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人協會剛於周六宣布成立，筆者致以衷心祝賀。協會提出的宗旨和焦慮，與筆者完全一致。筆者沒有參加協會，只因平素喜歡獨來獨往，在此方面乃哲人盧梭的忠實信徒。當然，朋友出事了會聲援，自己出事了也希望別人打救；在彼方面則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真正的原因，也可能是筆者常常言不及義不講政治。像今天這篇《氣短集》，三段有兩段與政治無關；末段講錢，中段講的Mao神，還是一個日本美少女。
「蝗蟲」、「英國狗」、「西奴」
一些港人以「蝗蟲」一詞稱呼蜂擁而至的大陸來港購物者，這是否構成法定意義上的「歧視」，平機會認為應該研究，筆者給一些意見。
「蝗蟲」一詞有特定的攻擊對象，但此對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族群。它不泛指「大陸人」，它無疑不包括大陸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甚至也不包含大陸漢族中的大多數。考慮其意象和使用的語境，「蝗蟲」僅指集中在香港購物區出現的、購大量零售物品和服務的大陸籍旅客和水貨客。引申的話，也可以包括大陸人當中，不在香港現身但有條件和意願即將成為來港旅客或水貨客者。這種僅僅包括進行某一種活動或選取了某一種謀生職業的人的集，不構成一個「種族」或「族群」。
一個與「蝗蟲」同類的詞是「華爾街大鱷」或英文裏的「Wall Street Crooks」。大鱷和蝗蟲都是指很惡毒、對人類很有威脅的生物，用來指人，都帶有貶義，在示威者口中，更帶有攻擊性。任何這種詞，無可避免都是漫畫化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故被攻擊者會感到不平；OWS運動中，那些「華爾街大鱷」會感到憤憤不平，認為如果沒有他們，整個世界的金融活動就會戛然而止，環球經濟必也馬上癱瘓。這和大陸官媒和陸客異口同聲說的：「沒有我們，香港完蛋」，是同一個道理。
由於「蝗蟲」只是攻擊大陸客的某種有損本地人生活福祉的行為，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這些大陸人以後不來了，或者偶爾來了但都守規矩、逛街購物有常人一樣的分寸兼不擺什麼架子，那麼，示威者及其口中的「蝗蟲」，都會平和地退出大眾視野。因此，筆者認為「蝗蟲」一詞，縱和很多攻擊詞一樣不文明，卻並不帶歧視性。我們現在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群體，在其利益客觀上受到無償侵害而政府不僅無動於衷、反而偏袒侵害者甚至反唇相譏（「未富先驕」）的情況下，以「蝗蟲」一詞表達憤懣而已。以這個詞罵人，攻擊性還遠未如以粗口「問候」對方或其家人【註1】。
大家或可拿「蝗蟲」一詞與更早出現的兩個攻擊詞作一比較：「英國狗」、「西奴」。
一個分別是，「蝗蟲」一詞本身不帶政治性，只涉公共資源或經濟利益的矛盾。可以想像，一個政治上完全中立的香港人，也可對着大陸客開腔罵「蝗蟲」。事實上，筆者估計，「驅蝗」的支持者當中，有不少本來這樣政治上中立的港人。
與此相比，「英國狗」和「西奴」這兩個近來也在香港常用的攻擊詞，則明顯帶有政治性，通常都是一種有某些意識形態（「愛國」）的群體成員，用來攻擊一些有某種不同政治價值觀念的群體及其成員的。後者不必作出任何直接損及前者個人或集體利益的行為，也會遭受前者用這兩個詞作的攻擊。使用這兩個詞的人，不必是某次衝突的參與者；作為平和的旁觀者，已經可以用得上這兩個詞——眾「維園阿伯」和某北大教授，便是例子。這就和一些白人種族歧視者日常、在沒有直接衝突或利益受損的時候，亦習慣以「黑鬼」（nigger）稱呼任何一位非裔血統人士相似。那已經是一種心態，一種恆常存在而不須引信的潛在攻擊性。
所以，平機會若要研究，「英國狗」和「西奴」這兩個詞反而應該是更重要的研究對象。不過，平機會只能避開政治，研究指人家是「狗」或「奴」算不算是族群歧視，因為它執行的條例裏，政治歧視並不受禁制（那是特區政府公然提倡和實施「親疏有別」時的護身符。在大陸，政治歧視和迫害是中共立國至今的常態，是共產黨員本性、理直氣壯的東西；所以，平機會不禁止政治歧視，有其「大中華」原因結）。
還要審查的，是「支那」。如果這個歷史名詞過不了關而須回歸歷史，則「小日本」、「倭寇」、「共匪」、「強國人」這些生動活潑的叫法也要一併消失，香港話就會變得愈來愈政治正確。
此Mao不同彼Mao
冰火兩重天，香港「熱」，寒冷的地方卻有好戲。俄羅斯索契冬奧經過兩周的較量，昨天圓滿閉幕。獎牌三甲分別由三個圍繞北極圈的國家奪得，即東道主俄羅斯、小國挪威、加拿大；後者以金牌多一塊、銀牌多三塊稍勝美國。然美國水準未失，隊員Meryl Davis和Charlie White還在冰舞以200.19分掄元，史無前例拋離亞軍三十點，技術精湛不可思議，大家可在網上欣賞到他們的整個演出，最後那段慢鏡尤其有勁（www.youtube.com/watch?v=4R9KH2o4K94）。生活在亞熱帶的人，少能理解冰天雪地的北國裏怎可有人在零下的苦寒裏玩得那麼精彩狂熱。
冰雪是筆者所愛，因為年輕的時候不少日子在雪地裏過，早喜歡上那冰晶玉潔的白色世界；因此，這幾年有機會再在北地生活，舊夢重溫，寫意不過。這裏是本州北部的秋田縣，西臨日本海，冬天的風從那邊吹過來，下雪特別多，常常超過北海道，氣溫卻不太冷，絕少低於零下十度，最宜踏雪尋莓（梅花這裏倒不多見）。一有空，筆者就披一件連帽大衣，穿上「大腳八」，拿一雙雪仗，到那幾千畝與學校接壤的實驗林地裏溜達。平常天冷，在戶外的時間短，如無必要都是匆匆行進室內，雪景難得細心欣賞，但如果裝備好，出門踏在那雪堆得厚厚的地上緩行，不消兩分鐘就覺得和暖，一刻鐘就微微出汗，一出去就是幾小時。你為那莓，會在積雪的密林裏愈行愈遠；另一端冰原上的靜與美，更會把你留着。
除了踏雪，其他各種冬季玩意如滑雪、溜冰，筆者都沒本領，因為年輕時有年輕時的事忙，竟不曾學，但這裏很多日本人都會，而且特別瘋溜冰，索契的新聞，同事之間，琅琅上口。不過，日本隊這一屆有點青黃不接，表現不佳，連中國也比不上，只爭得一面金牌，所以日本人這會兒很失落。筆者的「女冰神」、花式滑冰好手淺田真央（Mao Asada）今年退休（快24歲），索契賽事中雖然在主項突破了自己的極限，演出全場最佳，但因之前失分過多，終於不敵韓國的金妍兒和其他更年輕的好手，誠憾事也。早前全盛之際，淺田風靡整個溜冰界，到今天還是日本人的寵兒，她的表演真如行雲流水，只能用一個美字形容。大家有興趣，可上網收看這個配了羅密歐與朱麗葉音樂的段子（www.youtube.com/watch?v=U_RpDm1_iNg）。
WhatsApp 與美國的「1%」
WhatsApp 以190億美元賣盤給FB，其五十五位僱員持份者每人分得天量現金與FB股份，馬上升呢億萬富豪，晉身那邪惡的「1%」階級。這批新貴，平均每人分得 3.5億美元（約合港幣27億元），是去年全美人均淨財富51000美元的6862倍。然而這只是那五十五人的平均；事實上，美國就是美國，別幻想這個本 是「僱員擁有」的苗頭公司是個平頭平等公司。
我們來算算。兩位創辦人Jan Koum（真金？）和Brian（白銀？）Acton，賣盤時持公司的60%股權，其餘15%為風險投資公司Sequoia Capital所有，剩下的25%股權，才屬於其餘持份僱員。Forbes估計，第一創辦人Koum佔的股權為45%，賣盤後的個人稅後收益達68億美 元，比起一眾小股東每人分得1%不到的零頭，高約一百倍【註2】。據此，筆者粗略計算了一下，發覺WhatsApp公司內部財富分布的堅尼系數高達 0.97，接近1的理論極限，真是不平等啊。然而，加州矽谷像這樣的公司多的是。
看到這種狀況，我們可以結論出，美國及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 義愈來愈不平等了。如果用堅尼系數這類靜態尺度來量度，這個結論是必然的，但筆者在本月6日《美國還是「機會之邦」嗎？》一文中指出，經濟學家用各種不同 的社會階層代際上行流動性定義來量度美國社會的「公平」程度，知道過去四五十年來美國在這方面表現其實十分平穩。這一對矛盾的看法，突顯在 WhatsApp的成功故事後面。
Koum於1992年才和母親從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移民到美國，一窮二白，曾經拿過聯邦政府的食物券維持 生活；後來，憑着自己的努力，上過幾年大學，十五年之後有了點積蓄，與雅虎的舊上司Acton一起創辦WhatsApp，終於一鳴驚人。像他那樣的成功， 本身就是美式資本主義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的典型例子，卻同時令社會的堅尼系數增加。有什麼問題呢？
他的個人努力，替美國社會、替全世界帶來 極大的好處。在手機上裝一個WhatsApp軟件，你的語音文圖檔便都可以即時跨機種平台按你的朋友的手機號碼發放到他們手上，比用電郵地址快捷直接得 多。五年來，WhatsApp用戶已達4.5億個，並以每天一百萬個的速度增加，所發放的信息，已經增加到每天360億條。因WhatsApp而衍生的經 濟機會，更是數之不盡。用戶軟件免費下載，頭一年使用也免費，以後每年收99美仙，還不會有廣告打擾你。公平不公平呢？
