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6年12月29日
時光隧道留下的歷史圖像,諸如《史記》中劉邦與項羽的鴻門宴和項莊舞劍的場景,是後人了解和探索歷史演變的知識寶庫。值此文革(1966-1976)爆發50周年,港人如能多了解「香港與文革」的關係,自可從知識寶庫中獲取營養素。
儘管不少年輕人對「香港與文革」不甚了了,各地的學者卻重視「香港與文革」的定位。許多學者稱,香港是報道文革和出版文革叢書的中心;資深記者江迅曾訪問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印紅標,印氏說:「香港是文革研究的中心。」就文革的文獻而言,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參考圖書館,是收藏文革史料的重鎮。
從小報格局 到意見領袖
金庸和早期《明報》與文革的報道、分析和叢書出版息息相關。北京《經濟觀察報》不久前發表〈拒絕遺忘:50年文革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徐友漁撰),提到早期《明報》的一些人,早在1966、1967年就研究文革,並在《明報月刊》發表研究、評論文章。
曾任香港科大講座教授的鄭樹森,在學報發表〈1997前香港在海峽兩岸的文化中介〉,對早期《明報》有如下述評:
「早年的《明報》是小報格局,黃、賭、俗難免。六十年代中開始提升報格。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深入報道,大量發表各種流傳出來的資料(紅衞兵報紙和所謂黑材料),後並由丁望編輯出版,備受各方矚目。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抗暴,呼應大陸文革。查良鏞每日在《明報》撰寫社論,痛批之餘,並呼籲香港市民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派暴動。」這是對早期《明報》轉型及其與文革的關係最簡練的概括。
套用西方大眾傳播研究理論的術語,金庸是香港新聞界關於文革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hip),透過社評欄這一平台發表意見。早期和中期《明報》的社評欄,是金庸作為意見領袖的地標。金庸扮演的大眾傳播角色,還在於提供眾人參與的報道、評論文革平台,也出版文革的叢書。
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說:「我們辦這本月刊(指《明報月刊》),講明是要跟文化大革命對着幹。」(《明報月刊》2006年4月號,頁26)。早期的《明報》(又稱日報,《明報晚報》稱晚報)也是跟文革「對着幹」的媒體。
在述評《明報》的平台前,得先解說金庸時代(1959-1994,下稱「金時代」)3個時段和兩個邊界:金庸的1962年邊界和1982年邊界。這是我研究早期《明報》史提出的概念。
從1959年5月21日創刊,到1994年股權轉讓,日報的「金時代」可粗分為3個時段:早期《明報》:1959年5月-1969年12月;中期《明報》:1970年1月-1979年12月;後期《明報》:1980年1月-1994年股權轉讓。
「金時代」的早期「明報人」,仍健在的有金庸、潘粵生和月刊的胡菊人、周刊的雷坡、晚報的林山木、日報的丁望等。
中期的有楊君澤(紫微楊)、石琪、毛國倫、毛國昆、何步正等;後期的有徐東濱(已故)、董橋、吳靄儀、陶傑等。
在早期、中期,恰遇上文革和後文革(1976-1980,華國鋒的後文革),是《明報》與文革話題最熱的時段。金庸的1962邊界,指1962年5月逃亡潮後,金庸與傳統紅派「分手」,疏離「偏左」路線,對毛模式的「一黨領導」體制逐漸持理性批判取態,對大陸民眾疾苦有較多的關心。從1962年5月逃亡潮到1965年底,是批判取向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自由談」和「鄉土」版相繼發刊,前者為眾人的參與提供了平台。1966年開始,《明報》和《明報月刊》進入以批判文革為主的第二階段,一直持續到1982年。
報道和分析 讓眾人參與
金庸與好友董千里、倪匡等商談3年後,「自由談」於1962年6月創刊;催化劑之一是5月逃亡潮。金庸以編輯室之名,發表創刊詞〈有容乃大 無欲則剛〉,關鍵詞是自由和有容(寬容)。
「自由談」兼具報道和評論性質,是眾人投稿版,以大陸、香港話題為主,兼顧台灣和歷史、文化議題。有的文章是寫兩岸見聞和往事回顧,更多的是對政治、文化的評論。1964年,是「核子與褲子」大論戰的平台;1966年以來,偏重於文革的評論。
「自由談」每周刊一、兩次,每次約三幾千字,後來是每周三、五次。「自由談」初始期實由金庸主編,後由周青負責編務。1973年周青移居加拿大後,改為副刊的讀者投稿欄,現在的篇幅約500字。
金庸以筆名華小民發表多篇歷史隨筆,如〈民食不足,是誰之過?〉;以筆名徐慧之發表〈羅素論「神權政治」〉。一方面,借古諷今,觸及毛的造神、個人崇拜、漠視民疾和大飢餓;另一方面,藉介紹羅素等思想家的理論,談論自由觀、人道主義,套用今天的術語是宣揚普世價值觀。
在「自由談」之後,「鄉土」版創刊,由周青主編,這是純報道版,1966年起以報道文革為主,多選材自紅衞兵報紙。因地緣因素,對廣東的報道較多。
當時,香港主要報紙多有文革的報道版,如《星島日報》的「鄉情」版。各報都轉刊紅衞兵
材料,要提升競爭力還得有新聞背後的深入分析,故金庸又另設評論、分析類平台。
「鄉土」在1973年後停刊;1976年,金庸決定開設「中國消息版」,要我主編(執行編輯為毛國倫),以報道為主,也有評論專欄「新聞分析」。
金庸與文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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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9日 星期四
