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中流砥個什麼柱 抗戰勝了誰的利──兼論日式道歉

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大事慶祝，軍演一定會讓陸人更加吐氣揚眉。不過，對岸的國民黨卻因此鬧得家嘈屋閉、進退失據，擔心影響大選選情。在香港，這個時候大罵日本，已經成為當權派及意欲歸邊者最本小利大的表忠方法。筆者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抗日和日本的另類想法。

四種抗戰終局

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對受害國而言，起碼有4種不同的終局：一、徹底淪陷；二、國家淪陷了，但抵抗者沒全輸，繼續打游擊；三、入侵者未能得逞，最後撤退，無所謂勝或負；四、入侵者不僅撤退，抵抗者還反過來直搗黃龍，直教對方乞降。如果抵抗一方有外援，終局的內容可以更複雜。中國抗日，未嘗徹底淪陷，也沒有反客為主，故上述第一和第四種終局都未有發生。最後直搗黃龍、令日方乞降的，是美國。

美軍打贏了太平洋的各次戰役之後，自1944年11月起，派海軍艦艇封鎖日本近海，更同時從西面、東南面發動對日本國土的飽和空襲。光是對日本各大城市、特別是對東京長達9個月的常規轟炸（主要用燃燒彈），已令日本吃不消，準備投降；其後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參戰（1945年8月8日）、美國扔兩顆原子彈（8月6日及9日），都只不過稍為加快了戰爭的結束【註1】。

順便一提：當時美國對日轟炸，也包括台灣，因為台灣當時久已是日本領土。台北市受的損失很大，傷亡慘重；台灣人對「抗日」歷史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事實，今天的國民黨在其抗日大論述裏都忽略了，卻有史為證【註2】。

由於美國二戰時期在西太平洋的戰績和重要性無可比擬，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儘管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遞交的《降伏文書》，裏面寫的投降的正式對象──「盟邦」，間接包含了中國：「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其後，9月9日在南京，日本更另外提交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裏面則是這樣寫的：「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註3】。

這裏要注意一點是：所謂「第一號命令」（另一叫法是「一般命令第一號」），乃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手制定，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因此，嚴格而言，要求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代表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是美國的命令，並非日本主動提出。所以，日本人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與文獻不相勃。

不敗靠老蔣，得勝靠老美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成為盟軍的主力，日本最後不會投降，頂多是在中國戰場面對國軍奮力抗擊，拖久了膠着呆不下去，於是和談、撤軍，甚至談也不談，找個藉口撤軍了事，下回分解；日本不勝，中國不敗。此即本文開頭所述「抗戰4種不同終局」中的第三種。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按當時國軍自己的海空軍實力，根本無法渡過東海黃海直接進攻日本，故不能言勝；至於絕大部分時間僅限於在大後方作騷擾性攻擊的共產黨游擊隊，就更不用說。

再如果沒有美軍參戰、蔣介石的國軍在中國戰區也無心抗日的話，則就算共產黨的游擊隊與日本周旋到底，抗戰成果的上限，也不過是「4種不同終局」的第二種，即國家淪陷了，抵抗者繼續零星打游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說的「中流砥柱」也許是成立的。當然，那也不過是上限，即最好的想像而已。

因為，在那個情況底下，中共會否「周旋到底」還是很大的疑問。只要蘇聯老大哥與日本妥協，搞出一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亞洲版，則在「國際共產主義優先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大纛底下，中共小弟弟的游擊抗日，馬上就得乖乖收縮甚至收檔，「中流砥柱」霎時變豆腐渣。之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大陸，就如同蘇、德當年瓜分羅馬尼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一樣；也就是說，抗日的終局很可能變作上述4種的第一種：完全淪陷。

中共靠得住……！

蘇聯瓜分中國的野心，於二戰末期大大膨脹。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亞/雅爾達密議上，史達林向美英兩國施壓，後者背着中國，同意了日本戰敗之後蘇聯在亞洲的利益將得到保障；這包括：（一）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得到保持；（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而蘇聯過去在此港佔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三）旅順作為蘇聯海軍軍港的租約重新確認；（四）通往大連的北滿鐵路、南滿鐵路由蘇中兩國共管，蘇聯過去在此鐵路上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由於密約有這些內容，1945年9月2日之後，在中國東北境內和朝鮮「38線」以北地區的日本軍隊，是向蘇聯投降而不是向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的內容，國民政府知道了，強烈反對。1946年2月22日，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傅斯年、陳衡哲、朱自清、王力、向達、沈從文、吳大猷、宗白華、儲安平等發表了反密約聲明；重慶學生更組織了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要求蘇軍撤軍，抗議迅即遍及全國、海外，但中共卻一直裝聾作啞【註4】。

所以，抗日戰爭裏，沒有美軍和蔣介石領導的國軍作主力的話，中國很可能就亡了。當時，中共中央裏的那批馬列主義小孫子還在史達林爺爺的愛護之下忙着成立「中華蘇維埃」搞獨立，所以他們講抗日，根本靠不住、信不過。這一點，是今天給中共美麗的極端民族主義謊話沖昏了頭腦、不懂歷史的「愛國派」、沒搞清楚「亡我之心不死」的是哪一家的儍子們難以想像的。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以逸待勞擊敗國民黨，瞬間席捲大陸；一場名為「解放戰爭」的內戰，又添百萬冤魂。跟着的幾十年裏，從「打地主」開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天安門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裏，死人四五千萬，總數是「南京大屠殺」的100多倍，還未計其他方面的損失。抗戰這「勝利」是誰的勝利呢？一問這個問題，就明白為什麼連台灣國民黨裏的反日派也沒很好胃口去大事慶祝那個「勝利」，反而是在大陸捏造出一個「中流砥柱」神話的共產黨非常起勁，大事鋪張。

慶「70」、統台灣

然而，更奇怪的是，「70」，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裏，從來都不具特別重要的符號意義，為何大陸要在抗戰勝利70周年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哄動的慶典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準台灣國民黨內碩果僅存的抗戰世代元老，以「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的姿態拉關係，進行愈來愈困難的對台統戰；一是趁見證抗戰一代國人已經泰半作古、集體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在境內外華人社會推銷「中流砥柱」虛假史觀，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找支點，以利延續對外的民族仇恨、強化內部專制統治。兩相比較，後者對政權更重要。

大陸對台統戰，面對藍綠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世代問題：即使是體積正在收縮的國、親、新三黨大中華派系的群眾當中，年輕一輩也愈來愈與大陸感情疏遠、關係淡薄，覺得大陸的「中華」和他們心目中的中華，相去甚遠，不是同一個味道。兩岸交流愈頻繁深入，這些人若非利欲熏心，對大陸的「異類中華」便愈發抗拒，情況和香港的年輕一輩一樣。情急之下，中共只能打僅剩幾張牌之中的抗日牌，「70」周年是一個相對好機會。

沒料到，這次中共能統到北京看軍演的，只有老早已經投共的那些「搵銀統派」如連戰和一些鬱鬱不得志的退役將領。連是「黨國首富」，進得胡潤榜，大兒子連勝武，據維基資料顯示，不僅是台灣著名永豐金證券的董事，還在大陸有不少經濟利益，是北京中盛資本、天津中銀中盛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陸企的執董，可謂通吃兩岸金融。其他統派如馬英九，對連戰等人受統到北京看軍演，十分不以為然，認為此舉在大陸千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台北的總統府也成為解放軍演習的假想攻擊目標）之際進行，無疑替中共的對台軍事欺壓背書，更為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拆國民黨的台。至此，國民黨裏的慢統派和急統派裂痕更深。

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

大陸這次操作抗日議題，以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居，結果被指剽竊歷史功績，罵聲遍天下。明知會引起廣泛反彈，卻一意孤行，無疑是因為中共認為此舉利大於害。的確，如果大軍演配合假論述可以騙倒世人，給它的「愛國」業績打高分，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線就有了一個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就是「延續民族仇恨」。這種「愛」和「恨」，在巧妙的挑撥之下，是強烈互激的。一個巧妙的挑撥手法就是宣揚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罪行可以寬恕，歷史不能忘記」。

侵略的罪行就是侵略的歷史，怎麼可以二分，變成相反的呢？如果你對一個人說：「我寬恕你，但永遠記着你的罪行。」這當然不是真寬恕。然而，口頭上「寬恕」敵人罪行很容易，而且那樣說，道德上就拔高了，倒轉頭就可以「緊記」歷史，延續仇恨，心安理得；這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

筆者認為，為了世界和平持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倒過來：「上一代的罪行無可寬恕，這一代卻應忘記仇恨」。

如何看待日本的歉意？

坊間一般說法，是德國為二戰時期的罪行道歉是誠懇的，日本在這方面欠缺。德國夠誠懇，證據是德國的官方道歉不拖泥帶水，而更得分的是前總理布蘭特在波蘭的一個猶太人遇害紀念碑前下跪懺悔的鏡頭。不過，常言道：實際行動比表面功夫更重要，德國的更可貴處在於它對戰後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實際承擔。然而，日本在實際行動方面，幾十年來做得不比德國差，甚至有些方面可能更好。讓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公開的資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聯合國的貢獻。

聯合國的經常性開支，是由各成員國作為責任負擔的，理論上是比照每一國家的名義GDP佔世界GDP的百分比而定，每3年評核一次。比較1995、2005、2015年的數據，日本/德國的負擔份額%比例，分別是14/8.9、19.5/8.7、10.8/7.1，期間日本的GDP大約是德國的1.2倍，是世界GDP的10%至7%（逐年遞減）。可見，一直以來，日本不僅大大超比率支付聯國經費，比起德國的份額也高得多，直至近年經濟不好景，份額才慢慢下降，回歸聯合國法規，但目前負擔的份額依然高出其GDP佔世界GDP的比率約4個百分點（中國的份額逐年增加，不過，2015年的負擔份額才是5.15%，還不到日本10.8%的一半，但中國的名義GDP卻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若算購買力平價GDP，則更不止2.5倍）【註5】。

道歉言論和姿態不是不重要，不過要多從文化的角度來區別看待。基督教的罪惡/懺悔文化，和東方的羞恥/面子文化，有深刻的分別。比如下跪，西方人下跪，是悔罪的表現，例如，羅馬公教徒就是只犯了心有邪念的小罪，也得跪着向司鐸辦告解；但東方人下跪，則是臣服的意思，完全不同。跪與不跪，曾經導致清朝與英國的外交關係陷入僵局，那是文化差異的典型例子。

下跪文化

1793年，英國首位遣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抵京，他就是「大不列顛乃日不沒之大帝國」那句話的發明者。晉見乾隆皇之前，清朝官員事先要求他答應到時下跪，但此公不願意，竟然說「我只在神和女人面前下跪」，結果，雙方當時妥協，這位伯爵同意以晉見英皇時的單膝下跪方式晉見乾隆，但清朝的檔案卻記載他是三跪九叩的；實情如何，各執一詞。不過，後來乾隆根本不願意和英國建立關係搞貿易，故可以猜想那位馬伯爵並沒有行大清之禮【註6】。所以，由於文化差異，期望安倍比照布蘭特的做法，是不合適的。

各種東方文化裏，也有分別。大陸的黨政官員「自我批判」，可以很逼真很賣力，七情上面乃至痛哭流涕都有，有的甚至自己打臉；反過來說，下級官員對領導歌功頌德，也同樣誇張，聲線高八度很平常。不過，高級領導人當着大家為黨國或自己的錯誤向人民致歉，卻是未有過的。文革，在正式文件裏說是有錯，但黨非但沒有道什麼歉，還趕緊加一句已經成為例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完全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陰暗面，糾正自己的錯誤，更加生氣勃勃地前進。」

日本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領導，做錯事或說錯話比較嚴重的，道歉也通常很低調，只說一句半句抽象話，鞠躬，然後辭職下台，一切比較含蓄。大眾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說得怎麼漂亮，而是看你怎樣問責，往後事情怎麼做，怎樣補救。日本在戰後幾十年裏，表達對二戰歉意的方式和風格，大體上也是如此。