有人會說，Koum 是少數人中的少數。誠然，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冒風險的意欲不相同，際遇也不一樣，成就也就有分別。一個開放的社會，大大小小的機會都擺在那裏，就看個人去 不去爭取。在公司裏，你努力，總能晉級；在大學裏，你做好研究教好學，便可以建立學術地位；不一定要像Koum那樣做大事發大財【註3】。筆者在美國工作 生活十多二十年（包括在最南方六年），觀察體會，大體上如此。你上進，有人會樂意幫助你，善心之外，還因為那樣對他們自己也有好處。
如果 Koum當年沒有隨母親移民融入美國社會而留在烏克蘭，今天可能還是一個在基輔街頭未看得見出路的示威者，是哪一派也很難說。Koum如此，谷歌的創辦人 Sergey Brin、一位移民美國的俄羅斯人，成功故事也一樣。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有時還是跨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美國有那個可惡的「1%」，才有那樣 旺盛的社會流動性，提供機會給全世界。
《氣短集》之二十九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請注意筆者這裏說的是「無償侵害」。陸客過度佔用公共空間，廣東道的零售店僱員上班下班和中午到外面吃中飯因此也有困難，但他們有工作機會，部分乃得益於陸客，所以是「有償受害者」。至於零售店老闆，通常「不在地」，當然不是受害者。
【註2】見Forbes19日的精彩獨家報道：www.forbes.com/sites/parmyolson/ ... ew-19-billion-baby/。
【註3】最新事例：美國國家科學院剛於20日任命華裔科學家曹文凱（Victor Dzau）為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院長，任期六年。曹1946年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曾在哈佛大學、杜克大學任教，專長心血管和分子醫學研究。消息見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8502554.shtml。
2014年2月24日 星期一
文匯報：衡陽賄選案涉案1億引發高層震怒
http://news.wenweipo.com/2014/02/24/IN1402240046.htm
【文匯網訊】涉案金額達1.1億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會工作人員的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是1949年以來公開披露的涉案金額最大、涉及黨政官員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選舉弊案。
據財經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以較大篇幅講述該案，將其與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聯繫起來，並質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
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稱該案「通過賄賂破壞選舉，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對國家法律的挑戰，對黨紀的挑戰，觸碰了紅線、底線和帶電的高壓線」。並誓言，要將此案辦成經得起歷史、人民檢驗的鐵案。
如此大規模的賄選，亦揭示出人大選舉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強人大選舉的競爭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嚴懲，使受賄者與行賄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陽破壞選舉案可資吸取的教訓。
2014年的湖南省「兩會」，比以往來得晚一些。2月9日，農曆大年初十，來自各市州的「兩會」代表雲集長沙，在四個接待賓館開會。
「按照以往的慣例，『兩會』都是在農曆年前開，開完了大家好過年。在年後開會，今年是第一次。」湖南省人大一位內部人士介紹。
湖南省「兩會」的延期，事關去歲舉國震驚的衡陽破壞選舉案。
「本來是可以(如期)開會的，(省委)書記堅持不能缺衡陽的代表團，堅持補選。補選期間，又電話囑咐。」衡陽市委書記、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億龍在會議現場發言中說道。
兩個月前，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召開全體會議，對在衡陽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以賄賂手段當選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確認當選無效，並予以公告。
同在12月28日衡陽市有關縣(市、區)人大常委會分別召開會議，決定接受512名收受錢物的衡陽市人大代表辭職。
時任衡陽市委書記、市人大換屆領導小組組長，後升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的童名謙，因失職瀆職，對該案負有直接領導責任，被中央紀委立案調查。
收受錢款的時任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強制措施。
記者獲知，涉嫌賄選的衡陽籍省人大代表，大致分為三類：民營企業家、市直機關幹部與國企高層，後兩類用於送紅包的錢款源自所在單位的襄助。
在涉案的代表中，各級黨政官員職務代表佔據相當比例，這造成衡陽官場的人事震動。衡陽市委宣傳部部長、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宏治坦承，「不管是否涉案，衡陽的幹部壓力很大。」
衡陽代表團受到了該省「一把手」的特別關注。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期間主動報名來衡陽團參與審議。
省委書記旁聽的兩個半小時中，關於破壞選舉案的話題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徐守盛在發言中介紹，中央協調組、中央紀委、中央有關部門對該案高度重視，查案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目前仍在繼續。
這起嚴重的破壞選舉案引發中央高層的震怒。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較大篇幅講到該案，並將其與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聯繫起來，追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當時，他連聲追問六個「到哪兒去了」。
「通過賄賂破壞選舉，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對國家法律的挑戰，對黨紀的挑戰，觸碰了紅線、底線和帶電的高壓線。如果能拿鈔票換來選票，那麼坐在這裡議事的就不是我們這些人了。」徐守盛在發言中稱，應該以此為反面案例，下決心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衡陽人大「自救」
選舉賄案爆發之後，衡陽市人大進行自我修復的第一步，就是勸退五百餘名涉賄的市人大代表。
湖南省人大對外公佈賄選弊案是在2013年12月28日。此前，根據省人大的意見，涉賄的衡陽市人大代表以主動請辭的方式退職。這項工作頗費心力，直至公佈幾天前的12月23日，清退工作才得以完成。
清退之後，是補選。各級人大代表的法定任期為五年，在衡陽代表團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人當選僅十個月即因涉賄去職。湖南省人大不得不為空缺出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額安排補選。然而，要選舉衡陽代表團的省人大代表，須由衡陽市人大代表投票產生，但是，529名衡陽市人大代表中，有518人收受賄款，其中512人辭職。因此，還須先補選出數量眾多的市人大代表。
補選在緊張的時間表和氣氛下完成。經湖南省人大常委會的統一安排，2014年1月14日至17日，衡陽市下屬各區縣同步召開人代會，補選市人大代表。此後數日，新當選的市人大代表們馬上召開市人代會補選出缺額的省代表。1月26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了衡陽團補選出的省代表資格。而此時，已是農曆臘月二十六，原定於農曆年前召開的「兩會」不得不推遲至年後。
