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違法達義」的中外傳統

法律在一般情況之下，人人都應該遵守。就算是在極權國家、不義之邦裏，大多數法律都有益於一般人；無法律或接近無 法律的狀態（如「文革十年」的大陸社會），是人間地獄。我國的漢文化，早在先秦時期便發展出有效的法律系統。然而，漢文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肯定了「違法 達義」作為法統社會的一個補充原則。簡單地說，「違法達義」中的大者，就是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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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包含改變的意 思。此卦的彖辭以上古的兩件事說明其重大意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都是以臣子的身份挑戰當時的君 權，打破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皇朝。

《易經》裏的彖辭，一般認為是孔子作的，此或有異議，但其代表儒家思想，則無疑問。「革命」這個辭在漢文化裏第一次出 現，便是在上述彖辭，而且出現得很正面。

違法達義 門檻甚高

關於湯武革命這兩段歷史的意義，孟子後來解釋得更清楚：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像紂那樣傷天害理的帝皇， 殺了應該，不算犯「弒君」罪。這個說法，當然與孔子的——或者起碼是孔子認可的「順乎天而應乎人」論斷互相呼應。當然，孔孟之學，絕非提倡「不斷革命」， 反而主張「興滅國、繼絕世」，極力維護故有秩序；「違法達義」，認可的門檻很高。

儒家再一次肯定革命，已經是孟子之後百多年的漢初時期。那 次肯定，見諸賈誼的《過秦論．上篇》。篇目中的「過」字是動詞，指出過失的意思。文章末尾這樣概括秦亡的原因：「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這不僅是站在弒君者的立場講說話，更是從一般老百姓（「天下」）的觀點和感受（「笑」）看那段歷史。

如果用馬列毛的術語表達儒家思想的這個方面，可以說那是十分「辯證」的 ：維護秩序和社會的法制根基應是常態，但當統治階級把社會矛盾激至白熱之時，違反社會秩序常態的革命，就可能是義不容辭的、劃時代的、偉大的。「革之時，大矣哉。」

公民抗命 唯一出路

不 過，這種「革命」的違法，是全面而徹底的，過程中對社會的破壞很大，代價很高，絕對不能輕率地搞，只能偶一為之。然而，有沒有可能，在一些特殊情況底下， 局部的、規模較小的「違法達義」，也是應該的呢？儒家學說裏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事實上，莫說由下而上的小變革在國史上少見，由上而下的有限變法也幾乎是 注定失敗的。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最早由西方的先哲提供，填補了人類文明、政治哲學思想這方面的空白。

在一些特殊情況底下，一種不以推翻整 個社會秩序為目的，一種局部的、規模較小的「違法達義」行為，就是所謂的「公民抗命」。當一個社會的秩序大體還是好的或可接受的，而只是在某一環節出現嚴 重問題，受太深的成見、太多的既得利益所左右，長期無法解決，則進行「公民抗命」就是唯一出路，義不容辭。這好比人身體上某一條血管淤塞了無法打通，必須 及時動適當的局部的入侵性手術一樣。首先提出這個理論的，是美國十九世紀初葉哲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筆者周一的文章簡介了梭羅的事跡和始創「公民抗命」理論的背景；本文再介紹他在《公民抗命》（1848）一文中提出的比較有針對性的五個觀點。

觀點一
梭 羅講的抗命，是對一個民選政府的抗命。他認為，政府無論怎樣產生，說到底要由少數人運作，那就不可避免會墮落；而且，個別政策就算有大多數人支持，依然不 能保證它是公義的、道德的，這時，公民便要憑自己的良知站出來反對、抵制，但憲法沒有這方面的權利保證，「違法達義」因此成為必要的制度補充。

梭 羅舉的兩個例，一個是當時美國南方還十分普遍的黑奴制，另一個是1846年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掠地戰爭（筆者周一文章有介紹）。這點對港人有啟發：面對一 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猶有可抗命的餘地，更何況面對一個非民主選舉產生的專橫跋扈政權（大家不妨以此對比某組織近日說的佔中「濫權」論）？

觀點二
梭 羅並不是要推翻政府，其抗命目的很清楚很局限。從《公民抗命》一文和梭羅的其他著作裏，我們都可知道，他衷心擁護美國立國精神和美國憲法。不過，他認為當 時的憲法不完備（1848年，美國剛戰勝墨西哥，奪得大片土地；距南北戰爭、黑奴解放還有十多年，距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還有二十年），嚴重的不公義因此不 能阻止、剔除。他只是希望這方面的缺失能夠糾正，而不是要把國家和憲法推倒重來。以種族歧視為例，他認為，哪怕只有一個公民帶頭違法抗命反對奴隸制，就是 道義戰勝邪惡的起點。於是，他恭體力行，而且是單人匹馬。

觀點三
梭羅的抗命，完全平和，手段力求精準。前文介紹過，公民梭羅 拒絕繳交人頭稅，欣然下獄，但他在文中說明，自己不是一般地拒絕交稅，政府要求繳交的交通稅、教育稅等，他完全樂意悉數繳付（雖然梭羅一生沒結過婚、沒有 孩子）。他也明白，以拒絕交稅違拒政府的個別惡法，難以完全精準，但要盡力而為，而且，拒稅之外，還有其他平和辦法。

觀點四
梭 羅明白，面對國家的不義而要實踐公民抗命，除了會坐牢，還很可能招致家財損失；因此，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要正直地活着，不宜累積財富。為此，在《公民抗命》 一文中，他引用了《論語．泰伯》裏的一句孔子的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中國讀書人講的「安貧樂道」，梭羅的確做到了。 他自哈佛畢業後，一直都靠幹點小活為生，專注自己的思考、寫作。

順便一提：梭羅博學，花很多時間閱讀非西方文化裏的經典。後來的學者研究 過，梭羅的思想深受東方三大文明影響，分別是波斯、印度和中國。他讀過起碼三種不同的《四書》英譯，都覺得不滿意，最後自己動手，從一個法文版本再轉譯了 一部分，並和他的恩師愛默生一道，出版了一本《孔孟選讀》（見華盛頓州立大學Hongbo Tan刊在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1993）的論文Confucius at Walden Pond: Thoreau's Unpublished Confucian Translations；網上JSTOR免費閱讀）。

觀點五
梭羅認為，公民在重大問題上，不應以為投 了票就是盡了責任。他指出，對現狀的不義投下反對票，或者游說一下政府官員，都只不過是表達了意見，可能一些效果也沒有；重要的是公民的、個體的道義實 踐。當選票不能消除政府的惡行或體制的不義，「違法達義」就成為公民的責任。在有普選制之處如是，何況在沒有普選制的地方？

大約十年前，本報刊登過幾篇筆者寫的關於梭羅的文章，主要推介他另一本重要著作《瓦爾頓》，講的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沒想到十年後的今天，竟要效法甘地，從梭羅的思想裏吸收政治哲學元素寫文章，以期有助解決香港十多年來也未能解決的社會發展樽頸問題。

不過，人類的思想精華，無論古今中外，其實都是相通的。焉知道，梭羅當年始創「公民抗命」的道理，不是因為下苦功破譯孔孟而直接受到啟發的呢？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WTF+．真善忍．佔中．百佳．警隊

在那「火紅的年代」，在筆者參加的一些左派學運組織裏，教師人數不少，但成員對粗口的看法一般是，偶爾講幾句不僅無傷大雅，反而更是「與無產階級打成一片」的一種體現，有助開展低下階層的群眾工作。個別不能習慣甚或反對粗言穢語的同志，領導一般都會很有禮貌地包容， 但背後會認為那種語言潔癖是「小資產階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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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續WTF

那些年，相熟的同道見面，先互相「國問」一句以示親暱，乃十分平常。不過，大家當時都同意一點：起碼有一個情況，講粗口是絕對的「壞事」，那就是在做中間群眾思想工作的時候，不小心一句中文版的WTF之類的東西衝口而出，把工作對象嚇怕、嚇跑。

此外，大家也許記得，六七十年代美國學運最流行的一句革命口號是「Up the ass the ruling class!」這句正牌粗口完全押韻，示威群眾一面揮拳一面音節正確地喊讀的話，很有氣勢很鏗鏘（Up╱the ass╱the ruling class!），而且造句不依足正統英語語法，更顯反叛本色，左派不視之為粗鄙而視之為豪邁。