【註1】1944年，美國把B29轟炸機引進東亞戰場，起初都是從中國起飛，但航程不及東京；同年6月，美國在塞班島戰役打敗日軍，取得瑪麗安納群島的控制權，之後B29從該處起飛，東京便進入戰略轟炸範圍。最密集的時候，美機一天出動300餘架次，三分之二對付東京，最後導致該市死亡人數超過10萬。1945年3月，日皇巡視東京，知大勢已去，日本政府內部遂開始討論投降的條件。這個，當時美方也知道，所以，後來日本捱的兩顆原子彈，日方認為完全不必要，一直（低調地）認為是「過度暴力」、針對日本平民百姓的反人道行為。關於東京大空襲，可參考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firebombing-of-tokyo。

【註2】記載美軍二戰時期空襲台灣的書籍新近有兩種，一是張維斌著的《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一是張維斌和甘記豪合編的《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3398737797。

【註3】日本於1945年9月2日向盟國遞交的《降伏文書》原文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降伏文書；文件指明「盟邦」含美、中、英、蘇四國。《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原文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uselang=zh。「第一號命令」的撰寫由美國一手包辦，詳見英文維基文庫https://en.wikisource.org/wiki/General_Order_No._1；中譯版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般命令第一號。

【註4】見耶魯大學法學院檔案所存美、英、蘇三方「雅爾達密約」中的「關於日本的協議」http://avalon.law.yale.edu/wwii/yalta.asp。參考阮銘的文章〈勝利與悲劇：中日戰爭與「雅爾達」的歷史教訓〉見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files/0128.htm；阮銘是前中共黨員、胡耀邦智囊，後流亡美國，到了台灣，成為獨派。1946年的反雅爾達密約、反蘇聯佔領東北的運動，詳見大陸學者江沛的〈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文章和大量圖片在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wzunex8857070.d.html?vt=3。

【註5】這些聯合國數據都可在這裏找到https://www.globalpolicy.org/un-finance/tables-and-charts-on-un-finance/member-states-assessed-share-of-the-un-budget.html。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援助（ODA），日本比德國少一些，大約是12/14之比，但ODA通常帶有貢獻國本身的商業利益及政治考量，而且包括貸款（優惠利率貸款），所以不是一個那麼純粹的利他標尺。

【註6】見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文章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 the Kowtow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897, pp. 627-643；在JSTOR註冊之後可免費閱讀。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李怡 ：重光紀念：香港的獨特歷史和命運

http://vicsforum.blogspot.hk/2015/08/blog-post_29.html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9日

明天是8月30日，即港英時代定下的香港重光紀念日。這個紀念日已因97回歸而取消了。去年，梁振英把每年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日」，今年更因是70周年而放假一天。上周三梁振英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展覽的開幕式致辭，呼籲市民深入認識抗戰歷史，「更應該知道香港和國家，香港市民和全國市民有着共同的命運」。

還歷史本來面目

任何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香港自1841年以來，與中國大陸就有不同的歷史，香港市民和大陸人民也有不同的命運。97以來，特別是行騙長官上台以來，就一直要把香港人的命運同大陸人拉在一起，而香港人近年的示威抗爭，也是要抗拒與大陸人命運相連的趨勢。現在，中共和港共連歷史都要扭曲為「共同歷史」，香港人實在不能再懵懵懂懂地以為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而掉以輕心。共同還是不同的歷史，與共同還是不同的命運相連。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了要確認我們的身份認同。

全世界都經歷二次大戰，但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經歷，即使同屬於反法西斯的同盟國，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也命運不同。中國經歷的是八年抗戰，香港是三年八個月，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中日戰爭開始四年多，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才被捲入。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投降，9月2日日本與同盟國簽訂《降伏文書》；中華民國將9月3日定為軍人節，中共建政後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於9月3日。

正如世上所有的戰勝國，都會在敵人投降後迅速搶佔地盤一樣，大陸的國共兩黨也在日本宣佈投降日起即搶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以便佔據更多地盤。英國在日本正式受降之前，迅速重掌香港，並以8月30日作為重光紀念日。正式受降日就在9月16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接受日軍投降。

除了開戰與終戰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香港保衞戰也遠比大陸的抗戰單純。中國的抗戰歷史，由於國共鬥爭，一直有全然不同的事實闡述和解釋。幾乎完全沒有與日軍打過正面戰爭的中共，以它掌政後的話語權，把抗戰說成是中共領導的戰爭，有關的歷史書寫以至文藝創作，都是這種調調，最近更在《開羅宣言》的電影海報上，鬧出大笑話。對於中共來說，從來不尊重歷史，甚至沒有所謂歷史，中共黨講的歷史也就是政治。即如這次以紀念抗戰70年的名義搞閱兵，也只是借歷史過橋來為習近平立軍威，俾能掌握軍隊實權，並向老百姓顯示權威。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內戰紛紛擾擾中被全國的抗日熱潮推動而展開的。毛澤東在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的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提出的抗日方針是：「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大地盤，十分宣傳。」有關內容已被有良知的紅色後代、新聞工作者戴晴為文證實，當年參加洛川會議的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毛澤東甚至向日本友人當面表示感謝日本侵華，給中共壯大機會。因此，若講抗日戰爭，中共最沒有資格以此炫耀。

記住重光這一天

1941年香港保衞戰，就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浴血戰。英國忙於應付歐戰場，雖明知香港難以防守，卻反對撤防，認為放棄香港將打擊中國抗日士氣，進一步削弱英國威信。倫敦政府守護香港的目標，主要是獲取道義優勢。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日軍三萬五千兵力，香港守軍只有一萬三千兵力，日軍有飛機轟炸和偵察，英軍則早就失去空軍支援。在這種情形下，港督楊慕琦仍然多次拒絕投降，直到全面失守。香港一個孤島，守了18天，已遠遠超過大陸任何城市對日軍的防守時間了。可是去年12月14日中共的陳佐洱卻無恥地說二戰中「英軍貪生怕死輕易投降」。我們真是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觀。

香港保衞戰，有英聯邦國家參與，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在當年11月派出兩營步兵近2,000人來港抗日，不到一個月就有500多官兵犧牲，長眠香港。加拿大總理每次過港，都到赤柱軍人墳場憑弔。在香港保衞戰中犧牲的英靈，豈容中共官員誣衊？

過去，香港重光紀念日紀念儀式隆重，現役與退伍軍人會參與，政府部門、英聯邦成員國、軍隊代表分別獻花圈，之後吹號角及默哀兩分鐘。這一天，告訴我們，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香港的價值，曾由英國文明、英聯邦國家和本地華人共同以鮮血維護。這段歷史必須銘記。只有認識和記住我們的歷史，才能維護我們的身份，和持續抗爭以守護香港人的獨特命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練乙錚 ： 軍演前夕金仔攞着數 抗日爭功中共益台獨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北京作好準備大事慶祝，戲肉是軍演，據說陣容強大前所未見，擺出來的硬件大部分更是首次亮相，極富震懾力。然而，時運不濟，8．15前夕，天津發生大災難，搜救工作未完結，經濟又出大問題，股市崩盤，滬指跌破3000點心理關口，人民幣也搖搖欲墜。

民眾人心惶惶，好在可以借反日發洩發洩。不過，北京為之付出的代價也真不少。在台灣，中共的「抗日中流砥柱」論，惹毛了部分藍營元老，連最重視兩岸關係和諧的馬英九也憤憤不平。此外，國共爭功，綠營乘勢提出「抗日不關台灣事」的說法，挑戰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大中華歷史觀。國際上，還有……

北韓乘機攞着數！

北京閱兵的準備工夫密鑼緊鼓之際，北韓在朝鮮半島挑起事端，導致兩韓短暫開火，雙方先後宣布進入「準戰時狀態」，情況很嚇人。不過，北韓這次變臉奇快，上談判桌不鬧彆扭，而且沒兩天工夫就破怒為笑，還為己方埋地雷炸傷南韓士兵向對方道歉，完全順攤。毫無疑問，北京為此又賠上一大筆。這是筆者的「陰謀論」。何也？

金仔蠢不蠢很難說，不過，得三代真傳，抓時機從靠山撈好處的本事爐火純青。這次他眼見中國領導人為了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大事鋪張搞軍演，觀禮請帖發到全世界，西方大國反應未見熱烈，卻偏偏遇上大陸社會經濟出問題，天津危化爆，股滙齊瀉，影響所及，怨聲遍全球，於是覺得有機可乘，趁勢在「38線」發難！

很明顯，若事態擴大而北京袖手旁觀，南韓總統朴槿惠絕對不會願意與北韓領導人在北京同台看閱兵。買少見少，沒有南韓，「反日閱兵統一戰線」成何體統？北京一急，自然鬆手，重金買怕，金仔於是得其所哉。見「危機」消退，青瓦台欣然宣布朴總統會到北京看軍演，不忌與宿敵同台。三方皆歡喜，大家看金仔「無事生金」的本事高強不高強？

大陸剽竊抗日功績國民黨反彈

中共偏離馬列，變身極端民族主義者，自然不可以再效法毛主席一再感謝日本侵華讓共產黨唾手得天下，而必須篡改歷史事實，把自己說成是抗日英烈。這次70周年慶典的籌備工作，幾年前已經開始，而且一早便以「中流砥柱」四個字為自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角色「定調」。誰知道，調子這麼一定，就惹惱了國民黨統派中的反日系，包括曾經參加過1938年的廣州戰役、1939年10月的皖南戰役及其後的中國派印度遠征軍、後任台灣中華民國國防部長及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

郝柏村今年7月接受BBC訪問，公開批評中共，稱其自命「中流砥柱」及其後提出的「兩黨共同領導抗日」的說法「不公道」：「毫無疑問，正面戰場是決定性的，敵後戰場只是補助性的；從比例上說，正面戰場95%，敵後戰場5%。」馬英九則更在今年「七七事變」紀念特展上指摘中共：「八年抗戰，中共有參與，可是參與的比例卻是非常的有限。最近看到一些大陸的報道，又再強調抗戰是由中共所領導，這點我們沒有辦法接受。」【註1】最近，大陸拍的一部政治宣傳片《開羅宣言》的海報，竟硬生生把當時（1943年）代表中國出席中、美、英三國元首會議的蔣介石的頭像換成了大大個的「毛澤東玉照」，馬英九就更冒火，指斥那是「大笑話」。

事實上，在台灣的國民黨及其支持者，除了像連戰家族等少數「搵銀統派」至今在此問題上裝聾作啞之外，都十分不齒中共剽竊抗日功績的劣行；中共的做法，無疑增加統派民眾對中共的戒心，不利以後的統戰。儘管如此，中共卻不得不在大陸民眾面前吹噓自己的「抗日功績」，因為如果大陸人知道抗日主要功勞是國民黨的話，便會產生疑問：「為何如此一個為民族立大功的政黨，你要把它當成敵人打垮？」如果答案是「國民黨腐敗、專制、與民爭利」的話，大陸人更會反問：「那你共產黨幾十年來不是更腐敗、更專制、更與民爭利嗎？」可見，抗戰時期中共的角色是她今天的死穴，不得不用謊言掩蓋。

當年中共躲在敵後安全角落裏坐大，把保衞960萬平方公里土地、5億人口的任務推給國民黨，今天卻煞有介事裝模作樣與日本「爭奪」總面積區區7平方公里的幾個無人小島，如此「寸土不讓」，好愛國耶！

兩種台灣史觀：大中華 v 多元開放

大凡一個主要由多民族或移民組成、經歷過不同宗主國統治的地方，民眾當中的國族身份認同都非常複雜，一時的統治者若試圖用政權力量抬舉某種「主流」身份、抑制其他認同的話，往往會形成衝突，甚或產生悲劇，特別是如果「主流」身份並未為當地大多數人接受，而統治者的手段十分粗暴。今天中國的西藏，滿足這裏說的所有4個條件，所以問題特別大，以致習近平月前在西藏「自治」50周年的有關活動裏提出「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口號【註2】。沒想到這句口號反令中共露兩點，十分難看：建國60餘年，邊未治；邊上至今不穩的，除了西藏，還有別處，而且可能更麻煩，所以不作第一優先處理。