按照《人大代表法》，市級人大本應由市人大常委會召集主持。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透露，鑒於衡陽市人大代表幾乎「全軍覆沒」，省人大常委會不得不特事特辦，成立市人大選舉籌備組。
籌備組的主要成員基本上由市政協整體平移，即市政協專門委員會的相關負責人平移至市人大專門委員會，原來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有的就地參加一般工作，有的等候處理。而在區縣級，人大常委會主任全部「下課」，他們既不參加縣人大選舉的籌備工作，也不參加日常工作，接任的區縣及人大常委會主任同樣由政協平移。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後，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
李億龍於選舉賄案爆發之後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謙出任衡陽市委書記，可謂「救火隊長」。
「去年派我去衡陽前，(省委)書記囑咐我，衡陽捅的婁子很大，你是臨危受命，要把輿論控制好，把社會穩定好。」他談及。
針對海外媒體關於衡陽重選是暗箱操作的報道，李億龍表示，要用實際行動予以回擊。他說，選舉期間，衡南縣一個代表電話拉票，被處理;珠暉區委組織部長核實資料出現差錯，被撤職。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的人選問題，也及時向省委組織部匯報。
「經過這個案子，代表們認識到不能按慣性思維，搞過去的潛規則。」衡陽代表團一位局長級職務代表說，「整個選舉中，不打一個電話，不請一頓飯，不送一個紅包，完全讓代表自己行使權利。」
一位教師代表稱，選舉前，市領導去學校考察她，找了十位同事瞭解情況。此次選出的人大代表範圍比以前廣泛，女性、非黨人士、知識分子代表更多。「我去縣人大開會，一個領導都不認識，以前這樣是選不上代表的。」
記者獲得的本屆省人大衡陽代表團名單顯示，村支書、中學教師、公路養護站站長、醫院主治醫師、環衛處工人、銀行信貸員等基層代表的比例明顯增多。徐守盛認為，「結構合理，代表性強，代表素質很高。」
事發路線圖
記者的調查表明，衡陽選舉賄案的曝光，源於多名落選的省人大代表候選人舉報。
不過，引發海嘯的「蝴蝶翅膀」並不在衡陽，而是在距離衡陽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陽。2013年1月中旬，邵陽籍省人大代表候選人、企業家黃玉彪以行賄者身份，在多個網站實名舉報自己曾向該市的多個縣人大代表團賄選，並將部分證據以附圖形式貼出，事件被媒體廣泛報道。
黃玉彪告訴記者，2013年1月29日，在從邵陽赴長沙接受媒體採訪的車內，他接到衡陽團落選者的電話說，「衡陽的情況跟邵陽一模一樣。」
受到黃玉彪的啟發，對方欲向其索要媒體記者的電話尋求曝光。黃從電話裡得知，至少有兩位落選者參與此事，一名是企業家，一名是政府官員。另有一名企業家雖已花費300萬元當選，也要告。「我告訴他們，報道寫出來發到網上，可能馬上就被刪掉了。最好找新華社寫內參，不要找省分社，要找總社的。」黃說。
但之後，與黃玉彪類似，衡陽的舉報者選擇了以網絡為平台進行第一輪舉報。
最先「中槍」者是衡陽市南嶽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2013年2月19日，央視記者趙喜在微博中貼出一份自稱來自舉報人李新庚的實名舉報材料稱，2007年，衡陽市南嶽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利用丈夫李甲成任衡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之便，採用賄賂方式給每個縣人大代表3000元，總共花費70多萬元賄選成為衡陽市第十三屆人大代表。2013年她又花費近300萬元，當選省第十二屆人大代表。
舉報信附有李新庚的家庭住址、手機號和個人簽名。李新庚的身份是衡山縣一名律師。不過，他本人對媒體否認了這一說法，稱自己被人冒名。
此事曝光後，衡陽市委宣傳部表示，有關部門啟動對左建國賄選問題的調查。
隨後在3月14日，衡陽另一位省人大代表、常寧市幸福老年公寓董事長吳群被指在選舉中發出636個信封，每個裝有五六千元。
衡陽賄案爆發後進行處理時，左建國、吳群的姓名都出現在被省人大確認當選無效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單之中。
網絡舉報只是第一步。黃玉彪稱，事後他得知，舉報者依照其建議，在北京找到新華社總社記者撰寫了國內動態清樣。此外，中央紀委也收到了控告材料。當年5月，黃玉彪從北京的渠道得知，新華社的內參報道獲得高層「一查到底」的批示。
湖南省委正式知曉此事，是在2013年4月9日。當天，包括徐守盛在內的湖南省領導五人小組開會聽取匯報後，決定嚴肅查處，因此該案的內部代號為「4·09破壞選舉案」。
6月上旬，中央工作組進場，查處力度驟然升級。「中央對案件定性後，(省委)書記把我們叫到北京，要求分類處理，同時開始考慮幹部的準備，涉案幹部按級別由市委書記、副書記等談話。」李億龍在會議發言中說。
據瞭解，李億龍負責的談話對象，一般都約談了10次左右，最多的談了近20次。
一位前衡陽政界人士向記者透露，事件曝光的背後，共有十餘名落選者聯合起來，一直在北京舉報。據其所知，舉報的直接原因是，這些平均花費都在百萬元以上的參選者感到很委屈，「人大主動讓他們去送的，結果沒讓他們選上，連錢也不退。對一些資產在千萬級的小老闆，幾百萬也是一筆很大的錢。」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後，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對於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
衡陽政界生態
案件爆發之前，衡陽的賄選氛圍已形成經年。
源頭起於何時目前無從追溯。曾於1983年至2003年在人大系統任職20年的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秘書長傅學儉對記者回憶，在2003年他卸任之前，未曾聽聞相關事件。
有據可查的最早記錄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陽耒陽市紀委公開處分了肥田鄉政協聯工委原主任蔣某，將之開除黨籍。原因是蔣某出於競選鄉長一職的目的，給每個鄉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煙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開，價碼隨著競爭加劇而水漲船高。
對衡陽來說，2007年是問題迭出的一年。中組部於2008年1月通報稱，2007年9月，在湖南省衡陽市委對縣級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進行換屆考察期間，衡南縣財政局局長何某以發放中國農民補貼網建設獎金的名義，向具有推薦權的各鄉鎮(辦事處)黨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領導每人發放1000元，請他們在推薦副縣級領導幹部時支持自己。事發後，何某被取消提名資格和免職，並由紀檢機關立案查處，發放的所謂「獎金」被如數收繳。
該年11月，《望東方週刊》報道，一名參選市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送出了280個紅包，每個500元，因送的不如其他競爭對手多而落選。
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介紹，同在2007年，當地一位百貨業女老總以2000元一張的購物卡開道，花費100多萬元參選省人大代表，仍然落選，得知結果後失聲痛哭，成為當地政界笑談。
正是在這一屆賄案頻發的選舉中，2008年1月，此次因收受錢款涉嫌玩忽職守被移送司法機關的胡國初當選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生於1953年，2013年年屆60歲。若非意外，去年他將如期卸任，頤養晚年。他是在衡陽本地出生、入仕的幹部，此前歷任市委組織部長、市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門生故舊遍佈，擅於為所在部門爭取利益。在任職人大主任的六年間，他為人大系統的劃地、蓋樓貢獻良多。
任期內，他曾與四任市委書記搭檔。此番出事的童名謙，是其中第三任。童名謙調任衡陽以前，曾在湘西州和邵陽市擔任書記，此前在兩地分別遭遇鳳凰大橋垮塌事故、湘西非法集資案和邵陽沉船事故，來衡陽後又遇到破壞選舉案，反而一路陞遷，招致輿論非議。