斯文一點應該，尤其在教育界。不過，左派、「愛字幫」此時高調提倡淨化語言，可謂「一時唔偷雞做保長」，令人覺得太會變臉，不知哪一張臉是真、哪一張臉是假。

二、向圈圈功學習「忍」

最新的證據顯示，教師林慧思不止喊了WTF，還爆了一句「國罵」。這就越過了香港多數市民可以接受的倫理底線，政治上不僅壯了當權派聲勢，更令她的一些「粉絲」進退維谷，對她自己而言也非常不利，最終連教席也可能不保。顯然，一時不慎的過分「豪邁」，不僅對當年的左派群眾工作不利，對今天大家爭取民主的事業也會產生不良影響，都因為關鍵的中間派，從來也比較保守。小不忍，亂大謀；這就令人想起事發當日的原來主角：法輪功。

法輪功在大陸受中共的打壓不可謂不深（且不論這個團體的文宣有多少真確，單是看獨立媒體多年來的報道便知道，其成員受中共的打壓，絕對不比港人當年受英港殖民政府的打壓少）。然而，法輪功學員儘管受此虐待，卻依然堅持一個「忍」字。其始創人李洪志這樣說：「忍是提高心性的關鍵。氣恨、委屈、含淚而忍是常人執着於顧慮心之忍；根本就不產生氣恨，不覺委屈才是修煉者之忍」。

這種「修煉者之忍」，有多少他們的學員能夠掌握，筆者不知道，但從其成員在公開活動時的平和與忍讓看，的確有值得大家佩服的地方。事發當日，法輪功學員合法行使公民權益，遇挑釁而能始終平和以對（混亂中，有一名學員被「愛字幫」告稱打人，警察找了一個晚上也找不到證據，問話後獲釋）；這種十年如一日的功夫道行，與「愛字幫」橫空出世一年不到便搞得滿城風雨的「親中亂港」行徑對比，高下立見。法輪功能忍讓，不等於沒有影響，這從十四年前幾千學員上訪北京靜坐中南海開始，到今天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華人聚居的角落都有法輪功活動，便可見一斑。

（按：「法輪功」三字在非禮勿視的大陸遭禁，當地網民多用「圈圈功」這個叫法替代。）

三、違法達義

這部分和佔中理論有關。

「公民抗命」的理論始創人、實踐者認為，活在不義的政權之下，面對某些特別惡劣的苛政，違法達義是公民的一個責任。重點是「責任」兩個字。

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若干「聖典」。猶太人有《塔納赫》，共三部分二十四卷，內容與後來的誓反教《舊約》差不多；此外還有《塔木德》，界定猶太民族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分六十三小冊，六千餘頁。漢民族有「四書五經」，字數不多，相當簡約。

美國人立國二百五十年，亦有自己的經典（即所謂的scriptures of the nation )，不過，內容指哪一些，則未有嚴格規範，一般認為應包括立國時期的若干政治文件，如《合眾國憲法》、《聯邦黨人書》，等等，以及一些最能代表美國立國精 神的十八九世紀文史哲精華；後者包括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兩部作品《瓦爾頓》和《公民抗命》，殆無疑問。《瓦爾頓》是一本百餘頁的小書，作者以自己在湖邊獨居生活的體驗， 講人和大自然的關係；《公民抗命》則不過是一篇二十頁的長文，也是從自身實踐出發，講公民和政府的衝突一面。

前無古人，梭羅這篇短文的國內外影響巨大，對後來的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和印度國父甘地，都有重要啟發（對甘地的直接影響，見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1956年12月號G. Hendrick文章，網上JSTOR免費閱讀）。不過，因為甘地的實踐的意義着實重大，不少人遂以為他是公民抗命的始創者，反而把梭羅忘記了。

公民梭羅抗的是什麽命呢？他為什麽要抗命呢？

1846 年7月某日，稅局的人找梭羅，命令他繳交拖欠了六年的人頭稅（合共九元），梭羅拒絕，被投入獄。美國當時一些州設立的人頭稅，有強烈的政治涵義；不交此稅的人，就沒有投票權，但只有白種人才有繳交此稅的「權利」，而有此「權利」而不「利用」者，則要坐牢。有這種種族歧視惡法的地方，不限於美國當時還設黑奴制的南方各州；梭羅是麻州人，麻州在北方，號稱開放，卻依然有此法律。梭羅反對黑奴制，自然不願意繳交人頭稅。不過，他如此抗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1846年，美國以邊界劃線糾紛為藉口，以大欺小，對墨西哥宣戰，勝利之後，強迫墨西哥以低價渡讓大片土地（即整個美國西南，約為今天該國版圖的五分之一）。梭羅對此非常反感，認為自己的國家打了一場不義的戰爭。

他在文章裏把這兩個原因講得很清楚：「……當一個號稱自由之家的國家裏有六分之一人口是奴隸、當一個國家被外國軍隊無理侵佔而須受軍法統治，我認為正直的人 起來抗命，正合時宜。被侵佔的國家不是我們的國家，侵佔他人國家的軍隊卻正正是我們的軍隊，這點令抗命的責任更形迫切。」梭羅以身試法、口誅筆伐批判自己 的國家，為的是國家的政權和行為墮落了。面對這種墮落，梭羅認為，「違法達義」是公民的責任而不僅僅是選項。

一個國家的偉大，並不是只看她的經濟如何強勁、軍事如何了得，而是要看她的「國本」裏頭，有沒有真正高尚的、有普世意義的、當之無愧的人類思想精華。

四、從超市行業平均利潤看「和黃撤資」

百佳賣盤之說熱傳，不僅屬下員工忐忑，那些靠它作為食物安全最後一道防線的港人，也明顯感到不安，不知花落誰家，擔心最後連飯桌上也中港融合了，一起吃地溝油。

商、政界人士當中，比較敏感的，馬上聯想到是項消息是否長和系資本撤離香港的先聲；雖有集團高層出面聲明有關考慮乃「正常商業運作」，亦不解這些人士之惑。及後長和打破一貫做法，臨時取消中期業績報告會後的記招，再加上長實傳出可能脫手嘉湖銀座物業的消息，遂有更多關於撤資論的捕風捉影。為此，筆者試提供一些比較客觀的線索，供大家思考。

支持「正常商業運作」說法者，認為百佳近年的4-6%平均利潤率偏低（一說是1.5%，筆者估計那是邊際利潤率），賣盤是集團去蕪存菁的理性行為。這個說法未必正確。一般而言，超市行業是典型的「薄利多銷」行業；在發達國家，此行業運作效率奇高，但利潤率比起絕大多數其他行業卻大大偏低。2010、2011年的資料顯示，美國和加拿大的超市平均利潤率在1%至2%之間。

研究還顯示，只有小超市、特色超市的利潤率較高，可達3.5%甚至6%。故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百佳的4-6%表現其實很好，和佔市場份額首位的惠康差不多（北美資料見http://yourbusiness.azcentral.co ... ermarket-17711.html 及此網頁提供的第一個參考連結）。

此外，所謂「正常商業運作」，於大企業而言，作重大決策的時候，各種政治因素的考慮，至為重要；「商業」與「政治」其實密不可分，故如果撤資的原因包含了關 鍵政治因素惡化，也完全是「正常的商業運作」。商貿雜誌《經濟人》下設的「情報單位」，提供一百八十七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狀況分析，收費很高而其門如市。

筆者從來沒有興趣亦不善於對個別公司個別人士的企業行為作主觀臆測或心理猜度，而只着眼客觀分析；早在一年前，便曾按當時環境，認定「唐梁之爭」的背後是港陸政經利益板塊之爭，營商環境對敗選的一方而言，必定惡化，撤原有資金、減少投資、降低投資增幅，都會成為選項，選哪一個，視乎形勢變得多險惡而定（見 2012年3月23日絀作〈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今天，筆者這方面的看法依舊，對與不對，由往後的發展決定。

五、警隊淪陷？

表面看，有這個趨勢。據某退役警隊成員的說法，日前的批鬥林慧思大會，參加的退役及現役警察多達千人，而警隊一哥竟認為該活動非政治性，員佐於工餘參與，完全合法。如此重新解釋「警隊中立」，便是墮落的一個線索。不過，底下的變化可能更複雜。