其實，邊上未穩，何止中共的60餘年？西藏於元朝併入中華帝國版圖（這裏不議論元帝國是否中華帝國的一個時段）；其後經歷大明、大清、民國和中共合共700餘年的外來政權專制統治，都未得「穩」，更難言「治」【註3】。

台灣的情況，與西藏有相似之處，同樣是受多個外來政權統治，包括南明鄭氏、荷蘭、大清、日本、國民黨，後者是大中華的一個現代分支。人口則由不同梯次的移民構成，400年來，血緣已經相當複雜；筆者的幾個台灣朋友，身上都含部分原住民或日本人基因。嚴格而言，漢族有效統治台灣，是從1945年才開始的；這是因為南明鄭氏政權短不堪言，鄭成功的生母更是日本人；而滿清割讓台灣之後，政權由日本輪替，直至二戰結束。

日本人統治台灣，是把台灣併入自己的版圖，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不是像英國以「殖民地」的名和實管治香港那樣；而那段日治時間，長達50年（1895-1945）。分屬大中華分支的國民黨統治台灣，亦是和日本一樣，把台灣當成是本國國土的一部分，時間也同樣是50年——從1945至2015的70年，減去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李登輝和陳水扁各統治的10年，70－2 × 10 = 50。所以，台灣本土派堅持台灣的多元歷史觀，不能接受大中華正統史觀，是有其深刻背景原因的。可以說，台灣人認同大中華的歷史理由，並不比認同大和文化強。如果從歷史的時序、以先入為主的觀點看，台灣的人最應認同「原住民國」，然後依次是大清、大和，最後才是大中華。若說台灣人背棄大清、歸附大和是一種背叛，那麼歸附大中華，同樣可說是一種背叛。

我們在香港，幾代人讀的歷史、接受的史觀，都是大中華歷史、漢本位史觀；從內視的角度看，這沒有問題（香港本土派也許不同意筆者這個說法），但從香港外視台灣，就會失真、偏頗，結果是同情國民黨的多，明白當地本土派的少，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對台灣的態度，跟大陸人很相似。例如，對一些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香港的人多視之為數典忘祖，甚或罵作漢奸賣國賊。這種立場觀點，與昨天《明報》刊登的一篇在台大陸留學生楊森（不是香港民主黨的那位）寫的批評李登輝的文章的立場觀點很吻合【註4】。

此外，我們對台灣近年的歷史教科書爭議、政權性質、兩岸關係爭議（例如有沒有「九二共識」）等等，看法也是未盡客觀中立。而最新的爭議，就是台灣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問題。

本土派台灣二戰史觀抬頭

國民黨內主流派及其支持者的看法邏輯是：中國舉國抗日，台灣既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所以台灣也是抗日力量的一部分，所以紀念抗戰勝利，台灣有份而且應該。台灣本土派的觀點卻是基於當時的事實：台灣自1895年從大清版圖割讓出去，變成日本領土，中國抗日，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自然不會抗日，因此也沒有什麼理由紀念抗戰勝利【註5】。

持後一種觀點的最佳代表就是李登輝。本月，他在一份日本雜誌上發表文章，也是從講事實開始，這樣說：

「我曾是帝國陸軍的士兵。自舊制台北高校升學至京都帝國大學，然後在大學時志願進入陸軍，被分配到高射炮部隊。我所經歷過的是大戰末期熾烈的戰鬥。1945年3月10日，在東京大空襲之際，部隊的小隊長戰死了。由我代理指揮。那次因燒夷彈的碎片劃過鼻子而負傷了。1945年8月15日，身為一名高射炮部隊見習士官，我在名古屋迎來了終戰。我也聽了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指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放送協會播送的「昭和天皇終戰詔書」）。

「直至70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

為此，李登輝遭國民黨統派及其支持者強烈撻伐；他卻認為那番話不過是說出事實【註6】。

其實，在台灣，由於幾十年來都由國民黨統治，大中華意識長期壟斷思想界，本土史觀難以抬頭，情況跟香港不差很遠。文革之後，中共為了管治需要，從馬列毛的國際共產主義走上極端民族主義路線，歷史上卻沒有為民族立過什麼大功，毫無說服力，於是只得從國民黨那裏剽竊抗日功績。國民黨馬英九、郝柏村等人遂發動批評反擊，卻因此興起一個「台灣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無角色」的命題；有關的爭論佔據了媒體空間，讓不少史觀過分單一的台灣人上了一節另類歷史課。中共得罪國民黨統派，又平白讓台獨史觀抬頭，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原來，對待歷史，不老實、必受罰。

【註1】郝柏村於今年7月2日接受BBC訪問，談抗日
戰爭的領導問題：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multimedia/2015/07/150630_vid_hao1；馬英九於今年7月7日呼籲大陸不要任意篡改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taiwan-ma-20150707/2851772.html。

【註2】見本月26日《大公網》轉載《人民日報》題為〈治國必治邊 治邊先穩藏〉的社論：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topnews/2015-08/3145555.html。

【註3】明朝未能有效管治西藏。其後，英、俄皆曾染指該地；二十世紀初（1907），英國鞭長莫及，為防範俄羅斯侵蝕其在英屬印度的利益，與俄國簽訂《英俄條約》，雙方同意與西藏保持等距，並同意不挑戰大清繼續當西藏的宗主國，控制其外交。

【註4】《明報》26日刊登在台大陸留學生楊森的文章《無根的中華民國》的鏈是：http://news.mingpao.com/pns/楊森：無根的中華民國/web_tc/article/20150826/s00012/1440525796273。

【註5】抗戰時期時從台灣人參加日本軍的數目很大，正史記載的超過8萬，當中還包括神風特攻隊的隊員，死後供奉在東京靖國神社，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台籍日本兵與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721/244237.htm。

【註6】李登輝本月在日本媒體上發表題為〈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的文章；中文全譯本的鏈結是：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40419116.A.D9B.html；日文原文鏈結在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lvYLR5OCjiVGp3MGNySkFFa1k/view?pli=1。這篇文章清晰表達了李登輝的台灣觀點。李的背景非常複雜，他生於1923年，自己承認「22歲之前是日本人」（即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日本人，所以上面引文裏的括號，都是他在日文原文裏就用了的；一些批評他的人籠統地說他自認日本人，並不確切）。後來李兩度參加中共、兩度退出，因為始終無法適應黨內的政治文化。1988年他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之後的六七年裏，推動《國統綱領》不遺餘力，一直強調兩岸最終目的就是民主統一（先民主、後統一，跟香港泛民提出的先回歸、後民主不同）。到1995年前後，見中共不停打壓，包括在台海射飛彈，為了保衞台灣的民主，他才逐步走向「兩國論」，並致力把屬於大中華的中華民國化身成為以台灣主體意識為首要內涵的中華民國，觀點逐步接近「台獨」，卻從未用過這個詞。

練乙錚：新世界和曾德成．南北韓與中美日

梁振英本月初得到新華社替他作採訪，講了兩個他為港人謀福利的經濟策略：一是把香港變成大陸「一帶一路」大計裏的「超級聯繫人」；一是為爭取「失去的」時間和發展速度，放棄幾十年來香港奉行的「積極不干預」，代之以「適度有為」【註1】。

一、尖東：梁特的「適度有為」

言出必行，這位特首的第一個「適度有為」之舉，就是建議把尖東海濱長廊的31萬平方呎海旁地（即大約3公頃）的再發展（「優化」）及管理權授予廣為人知的「梁粉」集團新世界屬下的一個子機構，同時交由他委任的城規會舉手通過，完全不依照正常程序作廣泛諮詢、公開投標。如此「適度」，這般「有為」，連事先與聞的民建聯尖東區區議員也沒料到計劃最後出台「變成咁」【註2】。

其實，整件事如坊間所言，乃2000年董治時期發生的「數碼港事件」翻版，只不過主事者「汲取了教訓」，這次把肥雞塞到自己友嘴裏的時候，技巧相當高明，除了安排接雞的單位是一個與政府康文署合作的非牟利機構（「持續基金有限公司」，新世界鄭氏家族長子嫡孫鄭志剛做波士），還聲稱項目的所有開支由新世界負責，一分一毫都「不涉公帑」，而且還承諾把未來所有盈餘撥歸政府庫房。康文署最高官員更為此讚好，認為新世界包攬該項目非為利潤，而是因為「有心、有力、有感情」。不過，有點經濟知識的人都知道，商業利益不一定反映在具體項目的賬目上，還有所謂的「界外利益」，而這個非牟利項目的「界」，不也就是尖東新世界的「界」？

技巧高明處，還在於策劃了城規會作「有條件」通過。「條件」是什麼呢？就是要求「優化」建議裏的一條「關鍵」行人通道的寬度，由5公尺改回現存的7.5公尺。顯然，假若這次的建議無條件通過，城規會也真是太過橡皮圖章了，所以有必要在建議裏預留一點瑕疵，好讓審批者煞有介事在「關鍵」處提出「異議」，開綠燈之後還有一塊好用的遮羞布。這點事前準備工夫很講究，卻難不倒集團董事會裏的神級公關大姐大！

然而，陰差陽錯，這件事的時程的最後階段，恰巧與7月份本地爆出的「鉛水事件」、8月份發生的「天津危化品爆炸事件」重合，讓市民大眾親眼看到特府梁政權時期裏的關係文化充斥、官商勾結加劇、政治與商業利益交換愈發明目張膽大剌剌，與導致本地食水含鉛毒、天津大火有山埃的原因，明顯之處如出一轍。

在天津，災難發生了，恰好中央領導人在大事反貪，還可以把一些別的派系的涉事官員拉下馬（如國家安監局局長於災後第5天被抓）。在香港，便是中西環的上頭與習派有派系矛盾，但在家醜不外揚的規矩之下，中央卻不會借題發揮有所動作，所以這一幕的利益輸送相當安全。唯一能夠把事件背後的「不能說」說清楚的，應該是剛剛「樂意退休」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康文署是民政事務局屬下機構，把3公頃海邊地王批予私人企業發展，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一定全程過問，對政府內外各方面人士的有關取態和行動，應該都瞭如指掌。事實上，曾氏在當時此問題上的態度，尤其值得而且應該公開；他被梁特一腳踢走，導火線會否就是這一趟特府「明益」新世界？以筆者對曾氏的認識，很難想像他會像新的局長劉江華那樣，認為政府的做法「順理成章」【註3】。

什麼理？誰的章？三年前梁氏上台之際，筆者就斷言過，香港的利益板塊實力將會重組，二三線資本會借勢得益，而今天的「小圈子普選」裏的酬庸錫爵，或更具有「承先啟後」的雙重作用：「承先」，就是給上一次「選舉」的支持還債；「啟後」，就是為下一屆連任作投資。這作用表現在上市公司股價上的話，就是在「梁派概念股」相對「唐氏概念股」之間，引入了可量度的板塊溢價。這個論斷是否正確，陸續有硬資料實數據可資求證。學界和金融界裏的計量經濟專家有興趣的話，當可在不遠的未來，建構出適當的計量模型，在撇除公司營運效率、員工整體能力等經濟因素的分別之餘，量度出「梁派概念股」的政治貼水值。

二、亞洲三戰線：會打仗嗎？

亞洲要打仗的話，由北到南有三條戰線：北面的南北韓「38線」，中日之間的釣魚島，中美與東南亞諸國之間的「南海九段線」。此三條潛在戰線之中的兩條與中國直接有關，餘下的一條，因為受北韓這個寶貝流氓盟友牽扯，中國也間接承擔戰爭風險。比如上周，南韓指控金仔的軍隊特工偷偷跑到南韓那邊埋地雷，炸傷兩名南韓兵；跟着，南韓開了大喇叭向北面喊話，進行挑釁、策反，還與美軍合作搞軍演；北韓沉不住氣，向南方開炮打飛彈，南韓還以顏色；北京慌忙勸架（暗地裏很可能對北韓施捨兼施壓），金仔於是馬上同意與南韓坐下和談。類似的事件，多年來每有發生，這次並不特別嚴重，大家見慣不怪。美國在南韓、日本部署了大量兵力，一旦金仔耍強要打，無疑自己找死，中國絕對不會像毛澤東在1950年那樣無條件出兵撐腰。