認識童名謙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對其評價相當一致：謹小慎微的老實人，有「官德」而無官威。童名謙家族在湖南官場頗有實力，其親屬在省發改委、省委組織部和婁底市擔任要職。在選舉之時的2013年1月，他當選省政協副主席，三個月後即調任省城，未料在過渡階段事發。
由於涉案者多為市管幹部，按照相關原則，查處應由市一級組織負責，但童名謙並未承擔相應責任。「衡陽害了我，我害了衡陽。」他在事後如此感慨。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記者透露，三名花了錢落選的企業老闆曾在辦公室堵住童名謙討要說法，童做出批示，要將錢款予以退還。這份批示日後成為其玩忽職守的重要書證。
「正常的做法是，當場拍桌子，批示調查，哪有批示退錢了事的 」這位人士說。
拜票流水線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但在衡陽，紅包的份量更豐厚。
記者獲知，去歲衡陽選舉省代表，單個紅包的量級達到5000元至7000元。黃玉彪透露稱，同年邵陽送紅包的「行情」為，縣委書記、縣長與縣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陽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錢款約在一兩萬元;傅學儉去年曾私下詢問一位常德代表團的省代表是否收過紅包，對方回答，「連現金帶卡，收了14000元。」較之衡陽團的市代表人均20萬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間。
「送紅包的現象一直都有，但去年衡陽的規模和量級到了頂峰，這與胡國初的默許密不可分。」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分析，「他可能是馬上要到任，想最後為人大系統的人多爭點利益。」
湖南省人大一位內部人士透露，衡東縣人大常委會一位副主任，去年以工作人員身份去市人大代表團，加入簡報組，屬於沒什麼「油水」的工作，故而倖免於難，同期參與選舉聯絡工作委員會(下稱聯工委)的同事，幾乎全因代人收發紅包而被停職。在這次破壞選舉案中，共有68名工作人員收受錢物。
「人大聯工委的位置是個肥缺。」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說，因為工作人員掌握代表名單和住址，熟悉選舉流程，成為操作賄選不可避免的環節。衡陽市人大工作人員將收發紅包發展為「專業化運作」：有人專門負責收錢，有人專門負責聯絡，甚至在運作時考慮到候選人太多，投票代表們記不住名字，還專門分發名單，以及派小組長監督是否按名單填選舉表格。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認為擁有爭強好鬥的「礦石性格」，這種爭鬥也體現在紅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競爭中，衡陽市人大工作人員會將各位拜票者的價碼相互通報，暗示他們層層加碼。「他們會告訴你，這個老闆出了兩百萬，那個老闆出了三百萬，你要想當選，得補送。」
每到選舉時節，手握投票權的代表們大多會坐在賓館等著收錢，並按照拜票者的資產規模分別評估心理價位，送得比預計的偏少，會被認為影響誠意的表達。「一個身價幾十億的老闆，才送2000塊錢，打發叫花子嗎 」上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說。
這一過程，在邵陽如出一轍。黃玉彪對於選舉細節並不熟悉，投票日的前幾天，他才從經商所在的廣東回到邵陽，在宴請邵陽市人大一名領導等人時，他被建議向各縣人大代表團送紅包，以確保當選。
在送出第一輪紅包後，黃玉彪聽聞其他候選人臨時補送，但自己不願再加錢。他認為這是自己落選的原因。
在黃玉彪舉報後，湖南省紀委進行了調查，不久後，邵陽市人大常委會一名涉事的副主任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數名縣人大聯工委主任也被警告處分。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後，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對於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
暗箱操作空間
官方披露，此次因賄選被中止資格的56名衡陽籍省人大代表中，20位來自人大、政府機關、行政機構及國家企事業單位，32位是企業界人士。
據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介紹，90%以上的工農代表名額實際被企業老闆佔據，在農民界別的代表中僅有3人基本名實相符。這種情況讓該屆代表團被譏為「官商代表大會」，「這是提名機製出了問題」。
《選舉法》規定，縣級與鄉鎮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而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為間接選舉，即由下一級人代會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選舉也採取間接選舉形式。
間接選舉中的提名方式，包括政黨、人民團體提名(組織提名)和代表聯名提名(非組織提名)。
間接選舉的實際操作中，政黨和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名單，在提名階段是封閉的，不向社會公開。只有在人代會召開期間，提名名單被提交到大會主席團後，才能被參會的人大代表獲知。這就為暗箱操作預留了空間。
此前的操作流程是：由人大或人大聯絡黨委組織部門考核候選人，對代表結構要求較為嚴格，2008年以後改為由組織部門考察候選人。「組織部門人數有限，不可能考察得那麼清楚。」這位人士說。
現實中人大的官商代表結構，也加劇了「金元」競爭的態勢。知情人士對記者透露，此次衡陽賄選的一大特點是，三類行賄者民營企業家、市直機關幹部與國企高層，前者送的是自己的錢，後兩類職務代表由單位幫著送錢，「就是為了能讓本系統出一個人大代表」。而一般來說，相關代表也是單位的主要負責人。
此類現象在十年前已有先例。2003年，時任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計生委主任陳滿生，因為請客、送禮，組織和動員所在的計生系統幹部為其拉選票，人大代表職務被罷免。
在這三類送錢者之中，民營企業家往往是率先送錢的人。上述人士稱，「職務代表一般由組織提名和力保，他們最開始並無動力送錢，但民營企業家開始送，會倒逼他們跟著送。」
在2014年湖南省人大衡陽團的會場上，唯一一名2013年留下的省人大代表、衡陽市常務副市長段志剛自嘲是「本屆衡陽團的異類」。他在會議現場的一句感歎——「我們的幹部很大一部分人是被裹挾進去的」，引發全場掌聲。
對屬於基層代表的名額被官商階層佔據的情況，前述湖南省人大人士認為，可以通過提前公示的方式監督。2012年12月13日至19日，廣東省委組織部首開先河，將提名的省人大代表候選人人選在網站予以公示，允許幹部群眾反映公示對象的有關情況。
「人大選舉，尤其是間接選舉的競爭性和透明度不夠。」這位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說，「但這不是人大制度的問題，而是程序問題，實質是以工作程序代替了法律程序。」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後，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對於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
難禁的拉票
當選人大代表的關鍵環節是獲得提名與投票，其中提名是基礎性環節，投票是決定性環節。
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本應有一個向選舉人宣傳推薦自己的程序。對於這一程序，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的法律保障並不相同。
相比而言，直接選舉的透明度較有保障。2010年《選舉法》修訂時，將「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的舊規定，改為「選舉委員會根據選民的要求，應當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因此，公開見面成為一種強制。但是，法律並未對間接選舉作出類似的強制規定，在實際的間接選舉中，候選人極少被安排與選舉者見面。
由於人大會議印發的候選人情況介紹多為簡歷式，印數也較少，每個代表小組僅發幾份供討論時傳閱，這讓代表們對候選人各方面的情況瞭解不多，投票具有隨意性。
由於缺乏公開的競選渠道，候選人只能轉入拉票活動：通過去代表下榻的賓館拜訪、宴請、打電話、發短信、委託中間人說情等形式為自己掙印象分。
雖然在各類選舉中，各地均制定治理拉票行為的管理辦法，並不時公開通報批評，但拉票現象屢禁不止。對手握投票權的代表們的公關，正是在此過程中滋生，先是送煙、購物卡，後來是送紅包，金額也一路水漲船高。
