新科不久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柯P性急、潑辣、對別人特別是下屬要求高,說錯話的頻率因此也相當高,但一知道錯了就坦白認錯,沒有「如果」、沒有 「但係」,也沒有hang up。坦白說,柯的態度影響了筆者。

二、道歉輕重要視損害甚或consequential damage(間接損害)的程度而定。現以筆者的文章對無辜者可能引起的損害為例,說明這個準則。若論文章的直接損害,也許微乎其微,因為《信報》是出名 的小眾報,筆者文章在《信報》網站的最終點擊數平均只有2500左右,而且讀者的年紀一般都比較大,加上幾乎每篇都4000字以上,用中文寫,年輕人接收到而且會看的機率很低。不過,這次情況有點例外:頭一天的點擊數稍高於平均,約3000左右,還算正常,但第二、三天受外來因素影響,點擊數飆升至 30000多,是正常的14倍以上;在FB、高登、《港文集》等的平台上的傳閱和談論也激增,年輕人接收到相關訊息的概率就可能不低。文章一旦對無辜者有 不良影響,儘管所包含的事實、理據、邏輯、所做的對比等,在技術層面都完全正確,筆者也應負擔比平常重得多的責任,相應的道歉也就不輕。

進一步的分析還應該包括這一點:上述致令筆者文章點擊數持續大幅飆升的,是若干外來因素;如果筆者事先 小心一些,當可從過往經驗預估這些因素,但筆者疏忽了這一點。用博弈論的語言來描述的話,這是一個Stackelberg game,而筆者是這個game裏的leader,卻沒有把這個game玩好,終至可能讓無辜者接收到放大了很多倍的強烈干擾訊息。所以,導致間接損害的 最終責任主要在筆者,不在其他人。【註2

        說完兩個準則,筆者最後或可向梁振英先生作一小小提議:以後若有類似事情發生(同樣的應該不會了罷), 梁先生或可把持平意見直接或通過報紙同事傳遞 予筆者,而不必馬上給《信報》寫公開信;那樣既可免造成社會事件,驚動或不幸嚴重影響無辜者,也可避免坊間自然出現的「妨礙言論自由」指控。梁先生或者都 知道,從去年11月至今,已有幾位他的同事,以發電郵到筆者私人郵址的方式,投訴或商榷筆者的文章批評到他╱她們的部分。因為都是私人函件,筆者或同意或 不同意對方的說法,或回覆或置之不理,但都不會隨便把函件公開,更不會藉機指控對方「施壓」。寫評論多年,不會覺得那是壓力,除非不知到了哪一天香港的法 律也有了「尋釁滋事」罪。這不是一個一般提議;因為不同的人面對不同的投訴方式,感覺也許不一樣。

        筆者衷心希望事件到此而止,讓需要安寧的人得到安寧,也讓評論界更好關注其他的重要議題。


人人都是太史公


        1969
年的聖誕節假期裏,筆者拿到進大學第一個學期的成績,覺得自己有實力挑戰歷史系的一門理論課:十九世紀思想史。授此課的老師有名「殺人 王」,口碑兩極化,教室裏的書桌上刻寫着罵他的粗言穢語特別多,女同學卻覺得他很性感;筆者不知天高地厚,卻也不敢怠慢,假期裏的某一天特地跑到他的辦公 室裏拿了閱讀清單,然後開動機器偷步。怎料,冬學期開學不兩周,便已經嚴重跟不上進度,於是又跑去找老師,求救。老師問我:「How fast can you read?」我沒量度過不知道,老師於是讓我看一頁書,我一面看書他一面看腕表;還未及看到一半,老師就叫停:Drop the course. 轟的一聲,我那年輕人的自信心和面子同時崩潰,臉紅耳赤敗犬一樣走了。

       
不過,那兩個星期讀過的材料,印象卻特別深刻,特別是其中的一篇歷史學(historiography)經典論文:Carl L. Becker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歷史學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 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推到前沿,這門學問便與哲學交接:什麼是歷史真理?人能夠認識到多少歷史真理?什麼是 歷史意義?歷史有意義嗎?歷史意義是永恆的嗎?