納粹德國的日常維穩工具有三，一是衝鋒隊（亦稱「褐衫隊」，簡寫SA，上周介紹過），主要由比較年輕的政治打手組成，類似香港的「愛字幫」和大陸地方維穩辦 僱用的政治流氓，不同之處，僅僅在於褐衫隊不是在幹最骯髒鎮壓之時，穿劃一整齊的制服亮相。二是保衞隊（Schutzstaffel的直譯，簡寫SS，亦稱「黑衫軍」），源於希特拉和納粹黨的私人保安隊，人數較褐衫隊多，在「領袖」心目中的地位也更高，後來變成「黨警」，用來公開對付反對派和不滿納粹暴政 者的工具，並逐步滲透進正規（非黨）警察隊伍中，把後者也變成專政的幫兇。三是秘密國家警察（Geheimne Staatspolizei，簡寫Gestapo，中譯「蓋世太保」），以極端殘酷的手法對付人民，醞釀恐怖氣氛，令人人自危。

香港會否最後墮落到如斯地步，目前還難說。不過，廉署已經開始腐化，理應中立執法的警隊接連出現偏差，人們不禁要問，下一步這些執法機構往什麽方向走？答案很簡單，如果香港社會繼續按梁振英的「中港融合」方案挪移，則警隊最終淪落、與「愛字幫」合流而互相滲透互為表裏，就是定局。因此，大家有必要看清楚「融合」的 「母體」裏的相關景象。

中共發展了納粹體制，武力鎮壓人民的工具變三為六，有受僱的政治流氓、城管、公安、武警、國安，還有可出動坦克但沒有橡膠子彈的解放軍。大陸近年的群體性事件，平均每天發生兩百多宗，全靠這六件工具鎮壓擺平。在這個維穩體制鋪天蓋地的「法治大國」裏，法治是笑話，管治靠暴力，而前幾天《大公網》轉載《南都》報道說網民揭出上海法官集體前往「黨政機關出差定點飯店」嫖妓的那回事，則不過是一條短短的花邊新聞（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3-08/1805138.html ）。

《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二

林行止：正邪蛙噪亂視聽 眾情激盪難太平

一、拜讀鄭赤琰教授八月二十三日在本報的大作〈沉默大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回應「打手」論〉 （下稱〈回應打手論〉）與早一天署名「一寶」、以廣告形式在本報刊出的〈致《信報》林行止先生公開信〉，筆者不能不說幾句話；以時序分先後，先從一寶的公開信談起。

「公開信」認為筆者有關「幫港出聲」的論述，有五點「有商榷的餘地」，對於前四點，筆者只能「無詞以對」，所以如此，皆因不願介入不盡不實、無益無建設性的「語言藝術」漩渦。關於「公開信」的第五點，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無關重要的高滔之論，誇誇其談；不過，筆者卻心生感觸，有幾句不吐不快的話要說。

「第五點」的「重中之重」是這兩句話：「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

筆者從《信報》開辦之日，可說「全年無休」地撰寫代社論的「政經短評」，到數年前開始每周三篇的「林行止專欄」，前後超過四十年，篇數不止上萬，字數當在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除了不成比例的少數近似讀書劄記和生活趣味的龐雜文字（不算是「雜文」），其餘十之八九，均為議論本地及海內外政經的文字。有此「資歷」，筆者固然自視、相信讀者亦視筆者為時事評論者或論政者。不過，捫心自問，寫了數十年「政論」，卻從來想不出有像一寶那種對「負責任的論政者」的看法！

筆者不會妄自菲薄，把論政文字視為遊戲筆墨，斷事論人，因而從不「隨便道來，妄加月旦」；另一方面，更不敢狂妄自大，以為政論真有足以興邦、喪邦的威力。作為寫政論的文工，筆者力求務實理性，勤讀勤思考，不懈追求深闊的人文知識，且以之作為立言的根基，條陳事理、認識表裏兼顧分析，無論是引中外前人所見或是一己所得，發而為文，從來不以其為個人的「主張」，僅是一些經推敲後以為可供讀者參詳、思索、比較和取捨的見解。一寶建議「負責任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筆者可算是「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

一寶的「共生共存」，要不是共產黨的「生」、共產黨的「存」還罷了，若是黨八股般如「經濟要為政治服務」的餘緒，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二、「打手」論「中傷」了「發聲」幫，看來還傷得真不輕，否則不會有那麼多「駁斥」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列序上報；雖然反駁聲雜，卻完全無法說服筆者對其墜入「打手」角色的觀感。

不打算就沒什麼論點的「反攻」再添筆墨，只有鄭赤琰教授的回應，具有進一步探索、討論的意義。鄭教授用心解釋，讓筆者理解更多有關他為什麼會站到人前「發聲」的用意。

〈回應打手論〉分段解說「發聲」不是打手集團、不是「打手」層次，其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為的是希望藉公開呼籲，發動沉默的大多數齊聲叫停「佔中」。換句話說，他們「發聲」，是因為他們害怕香港會因此而動亂！

筆者無意研究「發聲」的真身是否打手，但是他們的亮相，確實予人以不堪的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受環境烘托所「累」。當前香港最令人吃驚、憤怒、擔憂的歪風，就是在不同層面的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湧現了經過刻意「分流」並加組織而拉開的敵我對陣式戰線！從權力核心的「梁營」、「官辦」，盯着泛民黨派而抬頭的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媒體固然有兩種意見的穿插，就連學生家長，也在聲援和反對教育政策上，變成對頭人！

筆者無法確定歪風的緣起，究竟是北京的意旨還是港英的策動，反正他們全在梁振英掌權之後才現身，那是徹頭徹尾破壞香港的和諧、必將生亂的禍害之尤。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並不害怕共產主義，卻實在不能不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為了執政、為了穩固權位，往往會把一些原屬形而上的、應當憑理性化解的思想鬥爭或階級矛盾，全部從意識理念層次，化為具體的、形而下不人道的殘暴鬥爭和政治運動，對社會和經濟必然造成災難性破壞。當年的「前途談判」，香港人被北京「鐵定收回主權」嚇得魂飛魄散，就是驚懼共黨治下那些有理說不清的血腥鬥爭和昨非今是、今非昨是的政治鬥爭和人性改造運動。

中英談判，兩國各有立場，卻能同樣體恤港人的憂慮，出了《聯合聲明》、出了港人日後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法》。順利過渡說明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的承諾、接納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並為香港「宗主」的政治現實。港人深切明白，香港只不過是個統屬共產中國及獲北京保證一定期限內自由開放的特別行政區。

回歸以來，無論董建華還是曾蔭權，他們作為特區領導的表現，縱有不足、招人話柄、受到罪詬，卻總不致好像今天的梁振英般把香港變成一個處處要分敵我的戰場般可怕。突出矛盾、硬分敵我、失去「和衷」，哪來「共濟」？港人害怕共產黨管治下的人人鬥、處處鬥、天天鬥，梁振英的管治，卻予人以港共（？）治港、高度「共」治的印象，那是因為社會現實反映了共黨管治不離鬥爭的特色！

《基本法》是否仍然可倚靠？北京會否繼二○○七年雙普選的一再拖延後，再次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方面遲疑？怎樣的選舉制度才足以體現中國絕對擁有香港主權的威儀、同時切合香港的實情？由於梁振英在政改事務上蹉跎歲月，一再避而不談，港人的焦急，又豈止於一班泛民黨人和學者？

正因為「發聲」中人不乏「不是沒腦的論述」，他們站出來卻劈頭便說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只是對準未必出現、或會出現的「佔領中環」行動，而那行動的計劃根本不是什麼陰謀造反、武力對抗，只不過是強調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秀才（秀才領導牽頭的公民）抗命！「發聲」卻針對「佔中」可能出現的行動，飽以重拳，極盡鞭撻，那豈是筆者所認識所尊重的其中數位學者的氣度？真難相信那是他們自發的組合和思路。除非「主謀」心存忌憚，為了避免不是沒腦的讀書人意見參差、在未經拍板的政改上說三道四、添煩添亂，於是在號召斯文人與斯文人「對決」的同時，刻意點明他們不會介入政治討論，亦不爭取怎樣的真假選舉，光以打擊「佔中」行動為唯一的單薄任務！