丁望:金庸批判文革 提供傳播平台
2016年12月22日 星期四
丁望:評說文革50年 豈可沒有金庸
信報 2016年12月22日
走過半個世紀,回顧50年前文革爆發的場景,讓人感受到歷史的脈動。1966年的清算三家村和四家店、「五一六通知」和紅衞兵紅色恐怖潮,彷彿就在眼前;令人聯想北宋詞家兼詩人李清照(1084-1156?)的詩句:「夏商有鑑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文革的禍害,是應引以為戒的歷史教訓,史籍(古時歷史記錄於竹簡,即詩中的簡策汗青)的歷史記載,是抹不掉的。
值此文革爆發50周年、江青集團倒台40周年之際,香港一些媒體未忘文革之災。《信報》、《明報》和《蘋果日報》有關文革的系列分析或報道特輯;電子媒體的文革特輯,則以有線電視最為用心。
西方媒體也透過網絡平台,推出文革50年特輯。《紐約時報》和德國之聲、美國之音、BBC的報道和分析,比香港中文媒體更為廣泛;北京、台北的媒體則避開文革50年的話題。
金庸四板塊 堅持批文革
香港與文革息息相關。文革前的5月大逃亡(1962),是大陸飢餓人群向自由、溫飽的香港求生之博弈。1966年文革爆發後,香港也有紅衞兵式的小規模「造反」,1967年則有傳統左派的5月暴動;接着是粵、桂武鬥中「五花大綁」者的浮屍,漂到香港海面。
香港是最早研究文革和出版叢書的一個中心(以友聯研究所和《明報》為代表,大陸當時無此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的幾位學者,提到「最早研究文革的人」是《明報》的一些人【註1】。香港也是報道文革實況的傳播中心,媒體發表評論亦多。
評說文革50年,不能沒有香港,亦不能沒有金庸。金庸的成就、對社會的貢獻並不只是武俠小說。以研究的視角觀察金庸的人生,或可分為四大板塊。
一、包含武俠小說、電影劇本、遊記、歷史隨筆的文學領域;
二、包含報紙、雜誌、叢書的新聞出版領域;
三、包含報道、分析的批判文革領域;
四、包含參與香港《基本法》諮詢和往北京「朝聖」的政治網絡。
提供大平台 護言論自由
第四板塊或可界定為1982年開始,權稱為「金庸1982邊界」,這個板塊在社會上有爭議;對於前三大板塊,社會評價是高的。
我把金庸對文革的批判,單獨列為一個板塊的原因,是他對歷史盡的一份責任,也是冒了最大政治風險的一件事,值得大書特書。
評說文革50年,為什麼不能少了金庸?首先,金庸以社評為平台持續批判文革,有「和文革對着幹」的決心;第二,他以《明報》創辦人的身份,提供了報道、分析、討論、批判文革的平台:以《明報》和《明報月刊》為主,《明報晚報》、《明報周刊》、《新明日報》(新加坡)也有過平台;第三,以《明報月刊》叢書部為平台,出版一系列的文革史料導讀(金庸寫序)、文革分析和文革人物傳記類叢書,北京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寫的〈港澳台地區當代中國史研究狀況考察〉,提到這些出版物【註2】;第四,聯絡了一批關注文革禍害、護衞傳統文化的知識界精英,如史學界的錢穆、余英時、徐復觀,再如中共黨史或國共和戰史的專家張國燾、李璜等。
2006年,金庸在《明報月刊》發表〈拚了命出版《明月》〉,這是為《明報月刊》創刊40周年而撰寫,提到「和文革對着幹」的事。
《明報月刊》於1966年創辦時,金庸是社長兼總編輯,包括我在內的3位編輯幫他小忙(北京等地出版的金庸傳,編造出所謂6人名單)。第二年,金庸不再主編月刊,我隨他轉到報紙(《明報》,又稱日報;後來的《明報晚報》稱晚報),但仍繼續在月刊撰稿。這種經歷,令我對金庸辦報與辦雜誌的理念、「和文革對着幹」的魄力,有較深的了解。
「和文革對着幹」不只是金庸的傳媒理念、政治取態,也是抵制極左政治運動、對維護傳統歷史文化的一份使命。他提供的媒體平台,沒有今日「自我約束」的小動作,而是護衞大家的言論自由。
他批判文革的平台,除了社評欄之外,有些武俠小說作品是否影射文革、成為「和文革對着幹」的另一平台?值得研究小說者探索。
有一些人說,他的《笑傲江湖》(1967-1969連載)影射文革。陳素雯和馮志弘的〈《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與《明報》的轉型〉(刊台中中興大學《興大中文學報》),有詳細的述評。不過,金庸否認有影射之意。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在50年前的香港,報紙老闆能正視文革的社會災難已經不容易了,哪有「和文革對着幹」的使命感和勇氣?風險之大可達到家破人亡,諸如商業電台名主播林彬於1968年8月遭暗殺喪失生命。金庸有面對風險堅持批判的執着,是對香港的一份貢獻。
回應金庸「對着幹」之說,我曾發表一文提到跟在他後面的風險:
「『和文革對着幹』的路艱險,最險的是1967年極左暴動時,上班要經過北角的一段地雷陣。『如履薄冰』或只是被冰塊割傷腿,地雷陣的土菠蘿則可能奪去人的生命。很幸運地,如《老子》言:『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暴亂很快平息。經受這場暴風驟雨,便特別喜歡王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走向批判文革的不歸之路,面對文革的場景,令人擴大歷史視野,對自由、平等、法治和生命價值倍加珍視。
金庸與文革.之一
註1:http://www.cnd.org/cr/ZK07/cr411.gb.html及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ace2face/story20090307-28590
註2:http://www.zmw.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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