南線方面，中越之間四十年來打過兩趟海戰（1974、1988），都與南海九段線有關。當時中蘇交惡，蘇越有同盟關係， 中國打越南不手軟，有給顏色蘇聯看的味道。1991年之後，中俄關係解凍，中越之間也緩和；1999年，兩國還成功劃定疆界。之後，反而是中菲之間鬧得十分緊張，1994年還因為美濟礁主權問題幾乎開火，好在菲國大敵當頭服軟，自動退讓。顯然，南線不打則已，一打的話，火藥味不比北線淡弱。然而，自奧巴馬宣布美國「重返亞洲」之後，中國難以在該域稱霸，遂在美國加「諸小」之間，形成均勢。

與南北線相比，中線反而比較平和。自七十年代釣魚島成為問題以來，雙方對峙不斷，卻未曾開過一次火；大陸艦艇據說曾經用雷達瞄準日本海上自衞隊的船隻，已算是最了不起的一次。

總的形勢，筆者的看法是，小摩擦乃至零星的戰事或會發生，大規模的要動員舉國之力去支持的戰爭卻不可能出現。原因有三個，分別略述如下：

一、從人口觀點看，亞洲最強的幾個國家都沒有動員全國大打一場戰爭的實力。大規模動員打仗，最重要的本錢，說到底是可當炮灰的後生仔有多少；動員之後，剩下可以支撐持續高強度戰時生產的，又有多少。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要不要、能不能走戰爭路線。二戰的時候，所有交戰國的人口都十分年輕。今天，伊斯蘭世界的人，戰意最旺盛，因為論地區計，除了非洲之外，算他們最年輕。

論人口老化，日本和南韓目前最嚴重，中國僅次之，越南出現此問題，也為時不遠。北韓鼓勵生育，人口年齡中位數是35歲，比南韓的41.6歲要低，看似比較年輕，但北韓人平均壽命比南韓短12歲，早衰的關係，所以事實上沒有什麼明顯優勢；總人口更不過是南韓的一半。若論人口年齡優勢，菲律賓最佳，其婦女平均生育率大於3，是中國的兩倍，但菲國沒有其他很強的動員條件。還有的是，不少國家，特別是中日兩國，都因為家庭少子化，士兵和兵源大部分都是獨生子，本身不能打、父母不願打。

二、潛在交戰國或集團之間，捉對實力基本上平衡。北線的兩韓，北韓的優勢是有核武，而且舉國上下爛命一條，令人生畏；南韓經濟實力相對強大，而且有美國（必要時還有日本）撐腰。南線方面，中國綜合國力算最強，但對手有好幾個，其中的越南，能征慣戰，並不輸蝕中國很多；一旦開戰，有美國、澳洲甚至印度撐腰，把馬六甲海峽等一帶海域封鎖，能源供應就要靠並不特別可靠的俄羅斯及中亞諸國。中日之間，中國經濟體積大，但質量不如日本；中國軍隊數量大，但前線大規模正規作戰、後方動員整個社會作支援的經驗等於零（國民黨有這種經驗，不過全部帶到台灣去了），日本這方面剛好相反。

三、三條戰線的最重要主角中國，其軍事實力十分不平衡：硬件比較可觀，有條件把軍演搞得有聲有色，但軍隊高層嚴重腐敗，搞貪腐不遺餘力卻對軍事心不在焉，根本不能指揮戰爭，可說中看不中用，與清末慈禧太后的北洋水師差不多。士官層級的大問題則是訓練水平太低，尤其海、空軍的離岸遠洋作戰經驗是零。

以空軍為例，日本確認大陸空軍首次飛越屬「第一島鏈」海域的宮古海峽，是在2013年7月。周前（8月14日），大陸發布了「中國空軍於14日組織多型飛機赴西太平洋開展遠海訓練，飛出第一島鏈1000餘公里」的消息，更已經是破天荒【註4】。現代戰機飛千多公里，還不過是一個小時左右，有什麼可吹噓的？人家小日本七八十年前就已經以速度低得多的飛機飛到赤道以南的太平洋作戰，還成功偷襲在本土6500公里以外的珍珠港。大陸的海軍首次遠航宮古海峽比她的空軍早一些，也不過是在2009年而已。

其實，筆者駕一條三十來呎的破帆船，早在2007年就航越了第二和第一島鏈，從南太平洋經所羅門海、俾斯麥海、 菲律賓群島、南中國海直達香港，全程一萬公里；又在2011、2014兩年來回香港和日本，每程3000多公里，途中每次都經過台灣海峽、宮古海峽和日韓之間的對馬海峽。論遠航訓練和經驗，筆者可說不比解放軍海空軍任何一個團隊差！由此可見，大陸海空軍的遠洋作戰實力之淺薄。

東亞諸國當中最「強大」的軍事國尚且如此，怎麼會有其他綜合國力較弱的國家領導人率性啟釁、膽敢總動員大打一場曠日持久的遠距離區域戰？那根本不可能。

然而，多個東亞、東南亞國家都在忙着搞高精尖的軍備，搞多了手癢要過實戰癮，拿幾百一千個士兵的生命玩兒玩兒、威風威風一下，卻不是太難想像的事。

【註1】見今年8月18日的政府新聞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admin/html/2015/08/20150818_103654.shtml?pickList=ticker。

【註2】民建聯尖東區關秀玲議員驚訝特府的「優化」方案「變成咁」：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6868。

【註3】劉江華的「順理成章」說，見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劉江華-政府與新世界合作-順理成章/。

【註4】大陸軍方消息見http://news.qq.com/a/20150821/018457.htm。《中文百科在線》的資料：「第一島鏈是指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形島嶼帶。第二島鏈以關島為中心，由駐紮在澳洲、紐西蘭等國的基地群組成（另一種說法，第二島鏈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島、硫黃列島和美國的馬利亞納群島等島嶼組成）」。

練乙錚 ：救火學天津：正！ 推普學新疆：掂！

特府於年初開始便作秋後算賬，不斷起訴佔領運動中人，無論證據如何牽強可笑，都非常快捷，但是對己不利的案子（例如「暗角七警」），則無論社會要求檢控如何強烈，卻一個不辦、一拖再拖。政府的這種選擇性高效率，誰都知道是對法治的損害；當權派視若無睹，無非是認為派別政治利益凌駕執法公正罷了。

法治受損害，那些事事提倡香港要向大陸「學習」的人，更會拍手叫好，因為就2047港陸之間「無縫接軌」而言，現時的港式法治無疑是一大絆腳石，必先腐蝕之移除之代之以大陸那一套然後快。除此之外，特府還要向另一制「學習」一些什麼呢？

救火學天津？

天津大爆炸發生之後第四天，李克強到了現場視察；兩天之後，同在現場指揮救災工作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楊棟樑突然被調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消息說，楊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楊是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官拜正部級。八十年代，他任中石油屬下大型國企華北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副書記；2004年任天津市副市長、市國資委主任，任內還在中國政法大學拿了個法學博士學位。這樣一個黨棍兼高級知識分子給拿下，財新網說與這次爆炸災難「沒有直接關係」；如果屬實，必是習派趁機會又打下一個「石油幫」的人馬【註1】。

不過，看貪官污吏的此起彼落，民眾特別是港人已無多大興趣；「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過是「特色」體制下的政治走馬燈。這幾天教大家最難過的，反而是災難發生當晚的一回事：首先衝進災場，是錯誤用水救火卻引發最強烈爆炸，之後幾乎全數失蹤、陣亡的一隊25個「編外消防員」。這些年紀輕、待遇差、訓練少、泰半來自農村的合同工、臨時工，有好幾個還未滿18歲。原來，大陸的消防人員，分國家、地方和企業3級；企業的火災風險高的話，要自僱消防員，一般都是臨時工，有些粗粗訓練個多月就要上火線，而且往往得衝在最前面。

今年1月初，哈爾濱市的一場大火裏，5個這樣的年輕消防工喪命。《新京報》事後的報道如是說：「兩批消防員拖着水帶趕到現場 ，他們手足無措地站着，互相詢問：你們接到什麼命令？在這裏救火還是繞到後面？最後都茫然搖頭。接着，他們手忙腳亂地尋找消防栓，有的孩子連消防水帶都接不上。」報道指出，像這樣無足夠消防技術和經驗的「編外消防員」被首先推上火線、其後喪命的事例，當時已經不是第一次【註2】。這次同樣的慘劇再發生，死員數目好幾倍。事發之後第四天，李克強到達現場，並無痛定思痛檢討悲劇一再發生的體制原因，卻煞有介事地說：「英雄沒有編外，不論是消防官兵還是非現役的消防工，犧牲了，給同樣的撫恤和榮譽。」真是虧他說得出口。

《新京報》的資料還顯示，發達國家平均每10000人口有10名以上消防員，發展中國家一般為3至5名消防員，而中國大陸目前每10000人口只有2名以下，而且是3級合計；哈爾濱人口1000萬，但消防員只有1000餘人，是發展中國家平均的一半還不到。考慮到大陸一直以來是「世界工廠」，經濟活動以製造為主，而製造業生產過程裏的火災風險比服務業和農業都高得多，配備這種數量和質量的消防力量，毫無疑問是嚴重不足，但是在「中國速度」之下，生產要大幹快上，以前保10乃至今天保8保7，都是硬任務、硬道理，消防卻可有可無；如此，焉能不死人，而且死得愈來愈多？

發生安全意外導致人命損失，全世界都有，原因卻不盡相同；在大陸，體制和條件因素特別突出。在文明國度，如果安全生產的條件不具備，不消政府規管，企業自己衡量風險得失，也會知所取捨；但在大陸，連官員在內，為了趕速度，企業生產能夠多快便多快，哪有什麼取捨不取捨？國企出事官官相衞，私企出事紅包擺平，因此出事的頻率特高，生產也毋須減速（每萬名工人每年因公死亡率，大陸是英國的20倍，還未考慮虛報漏報的問題）。

然而，九七之後，特區領導人無論是當初的董建華還是今天的梁振英，都是「中國速度」的忠實崇拜者，經常以內地的「官員辦事快、幹部幹勁足」為圭臬；在本地所有重要的城市規劃、建設工程上面，偶一遇到規管的問責或民間的反對，每每就與有關的商界利益方一道，抱怨有人「阻住地球轉」。他們不耐煩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套，討厭公眾持份者按自己的權益發聲，而羨慕大陸那套黨權之下的「雷厲風行」，所以經常「苦口婆心」要港人向大陸「學習」。今天，大陸的經濟增長「奇蹟」愈來愈不可持續，暴露出的問題卻愈來愈多——環境污染、重要資源衰竭、不法經營不絕、特大工傷事故頻仍；特區領導人卻不斷提倡「港人學大陸」，國民教育裏也大談大陸的體制如何先進、如何比西方優勝。所以，無論是在政法體制、訊息管制、領導作風、城市規劃等方面，香港都要向大陸的大城市學習；港人有反對的，都是「心理不平衡」。那麼，我們要問問特首，救火的事，要不要也學學天津呢？

推普學新疆！

中共統治大陸，邊陲地帶的政治情況，60年來未有長足改善，近年更愈發不穩；疆獨暴力化，蒙獨升溫，台人貌不合神已離，藏民蠢蠢欲動，範圍超出西藏本身而遍及其他偏遠省份裏藏族聚居的地方。為了防範邊民進一步背向離心，北京國務院於17日發布了「國發（2015）46號」文件——《關於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這裏說的「民族」，指邊疆少數民族。撇除黨八股，這份文件的核心內容就在其第一部分（「基本原則」節）裏的幾句：