對於鄭教授對後殖民者管治的想法，下周—天天談政治，筆者亦有點膩的感覺—再議。

練乙錚：What the fxxx．李源潮．「媒」老闆遇襲

刊登長文，《信報》可謂獨步天下，四五千字一篇的各類文章，一星期起碼半打，早已形成編輯風格，亦反映其讀者群的閱讀習慣。不過，文章要寫得言之有物長而不冗，絕非易事，就以筆者為例，有話想說而眼高手低，幾乎是常態，不少事情發生了，有意見、想評論，但百思之餘，寫不出就是寫不出，躊躇之際，時限已過，再動筆已是明日黃花。

又或者因一些事生出聯想、管見，難說包含什麽「大義」卻適合有所「微言」，遂有寫一輯比較短的雜文的念頭，每篇字數二千左右，分寫三五七個話題，每個話題幾十字到幾百字不等，不一定關於時事，不定期。取名「氣短」，到底是英雄氣短還是心悸氣短，筆者自己也搞不清楚。

一、粗口與襲警

教師林慧思不滿警員選擇性執法，盛怒之下一句「what the fxxx」衝口而出。因為有「fxxx」字，所以是粗口，但那句說話本身並非針對警員，更不是什麽「語言暴力」或「語言襲警」。說「what the fxxx」與說「fxxx you」，完全是兩回事，就好比說「goddammit」和「god damn you...」乃差天共地。

「What the fxxx」、「what the hell」、「dammit」、「goddammit」等，表示自己憤怒，可以是自言自語，也可以是當着別人說，但無論對誰說、怎麽說、聲調怎麼大、表情怎麽兇，都不過是一種宣示而已。因此，社會上對林慧思的一些善意的批評或惡意的指摘，包括一些據說是警察員工團體的指摘，都過了火位，並不公平。中肯的說法，是林慧思說話的時候不禮貌，比當場某一兩個警員的不禮貌猶有過之，的確應該向公眾道歉（另有一位警員相當禮貌，但顯然林的怒火不是衝着這一位發作的）。

對警察不禮貌，不一定是非法行為。就算在美國這個警察執法從嚴的國家，怒駡警察，只要沒有出言威嚇，也不構成犯罪。本來，與此有關的 一個法律先例是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1942。Chaplinsky是新罕布夏州的耶和華見證人會的一個長老，有一次在街頭傳道時與干預他的警察發生爭執，大罵對方是「天誅的法西斯蒂」、「天誅的歹徒」，被州政府告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後州政府竟然獲勝。

不過，有兩點應該注意。首先，這個先例的關鍵不是警察被罵，而是被告用的是「打鬥語言」（fighting words）；根據這個先例，用這種語言對付任何人也是非法的。其次，之後的多個案例，尤其是牽涉警察的案例，已把上述先例的應用範圍不斷收窄，以至現在對着警察竪中指，也不構成犯罪了。

在林慧思怒駡警察一事裏，社會的焦點不應該是林慧思，而是當日那支選擇性執法、明顯對「愛字幫」縱容、對林慧思斥喝逼迫而令大批旁觀市民十分不滿的警隊。林慧思已經道歉，那麽，警隊道歉了嗎？一哥道歉了嗎？

二、「不愛國」才是一國兩制的基礎

周前李源潮接見千餘名港青，勉勵有嘉，但除了勵志話之外，也來了幾句假大空，其中一句「祖國興，香港才能興；祖國衰，香港一定衰」，不待論者批駁，一般有點頭腦懂點歷史的香港中學生，都能舉出重大反例，說明那句話與事實不符，頂多只能算是「革命浪漫主義文學」中的排偶佳句。除了這一句，還有一句也錯得厲害，但可能因為聽起來太過政治八股太順口，大家習慣成自然地閉上眼耳，於是疏忽了。

李副主席說：愛國愛港是一國兩制的基礎。

「愛國」當然不是一國兩制的基礎。相反，「一國兩制」之所以產生、存在，正正是絕大部分港人當年不「愛國」，特別是不愛社會主義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結果。 試想，如果當年港人個個「愛國」像今天的梁振英、張志剛、陳淨心，則鄧小平還須要和英國人討價還價，還會搞出一套與大陸體制南轅北轍的《基本法》，成立「特區」，承諾「港人治港」嗎？果如是，則香港老早一回歸就百分百與大陸渾然一體了，何須勞駕梁政府大搞「中港融合」、大推「公民教育」？明顯，香港成為「特區」，有一部《基本法》作妥協、作權宜，都是因為中共希望「平穩過渡」，即港人縱不「愛國」也不至於造反或一窩「瘋」跑掉，國際上給中共一點面子。而已。

「愛國」既然不是一國兩制的基礎，那麽，「愛港」是不是呢？也不是。港人愛香港，這個沒問題——從來如此，於今為烈，但這並不等於說 「愛港」是「一國兩制」的基礎；兩者在歷史上、邏輯上都沒有半點關係。「愛港」，說清楚一點，是香港這一制的基礎，不是大陸那一制的基礎，更不是「一國」的基礎。

領導人事忙，大概沒太多時間想清楚在香港小孩子面前該說什麽不說什麽，於是不假思索也來了這麽一句說起來抑揚頓挫說起來也蠻自然的大陸官式順口溜。

三、從黎、施遇襲看中港法西斯抬頭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哈斯（Günter Grass）力作《狗運年頭》（Hundejahre），書名取材自日耳曼迷信「Hundstage」（狗日子，指充滿不祥與厄運的時日），以一頭牧羊犬的幾代犬子犬孫為襯托，寫德國納粹年代的黑暗歲月。黑暗不止於制度面，還在於對人和人性的荼毒。

書中的兩個主角Walter Matern和Eduardo Amsel，小時候是死黨，Amsel比較孱弱，Matern就當他的大阿哥，常常保護他。不幸，稍長的時候，Matern加入納粹領導的衝鋒隊（Sturmabteilung，簡寫SA，亦稱「褐衫隊」），離棄了有一半猶太血統的Amsel。衝鋒隊是一幫洗了腦的政治流氓，經常出動騷擾他們看不順眼的人、襲擊猶太社團、搶圖書館的「有害書籍」焚燒。
一個漆黑的晚上，Amsel遇襲，連牙齒也給打脫，打他最兇的人是誰他看不清，但在極痛的當兒，聽到對方一陣熟悉的磨牙聲；Amsel兒時每受人欺負，Matern替他反擊那些小霸王的時候義憤填膺會不住磨牙。

按筆者觀察，大陸自江澤民時代發展出由中央至地方一條龍的「維穩辦」之後，便出現了一種與武警、公安互相配合的穿便衣的政治流氓衝鋒隊，專門對付上訪者、傳媒和異見人士，動不動就打被監視的人、打記者。

在香港，梁政權上台後，社會上冒出各種「愛字幫」，所作所為就有大陸那些政治流氓衝鋒隊的影子。

然而，到最近，接連發生兩位傳媒老闆被襲，就不是「影子」那麽簡單。說不定，1967年暴動中行兇的「鋤奸隊」2.0版，已經橫空出世，重臨香江。哪一天，教你頭破血流給你往死裏打的無面人，可能是你的青梅竹馬。