據黃玉彪的參選經驗，由於2012年11月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定下時，各代表團尚未集中，一些候選人第一時間前往各縣送錢。通常做法是開車到當地後，宴請縣人大主任與聯工委主任，讓後者代為分發。黃玉彪自己，則等各縣人大代表團在駐地賓館集中後，讓各縣人大聯工委主任下樓「取點資料」後代為分發。
不過，也有花錢參選的候選人，內心牴觸這種送錢拉票的行為。黃玉彪認識的一位邵陽市隆回縣候選人最早送的是500元，後來追加了1000元。這位候選人對他坦言，「心裡很不舒服，找了這麼多人，很狼狽，其實很不願意出錢。」
「間接選舉的方式導致地方人大很大程度上由官員去選，而不是選民去選，這很容易造成賄選。」黃玉彪認為，真正要選好代表，應該允許公開宣傳等競票活動，這樣獲選者才能代表民意。
查處的藝術
衡陽賄案事發後，湖南省委理論學習組撰文認為，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是一種破壞力極強的民主扭曲現象。這一扭曲現象產生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領導幹部政治意識淡薄，工作嚴重失職、嚴重失察;部分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和市人大代表目無法紀、肆無忌憚;大會工作人員為送錢拉票穿針引線，參與收受、分發錢物。
據官方通報，此案的涉案金額達1.1億元，共有518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
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記者介紹，送錢者送出的每個紅包都在5000元至7000元左右，市人大代表人均收受20萬元，人大工作人員人均收受十四五萬元。
收錢的工作人員中，包括時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甚至連人大領導的司機也從中分得了幾萬元。
不過在正式查處以前，這些錢都已經退掉了。
由於涉案的代表眾多，包括了衡陽市政府各局的負責人與區縣相關負責人，對於案件的查處勢必影響當地政界的穩定。
僅在56名因送錢被取消代表資格的省人大代表中，就有20名職務代表，包括市政府秘書長、市交通局局長、市地稅局局長、市人保局局長、市電業局局長、珠暉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石鼓區區長、雁峰區委書記、耒陽市公安局局長、常寧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衡陽縣委書記、衡南縣縣長等。
若將收受錢款一端的518名市人大代表中的職務代表計入，整個衡陽官場堪稱遭遇一場強震。
2013年6月27日，衡陽黨建網掛出一份長達4500餘字的幹部任免通知，一口氣宣佈了100多位官員的任免決定。「此案的查處是一大考驗，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很強。」衡陽市常務副市長段志剛在會上說。
「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為衡陽的穩定，在覆核階段，(省委)書記要求司法部門與衡陽市委多溝通，一般不要羈押，大多數人取保候審。」李億龍在會上透露。
前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說，這要看對於代表們收受錢款的定性。如果按受賄來查處，5000元就足以追究刑責，何況代表們人均收受的錢款達20萬元之多;但如果定性為收受紅包，雖然總計收受的金額很大，但就性質而言，收一個紅包與收50個紅包的性質是一樣的，且在案發前，錢已經退掉了。
關於定性，一個細節是，對於收受錢款的時任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檢方是以涉嫌玩忽職守罪進行立案偵查，而非受賄罪。
對於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
段志剛在會上感歎，省委並未把衡陽的幹部一棍子打死，在查案期間，提拔了一批幹部，「我們也頂著很大的社會壓力」。
會上披露的信息表明，在辦案期間，幾百個涉案人員，從最初的反應強烈，到後來認識到錯誤，有賴於「耐心談話」。
「現在辦案在繼續，後續還要善始善終、善始善成，辦成經得起歷史、人民檢驗的鐵案，實現我們社會、政治和法律效果的三個統一。對這個案子暴露出的問題，我們衡陽的同志要正本清源、亡羊補牢，真正把經驗教訓作為今後工作的動力。」徐守盛在會上表示。
「加強選舉的競爭性和透明度理所當然，但不必然能遏制賄選。還是要真正做到依法嚴懲，比如，受賄者與行賄者一樣受到追究。」前述湖南省人大內部人士說。
2014年2月20日 星期四
練乙錚：駁「未富先驕」說．論「陸客來港」稅
梁派融合論者去年在公眾壓力之下提出「港人港奶」、「港人港地」等港字頭口號之後，本土派「切實執行」，結果不僅傷害了自由行至此地的大陸人民的感情，還引致北京官媒《環球網》上出現針對港人的「微言」。本來，後者並非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一回事，但對特區政府高層來說，恐怕卻是非同小可，再加上西環也開了腔，遂有三局一司一首高調出場聲色俱厲撻伐本土派，並在未有充分證據證明上周末廣東道事件中的「驅蝗」示威者有不法舉動之時，便聲稱要把示威者繩之以法。
不過，根據當日視頻，「驅蝗」、「迎蝗」兩派其實互有口角推撞，若是犯法要控告，則兩派應同時控告，特區政府何厚此而薄彼？至於口角推撞之餘的「驅蝗」行動和意識，頂多只能算是一些人的態度問題，而非干犯了什麼法律，官員或可來一番春風化雨，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但絕對談不上可繩之以法。因此，三局一司一首的言辭，說理不足而粗暴有餘，除了官字兩個口，實與當日在街上推撞的兩派市民的表現差不了多遠；作為領導人而未能趁機在市民面前樹立良好風範、轉移社會風氣，殊為可惜。
擠塞性界外效應
「驅蝗」意識的興起，源於公共空間出現因陸客過多而引致的「擠塞性界外效應」（congestion externality）。經濟學對這類問題有很透徹的分析，解決的辦法基本上有三個：一是把公共空間私有化，任何人要使用該空間便須向空間物權的擁有者付出市場決定的價格（這個辦法實際上顯然行不通，但觀政府只突出個別商戶周末在廣東道出現「驅蝗」行動時蒙受損失，便知高官潛意識裏早把該處公共空間視為商戶的私產）；二是鼓勵空間的使用受益者與受損者定出彼此可接受的補償協議（這個辦法對事事率先維護商界利益的特區政府而言，無異於與虎謀皮）；三是由政府負責徵收足夠高的空間使用稅，以減低擠塞性界外效應及賠償利益受損者的損失。最後這個辦法，經濟學教科書裏講得最多，筆者作一簡介。
辦法三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向誰打稅？」。具體而言，只能有兩個選擇：陸客和商戶。商戶因陸客獲得額外利潤，所繳利得稅的稅率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陸客愈多，引起的公共空間擠塞不便卻是以超線性方式增加的，故現存的利得稅制顯然不足以解決問題；政府必須另外打稅。本來，由於市場機制一般有把稅擔自然攤派給市場買賣雙方的作用，政府把稅直接打在那一方身上，理論上並不重要（這是ECON101裏的一個必教課題，道理精妙而不深奧，但要解釋，得費一番唇舌，故於此不贅）。不過，考慮到（一）商戶也有做本地人生意的，而那部分的利潤不應再打公共空間使用稅（本地消費者已經付出稅金擔負公共空間的建設與維修）；（二）很難估計商戶的利潤有多少是從陸客身上賺得；因此，最可行的辦法就是直接向陸客打稅了。
不能漠視市民訴求
可惜，這個解決問題的正路辦法還未及讓公眾討論，梁振英便已經把倡議者打成「未富先驕」。這除了顯示他條件反射、政治上偏袒陸客而不惜犧牲港人空間使用者的利益之外，還暴露了他對經濟一竅不通。一般人不通沒關係，但管理一個「經濟城市」的領導人不學無術不懂經濟坐在那裏胡搞，大家看了好氣還是好笑？為香港利益起見，筆者提議政務司司長效法北京領導人那種好學模樣，找一位政府經濟師給這個特首補幾個小時的經濟課。
有人會說，遊客到發達國家旅遊購物，人家還要退稅，香港怎麼能對陸客來港打稅？那是未有考慮到空間、特別是公共空間在香港的矜貴。發達國的地方一般比較大，稅率比香港高，公共設施充足，大眾消費地點比香港多，行人道擠塞的情況不如香港；就算你到「小日本」東京的銀座或秋葉原，街道也相當廣闊，起碼到今天也容得下那些大陸客，東京人不必像香港人那樣，天天一出門便得面對要不要「斬腳趾避蝗蟲」的問題。
既應向陸客打稅，怎樣打？那裏打？向陸客徵收陸路入境稅是一個辦法，但此法的缺點是計人頭不計購物多少、逗留多久，因此不夠精準。還有其他辦法。例如：（一）徵收離境稅，不僅計人頭，還計購物多少（要申報、要保留單據準備接受隨機抽查，虛報查出要重罰）、計停留了多久（即日來回客以小時計）。（二）大陸結算的信用卡付款時徵收陸客消費稅；港人用陸卡在港購物繳稅後可每年一次過退稅；陸客帶入和滙入的私人「小額」款項打進境稅。