一、「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

二、「重點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基礎薄弱地區教育」；

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基礎薄弱地區學前教育階段基本普及兩年雙語教育，義務教育階段全面普及雙語教育」；

四、「加強法治教育，增強各民族師生法律意識。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不得在學校傳播宗教、發展教徒、設立宗教活動場所、開展宗教活動、建立宗教組織」【註3】。

這裏說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說白了就是漢語，不過因為文件的對象乃非漢族，用上「漢」這個字，馬上會在對象群體產生強烈反感，北京因此不厭其煩用一個比較抽象的八字詞把「漢」字隱去，政治上較為穩妥。至於「雙語教育」，因為是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基礎薄弱地區」（即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基礎強大地區）辦的，重點當然是漢語方面的教育，亦即香港人熟知的「普教X」。

如此搞的「雙語教育」，令筆者想起蘇聯滅亡之前在少數民族地區搞的那一套「單向雙語教育」：俄羅斯人因為懂俄語，不必學「民族語」；少數民族因為只懂「民族語」，所以要學俄語。筆者在日本任教的5年裏，見到好一些蒙族的交換生和學者，他們都懂漢語，但就是沒有見過能說「民族語」的漢族交換生和學者。可見大陸搞的那套「雙語教育」，也就是蘇聯搞過的那套「單向雙語教育」；文件裏誇誇其談「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當然也就是假的。

尤甚者，文件第2部分第4節，要求幹部「引導各族師生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其實，一個本來沒有宗教信仰傳統、加上還是無神論的漢族領導集團，竟然發文件要求少數民族「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那是沙文主義到了極點，還談什麼「民族一律平等」？文件大剌剌把「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和「心理健康」放一起，意思無疑就是說，你若不能「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的話，就是患了精神病！

一些香港人對上述國務院文件了無感覺，乃是因為幾十年來過慣了好日子、到今天還能享受「一國兩制」底下的一些蔭庇，以致不知不覺2047年的真大限就在眼前不遠，更懵然不知道在北京統治者的眼中，香港人因為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方面都和北人大相徑庭，客觀上就是大陸邊陲上的另一個少數民族。如此，2047前後，類似上述的發給少數民族看的文件，對象也包括香港人。不知道今天親共惟恐不及的一些基督教領袖，到時能不能夠「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在北方領導人眼中保持「心理健康」的形象而沾沾自喜呢？

其實，不待2047，上述第2、第3點，即文件裏談及的漢語教學，其香港版即「普教X」，已經在香港逐步實施好幾年了。那當然又是特府的「港陸盡快融合、47無縫接軌」工程的一個重要部分。「土地規劃學天津」的口號已然喊出，「教學語言學新疆」的政策不會遠。

近日黃之鋒、黃毓民等人提出要討論2047年之後的香港前途，以各種不同方法爭取港人「自己命運自己決定」，無疑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港人必須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決心去面對。不過，如果現在連「普教X」也無法頂住的話，到時的種種政治權利、思想自由被剝奪，港人又怎能守衞得住呢？

【註1】大陸「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楊棟樑的履歷見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4935/2012/0530/171300/content_171300.htm。

【註2】《新京報》今年1月15日哈爾濱大火之後的綜合報道文章〈消防員之死背後職業化困境調查〉見http://aquaproxy.net/index.php?q=uggc%3A%2F%2Fjjj.owarjf.pbz.pa%2Fvafvqr%2F2015%2F01%2F15%2F350085.ugzy。

【註3】國務院8月17日發布的《關於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在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17/content_10097.htm

練乙錚 ：梁特天津顧問怎樣當的．安倍二戰道歉怎樣說的

上周一筆者文章剛談到大陸企業在腐敗的政經環境底下「拉關係搞出人命」，沒兩三天（8月12日）就發生天津塘沽化學倉庫大爆炸慘劇，死亡人數過百，輕重傷者不計其數，財物損失更不在話下，委實令國人黯然神傷，以致黨中央、中宣部籌劃經年、準備鋪天蓋地推出的「二戰結束70周年」的各種宣傳、慶典、外交活動和反日姿態，國內外民眾似乎都提不起很大興趣，對日相安倍的談話，也起碼暫時置諸腦後。大家關注的，除了爆炸之後救死扶傷的急切事，就是偶發災難後面的各種體制必然、「法治國家」裏的無法度。這個緩急輕重，不僅在大陸如是，在香港亦然，所以筆者今天談天津、日本二事，同樣是按這個先後次序。

一、天津受的災變，梁特當的顧問

一個慣於在災變現場封鎖消息的管治體，絕對不會容許民眾對出事現場背後的政經黑幕和人脈線索探頭探腦，所以，大陸媒體裏對天津此次出事倉庫公司（瑞海物流）總經理只峰是否前副市長（管消防）只昇華的兒子、公司大老闆李某是不是前天津政界巨頭李瑞環的弟弟李瑞海的兒子這兩大質疑，一下子都給中共的官方網警和御用喉舌喝停，有關的文字和已得的搜索結果，很快從大陸互聯網上消失，只能見諸一些海外陸人網站【註1】。

這個情況，在香港好一點。天津爆炸發生未久，「好事者」便已經從網上索得有趣舊聞：梁特2013年曾到天津訪問，之後不僅自詡早於1993年便獲當地官員委作市政府顧問，還誓言要讓「土地面積不及天津一個零頭的香港」向「發展得那麼好」的天津學習。學習什麼呢？梁特的答案會讓港人聽了心臟病發：「要學習天津的長遠整體土地規劃。」此事有視頻紀錄為證，大家可以拿來看看，之後想想一些切身的大問題【註2】。

天津塘沽大爆炸，揭露出一個不可饒恕的事實。

根據大陸2001年開始實施的《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的規定，像瑞海那樣的中型（550至9000方米）危險化學品倉庫，選址地點須在「遠離市區和居民區的當在主導風向的下風向和河流下游的地域」，並「與周圍公共建築物、交通幹線、工礦企業等距離至少保持1000米。」【註3】

這次爆炸原點的1000米之內，有好幾處密集的居民點，其中一個萬科集團開發的居民點，與原點僅距600米，住了2000多人；另外一個稍為遠一些，也有居民900餘。根據事發之後的報道，居民點所在，有時處於爆炸原點的上風位、有時處於下風位（海邊的日照風效應，決定近岸風向每天在午前和傍晚逆反兩次）；因此，爆炸之後空氣污染影響到附近居民，最後都不得不疏散。然而，萬科居民點的批地年份（2010），是在涉事的瑞海物流公司成立（2011）並獲得批地之前。這是怎麼搞的？

此外，離這次爆炸原點不足600米處，後來還蓋了一條高速公路；在這次爆炸事件中，所有當時經過此公路的客貨車輛，無論大小，一律報廢，此外還有司機和乘客傷亡的報道【註4】。由此可見，危險品倉庫、公路、居民點這三者的選址，最後全部違反上述《要求》中的三項規定──有關倉庫必須「遠離市區和居民區」、必須「處於下風向」、必須「與公共建築至少距離1000米」。

這裏牽涉的無疑正正是一個「長遠整體土地規劃」裏的「有法不依」、「有規必違」的問題。這種問題，並不是天津塘沽爆炸事件獨有，而是早就在大陸每個省份每個城市牽涉土地規劃的事情裏經常出現，已經變成「特色」。大陸近年各地出現的群體性反PX選址、反石化設廠等事情，都與此有關，早已經成為社會、政治問題，影響到政權穩定。由此引伸出三個港人關心的問題：

（一）我們的特區行政長官，這位搞城市土地價值估算出身的專業人士，理應深刻了解合理合法利用土地的重要性，為何要求在這方面絕對先進的香港反過來向腐敗落後的大陸學習？「學」到了什麼？3年來在香港落實了哪些？

（二）梁振英1993年起當了天津市的顧問，該市理應通過他學習到不少香港在長遠整體土地規劃方面的先進經驗，為何卻在20年後出現批地用地方面的嚴重錯誤，導致這次包含至少百多條人命損失的大災難？他這個顧問是怎樣當的？

（三）顧問反而變成學生，要向天津學習，是何道理？

這些問題，大家自有答案，不必筆者畫公仔畫出腸。重要的一點是：梁氏在香港受專業教育，之後留學英國，所受訓練都是一流的，乃是他日後在土地估值專業上有所成就的基礎。可是，當他選擇了跟隨共產黨、向權力一面倒之後，表忠自殘便來得比專業識見重要；於是，我們看到了那些「先進跟落後」、「顧問變學生」的毛式共產世界奇幻。

不過，單是指着梁振英一個人作此批評，對他並不公道。他的情況反映一個規律：任何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一旦跟了共產黨，必然失去專業的操守、知識的良知；影響所及，關乎一國一地之命運，豈止死人塌樓！這方面的事例，不僅在1949年之後的國史裏一覽無遺，在目下的香港，除了土地估值專業的表表者符合這個規律之外，任憑你是什麼名牌的大學校長、什麼領域的權威大教授，也逃不出「馬屁後面無尊嚴」這個宿命。

二、安倍晉三說了什麼？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了「戰後70年談話」，先同時面世的，是日文原版和官方英文版；韓文版和中文版則於當日「稍後時間」（接近午夜）在駐韓、中兩國首府的日本大使館網站首頁上登出。事涉外交，見微知著，這些不同語文的版本發放的先後次序，無疑反映安倍談話的第一受眾是日本本國國民和西方國家，後者即談話中特別提到的「曾經作為敵國激烈交火的美國、澳洲、歐洲各國」；其次才是韓、中兩國【註5】。

在如此一個「自話由我自說、意思各自解讀」的「談話」裏，安倍首先談的是日本的、也是安倍自己的二戰歷史觀，其要點有兩個，一個顯，一個隱。這個歷史觀的起點是19世紀中葉，當時正值西方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東亞（含東南亞）；轉折點則是1931年的「滿洲事變」（中國人說的「9．18事變」）。在這段時間裏，日本自認是一個受西方壓迫而奮起自衞並引領其他受侵國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弱國。同期間，日本打贏了「日俄戰爭」，安倍認為是「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的確，根據中國留美名經濟專家劉大中的計算，就是到了1935年，日本的人均GDP按當時的滙率計算，也不過是美國的8分1左右，絕對不算富強【註6】。

但是，在上一代無論持什麼黨派立場的中國人當中，認知完全相反：日本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而且還是最強大最兇猛的一個。在大陸，更由於共產黨自成立之後一直親蘇，所以一般人不視俄國為帝國主義的重要一員，而對日俄之戰，頂多視為帝國主義陣營裏的狗咬狗骨、新興的強者打敗了積弱的舊者。

在這個史觀之下，日本犯的錯誤，主要是在於採取了戰爭、哪怕是殘酷戰爭的手段，以「挑戰者」的角色，謀求達到驅逐西方列強這個最後未竟的目的。錯誤的開始，就是1931年的「滿洲事變」，而究其原因，安倍認為是「（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以捲入殖民地經濟來推動區域經濟集團化，從而使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此間，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試圖依靠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

這個史觀裏，安倍沒有說的部分是，1931年之前的日本是無詬的。由此推論，1894年的「甲午之戰」及1895年日、清之間簽訂的《馬關條約》、從清國手上取得台灣，統統無可厚非（甲午之戰前夕，西方國家清一色看好清國，認為革新後的北洋海軍完全可以擊敗日本海軍，結果盡跌眼鏡）。這個史觀的這個部分，韓、中兩國如果看清楚了，肯定無法接受。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澳洲、德國等的國家領導人和主要媒體裏的輿論，對安倍的談話基本上收貨，美國尤其正面，無形中也是接受了（起碼不特別想挑戰）日本的這個歷史觀點。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安倍對西方說話的目的，泰半達到了。

面對其國內受眾，安倍說的最重要一點則是：「現在我國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已超過了總人口的80%；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這等於是說：日本道歉夠了，到此為止。一般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一輩，都對韓、中兩國無視日本戰後對世界的貢獻，特別是對韓、中兩國的經濟援助，卻不斷要求日本為二戰侵略道歉感到不耐煩，覺得二戰那回事，已經成為兩國對日本的「政治提款機」，因此會覺得安倍的講法很對頭。