《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一

練乙錚: 領土未必神聖 本土立於歷史

領土並不一定「神聖」。美國的阿拉斯加州是向俄國買的，俄羅斯的遠東一大片領土是透過不平等條約從大清帝國版圖上 霸走的；中國的台灣、新疆、西藏等邊沿地區是漢、滿人從原住民手上打砸搶回來的，過程當中，還殺了大量當地人。試問，這些交易物、贓物以至帶血的戰利品， 何「神聖」之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又有一些地方，太古的不說，近百年來在不同的國家之間數易其手，居民的祖宗，上溯幾代人的話，其「國籍」變來變 去；試問，那些到底該是誰的領土、誰的子民？就以勘察加以南的千島群島為例，1855年，日本擁有最南的四個島或島嶼（即今天日本人說的「北方四島」或 「南千島群島」），俄國則擁有其餘以北的大小島嶼；其後，那個地方的邊界，七十年變了兩次：1875年，日、俄達成交換協議，日本讓出比較接近俄羅斯的庫 頁島，而俄國同意日本接收整條千島群島島鏈。二次大戰結束，按《雅爾達密約》，蘇聯反過來取得千島群島的全部主權；此段時期裏，除了當地的阿伊努土著，兩國還不斷有移民進出。試問，那個地區的居民的身份和認同，應該如何看待？ 生命物權 何者重要 如果這樣沿着歷史 線索不斷上溯、解構，所有現代人習以為常不假思索便接受了的一些地緣政治概念，包括「民族」、「國家」、「領土」、「主權」，等等，意義愈發含糊，最後變 得完全虛妄。這樣無限上溯當然不現實，有需要選取某個時空「劃線」；但無論怎樣劃，有時也會出現各種並非完全無理的爭議。比較理性的辦法是：只承認現存國 家的領土核心部分——這些部分視之為「神聖」亦無不可。 另外一些邊沿上甚或離岸偏遠的土地，則應一律視為可爭議，遇具體爭議便用一般物權法 的概念尋求解決，不言「神聖」；涉及爭議的國家，更不應窮舉國之力大動干戈試圖「解決」糾紛。生命與物權比較，生命重要得多。中、日之間的釣魚台，中國與 東南亞諸國之間的南海九段線，日、俄之間的南千島群島等有爭議的土地與海域，便應該屬於後者，千萬「神聖」不得。 如此區分領土的核心與邊 沿，顯然與1648年自歐洲興起、今天整個世界都採用的西發里亞民族國家觀念有分別。我在海參崴給俄羅斯學生講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最後一課裏，提出以上看 法。後來回想，與四十年前我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時的心態比，對所謂的「神聖領土」，今天少了當年那份熱，多了一點時下愛國者強國人絕對討厭的冷。是的，土 地是俄國人從滿清手上拿去的，但之前滿洲人又是從什麽人手上取得該片土地的呢？ 翻查資料得知，在滿族佔據現今俄羅斯遠東臨海的那一大片土地 之前的十個世紀裏，起碼有七八個不同種族的原住民在那裏生活，包括室韋、鄂溫克、赫哲，等等（前者的一個分支後來建立蒙古帝國；後二者衍生出今天大陸五十 六個少數民族中的兩個）。滿人從白山黑水起家，先北進征服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然後南下攻佔中國，用的手段都不見得很光彩平和。如此，俄國後來奪去「中國 人的」那片土地，固然可恨，但思之要義憤填膺，還是有點憤不起。 領土繼承 內容複雜 臣服中國之後，滿清繼續用 了大量財力物力民脂民膏，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最終由乾隆皇建立了版圖遼闊的超級大國。乾隆對此十分得意，晚年時自封為「十全老人」（外國史家往往把這個稱 號譯得很露骨：例如「old man with ten perfect military campaigns」。按照乾隆自己的說法：「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 十」）。那個時代的帝國主義者，行事和說話那種肆無忌憚，絕對比得上後來侵華的列強。 然而，這正正也是前文談到的「新清史」學派的一個重要 切入點：大清帝國的絕大部分土地，包括中原本屬漢人那一塊，基本上都是滿族人以武力征服得來的，和世界史上其他帝國的行徑無異；大清最終亡於以漢族為主的 革命運動，其後成立的中土政權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但這個繼承很複雜，一些關鍵的史實和理論問題還未解決，以至周邊經常出 問題，一百年後的今天還在冒煙。近代世界史顯示，帝國解體或局部解體之後，其非核心領土的出路有兩種：之前從周邊弱國併吞得來的領土要歸還；若領土被奪的 弱國已經覆亡、或者當時整個單一少數民族居住地被吞併的話，則獨立是一個出路。二十世紀大英帝國（老牌殖民帝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帝國）等的終局大 體如此。 上述大清領土過繼中國，有兩個重要的「民族論述」作支撐，其一是「滿族完全漢化」，另一就是認為在「五族共和」的基礎上，可以或者 已經凝固出「中華民族」。二者合在一起，便可解讀為：滿漢一家，滿的就是漢的，更如果蒙、回、藏族與漢族都「共」而且「和」，那麽統統都是自己人，都是 「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分離和獨立都完全不必。百多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審視這兩個論述，問題都不少。 大家記得，辛亥革命最早、最能團結民 眾的政治綱領，便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無論是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還是黃興領導的華興會，都把這個綱領放到第一位置上。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提出的口 號則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就更顯出那次革命，除了是一場民主革命，更是一場滿漢之間的民族鬥爭，而漢人認為自己站在正義一邊。1905年，上述三方 革命勢力聯合，組成中國同盟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依然是其政綱的頭兩句；仁人志士參加同盟會領導的革命，入會誓詞首先便是這八個字。可見，就算滿人 真如後來的一些歷史學家說的那樣一早完全漢化，也不過是他們自己的一廂情願，漢人其實並不接受，起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還是普遍帶有強烈的排滿心態。革命之 後，滿人如果不改姓金，不削髮剪辮，不講漢語，在社會上受很大壓力，無法立足。 如果從滿人那方面看，則起碼在其統治階層，刻意樹立滿民族本 位、加固自身文化認同、穩守「滿漢畛域」等的意識，十分明顯。例如，乾隆雖然出名愛慕漢文化，但他卻經常批評滿族人忘本、「染漢習」：「八旗讀書人，假藉 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註1】。「新清史」學派諸人更認為，乾隆皇八面玲瓏，在蒙古人面前稱可汗，在藏人面前營造自己是文殊菩薩化身，因此在 漢人面前表示「崇漢」，實用意圖濃厚，包含一種政治手腕；他真正關心的，其實是保存滿文化和滿民族身份與認同。 表面反西 心裏崇洋 統 治階層以外的滿族，情況可能不一樣。漢文化比滿文化博大精深，滿族知識分子以至一般滿人或多或少崇拜漢文化，不足為奇，就好比今天大陸的統治階層意識形態 上反西方，一般人卻不自覺地崇洋、西化，但那當然不是全盤西化，正如滿人的漢化也不可能「完全」。滿族徹底漢化到今天那個地步，大體是大清覆亡之後、民國 初年那段時間裏的政治、社會乃至經濟壓力逼出來的。 至於「五族共和」，提出的時候便是一個急就章，替代已經完成任務並可能導致領土過繼出問 題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個口號。這個急就章，百年來實行得並不完美，大家有目共睹。新疆的民族問題一直存在，大清用了七十年武功，歷經康、雍、乾三 帝，始由乾隆「平定」，但當地及鄰近地區的少數民族反抗不斷，單是同治年間的大規模「回亂」，就有好幾宗。1877年的那次平定之後，新疆於1884年建 省，但民族問題至今未了，乃是大清帝國主義的餘孽。 西藏方面，問題更大。胡耀邦1980年到西藏看了看，驚呼慨嘆簡直是個殖民地。歷史上， 西藏一直沒有建省，其屬國地位要到1955年共軍入藏才完結。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好比日本和琉球，以至上月大陸有官方媒體在一片反日聲中提出「琉球歸 屬未定」說，北京馬上高調由外交部出面否定、消音，正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 清末民初的這兩大民族論述，說起來好像頭頭是道，實踐卻大有問 題。西方的中國近現代史學家批判「歐洲中心論」、建立雙刃的「中國中心論」之餘，順藤摸瓜，創立「新清史」學派，以滿族及周邊民族觀點和史料重新解讀中國 近現代史，不僅逼迫中國知識分子反思國史論述、國家性質以及與周邊民族關係，更令大陸史學界措手不及。後者長期囿於漢論述，不重視滿文文獻，從根本上忽略 了滿族觀點，遂給西方史家將了一軍【註2】。 論述內涵 還須充實 在海參崴講學的兩周裏，身處的土地顯然不屬於「我」，但據說又曾經屬於「我」；再追索，更好像完全與「我」無關卻又因為歷史的申廣延續而與「我」息息相關。那種奇特的矛盾感覺刺激我思考、探索。 之後回到香港，發覺「本土主義」方興未艾，逐步形成新思潮，進入主流視野。「本土」意識，在香港而言，也是一種相對於「中原意識」、「中央意識」的「周邊意 識」。當然，這個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內涵還很匱乏，基礎史料還未形成套路，遑論歷史論述的確立。這方面的努力，「八十後」、「九十後」責無旁貸。在探 索、研究「本土」的過程中，「新清史」學派的觀點和方法，以及有關此學派研究成果的正反辯論，無疑都是有益的參考。 《信報》特約評論員 俄羅斯講學記．之四．完 【註1】引文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葉高樹的〈「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 ... tionDetail_1385.pdf）。這篇論文對大清治下的滿族漢化與否，持開放態度，認為漢化的深淺，視乎不同階層及其他因素而定，而各方面的研究，目前還不夠深入全面。 【註 2】介紹兩篇文章給讀者在網上免費閱讀：第一篇是「新清史」學派掌門、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歐立德（Mark Elliot）的近作〈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收錄在去年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上冊） （http://scholar.harvard.edu/files/elliott/files/guan_yu_xin_qing_shi_de_ji_ge_wen_ti_.pdf）；第二篇是年北京大學法學院章永樂文章〈從「大清」到「中國」 ——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www.xinguozi.com.cn/magazine/show/382/0/1）。