如此打稅，並不會過分影響陸客來港購物意欲，因為陸客如此大量購物，牟利多於自用，因此其需求彈性很低，打比較高的稅對購買量的影響也不會很大。梁振英顯然因為也不懂這個經濟道理，才會罵倡議打稅的人趕客、「未富先驕」。不過，港人也因此要有心理準備，即打了稅，公共空間依然會有很多陸客擠迫，不過整體而言可獲得相當高的抵償就是了。如果這樣也不能令陸客數目減至港人可接受的水平，那就必須提高稅率，或同時使用其他辦法如源頭減人、入境數量限制等；但後者又會有其他問題，特別是政治問題。筆者認為，還是只靠打足夠高的稅比較好。
這樣打稅，除了融合論者會反對之外，當然會影響若干業界利益，包括業界僱員利益，所以會有各種反對聲音和理由（如「擾民」等）。不過，旅遊業佔香港GDP的4.5%【註1】，陸客的貢獻是這個的一半不到，而且還可能因為陸客數量過高質量太低而令不少其他地區的遊客不願多來香港【註2】；而另一方面，陸客過多引起的問題卻是幾乎全港市民都能感受到的（除了那些生活在高級得陸客不會光臨的地方的富人）。因此，政府不能只顧少數人的觀點而漠視大多數市民的訴求。
為了阻止港人稀有的公共生活空間受陸客入侵而不斷收窄，向陸客徵收入境消費稅是經典辦法，公平公正，絕非仇視大陸人，而且都比由本土派以示威方式趕走陸客「高貴」；因此，特區政府特別是梁振英，明白了箇中道理之後，要反過來大力向中央政府解說清楚。如果大陸政府大陸人還是牛皮燈籠，依然認為港人此舉是「傷害大陸人感情」的話，那就對不起、沒辦法了。到時要看特區政府認為港人利益優先還是陸人感情重要；本土派更可視政府如何取捨再給顏色，當會得到更多港人撐腰支持。
「富而不驕」又如何
理論上，陸客來港引起的「擠塞性界外效應」以及用打稅作為解決辦法，與香港馬路車輛過多引起擠迫及空氣污染須徵收新車落地稅與燃油稅來緩衝，是完全同構的事情。如果有哪個特首今天出來說：「港人港府不要『未富先驕』徵收新車落地稅與燃油稅，以免減少經濟活動、影響GDP！」那就必然犯眾怒。
大家再看看加拿大，最近凍結了其國家移民政策中的投資移民類別，令每年為數幾萬身懷巨款急不及待的大陸富豪申請人望門興嘆（大陸人佔加國該類別移民申請人總數的八九成）。加國聯邦政府的理由其實也和香港本土派「驅蝗」的理由差不多：陸客太多了。難道人家也是「未富先驕」嗎？論人均GDP，香港和加拿大差不多；按購買力平價算，港人收入比加拿大人還高【註3】。但人家為了自身的整體利益，也開始對該類移民數量予以限制。有人提出「未富先驕」論嘲笑港人，顯然因為識見有限。
「未富先驕」論當然不值一哂，「富而不驕」又如何？香港似乎不少這種「修養」特別好的人士。像在前不久的一個飯局裏，筆者坐在一個本地「音樂世家」的富二代旁邊。該戶人家在香港早已發迹，近年家族生意已經做到上海等大陸大城市；這位富二代躊躇滿志，席間卻大罵一些港人不懂面北之道、不屑和大陸人打關係，「抵窮」。可以想見，這種人對着北官絕對溫良恭謹，一點不驕，否則怎會愈來愈富？人各有志，富人為了賺更多的錢對着掌權者哈腰，旁人毋庸說三道四，但如果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如此、不然就是犯賤，那麼，那種「不驕」就帶有一種特殊的哲學味道，拿來治港，港人恐怕很快都變成「狗娘養的」。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香港貿發局最新數據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市場環境/香港經貿概況/etihk/tc/1/1X000000/1X09OVUL.htm。
註2 ：可參考《852post》18日文章〈實施自由行大陸客升500% 溝淡外國旅客香港邁向「國內化」〉http://www.post852.com/實施自由行大陸客升500 溝淡外國旅客香港邁向「/。
註3 ：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
不過，根據當日視頻，「驅蝗」、「迎蝗」兩派其實互有口角推撞，若是犯法要控告，則兩派應同時控告，特區政府何厚此而薄彼？至於口角推撞之餘的「驅蝗」行動和意識，頂多只能算是一些人的態度問題，而非干犯了什麼法律，官員或可來一番春風化雨，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但絕對談不上可繩之以法。因此，三局一司一首的言辭，說理不足而粗暴有餘，除了官字兩個口，實與當日在街上推撞的兩派市民的表現差不了多遠；作為領導人而未能趁機在市民面前樹立良好風範、轉移社會風氣，殊為可惜。
擠塞性界外效應
「驅蝗」意識的興起，源於公共空間出現因陸客過多而引致的「擠塞性界外效應」（congestion externality）。經濟學對這類問題有很透徹的分析，解決的辦法基本上有三個：一是把公共空間私有化，任何人要使用該空間便須向空間物權的擁有者付出市場決定的價格（這個辦法實際上顯然行不通，但觀政府只突出個別商戶周末在廣東道出現「驅蝗」行動時蒙受損失，便知高官潛意識裏早把該處公共空間視為商戶的私產）；二是鼓勵空間的使用受益者與受損者定出彼此可接受的補償協議（這個辦法對事事率先維護商界利益的特區政府而言，無異於與虎謀皮）；三是由政府負責徵收足夠高的空間使用稅，以減低擠塞性界外效應及賠償利益受損者的損失。最後這個辦法，經濟學教科書裏講得最多，筆者作一簡介。
辦法三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向誰打稅？」。具體而言，只能有兩個選擇：陸客和商戶。商戶因陸客獲得額外利潤，所繳利得稅的稅率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陸客愈多，引起的公共空間擠塞不便卻是以超線性方式增加的，故現存的利得稅制顯然不足以解決問題；政府必須另外打稅。本來，由於市場機制一般有把稅擔自然攤派給市場買賣雙方的作用，政府把稅直接打在那一方身上，理論上並不重要（這是ECON101裏的一個必教課題，道理精妙而不深奧，但要解釋，得費一番唇舌，故於此不贅）。不過，考慮到（一）商戶也有做本地人生意的，而那部分的利潤不應再打公共空間使用稅（本地消費者已經付出稅金擔負公共空間的建設與維修）；（二）很難估計商戶的利潤有多少是從陸客身上賺得；因此，最可行的辦法就是直接向陸客打稅了。
不能漠視市民訴求
可惜，這個解決問題的正路辦法還未及讓公眾討論，梁振英便已經把倡議者打成「未富先驕」。這除了顯示他條件反射、政治上偏袒陸客而不惜犧牲港人空間使用者的利益之外，還暴露了他對經濟一竅不通。一般人不通沒關係，但管理一個「經濟城市」的領導人不學無術不懂經濟坐在那裏胡搞，大家看了好氣還是好笑？為香港利益起見，筆者提議政務司司長效法北京領導人那種好學模樣，找一位政府經濟師給這個特首補幾個小時的經濟課。
有人會說，遊客到發達國家旅遊購物，人家還要退稅，香港怎麼能對陸客來港打稅？那是未有考慮到空間、特別是公共空間在香港的矜貴。發達國的地方一般比較大，稅率比香港高，公共設施充足，大眾消費地點比香港多，行人道擠塞的情況不如香港；就算你到「小日本」東京的銀座或秋葉原，街道也相當廣闊，起碼到今天也容得下那些大陸客，東京人不必像香港人那樣，天天一出門便得面對要不要「斬腳趾避蝗蟲」的問題。
既應向陸客打稅，怎樣打？那裏打？向陸客徵收陸路入境稅是一個辦法，但此法的缺點是計人頭不計購物多少、逗留多久，因此不夠精準。還有其他辦法。例如：（一）徵收離境稅，不僅計人頭，還計購物多少（要申報、要保留單據準備接受隨機抽查，虛報查出要重罰）、計停留了多久（即日來回客以小時計）。（二）大陸結算的信用卡付款時徵收陸客消費稅；港人用陸卡在港購物繳稅後可每年一次過退稅；陸客帶入和滙入的私人「小額」款項打進境稅。
如此打稅，並不會過分影響陸客來港購物意欲，因為陸客如此大量購物，牟利多於自用，因此其需求彈性很低，打比較高的稅對購買量的影響也不會很大。梁振英顯然因為也不懂這個經濟道理，才會罵倡議打稅的人趕客、「未富先驕」。不過，港人也因此要有心理準備，即打了稅，公共空間依然會有很多陸客擠迫，不過整體而言可獲得相當高的抵償就是了。如果這樣也不能令陸客數目減至港人可接受的水平，那就必須提高稅率，或同時使用其他辦法如源頭減人、入境數量限制等；但後者又會有其他問題，特別是政治問題。筆者認為，還是只靠打足夠高的稅比較好。
這樣打稅，除了融合論者會反對之外，當然會影響若干業界利益，包括業界僱員利益，所以會有各種反對聲音和理由（如「擾民」等）。不過，旅遊業佔香港GDP的4.5%【註1】，陸客的貢獻是這個的一半不到，而且還可能因為陸客數量過高質量太低而令不少其他地區的遊客不願多來香港【註2】；而另一方面，陸客過多引起的問題卻是幾乎全港市民都能感受到的（除了那些生活在高級得陸客不會光臨的地方的富人）。因此，政府不能只顧少數人的觀點而漠視大多數市民的訴求。
為了阻止港人稀有的公共生活空間受陸客入侵而不斷收窄，向陸客徵收入境消費稅是經典辦法，公平公正，絕非仇視大陸人，而且都比由本土派以示威方式趕走陸客「高貴」；因此，特區政府特別是梁振英，明白了箇中道理之後，要反過來大力向中央政府解說清楚。如果大陸政府大陸人還是牛皮燈籠，依然認為港人此舉是「傷害大陸人感情」的話，那就對不起、沒辦法了。到時要看特區政府認為港人利益優先還是陸人感情重要；本土派更可視政府如何取捨再給顏色，當會得到更多港人撐腰支持。