西方國家當中，則由於美、英、澳洲等主要成員國都是普通法國家，「子女一般無責任代父母身後還清債務」的普通法概念根深柢固，所以對安倍的提法完全可以接受。韓、中兩國輿論雖然都留意到這點，卻未能作出有效對應。如此，最遲20年後，為二戰道歉將作為日本「歷史陳跡」保留下來，亦即安倍說的「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些歷代內閣立場今後也將是堅定不移的。」

大家應該留意，安倍出生於1954年，本身就是戰後的一代，所以根據他的提法，他完全可以覺得不必再「道歉」，因為他的兩位前任說過的（承認侵略並由衷道歉）已然足夠。那兩位他的前任，一是戰前1924年生的村山富市，一反省就有罪惡感；一是二戰期間1942年生的小泉純一郎，勉強也可說是戰後一代，然而卻與戰後不同的政治環境裏成長的安倍不一樣，罪惡感似有若無，參拜靖國神社同時又可以向韓、中兩國親口道歉。世代的不同，思想感情也有分別。日本如此，西方國家何嘗不是？安倍的功夫很到家，為自己、為下一代發了言，美國說OK。這個OK很有份量，不單因為美國至今還是西方的大哥頭，還因為美軍是二戰西方盟國當中與日軍對抗死傷最多的國家，美國收貨，其他西方國家便再沒有置喙的餘地；其餘東亞國家，面對中國在南海的威脅要靠美國撐腰，更是沒其他說法。

台灣的反應，也相當正面；總統馬英九這位有名的反日派，也只是要求安倍實踐他的諾言而已，並沒有表達對安倍談話的什麼不滿。這也是安倍的一大收穫；給出的甜頭，不過是在談話裏把「台灣」與「中國」作為國家平排，而代價只是招來大陸方面的幾聲小罵而已。二戰時，日中之間的戰鬥，中國方面九成以上是由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軍隊打的，因此，中國人收貨不收貨，台灣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

奇怪的是，韓、中兩國讀了安倍的「談話」，異口同聲都是斤斤計較於安倍懺悔了沒有、安倍談話是否真誠等主觀臆測上，完全沒有注意到他開宗明義提出的二戰歷史觀，也無法有效對應他的「血債到此為止、責任不留子孫」的切割手術。安倍瞻前顧後，眼界放得比較遠，而韓、中領導人，愛國有餘，目光卻無疑太短淺，為了爭一口氣，卻在國際層面輸了一個關鍵的回合。

【註1】例如，居美陸人最多瀏覽的網站《文學城》14日登載了資料十分豐富的文章〈挖一下瑞海國際的神秘背景 人脈非常雄厚（組圖）〉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8/14/4485201.html。

【註2】梁振英訪問天津、誓言要向天津學習土地規劃的視頻可參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oEFKIo1M。

【註3】參考大陸官方的《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的6.1.1b及c節。這個文件的規格，屬於「強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其前言第一句就申明「全部技術內容為強制性」；更諷刺的是，兩個起草單位竟然包括「天津裕華經濟貿易總公司」。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GB_18265-2000_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

【註4】在爆炸原點附近公路上拍得的災害現場視頻，可見此段公路上毀車無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3r4sN_cNo&feature=youtu.be。

【註5】安倍談話的中文版全文見日本駐北京領事館網站的下列連結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由此也可看到英文版全文。

【註6】數據來自1946年劉大中的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英文維基轉載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Japan。

大像公會：中國消防員為什麼容易犧牲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CrCKGh0RQd8J:weibo.com/p/1001603875516875699111+&cd=2&hl=en&ct=clnk&gl=hk
此版本為GOOGLE的頁庫存檔，原網頁已被封

培訓體制落後，經費來源不穩定，人員流動性強……中國的消防隊員面對的不僅僅是火災，還有複雜的制度困境。


文 | 杜修琪 齊群

中國城市爆炸事故，總有消防員犧牲的消息，天津的爆炸也不例外，截止今天，天津8•12濱海新區爆炸事故，已有至少17名消防隊員犧牲，佔官方統計的全部死亡人數約1/4，另外，數名消防隊員失聯。

▍近年城市救災中殉職消防員信息統計

從統計中可以看出，犧牲的消防員年齡普遍偏低，很少超過25歲，最小的只有18歲，只有傷亡20人的衡陽特大火災中，有30歲以上的消防員犧牲。此次天津爆炸，一名25歲，剛剛結婚12天的黑龍江籍消防員犧牲，尤為令人難以接受。

歷次事件中，消防設備的問題非常突出，如上海徐匯區大火，就暴露了高層滅火設備的不足，此次天津爆炸事件，19小時過去，爆炸的化學物質還未弄明，消防隊員卻沒有專業防護設備的情況下，堅持救援。

而這樣的程序也引發了問題。根據今天《南方周末》的報道，一名消防隊員稱：“第一批投入的消防隊員人很多，‘有一百多’。現場並無人告知他們有不能沾水的危險化學品。該消防員說，大家就按照正常途徑用水來救火。自己是‘二板車’（音），負責給前面的車供水。‘開始是一個集裝箱，大概噴水10多分鐘，聽見啪啪啪響，然後集裝箱就亮了。先是一個小爆炸，後來就出事了。’”

今天，新聞和社交網絡中對消防員的討論非常多，其中，一張圖片令所有人印像深刻：一隊帶著口罩，提著鐵鍬，列隊的士兵，准備前往爆炸現場。

▍數百名武警官兵蓄勢待發（圖片來自網絡）

不少人發出了疑問，為什麼只戴了簡單口罩，拎著鐵鍬，就准備進入現場？

其實，這些官兵屬於武警部隊，但不是消防官兵。他們的裝備看起來還不如後者。

為什麼總是年輕的官兵在事件中犧牲？為什麼多次災難後，消防設備水平仍然令人擔憂？武警和消防官兵在編制上有什麼差別？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涉及了解放軍，公安部，地方政府，林業局等部門，想要做任一改進，都要在協調複雜的制度中，不同機構的權力和利益。想要讓中國消防隊員減少犧牲，設備更加專業，並不是簡單地推進公務員化、職業化就能解決的。

麻煩的人與裝備

中國的消防部隊是武警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武裝警察部隊還有內衛、邊防等各專業警種。

消防部隊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種，它實際上受多重力量領導：

——組織上，武警消防部隊配額為國家兵役編制，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和供給標准，其工資、服裝、生活費由國防經費支出。

——業務上，武警消防部隊接受公安部消防局指揮，該局為正軍級單位，列公安部第七局。

——經費上，開支由地方財政負擔，比如消防車輛及裝備器材等業務經費，就由部隊所在地提供。

所以，雖然部隊行政經費由國家統一劃撥——主要是人員工薪、醫療、保險、公用經費等，但這些只能勉強維持部隊日常生活。真正決定部隊之間差別的是消防業務經費——消防站工程建設、裝備購置、器材購置、信息網絡建設及應急物資儲備等，卻依賴當地政府的慷慨程度。

較為發達地區的消防官兵能獲得的經費，會遠遠超出經濟落後地區。如以下表格顯示：

▍2011年，財政部下發《地方消防經費管理辦法》，各地區按照自身條件，制定當地標准。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整理的部分省市情況

而在地區內部，基層消防支隊、大隊的經費也千差萬別。地方經濟條件好的，業務經費有數千萬甚至上億，差的只有百余萬，個別相當差的大隊，年業務經費只有十余萬。

而且，消防部隊的自由度有限，尤其是單位的編制名額，非常固定，要調整需要多方請示，而採購的設備，很少能根據當地情況定制或訂購。

這種條件下，不要說比拼高層滅火、化學保護設備，訓練高難度滅火技能，就是基本的營房建設，一些大隊都沒法保證。根據學者張中有的論文《中國消防體制的困境及對策研究》，消防支隊、大隊的領導，核心作用之一，是找領導簽字，跑財政要錢，這牽涉了大量精力。

▍2005年幾個省市採購的設備數和相應的設備採購經費

200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除火災撲救、常規救援任務外，又給消防部隊增加地震災害、抗洪搶險、爆炸等 18 項搶險救援任務。

本來，中國的消防官兵占國民比例就偏低——2012 年，中國消防官兵總人數13 萬，約占國民總人數的萬分之一，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又增加諸多職能（雖然這樣令地方消防能利用消防檢查，有一定的尋租空間，但這部分收入不會進入到設備采購等環節），卻總體上加重了消防負擔。

同時，人員上受國家兵役制度限制，是基層官兵普遍年輕的原因。消防士兵分義務兵、士官，義務兵 2 年制，兵員由武裝部統一招入，異地招兵非常常見，一個新兵往往剛熟悉駐地，掌握業務，就面臨退伍問題，而且選改士官比例非常有限。

消防隊員的職業訓練

整體而言，中國的消防隊員職業訓練時間較短，內容簡單，與發達國家差別很大。這與消防武警所屬的體制相關。

消防武警的入伍訓練，與軍隊新兵訓練標准類似——隊列、內務、體能。唯一不同的是，解放軍的技術內容為武器裝備的操作使用，消防武警則是消防器械操作和業務理論學習。

新兵訓練時間非常短，事實上很難掌握複雜的消防技能，其科目也和實際技能相差甚遠，如下圖所示：

▍2011年某地森林消防武警新兵訓練（共九周）的第二周與第六周的訓練內容

真正的職業技能從何學習？複雜的現場情況如何掌握？

答：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目前，中國大陸的消防武警更多是在救災實踐中積累經驗，但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高危行業，所以，消防經驗的積累常常要以生命為代價。

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培訓消防隊員。海峽對岸的台灣，消防隊員有著嚴格的准入制度——想報考消防警察，須高中畢業後，報考2年制警察專業學校，或者4年制警察大學的消防科系。

畢業之後，也要再參加警察特考中的消防警察類考試，通過才可進入消防隊。而且，不同學校背景，入職等級都有差別——警專畢業生只能報考四等消防警察，警大畢業生才能報考三等消防警察。

至於非警察專業的社會人員，想要加入消防員隊伍，也要先參加消防警察類考試，考上後，受訓一年半到兩年才能任用。

▍台灣警專消防科系二年級課程（圖片來自騰訊新聞《今日話題》）

至於美國，則有消防員170萬人——其中職業消防員70萬人，志願消防員100萬人，此外，社區還有義務消防員。

消防員隊伍職業素質較高，但它面向社會開放申請：18歲的公民，經個人申請，然後經2年急救和護理教育培訓、280小時滅火訓練，可以成為消防員。消防隊員實行考試晉升制度。現實中，青年、中年、老年消防隊員同時在職，消防隊伍非常穩定，而且職業素質更高，經驗豐富。

美國的消防投入經費非常龐大，全國50個州，合計每年投入的正常消防經費約1500億美元（不包括新增裝備、車輛、新建消防站等專項經費），全體消防員人均年收入1.3萬美元，職業消防員的人均收入則可達5萬美元左右。

從這些比較來看，中國的消防隊員培訓普遍不足，而且年齡層單一，退伍制導致經驗豐富的一線人才大量流失。

另類的消防隊員

中國的情況非常複雜，消防制度也同樣如此。按照目前的規定，農村地區、邊遠地區很難有消防站和消防隊伍，而大城市不斷擴張，原有的消防編制難以應對。

所以，和協警、協管一樣，消防部門的“合同工”出現了。2014年4月走紅的武漢“抱火哥”，就是合同工。

合同消防員的應徵流程很簡單，先通過兩個月左右的培訓，然後考試，通過的人就進入消防部隊，只是他們沒有編制，雖然考核標准類似，但是待遇普遍更低，而且肯定沒有上升空間。

可想而知，這樣的合同工流動性有多麼大。據中青報報道，2014年下半年，中部某省消防總隊面向社會公開招收了1000多名合同消防員，培訓結束後就走了上百名。

在一些快速城鎮化的城鄉結合地區，人口暴增，正規的消防部門沒有顧得上，都會出現居民聯合雇佣的消防隊伍。傳統上一直極少設立消防站的農村，也有類似的嘗試，他們通常以聯防隊的名義組建。