練乙錚: 街道上的舊建築 課堂裏的「新清史」

香港漸多事，近日再度牽扯出我的學生陳茂波。陳與我一樣出身貧苦，但他憑意志堅定努力不懈，建立了出色的個人事 業，是典型香港晚殖民時期獅子山下的故事。也許，過去賴以成功的商界辦事標準，不再符合今天社會對政治人的要求，以至當上局長的陳茂波不斷遇上麻煩，殊為 可惜。也許，有一天，他在這條跑道上走到盡頭之際，回味起陶淵明的詩句，也會興「不如歸去」之嘆。當然，我這個多年前他的授業者，今天難再給他解惑，只能 祝願他往後的路走得和以前一樣亮麗瀟灑。

言歸正傳。話說我在海參崴講學，談到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學生竟然能夠接受，與我坦誠交換看法；我 但覺得「孺子可教」，提出更尖銳的觀點，引導他們反思世上一切強國人加諸周邊弱國及少數民族身上的帝國殖民行為。我說：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 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我還說：一些史家認為，「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 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 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大家可以想見，這樣以自省而持平的態度看待歷史，我的俄國學生就比較能夠考慮我提的觀點和史實；換作是以一貫的受害者態度、以復仇心態講人家老祖宗的醜史，效果會很不一樣。在課堂裏如此，在國際關係裏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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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海參崴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陽光周末，教完星期六早上的半天課後，我一個人跑到臨海市中心購物區一帶蹓躂，本能地首先進了一間書店，不過，呆了沒幾分鐘便 「知難而退」，因為連俄文的三十三個字母還未完全認得，無法辨認書目上哪些與其他印歐語有點共通的字眼。跟着，沿проспект Океанский（望洋道）往南走，經過一間又一間的高級珠寶店，進入其中一間最華麗的觀看，櫥櫃裏擺放着的首飾，只有最普通的幾件有標價，但價錢已經 令我吃驚，於是再度「知難而退」。再過幾步路，轉入一間熙來攘往的多層大商場，裏面多是歐美日名牌產品的專店專櫃。這裏，遊客與當地人並肩，混集着講俄語 的各族裔當地人一夥又一夥，都陶醉在消費者特有的喜悅和歡笑中，不經意地享受着無國界隔閡、無種族異化的和諧。

一條街名看歷史

望 洋道的盡頭，便是東西向的улица Светланская（Svetlanskaya街），過了這條街便是海市中央廣場。Svetlanskaya街的名字甚有來頭。Svetlana是帝 俄時期一條俄羅斯戰艦的名字，但奇怪的是，這條街最初叫улиц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American街），而Американская也是一條戰艦的名字。原來，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的時候，俄、美 並未交惡，俄國海軍接收海參崴及鄰近地區的艦隊司令所坐的戰艦，不僅是在美國紐約製造，還因此以「American」命名（史上的「俄屬美洲」，即今美國 阿拉斯加州，1733年至1867年還是俄羅斯領土，1867年俄國因財政困難，把該片土地賣給美國，可見當時兩國關係不壞）。

1873 年，沙皇派遣其親屬、未來的俄羅斯海軍總司令阿力山德洛維奇大公爵巡視俄羅斯東方領土，此公坐的戰艦名為 Svetlana （「光明」的意思），市府為討大公爵喜歡，於是把American 街改名為 Svetlanskaya街。1924年，蘇聯領袖列寧去世，此街又改名「列寧同志街」；1992年，蘇聯已經覆亡，此街名字又改為老舊的 Svetlanskaya街。

我在這條大街上往東走，發覺儘管街的名字改來改去，沒有改的卻是沿着街道北邊聳立着的大批帝俄時期建築群，美 輪美奐的古典主義風格讓我驚訝不已，其中的舊俄羅斯西伯利亞艦隊司令部大樓（今天的濱海銀行總部）尤其可觀，已列為國家級文物；街上其他列為文物受保護的 建築物，竟不下一百棟！步行約一公里，到達Золотой мост（金橋，即金角灣大橋），乃專為去年APEC海參崴會議所建的兩條大橋之一（另一條連接到海市南面的Russky Island，APEC會議在該處召開，其後整個會址成為FEFU的新校園）。與古建築群比，此等「面子工程」壯觀有餘美觀不足，是我個人偏見。

沿 路折返，便到海市的臨海中央公園，中有「保衞蘇維埃政權烈士紀念碑」的銅像群，紀念一次大戰中陣亡的蘇俄士兵，旁邊多的是玩滑板的青少年，我發覺亦是不同 膚色的小朋友混集一起。看來，俄羅斯「老大哥」的民族關係搞得比中國大陸上的好：二萬餘公里的陸地邊界上，只車臣一處還有激烈的反俄獨立運動，對比中共治 下出現愈來愈嚴重的「四面楚歌」——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還有最近大陸諸官員大罵的「港獨」——無疑更和諧。此中原因，泰半恐怕是，蘇維埃時代想獨立 的主要少數民族，1991年之後都先後獨立了，俄羅斯不得不對他們好一點，不然美帝要進入俄羅斯的後門，便有機可乘。

跟着的周一中午，俄羅 斯同事們邀請我和其他幾位客座到市中心的一間飯店吃中飯，東道主是國際關係學系的系主任，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英語說得非常好；席上，我和她交談，才知道 她是哥薩克族人，來自蒙古國以北的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小城市（「離這裏兩千公里左右，不太遠」）。哥薩克，又稱哈薩克，在俄國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民族，人口 只有十四萬，佔全國一億四千多萬總人口中的千分之一，其民有勇武善戰的傳統，拿破崙東征俄羅斯，最怕遇上的就是哥薩克輕騎兵；1917年俄國革命前後，支 持白俄軍隊對抗布什維克紅軍最力的，就是哥薩克族人。

一份執着到中國

FEFU是俄國最好的五所國立大學之一， 在俄國遠東地區更首屈一指，其國際關係學系由一位哥薩克人出掌，箇中或有特別涵義，可惜我未及深挖。飯後，這位系主任對我說：「你從外面來，應該給我們的 學生多一點思想衝擊。」此話也許僅僅出於客套，我的回答卻很認真，說希望介紹一個對地緣政治學有用的「新的」歷史觀點。當然，識見所限，我只知道這個觀點 已對中國史學界產生衝擊，不知道對俄羅斯有什麽具體影響；研究後者，大概是俄羅斯學生有興趣做的工作。

1988年，新左派學者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出版《歐洲中心主義》一書，滙集了二次大戰之後的去殖民化運動孕育的思潮，批判了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沿用的以歐洲文明為參照中心的觀點，對西方 的傳統歷史學和新興的文化論影響巨大。知識界對這回事並不陌生；其實，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在阿明出版該書之前，已經日漸普遍。1984年，美國 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界，也響起一記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槍聲；這一槍，竟是由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一位學生打向老師的，學生名叫柯文（Paul A. Cohen）。槍聲響過，範式轉移。

費正清「學出多門」。他在牛 津的老師是H. B. Morse，一位曾經在清政府時期的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下面任職的美籍英國人；此老離開中國之後，專注歷史研究，對晚清的外交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課 題，都有權威著作。在北京清華，費的老師是民國有名的歷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不過，他後來建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所用的「刺激、反應」範式，卻來自英 國史學家湯恩比。他認為，與他的老師同時代的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過分依賴西方資料，因此包含大量偏見；為此，他特地跑到中國，拜蔣氏為師，在後者指導下研 究中文資料、瞭解中國學者的觀點，即「從中國本身瞭解她對西方殖民主義侵華的反應」，並以此為主軸，解析整個中國近代史。他與他的早期拍檔鄧嗣禹合寫的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便貫串着這個觀點。費氏桃李滿門，就偏偏有一個柯文「反骨」。