「富而不驕」又如何
理論上，陸客來港引起的「擠塞性界外效應」以及用打稅作為解決辦法，與香港馬路車輛過多引起擠迫及空氣污染須徵收新車落地稅與燃油稅來緩衝，是完全同構的事情。如果有哪個特首今天出來說：「港人港府不要『未富先驕』徵收新車落地稅與燃油稅，以免減少經濟活動、影響GDP！」那就必然犯眾怒。
大家再看看加拿大，最近凍結了其國家移民政策中的投資移民類別，令每年為數幾萬身懷巨款急不及待的大陸富豪申請人望門興嘆（大陸人佔加國該類別移民申請人總數的八九成）。加國聯邦政府的理由其實也和香港本土派「驅蝗」的理由差不多：陸客太多了。難道人家也是「未富先驕」嗎？論人均GDP，香港和加拿大差不多；按購買力平價算，港人收入比加拿大人還高【註3】。但人家為了自身的整體利益，也開始對該類移民數量予以限制。有人提出「未富先驕」論嘲笑港人，顯然因為識見有限。
「未富先驕」論當然不值一哂，「富而不驕」又如何？香港似乎不少這種「修養」特別好的人士。像在前不久的一個飯局裏，筆者坐在一個本地「音樂世家」的富二代旁邊。該戶人家在香港早已發迹，近年家族生意已經做到上海等大陸大城市；這位富二代躊躇滿志，席間卻大罵一些港人不懂面北之道、不屑和大陸人打關係，「抵窮」。可以想見，這種人對着北官絕對溫良恭謹，一點不驕，否則怎會愈來愈富？人各有志，富人為了賺更多的錢對着掌權者哈腰，旁人毋庸說三道四，但如果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如此、不然就是犯賤，那麼，那種「不驕」就帶有一種特殊的哲學味道，拿來治港，港人恐怕很快都變成「狗娘養的」。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香港貿發局最新數據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市場環境/香港經貿概況/etihk/tc/1/1X000000/1X09OVUL.htm。
註2 ：可參考《852post》18日文章〈實施自由行大陸客升500% 溝淡外國旅客香港邁向「國內化」〉http://www.post852.com/實施自由行大陸客升500 溝淡外國旅客香港邁向「/。
註3 ：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
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
練乙錚：「佔中」的解放軍．佔港的新媒體
城規會開綠燈引領，解放軍得以成功「佔領中環」。不過，這個「佔中」，並不與愛與和平有關；拿着槍桿子昂首闊步、趾高氣揚，才是比較恰當的形容。那種氣派是完全應該的，因為此軍進駐中環海皮，唯一目的就是向香港人宣示主權。準確而言，這裏說的主權不是「國家主權」， 而是更高的「黨主權」。有兩個理由支持這個說法。
一、中環的釣魚台
其一，解放軍到了今天還是黨軍，是當今習氏通過黨的中央軍委私人指揮的，不曾也絕對不會國家化，卻是處處凌駕國家（其軍費開支一個分也是從國庫裏挪來的，「不取黨員一針一線」）。
其二，大陸憲法規定，黨領導國家，對所有級別的政府官員都有「實質委任權」、「實質提名權」，黨依法照例「繞過」政府機構行使這些權力；政府、國家都不過是空殼。解放軍大費周章千里迢迢來到香港，要宣示的當然不是變成空殼的虛權力，而是黨的實權力【註1】。
除了對港人宣示這種「黨作為主人的實權力」之外，解放軍及其器具放在鬧市中環，沒有什麼軍事價值，除非是考慮到在戰爭狀態之下，解放軍可借周邊的高密度民眾和商業區用作掩護傘，令敵方攻擊之時或會礙於國際法而心慈手軟。
比國家主權還高的權力，當然要有其氣派、威嚴。按大部分國人的認知，解放軍在歷史上是仁義之師，解放軍進城的時候，比當時國民黨的軍隊好多了，的確有威嚴。不過，1949年之後，大陸人漸漸知道，由於解放軍的權力很大、特權最多，又是各個黨政機構當中最不透明的，因而不僅是特別腐朽，而是全中國最腐朽。
最近，解放軍中將、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生涉貪被查。有關他的貪腐細節，多得不可勝數，筆者只拿中文維基上的一小段供大家參考：「……（僅在）谷俊山老家清查時，查出其地下室藏有大量軍用專供茅台，有一艘寓意『一帆風順』的大金船、一個寓意『金玉滿盆』的金臉盆，以及一尊純金毛澤東像。其涉嫌貪污的物品用了四輛卡車才裝完。谷曾表示：『中國的女星我都玩膩了。』」大陸把軍隊貪腐揭露到這種程度，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揭得太盡，對未出事的那些人也有威脅。谷還 只不過是中將，我們無法想像他搞貪腐在軍隊裏沒有更高的後台。
北京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在他著的《解放軍為什麼能？》一書中，以一整章的篇幅 談軍隊裏的腐敗，並非無的放矢：「能夠戰勝中國軍隊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腐敗」；很快，大陸網上即流行另一句把此正話反說的「名言」：「能夠保護中國腐敗的力量， 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的軍隊」。
派這種軍隊來香港、佔中環、宣示所謂的「主權」，效果如何呢？ 無知的小朋友看到解放軍帶來的各種器具，少不免會肅然起敬，但稍為知道軍隊貪腐的一般人，不會對這支駐軍有什麼敬意。不過，港人依然會覺得解放軍充分代表大陸的政權、代表着黨，但那是因為它跟黨一樣腐化；軍隊裏的腐化，都是藉着黨、偕同黨、在黨內一併發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溫和負面印象是指一般港人想法而言，至於近來聲勢看漲、反感中共最強烈的本土派，他們早已視解放軍為佔領軍；而中環海皮上那一小片「自古以來」就屬於香港的被佔地，無疑會在他們心目中昇華出新的
符號意義，成為本土運動的「釣魚台」。
符號意義，成為本土運動的「釣魚台」。
二、本地言論自由死了嗎？
一 連串對本地敢言人士的打壓，的確怵目驚心，而且類似的「與政治無關」、「行政長官絕無過問」的事件，今後將層出不窮，尤其在一些關鍵時刻，如機構續牌、新的投資機會招標結果公布等的前夕。不少人在這個時候，都會產生無助感，十分悲觀，認為言論自由死了或者起碼命不久矣。誠然，打擊是巨大的，損失也是難以彌 補的；商台傍晚的節目少了李慧玲，不少聽眾會感到失落，餘下的力量能把那個言論空間撐住多久，沒有人知道。筆者試綜合各種資料，初步分析這一連串打壓的可能後果。
最值得留意的，是鄭松泰在15日《熱血時報》網站文章《破舊立「新媒體」革命》一文中提出的觀點：「由於容易受到打壓，舊媒體結合政黨明星、民意領袖（或民意代言人）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主流媒介筋衰力竭的情况下，新媒體卻如雨後春筍，其政治動員力亦見勢頭」【註2】。這裏說的新媒體，主要是指一些年資較輕的網站和網上電台。有哪些這樣的新媒體呢？黃洋達在14日《熱血時報》以《不要再悼念了，開戰吧！全民支持新媒體！》為標題的文章討論新媒體運動，其中有一個清單：除了《熱血時報》，還有MyRadio、D100、民間電台、《主場新聞》、《獨立媒體》、《輔仁網》、《852post》、《惟工新聞》、《USP社媒》、《社會紀錄頻道（SocREC）》、《香港天樂媒體》，等等。「咩光譜都有齊，實有得你揀！」【註 3】「新」與「舊」如何界定，很可爭議，筆者為了省事，就以這個清單上的為「新」。
這些新媒體，有些成立了好幾年，有些剛剛起步，有些有了 自己的網站，有些靠在FB、livestream上營運……。筆者到一些專門分析網站流量統計資料的服務網站，看了一些流量或流量增長已經比較穩定的新媒體的數據，並以之與特區政府官網和少數傳統媒體作簡單比較，部分資料可參閱附【表】【註4】。
解讀這些數據，要注意幾點：有些媒體的主要受 眾可能不在網站，如《明報新聞網》、《香港電台》；使用度排名標準是alexa.com按幾個瀏覽數據加權而成，如「瀏覽時間」的加權很重，帶有主觀性， 僅作參考；這些網站的到訪人數約八成都是在香港的。另外一些網站如傳統左派的《大公網》和《文匯網》，因為alexa.com顯示其主要受眾的七成或以上 都在大陸或台灣，所以難以比較，所以沒有列入表中；若大略按alexa.com顯示，假定其香港受眾乃其總受眾三成，則這兩個傳統左派的網站每天到訪人數 都在一萬以下，還比不上表中的《獨立媒體》。又，筆者沒有把《蘋果》的《壹傳媒》放到表中，因為此網站完全是「超班馬」，流量是《香港天文台》的四倍，或者是《信報網站》與《明報新聞網》總和的十倍，而其「搜尋流量」還在強勁增長；讀者有興趣，可到http://website.informer.com/nextmedia.com上比對。
由表中數字可見，新媒體的力量絕對不可輕視。一個《主場新聞》的使用度排名，已經高於特區政府的門戶網站《一站通》；一份《熱血時報》已經「打低」《信報網站》。D100也把香港電台的網上版比下去了。五個新媒體每一個都在某些方面拍得上《明報新聞網》，尤其《主場新聞》。《信報網站》和新媒體比，只排在中間左右（當然，由於前述的一些原因，這些比較都有缺點）。
論受眾的教育程度，在表中的所有非新媒體當中，以《信報網站》最高，但《主場新聞》和《輔仁網》卻在這方面完全拍得住《信報網站》（這個結論來自比較alexa.com的圖像資料，難以轉換成數字放在表中）。