這也是國家所提倡的。200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中，規定：

“鄉鎮人民政府應當根據當地經濟發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專職消防隊、志願消防隊，承擔火災撲救工作”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根據需要，建立志願消防隊等多種形式的消防組織”。

2011年底，中國大陸共有鄉鎮專職消防隊3546個、志願消防隊10637個，村級專職消防隊678個、志願消防隊114764個，覆蓋率分別為42.6%和17.0%。

但這樣的隊伍培訓難以保證，經費依賴分攤，非常不穩定，常有搭便車等問題。

吉林公主嶺市範家屯的一位民辦消防隊曾接受采訪，說過：

“以前別的村不交錢我們也擊救火了，但交過錢的村民看不交錢也救火，第二年也不交了，我實在是擔心以後再沒人交錢，所以才沒去。這幾年我們已虧空十多萬元，連油都加不起了，不是我們見死不救，實在是無能為力。”

至於更加專業的領域，如電力、煤炭、石化等，其大型企業往往籌備了自己的消防隊伍。他們的經費由地方政府和企業共同負擔，如果企業業績良好，其設備、待遇都明顯高出地方消防。

此外，中國還有另一只龐大的消防隊伍，其人數甚至超過中國正式的消防官兵總數。

這就是森林消防。在“森林防火，人人有責”的口號下，中國建立了覆蓋全國的森林消防。目前，約有各類隊伍15.3萬支，約350萬人。

▍全國森林消防隊伍情況

然而，1998年“天保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實施後，森林砍伐大幅下降，各地區森工系統普遍衰落，森林消防的經費首當其衝，普遍降低。其人員培訓遠遠不如地方消防，專業程度同樣很難相比。

所以，中國的消防系統，就像被捆綁在了軍隊、地方政府、公安、森工等部門上，想要作出任何改進，都要跨越重重阻礙。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經驗匱乏的年輕官兵，仍要在短時間的培訓後，以相對落後的設備，去應對更加複雜的城市災難。

無論如何，這種對抗並不公平。

練乙錚；人民幣滙率中觀看跌 張五常教授警世通言

大陸人行周二早上大幅調低人仔兌美元的中間價約2%，並聲稱報價機制改革是「一次到位」。市場據此迅速作出反應，在岸人仔兌美元市價應聲下跌2%，離岸市場跌幅則超過3%；後者因為不受大陸官方外滙管制的影響，更能反映市場的自然供求。事後，不少官媒評論員都說，是次貶值「不會形成趨勢」。

然而，昨天早上公報的官方兌美元中間價繼續下跌約1.6%，市價則亦步亦趨，最低見6.45美元。股市方面，滙率下跌本來有利外資進場掃貨，不過投資者因即時恐懼的心理關係，上證指數「反理性」下跌，「國家隊」暴力救市也於事無補，收報跌逾1%，看來是因為市場認為人仔還「有排跌」【註1】。

突然舉措 情理之中

官方說法指有關的兌美元滙率機制變化是一種「優化」、「有利於提高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卻完全沒有解釋推出此項決策的時機為何選在8月10日。不過，儘管當局沒有解釋，市場當然也明白，那很大程度上是幾個月乃至幾年來出台的各種經濟刺激都不曾見效、7月份出口總額按年更急跌8.3%所引發的。有西方金融界評論家說是中央官員「嚇破膽」（panicked）的結果，大概有些言過其甚。不過，考慮到大陸這幾年領導人常常擔心「亡黨亡國」，維穩不遺餘力，故說北京有相當大的憂慮亦不為過；中央官員作此非常突然的舉措，雖是意料之外，卻是情理之中。

這次人仔貶值，港人最關心的，當然是對本地經濟有何直接間接的影響，故筆者稍作分析。最簡單的，當然是手頭上有人仔的投資者直接受損。好在，長時間以來，本地的人仔投資者每天最多只能購入兩萬元，直至「滬港通」開通了，這個限額才取消，故如果投資者近期沒有忽然買入太多人仔或大陸股票，損失應該有限。

間接的影響起碼有好幾方面，有多嚴重，目前還難以估算。但有趣的是，這些間接影響，除了經濟面向之外，還都帶有政治涵義，筆者試逐一分析（一些不含政治意義的影響，大家可參考本報金融版文章，本文不贅）。

首先，大陸人對外國貨包括香港貨的需求會削弱，受打擊的行業包括旅遊業以及相關的零售業。這兩個行業，去年有些人以為會受佔領/雨傘運動影響，怎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倒是後來大陸一時打貪太厲害，加上早就出問題的經濟日益放緩，才與澳門的賭博業一道受到影響；這次人仔貶值，無疑會再差一些。不過，其進一步產生的政治影響倒是事先意想不到：水貨客會減少，本土勇武派的「反鳩嗚」行動看來會消沉一點乃至暫時銷聲匿跡，其精力會轉移到其他抗爭議題上面，例如區議會選舉、港大「副校不委任事件」，或者是近來逐步升溫的反「普教中」等方面去，改變社運的部分生態，替某些矛盾熱點增溫。

另一個受影響的本地經濟環節，很可能是地產：樓價或有進一步上升的壓力。原因是：陸資外逃。若大陸富人對人仔滙價走勢中期看跌，則會千方百計盡快把資產調離大陸，兌換成別種貨幣資產；一個「行之有效」的渠道就是把錢轉到香港，兌換港元之後購買本地房地產。這個可能走勢，也會產生政治影響：本地樓價繼續攀升，中下階層特別是還未「上車」或正在準備「上車」的港人特別是比較年輕的潛在買家，將會遇到更大的阻力，望樓興嘆。這對解決住房問題一直束手無策的梁政府而言，自是多一分頭痛多一些壓力。

還有一個影響，就是港人投放大陸的資本當中， 已經投放、能夠抽回的，此時會抽回；還未投放、準備投放的，會卻步或暫時卻步。談到這一點，大家不能不佩服李超人的先見之明：當一些人還陶醉於「大陸經濟欣欣向榮」的「可持續神話」的時候，他已經逐步離場。本來，這些資本離開大陸，最自然的投放地點應該是香港。九十年代初期以來，港資大舉北上，導致本地投資不足，影響了經濟增長率；假如現在港資回流，最好不過。不過，港人要振興本地經濟，卻偏偏遇上一個擅長搞政治鬥爭、於經濟民生卻既無很大興趣也沒什麼能力的人當了特首，真是談何容易。長和系開始從大陸抽資之後，決定遷冊海外，難道此非重要原因麼？

樓價上升 將有壓力

在大陸的港資外流，視乎多寡，也會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本地資本家包括1949年從大陸逃港的那一代及其下一代，由於可以在大陸得到特別豐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待遇，都成為中共的座上客、支持者，在香港則成為當權派的一分子，因而額外得益。一旦他們在大陸的經濟利益減少、資金抽離，則他們跟政權的關係就會相應削弱。這無疑會影響本地當權派的統合力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量。下一回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之時，一些資本家助紂為虐的聲音就不會那麼響亮。這也是筆者談到過的「資本理性」的另一個側面。

當然，如果只是如大陸官方說的那樣，本輪人仔貶值不過是對應個別市場的一般短期波動而作出的正常政策反應，並不反映中長期大陸經濟下行走勢，則上述對本地的幾方面政經影響都微不足道。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簡單樂觀。這幾年大家如果有留意張五常教授對大陸經濟看法的一些轉變，也許更能掌握大局的趨勢【註2】。

在人行調低人仔兌美元滙率中間價的同一天，大陸《財經網》登出張五常教授去年在一個論壇上的講話的全記錄，題為「中國的經濟有多危險？」。在那次講話中，他劈頭就說：「中國這幾年的經濟非常不好。我是對中國最樂觀的人，我跟進了35年，以前的30年我都很樂觀，最近的五六年我轉到悲觀了。現在經濟政策非常不明朗，聽不到有些什麼是我自己能夠認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引文略有精簡．下同）

為分析大陸經濟前景，他給「大蕭條」下了一個相當獨到的定義：「經濟衰落以後不需要很多的衰落下去，有蕭條，但不需要大蕭條，但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都不能夠再翻身，因為這個長的時間的小蕭條就變成大蕭條。」他說，美國1929年的蕭條一直延續到二戰，就是大蕭條；日本九十年代初的蕭條一直延續到今天，就是大蕭條。他認為，中國經濟「很可能真的會有大蕭條」。

他指出好幾個近年大陸經濟政策及工作嚴重失誤之處，包括：

一、重要行業因保護主義出現壟斷或寡頭壟斷，效果非常惡劣。他給出汽車製造業的例子：「最近國內的汽車公司壟斷，都是亂來的，當然是賺暴利，這麼大的進口稅保護它。你把關稅取消，那些汽車公司馬上叫救命。保護主義保護了這麼多年，其實保護的是劣質產品，太離譜了。你去買一輛韓國的車子，那個水平差的多遠啊！ 」

二、搞金融自貿區拖拖沓沓，耽擱了很長時間，「搞得一塌糊塗」。他舉陸家嘴的例子：「為什麼不在陸家嘴做？外國的金融機構早就在陸家嘴買好樓盤了，準備等你金融開放；開放金融從來都不需要準備的，今天取消，明天就是了。不要偏袒香港，搞些什麼人民幣中心，要放就放了。三年之後我們的敵對不是香港，而是華爾街，一下子就把他們的陣地搶過來了。」

三、「縣際競爭」──張教授認為的大陸體制本來的特別優勝處，「2007年的時候還非常好，現在搞的一團糟」。他說：「有些縣幹部我認為對經濟貢獻非常大，但不曉得發生什麼事，無端端又不見了，這些我不敢講。」顯然，「不敢講」的是貪腐雙規之類的事情。由此可見八年來的貪腐和打貪問題之嚴重，直把一個張教授認為是頂瓜瓜的制度給毀掉了。

四、高等教育慘不忍睹。他說：「中國人聰明，書又念得好，怎麼會搞到今天這個樣子呢？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出過什麼人才？你去看看，一團糟，搞人事關係，權力鬥爭，言論多多阻撓，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講，試過很多次去演講，突然說不准我講。」高教環節的所有這些都不出奇，尤其阻撓學術和言論自由；就是在香港，勢頭也已經相當明顯，何況在大陸。

五、中國的經濟數據長期以來有大問題。他說：「那些國民收入數據，歷年來都有疑問，而且問號愈來愈多，多到大家都不好意思。應該停止公布，過幾年考慮清楚怎麼統計再公布。」經濟數據是引導市場、指導政策的工具；工具壞了，工作怎能做好？這顯然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不能見光的政治因素。

政治體制 叫人害怕

六、用貨幣政策去打救經濟，是病急亂投藥。他說：「貨幣，是用來協調貿易的；用來調控經濟的話，很容易闖禍。這個貨幣制度，搞成這個樣子，現在去借錢8厘借不到，那有什麼投資可以有8厘的回報呢？這個貨幣政策根本就不能用。」滙率政策是大陸貨幣政策的一部分，當局也是用來調控經濟的，張教授認為會闖禍；這不能不叫人擔心。

張教授熟知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觀點：政府管得多管得壞，往往都是尋租逐利者盤踞要位濫用權力的結果；權力和利益糾纏不清，並不是區區一些學者指出問題所在就能解決，而是非常棘手的政治問題。上述六點，看清楚無一不是如此。然則，大陸的經濟如何不走到健康發展的盡頭呢？

當然，站在香港看問題，最叫港人害怕的是，大陸出問題的那一套政治文化和體制，正在日益與香港融合，而帶頭/帶路的，竟然就是我們的行政長官。相對而言，區區滙率跌幾個巴仙，本身其實不算什麼。