柯文認為，在費氏範式裏，提供「刺激」的西方，依然是主角，中國就只有被動作出「反應」的份兒；要正確理解那段中國史，非得以中國作為主體入手不可。於 是，1984年，柯文出版了他的力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提出所謂的「中國中心論」。中國兩千年來都是大國，就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其經濟實力也穩佔世界第一，其歷史發展有不可動搖的內在邏輯，是由她 自己內部的社會力量和精英階層裏不同的政經派系之間的博弈決定的，並不是一些「西方列強」在她的周邊上有所動作便能左右。為說明這個觀點，柯文在書中舉了 越南戰爭的例子：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盛時期對小國越南（的一半）發動滅絕性的長期戰爭，到頭來一敗塗地，未能阻止越南走向共產主義分毫。二十 世紀的越南如此，何況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

一組論斷最顛覆

乍看，柯文的「中國中心論」，靈感來自新左派對 「歐洲中心論」的批判，理應受中國史學界、特別是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學者乃至一般國人歡迎，但其後發展並不如此，原因有兩個，都是學理邏輯問題。其一，中 國既是自己歷史發展的中心或內核，則「成也中國、敗也中國」，列強侵華不過是陪襯、是中國本身這場戲的一些布景板而已。但是，在民族主義者的眼裏，標準論 述卻可以歸結為「成功是源於中國自己的努力，失敗是因為西方惹禍搞鬼」，而柯文的「中國中心論」，無異替帝國主義開脫。不過，這一點還比較好應付，學理邏 輯推演出的另外一個觀點就麻煩得多。問題出在對清史的態度。

柯文的學生、門人，把「中國中心論」背後的範式邏輯（其實即是「歐洲中心論」的 批判邏輯）繼續推演，應用在清史上，得出的結論是：研究清史，必須以滿民族歷史、大清帝國觀點、滿文史料為中心，而不能用漢民族歷史、「中國觀點」、漢文 史料代替；否則，犯的偏見，性質就如同以西方的觀點和史料研究中國史一樣。三十年來，持此學理的史家，利用八十年代至今逐步解封的清政府官員以滿文書寫的 一手資料（總數一千多萬件，其中二百多萬件沒有當時的清政府官方漢文翻譯），得出一組顛覆性的歷史論斷，提出多個十分尖銳刁鑽的問題，令傳統史家特別是那 些不諳滿文的清史家應接不暇。

這批學者異軍突起，很快形成了所謂的「新清史」學派，在美、中、日、韓、台等地都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在美國， 此學派的大本營是巴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不過，其實力已經伸展到東岸，連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歐立德 （Mark Elliot）也是此派的核心人物（老費泉下有知，好氣還是好笑，就要看他的量度！）。

一門學派新登場

1996 年，「新清史」學派猛將、匹玆堡大學的Evelyn Rawski首先發難，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作題為《再觀清代》的會長演講，以滿文史料為據，批判史家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一文關於滿人入關後全面漢化的結論，認為滿人始終非常刻意保護自身的滿族傳統和文化認同，而所謂的「漢化」，不過是一種統治手段。兩年後，何炳棣以〈捍衞 漢化〉一文反駁，一場大辯論由是展開，「新清史」學派於是登場。【註1】

接着，該學派提出一系列看法和問題：

一、傳統看法認為，「清」是一個朝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滿人自發源地長白山為起點，入關之前的數百年裏，已經侵佔了北至外興安嶺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回頭南下攻佔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因此，「中國」這塊戰利品，只能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二、大清以武力擴張版圖，不是空前絕後，也是世史上少有，是典型的（舊式）帝國主義；其對征服的領土大規模殖民，亦與西方數百年來的殖民手段吻合。列強侵華，大清無力招架，淪為受害者，是她內部衰敗之後的結果（言下之意：這個受害者並不十分值得同情）。

三、 大清亡於以漢族為主的革命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並以「五族共和」為理論基礎，着手建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觀當時對滿族的壓迫、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漢人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的那種緊張，在在顯示「中華民族」並未打造完成；按此，以「中華民族」為根基的「中國」，意義也並不完全 清晰。

等等。

我的俄羅斯學生聽這堂課也聽得非常緊張，那麽「新清史」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引起強大震盪，就不足為奇。【註2】

〈俄羅斯講學記〉．之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兩篇文章都刊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awski文章見該刊1996年11月號；何炳棣文章見該刊1998年2月號。
【註 2】大陸史學界的一些反應，見諸一些學者的文章，如《史學月刊》2012年4月號華東師範大學李愛勇的〈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 應？〉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月號人民大學夏明方的〈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

練乙錚：談中俄不平等條約 論中華帝國主義

本土主義、港人港地等脫北意識在此間急促抬頭，標榜民族主義的中共及其屬下特區諸領導、左派當權派等，有權無力， 難以招架，而區區一位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提出「佔中」二字，正義之力卻撼動整個香江，衝擊波直達中南海。專制政治下的權與力完全錯配，效果只能如此。當權 派不能明白箇中道理，於是只有諉諸「外國勢力」操控。不過，共產黨自己的民族主義招牌卻「擦極唔靚」，一來因為本身是靠外國勢力起家，二來更因大權在握之 後便欺負少數民族成性，所謂「民族主義」其實充斥着民族沙文主義，所以其道義感召力很弱。不錯，北京近年在釣魚台問題上對付「小日本」有聲有色不遺餘力， 但是，計一計數，東海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還未收回，同是失諸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東北方面九十一萬平方公里土地（若算整個北面則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 里），卻在中共治下的江澤民時代再一次簽訂條約拱手讓人、永遠要不回來了。如此「民族主義」招牌，如何擦得靚、撐得起？

月前，筆者有機會在 俄羅斯和一些學生、教授一起討論數百年來的中俄關係史；此中目的，並非重新挑起民族之間的恩怨，而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民族主義、尤其是那種訴諸領土主權衝 動的民族主義，往往缺乏完整的歷史理性，通常是刻意割裂或掩蓋一部分歷史事實的政治加工品。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國人多記 得自己挨打，不記得「自古以來」，中國便是一個經常併吞周邊土地、臣服周邊少數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直至遇上比她更強的「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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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四月，我在俄國海參崴遠東國立大學（FEFU）作客，講授人口學和東北亞地緣政治。人口學，除了基礎部分，講的也是東北亞諸國包括日本、韓國、俄羅 斯乃至中國的人口問題。講完這個課題之後，轉講比較敏感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矛盾。東道主俄國同事很周到，一再着我不必有任何政治顧忌，要暢所欲言，讓學生知 道各種觀點和背後的理據，「因為俄羅斯的大學有絕對的學術自由」。

我說我百無禁忌，只講事實和道理；對方聽了很高興。於是，我第一講就先講 了三百多年來中俄關係史上的四個主要條約：1689年沙俄與大清帝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1858及1860年的《璦琿條約》（Treaty of Aigun）、《中俄北京條約》，以及1991年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蘇聯解體之後一年，此條約名稱中的「蘇」字改為「俄」字）。

不稱「條約」稱「協定」

這四個條約內容及其意義，我的俄羅斯學生看來只是一知半解；不過，對香港人而言，如果大家記得中學時代念過的列強侵華史，或者近幾年曾經讀過程翔先生的有關文章，一定耳熟能詳，所以我在這裏只作簡單介紹。

《尼 布楚條約》是中俄之間的第一個條約，之前的幾百年裏，滿族人的勢力和人口已經從發源地長白山向北伸展到外興安嶺（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英文Stanovoy Range），即今中俄邊界黑龍江、烏蘇里江交滙點的北西北面約一千公里處。其後，於1640年左右，俄國勢力亦從歐洲伸展至此，與滿族發生衝突；碰巧滿 人於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實力強大蒸蒸日上，一個繼漢、唐、元朝之後、首屈一指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俄羅斯人因此無法東進。