       
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讓歷史學分成不同派別。在Becker以前,比較主流的歷史觀就是所謂的「科學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就好比一門考古科學,發掘出的 歷史事實多了,歷史的真相和意義就自然浮現。「科學的」一詞,十九世紀的社會、人文學家特別喜歡,認為一切學問都像自然科學那樣講永恆規律,而且那些規律 是可以由人正確掌握的;馬克思、恩格斯因此把自己的社會政治理論名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到了Becker那一輩,少了科學主義的雄心壯志,認為人不一定 能夠做到像掌握科學那樣看到永恆、普遍的歷史真相,每一個時代裏的人都只能按時代的特徵和局限重新理解歷史,讓歷史在一段包含當下的很有限的時空裏 提供一點行為的指導意義,就差不多了。這個歷史觀,一般稱作「歷史的相對主義」。那是實用主義比較強的歷史觀。這個理論的輪廓,就是Becker在上述演 講詞裏界定的。Becker講得十分生動有趣,完全不是乾巴巴像筆者這樣一知半解「講理論」,而且記錄下來變成文字之後,竟成為優雅文體的典範!【註3

       
令筆者想起Becker的「歷史的相對主義」,是因為看了《立場新聞》最近完成的專題深入報道系列「五代學苑人」(五篇採訪加前言後記一共七篇文章),並想在此向讀者推介。【註4

       
如所周知,《學苑》因為去年初出版了「香港民族論」系列文章,後來更成書付梓出版,招致在今年立會的《施政報告》宣讀時段裏「被警惕」。《立場新聞》編者 眼利,從小小《學苑》的四十年來變化看出時代、世代的更替,組織了該系列採訪,寫成的報道,內容非常豐富,不僅值得細讀,還帶引出「歷史為何如此」、「誰 是歷史的主體」、「歷史往何處去」等很根本的思考題。報道本身就是一批很有價值的歷史材料,而所報道的一段歷史是活的歷史,還在延續、發展。

       
系列採訪文章的數字排序不反映五代學苑人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序。按上莊年份算,報道中的第一代學苑人的代表是程翔先生,最後一代的代表則是現屆的袁源 隆和去屆的梁繼平,之間相差四十餘年,即近乎兩個人口世代了。論政治立場,應該都是支持「爭取民主、守護香港」的,在去年的社運裏一同站在人大常委 831方案的對立面。不過再細分的話,便有分歧;程表明是「大中華」,袁、梁則傾向「本土」。學苑五代有此首尾分歧,筆者倒從中看出一個更大範圍裏溝通 的契機。

       
社運裏頭,「大中華」與「本土」兩派之間,可謂分歧很小、嫌隙很大。按筆者的一貫理論,有分歧不一定不好,在初階段彼此矛盾還會相當激烈,看似水火不相 容。那麼,《立場新聞》何不安排一個由第一代與第五代學苑人牽頭的兩派「華山論劍」、深切對話呢?在一系列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議題上對流、交鋒,把記錄整理出來之後,應該又是一批很好的反映歷史時代差異的材料。

       
「歷史」、「學生學歷史」,數月來已經成為城中敏感政治話題。迫切需要的,是一種從非政治眼界去觀察政治問題和政治發展的公民習慣。《立場新聞》在這方面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利益申報】筆者是《立場新聞》的一個義務非執董。

氣短集.之五十六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1986年第3版第171頁(這是一個比較舊的版本)。
【註2】關於consequential damages的分析,可參考Posner的書的第114-115頁。
【註3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 ... esses/carl-l-becker。此文的一篇參考閱讀:http://www.history.ucsb.edu/facu ... BeckerHistTeach.pdf
【註4】「五代學苑人」系列文章可以從這裏開始點擊:https://www.thestandnews.com/undergr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