【註1】人行兌美元中間價是參考造市商（market makers，指比較大型的證卷交易商）各自上報的價格而訂定的；訂出之後由屬下的中國外滙交易中心於每個交易日上午9時15分對外公布。這個官方中間價的形成方法是：造市商於每日開盤前向中心上報自訂的當日滙價；中心接收之後，首先去掉其中最高和最低的，然後把其餘報價作加權平均，便成為人行（官方）兌美元的中間價。權重主要是根據每個造市商的交易量確定的。銀行之間的美元現滙交易價不能超出當日中間價± 2%；但面對市場客戶掛牌則不受此限。人仔兌其他主要貨幣的中間價是以人仔兌美元官方中間價作基準、按國際市場上該等貨幣兌美元滙率套算得出的。人仔兌二線及其他貨幣不設官方中間價。

【註2】張五常教授題為〈中國的經濟有多危險？〉的講話全文檔在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0810/3943973.shtml。

練乙錚：拉關係搞出人命．進出口跌壞經濟

氣短集．七十四

一、政治「guanxi」的人命成本

鉛水事件裏的「潛在主角」之一的中國建築，所用的組裝件就算真有大問題，港人要追究也不會容易，因為這家公司不僅是央企，還是大陸國務院國資委下面的「龍頭企業」、即58家「副部級央企」之一，其董事長（兼總裁）在中央官僚系統裏屬副部級。今年3月，其董座換人，原任那位叫易軍，調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任第一（常務）副部長，名義上平移，實際上升呢，因為順位靠前了。

不僅如此，中建最高管理層的5人董事會裏，成員之一便是老一脫港人熟知的鍾瑞明。鍾乃1997年前的土地基金行政總裁、董年代行會成員、前港大「國粹派」出身的「老牌新愛國」【註1】。因此，無論在港在陸，中國建築都有政治含金量極高的金漆招牌。好在，此間出問題的是鉛水，港人喝多了也不會弄出人命，頂多是遲鈍一點，而且還有其他涉事的機構。然而，中建在其業務範圍裏出的其他狀況，就不一定那麼「良性」；事實上，它在這方面的往績一直很差勁，有文件為證。

2006年，廣東省建設廳發出了「關於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發生一起施工高支模坍塌事故的通報」。在該事件中，由於施工違規，有3名工人在過程中死亡。廣東省建設廳翻舊賬，在通報裏爆了中建的黑老底：「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承建工程中的放鬆安全管理、安全措施不落實，導致了事故多發、重特大事故突發，在我省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9月中旬，我廳已將中建三局一公司列為廣東省建築施工安全生產重點監控企業。」【註2】

紀錄如此不濟，還是特府蓋公營房屋時的特大「關係戶」，港人三生有幸矣。不過，單單針對一間國企，似乎不太公平，因為在大陸，所有國企的施工質量和安全紀錄，整體上都特別差，而且有其深刻的體制原因。下面筆者介紹一個有趣的研究結果。

南加大商學院的大陸籍學者Yongxiang Wang（汪勇祥，人大碩士、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博士）和他在哥大時的老師、講座教授Raymond Fisman剛發表了一篇合作論文，題為「政治關係的人命成本」（The Mortality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研究的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國企問題：國企的豐厚政治關係導致監管鬆懈，乃至發生損失人命的施工意外（？）特別多。這個問題在今天特府大搞港陸融合的政策之下有特殊意義：政治文化融合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豈止在深圳河以北？

Wang & Fisman（以下簡作W&F）的研究對象，是大陸國務院「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正部級）轄下的9大行業合共276所上市國企，包括中建在內的35所建造業國企。選擇專注上市國企，是因為有關這些公司的正負面新聞包括工傷事故的報道，要比非上市公司的齊全。首先，研究者按這些公司的高管（董事會主席、副主席、行政總裁、副總裁）過去曾否任職地方上的廳局級官員或中央同級官員，把這些公司分成「關係戶」和「非關係戶」兩類，不用說，國企中的「嫡系部隊」即「副部級企業」，盡都屬於前者。

然後，W&F從多種官方資料和渠道，詳盡得出這276所國企在2008至2013年一共6年期間合共1332個施工過程中死亡的人次紀錄（35所建築行業的國企，貢獻了比平均高得多的243個死亡人次），結合期間這些國企的用工人數，得出其每年每萬名僱員死亡人數為0.65的總平均。這個總平均，已經是大大低於全國所有工人的平均數0.93。大家可以想像，那些山寨工廠的事故死亡率比這個數字更高（研究者指出，0.93之數已是英國的20倍）。

然而，分別計算出276所國企當中的「關係戶」和「非關係戶」的每年每萬名工人死亡率分別是0.84和0.24；即是，「關係戶」的工人死亡率比「非關係戶」高出3.5倍！（考慮到「關係戶」比較有能力「捂蓋子」，真實的工人死亡比率應該不止此倍數。）

熟悉大陸經濟領域裏的權力運作的香港人，對上述結果不會感到太過意外。W&F指出，大陸於2002年由人大通過了《安全生產法》，為鄭重其事，此法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70號」的名義發表；一部法律之外，還有5部「行政法規」，包括2003年頒布的國務院令第393號《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以及17部「部門規章」。法令之外，還有幾個不同系統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督企業安全運作。然而，如此三申五令七監八管，卻完全不敵各部門企業之間的官官相衞、權力蔭庇（W&F舉出很多事例，不贅）。愈是高級的「關係戶」，安全監管部門便是有心，也愈是對之無能為力：老虎屁股摸不得。

換句話說：企業上層愈是接近中共權力核心，下層工人愈是死得人多！

共產黨的權力可以殺人，豈止在廣場上、硝煙裏、履帶下？不過，「國家是在不斷進步的」，而且是「立竿見影」。2005年及後，廣東及部分省市自治區，陸續「實行」了「生產有事故、領導不升官」的規定。W&F利用這點，研究了有此規定地區的「副部級國企」裏的工人死亡率變化，發現「關係戶」的工人死亡率應聲下跌，從0.84左右的數值急降86%至0.13，比「非關係戶」的表現（「輕微」下跌30%）還要優勝【註3】！

不過，大家想想，先前的三申五令七監八管都於事少補無補，這下子一個並不全面的「規定」，卻有如神助，令「關係戶」裏的工人死亡率急降，大勝「非關係戶」，這裏頭有沒有貓膩？到底是「關係戶」痛改前非容易，還是他們官官相衞竄改數字瞞上騙下容易？這個富懸疑的問題，留待大家去玩味。

由此聯想，也許更有趣的是，鉛水事件發生之後，香港又有「洪瑞珍三文治」事件；都是中毒的不幸事，可特府的處理手法十分不同，後者發生了，有關的局長不失時機馬上把細菌源頭指向港外、台灣；相比，鉛水事件擾攘多時，特府又是「抓小放大」，又是拖拖拉拉，總之就是不情不願把大陸任何有關方面定為懷疑或受查對象。難道這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黨文化入侵香港？無怪一篇本土派網站上題為「洪瑞珍出事就賴台灣，鉛水超標又唔見驗東江水」的文章，一登出就傳瘋了【註4】。

二、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破又遇頂頭風

這部分講大陸經濟。繼7月初以來股市風雨飄搖、「國家隊」暴力救市成效存疑之際，更大問題的實體經濟又傳壞消息。這一回出事的，是十多年來大陸GDP增長的「龍頭環節」──出口業。6月份的出口總值按年增幅只有2.8%，已經叫人擔心；7月份的數字，竟然是偌大的一個負數：-8.3%，不僅出口到歐洲減少了2.5%，出口到日本更勁減一成有多，不知是日本鬼子落井下石還是真喊窮。發達經濟唯一畀面的，竟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一下子讓大陸增加了9.3%的對美出口；不然的話，數據更難看（簡單公式：GDP=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出口-進口）。

然而，出口增幅見負，不僅直接壓低GDP增幅，還有二階/間接效應。長期以來，大陸經濟的投資很大程度是出口帶動的，因為過去的出口利潤高，投資回報也高，於是投資相對集中在出口環節。現在出口（上述公式右邊第4項）回落，整體投資（公式右邊第二項）當然也受影響。這就是剛才說的二階/間接效應。

那麼，進口呢？7月份的進口總額，跌幅也幾乎一樣：-8.1%。如果從上述GDP公式看，負負得正，出口跌了，GDP便要提升，這是正影響。然而，事實不如此簡單。大陸消費者和企業少買外國貨，主要是兩個收縮因素引致的：因為內外需求前景不明朗，企業減少生產，自然少買必要的外國原料、機器等；消費者忽然少買外國貨，則是因為消費意願或能力削弱了，後者發生的話，不僅外國貨消費減少，本地貨的消費也同時會減少。也有可能大陸人正在以消費本地貨取代消費外國貨，這會有利提升GDP；但一般而言，本地貨和外國貨在大陸人眼中不是很好的互替品（substitutes），故這個替代效應比較弱。結果是，本地消費（公式右邊第一項）減少，GDP因而有下降壓力。這是進口減少發生之時的一個伴生的負面因素【註5】。

所以，7月份進出口的兩個負數，產生4個GDP效應，一個是正的，三個是負的；今年全年的GDP增幅能否如官方估計拍住去年的「7%」，十分沒揸拿。而且，7月份大陸股市大恐慌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市場大概還沒有完全消化，故8月份的數據9月出來的時候，很可能更差。

進出口數據變化容易，回暖不是不可能。不過，另一個消息就反映更長期的問題：大陸製造業陸續離岸他去，去的不僅是外商港商台商，而是包括陸商，而且包括低技術製造業，例如紡織。《紐時》上周報道，大陸棉紡龍頭企業浙江航民科爾集團在美國投資2億多美元的大廠最近開業。低端製造業離開大陸到南亞或東南亞追逐比大陸更低的成本，不會叫人覺得意外，但是跑到美國，就很奇怪；難道美國的低端製造業成本比大陸更低？

按《紐時》8月2日的一篇文章及其他方面的說法，美國勞動力、土地、廠房這三方面的成本還是高於大陸一大截，但如果把能源、原料、稅率、運輸、生產消耗率等因素一併計算，則大陸製造業平均成本幾乎已經沒有優勢。據Boston Consulting的研究，2014年的大陸製造平均成本也只比美國低4%，而且趨勢是很快就要超過。至於紡織業方面，國際紡織生產者協會（ITMF）的數據更顯示，美國因為原棉供應比大陸便宜得多，幾年前便已經在好幾種棉紡產品方面，成本低於大陸，不是低一點而是低很多【註6】。

這是一葉知秋，還是短期例外的例外，大概還沒有定論；不過，如果看多種趨勢，大陸的經濟處境顯然愈發不妙。此時，如果它還要大事擴軍到南海捍衞「九段線」上的那些無人島與美帝爭一日長短，未免是幾年前經濟上的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殊為不智。

【註1】關於中建的來頭，可參考《華訊財經》2015年3月30日的報道http://stock.591hx.com/article/2015-03-30/0000872104s.shtml；中建最高管理層的董事局人員名單見中建官方網頁http://www.cscec.com.cn/col/col11/index.html。

【註2】廣東省建設廳的「關於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發生一起施工高支模坍塌事故的通報」見http://www.gdcic.net/HTMLFile/shownews_messageid=78493.html。

【註3】Wang & Fisman的論文今年6月在NBER網站上發表，連結是http://www.nber.org/papers/w21266。

【註4】這篇《熱血時報》文章的作者是顏卓霆，連結是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8-06-2015/24845。

【註5】進口總值減少，應該不是能源價格下跌的結果；數據顯示，大陸趁今年原油跌價，大量買入作庫存，進口能源的總支出沒大變。

【註6】《紐時》報道大陸紡織業大戶到美國生產的文章在http://www.nytimes.com/2015/08/03/business/chinese-textile-mills-are-now-hiring-in-places-where-cotton-was-king.html?_r=0。ITMF的《2012年國際紡織成本比較報告》頁16至30的多張圖表顯示美國的成本優勢逐漸明顯，如針織氣流紡布（knitted rotor yarn fabric）的相對成本，美國只是大陸的0.821/1.356=60%（見該報告的頁29）；這份報告的連結是http://www.aitpa.es/noticias/itmfipcc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