1698 年，清聖祖康熙與俄國彼得大帝（當時與其長兄依凡五世共治）簽訂《尼布楚條約》，界定大興安嶺以南、額爾古納河（Argun River）以東至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大片土地，正式納入大清版圖。這片土地，包括今天俄國遠東的阿穆爾州、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南半、猶太自治州和濱海邊疆區（含海參崴 市）。對開的庫頁島——俄國稱薩哈林——於十二世紀時由滿人的祖先女真族創立的金朝管轄，於元朝之時已入中國版圖，而簽訂《尼布楚條約》之時，俄人根本不 知該島存在，因此不具爭議，條約未提及（條約正本為拉丁文，附俄、滿文版本，另有漢文界碑。詳見維基文庫網站。當時的漢文「俄羅斯」作「鄂羅斯」）。

十 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已由強轉弱，至鴉片戰爭之後，更是一蹶不振；俄國乘虛而入，逼迫大清簽訂了《璦琿條約》及《中俄北京條約》這兩條國人至今認為是不平 等的條約。前者從中國版圖割掉約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另約四十萬平方公里土地變成「中俄共管」；此條約由大清前線將軍奕山與俄方簽署，其後咸豐帝拒不承 認。《中俄北京條約》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之後，大清被迫簽訂的三條《北京條約》之一，其他兩條分別是《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 以南）和《中法北京條約》；此條約不僅確認了大清拒認的《璦琿條約》，還把先前雙方同意「共管」的那片土地也完全割讓予俄，從而基本上界定了今天中俄邊界 東段。

1991年簽訂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是一個很奇怪的條約。整個談判過程中，北京非常低調，海內外華人基本上不知道有這回事。中共把 兩個國家之間在如此重要事情上達成協議的文件稱作「協定」而不稱「條約」，以免勾起國人的記憶和聯想，乃是低調中的低調。假若此事是去年大陸人反日情緒最 高亢之際曝光的話，發生現代版「火燒X家樓」甚或「火燒中南海」也甚有可能。畢竟，如此慷慨讓渡予人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是釣魚台那（還未收得回來 的）七平方公里的二十三萬倍。

土地得失不成比例

那麽，收得回來的又如何？上述1991年的協定是一個大原則的 協議，其後於2004年簽訂的《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才是具體劃界的協議。簽妥之後，中共官媒介紹「勝利收回」的北方神聖領土，主要就是那個處於黑龍 江與烏蘇里江交滙處、面積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的沙洲濕地黑瞎子島的一半；其次就是另一塊五十餘平方公里、處於河中時隱時現的沉積地阿巴該圖洲渚 （Abagaitu Islet）的三分之二。

這是中共幾十年來聲稱不惜代價捍衞領土主權之餘的一項具體業績，但得失顯然不成比例；加上收 回港、澳那一千一百零四和二十九點九平方公里土地，合共也只是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這個面積，和中華民國政府抗戰八年歷盡艱辛得回來的臺灣那三萬六千二百 平方公里土地比較，還只是個零頭。

這還沒算中共當年，為了要支持列寧的「少數民族解放理論」，與斯大林裏應外合把外蒙古分裂出去而損失掉的那另一塊差不多也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話怕計數，若以捍衞主權領土為指標的民族主義來衡量中共的話，則其總業績淨值到今天依然是個天大的負數。

我 在給俄羅斯學生講東北亞地緣政治問題的第一課裏，就詳盡講了上述歷史，又給學生閱讀條約文獻，輔以地圖講解；大家可以想像，過程當中，由於話題敏感，學生 尤其是研究院生，臉上表情和發問時的語氣，少不免都有點不自然。不過，這種不安感覺，很快就在其後幾課的深入討論中消退。

第二課，我給學生講解兩點：一、為什麽中共六十年來在領土及更大的外交關係上，總的來說對日、美強硬而對俄國軟弱，最終導致上述「業績」；二、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

中共對俄軟弱，遠、近因都有。

中 共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之時，六四大屠殺剛發生不久，民怨極大，北京在世界上亦因此非常孤立；內外交困之際，為了爭取「朋友」，中共於是草草與本身亦 極度弱勢的俄國簽署該條約（蘇聯於同年解體），完全默認、接受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的領土決定。六四因此是中共該次談判領土之時對俄軟弱的近因。協 議訂定之後，大陸各地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但在六四血腥未散、官方媒體粗暴打壓異見是謂「常態」的境況之下，反對無效。

低調處理邊界問題

本 來，鄧小平主張，十九世紀因兩個不平等條約而失去的土地不必追回，但俄國必須承認那些條約是不平等的；然而，中共後來連這一點也沒有堅持，可見其軟弱之 極。其後十多年裏，中俄邊界其餘部分，亦以同樣「低調」的手法處理完成，以至官媒只能就幾個公里大的河中小島煞有介事做文章，強調「勝利收回」。【註】

當 時處理中俄邊界領土問題的主要責任人是江澤民，其次就是李鵬。大家知道，這兩個關鍵人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一個是留蘇學生，一個是到蘇聯受訓 的專家。毛澤東當年「一面倒」親蘇，包含深刻的價值選擇，亦是對列寧、斯大林兩大「理論權威」的臣服。當時，全國人民稱蘇聯為「老大哥」，稱斯大林為「爺 爺」，留蘇的幹部頭上都沾有一點聖光。就算是毛氏後來「反蘇」，反的也是「修正主義」，也就是說，是為了維護列寧、斯大林的革命路線，因而可說是真正的親 蘇。當年那種極富宗教色彩兼父權崇拜的時代心理，今人很難明白。江、李兩人都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親蘇的基因恐怕都植在骨子裏，當個技術員還可以，當國家 領導與蘇聯談判要土地，吃虧難免。對叛逆父權的恐懼，掩蓋在「戰略考慮」的大道理下面，談判之時因而有「讓利」意識。這是遠因。

親俄反美， 是中共長期以來的政策，有深刻歷史原因，中國因而不構成對俄羅斯的一個地緣政治威脅，此有中俄邊界領土談判的纍纍結果為證。我這樣對俄羅斯學生說，明顯稍 解他們當中的一些憂慮。不過，我卻留了一個懸念讓學生們細嚼：五、六十年代留蘇的中共骨幹，年齡所限，還有十年時間左右，便將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中共親蘇 意識的基礎將因此急促削弱。這個變化如何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殊堪思索。

一個我沒有向俄羅斯學生提出、卻是國人包括港人會有興趣討論的命題 是：釣魚台主權出問題，也是中共走親蘇路線的一個結果，中共對此要負很大責任。為何有此一說？大家知道，美、日在二次大戰中是敵對國，美、中則是盟國；戰 後，美、日迅速修好成為盟國，美、中轉眼之間卻反而成為敵對國。

一面倒親蘇極錯

如此戰略形勢大挪移，原因很清 楚，就是因為1949年之後，中共向蘇聯「一面倒」，蘇聯因此如虎添翼，有席捲東亞之勢，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出現由中、蘇共支持甚或操控的共黨武裝叛亂； 美國因此要在亞洲培植勢力，選中本來已經倒下去了的日本，不僅大力幫助她重建，並刻意於歸還琉球治權予她之時，把釣魚台列嶼也一併交付。釣魚台主權歷史上 有爭議，美國就算不考慮島嶼本身的地理戰略價值，也不會把它交還給一個敵對國。

當然，如果中共親蘇反美有大得多的好處，則區區一個釣魚台出 問題，作為代價，不算什麽，還是親蘇比親美或保持中立好。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親蘇，儘管初期在經濟、科技、文教方面得到一些好處，但若循蘇俄的社 會主義模式發展下去，乃死路一條，毛澤東於是走一條比蘇聯更左的道路，結果「死」得更慘（「大躍進」那幾年死了四千萬人，相當於今天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口）。

領土方面，北面的一大片送給俄國了，東海的又給日本拿掉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損失之大，難以算計。因此，說中共在這些民族主義關 鍵點上恰恰成為民族罪人，絕不為過。反而是改革開放之後，那怕僅僅是有限度和美國修好，投資便來了，技術便來了，經貿發展了，人才培養了。六十年回望，除 了一些冥頑不靈的極左派，誰還能不承認1949年以來的「一面倒」路線大錯特錯？

在俄羅斯講東北亞地緣政治中俄關係的最後一課裏，我向學生 提出一個觀點：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自古以 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 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跟着的討論非常活躍有趣。篇幅所限，另文敍述。

俄羅斯講學記．之二

【註】2005年，中俄邊界全線劃定。當時的一篇《環球》文章大肆批評大陸內部反對聲音，替官方、替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辯護，論調卻完全和年來中共積極推銷的那一套相左（讀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5-10/18/content_36373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