然而，也許最值得留意的是【表】中最後一行：和三個月前相比，論世界排名，傳統的《信報網站》和《明報新聞網》都在下跌，但五個新媒體都在上升。
這意味着什麼呢？
一、在政府及有關方面不斷打壓傳統媒體上的新聞自由之時，新媒體愈發興旺，而傳統媒體若受打壓，銷量卻很有下跌空間（這大概不是意外吧）！
二、兩類媒體的政治取態會愈來愈不相同，讀者群也會不斷減少重疊。傳統媒體的面貌，將愈來愈傾向政府，最後變成筆者說的主要是「辦給領導人看了高興」的官味媒體、鴕鳥媒體。
三、由於年齡與政治傾向的關係，傳統、親政府媒體的銷路會愈來愈窄，新媒體的發展卻未可限量（困難當然有，如財力來源與運作模式都還要摸索。這些方面的高水平討論見16日《主場新聞》鄒理雁的《守護《明報》，守護什麼？》及其後記《一個《明報》老讀者的告白》）【註5】。
由是觀之，目前香港人的確遇到對傳統媒體上的言論自由的無情打壓，需要在每一個崗位上大力頂住；不過，幾時傳統媒體頂不住了，還有網上新媒體。所以，新一代香港人只要能夠奮起自救，能擁有的言論力量並不會減弱，更不會「死」。換個陣地而已，何必悲觀？
《氣短集》之二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1982年起，國務院也設「國家中央軍委」，不過那也只是個門面。國家軍委主席、國家軍委第一副主席、副主席事實上均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 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當然出任；那是大陸所謂的「一個機構、兩塊牌子」，而實際對武裝力量發號施令的，還是黨的中央軍委。
【註2】見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2-15-2014/8707
【註3】見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2-13-2014/8660
【註4】兩個網站分別是http://website.informer.com/ 和http://www.alexa.com/
【註5】見http://mindtologos.blogspot.hk/2014/01/blog-post_31.html
2014年2月13日 星期四
練乙錚：誰的空間？
《信報》提議作者錢志健在他的財經版專欄裏少寫社會政治，要寫的話，可把那些文字放到評論版；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率眾佔領郵輪，甘冒可能犯上《海事法》裏的非法佔據船隻罪，迫使財團增加對旅客的損失賠償；政改矛盾當下，民調顯示香港已有四分之一的市民支持以佔領中環作為爭取民主選舉的最後手段。這三個事例都牽涉到空間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問題。筆者這篇文章就和大家從法理和經濟角度圍繞一個主題思考：誰的空間？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裏，財物的所有權包含使用權，而在一般情況底下，這個使用權是絕對的，只要不損害他人。這個觀點非常重要，清楚劃出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條最重要分界線。然而，也有極少數例外的情況之下，「所有權包含使用權」的說法，不能視為絕對，例如大眾傳媒。一張報紙，就算是在《物權法》之下乃完全私有，亦一般視為帶有「公器」性質；所以，規管傳媒的公法，便有理由對《物權法》給予的權利，作出適當限制。
報紙的評論空間
《信報》五年前易手之時，因為買方已經擁有另一種媒體的控制權，因此必須在這張報紙的物權與使用權方面作一些十分特殊的安排，交易才能通過，在公法之下得到認可，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私營傳媒之帶有「公器」性質，完全可以從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理論裏有所謂「界外經濟」的概念，如果個別生產者或消費者在其自己的生產或消費行為裏，自利之餘還影響到別人的利益，那麼就形成了「界外經濟」。這種無意中產生的對別人福祉的影響，是好是壞都有可能，分別稱為正、負界外經濟。傳媒每天對受眾發放新聞，就是一種生產╱消費行為；新聞少不免涉及各種自然人或法人，這些他者的利益於是受影響，界外經濟於是生成。
這個說法，還未牽涉到政治層面裏諸如「民眾的知情權」、「公眾利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等。這些另外的觀念形成對媒體的責任壓力，也可以從經濟學解釋。媒體的生產技術，帶有所謂的「規模經濟」，每一天的營運成本裏，固定成本佔的比率很高，多賣一份報紙或多讓一位受眾收看到當天的節目，邊際成本幾乎是零。於是，產量愈高（受眾愈多），生產的平均成本便愈低；這就是所謂的「規模經濟」。這個東西對傳媒市場有很大影響，因為非常不利自由競爭；已經建立起聲譽和受眾群的媒體的平均成本，比起新進場的競爭者，要低得多。如此不利新丁，市場內的不同媒體的數目便很有限，遂形成經濟學家說的「寡頭壟斷」，偏離「完善競爭」、「自由競爭」的理想市場範式，以至消費者起碼在價格、甚至也在產品質素方面因競爭過少而有所損。
誰來規管媒體？
既非自由競爭，擁有物權的生產者（此指各位「媒老闆」）便有義務受到外來的「規管」。一般人理解的規管，即政府規管，但那並不是最基本的要義。規管應該是來自利益受影響的「大眾」的，只不過大眾做「大眾的事」之時，往往出現搭便車的「順風客」，你推我讓之際，大眾規管就變成沒人規管。在民主國家裏，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要求民選的政府負起這個規管責任，避免「順風客」問題。不過，如果政府不由民主產生，或不善規管，甚或與媒老闆「同穿一條褲子」的話，「大眾」就不能不自己負起責任，而「負責任」的傳媒，也就應該在道義上接受社會大眾的合理意見或要求了。不過，這還只是說到了諸如價格、品質方面的規管。經濟學的分析，能夠更深入。
經濟學大師Gary Becker 有一篇文章很有名，提出對多類看似非理性行為的理性解釋（不僅解釋，還做出實證，或者由他的學生做出實證，證明他的理論比起其他的理論，有解釋優勢）。例如，人為什麼會對一些事物上癮？上癮之後，為什麼難以自拔？所謂「上癮」，實即「慣性消費」；慣性往往是非理性的，例如有些人對某些傳媒上了癮，明知其質素愈來愈差，還是繼續當受眾，邊看邊罵。又例如，人喜歡種類豐富，但為什麼有時卻會沉溺於某一類事物，其他茶飯不思？有古典音樂迷，有老爺車迷，有風帆迷，……。
Becker把上癮、着迷的過程比作一種投資，一種或是減低消費成本、或是增加「得樂」能力的投資。你花時間、金錢、體力等成本去學帆藝，之後一上船便能觀風駛(巾里)、風馳電掣，盡得其樂；但假如你不諳帆藝，便只能和船上林林總總的的繩索打架，帆船變成「煩」船。而且，這樣投資於特殊能力或鑑賞力，能產生規模經濟：前期固定投資愈大，以後的邊際消費成本便愈低。於是你成為消費某一種物品的邊際成本很低、消費其他物品的邊際成本卻很高的「專家」，於是，你往後理性地厚此薄彼。你上癮了，變成某種東西的慣性消費者，因為你的投資，替你累積了能極大地讓你「得其樂」的「資本」。
讀者的能力、老闆的資本
把上述古典音樂、老爺車和帆船換成《信報》，大家就明白，為什麼《信報》這麼難看的一份報紙文章那麼長，卻有一群死忠讀者，會一邊罵、一邊還要看。你那長年累月的啃讀投資，已培養出一種「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讓你輕易從難讀的《信報》讀出那真味道來，能人所不能。
然而，這種你作為讀者培養出的、附在你自己身上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卻成為《信報》老闆的賺錢暗器，成為《信報》一眾高管、編輯、員工的重要米飯來源。當然，老闆的資源投入、員工的心力付出，自有其貢獻和應得的利益份額，但如果沒有了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信報》根本不能存活。
這是應用Becker的理論，分析出一份報紙、一所傳媒之所以成為「公器」的最客觀原因，與政治學者的說法殊途而同歸，而大家在這個「途」上，或可明白到另一層道理。
然而，這樣說，卻還是未提到傳媒的「內容提供者」的角色。像《信報》這樣的媒體，內容有兩大類：新聞報道、評論分析。有些媒體，主要提供娛樂，但《信報》不那樣。不同的傳媒，有不同的側重點；《信報》的傳統，傾向評論分析多於報道新聞。做新聞的人，講線路靈通、講觸覺敏銳，皆非筆者所長，因此這裏主要談評論、分析員（以下簡稱評論員）在媒體裏的角色，續以本報為例。
上面說到「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但這種能力資本，到底是怎樣累積而成的呢？答案是，那主要是讀者與各評論員之間不斷互動而生成的（這裏說「主要是」，非「完全是」，因為還有記者、編輯與讀者的互動，但性質不同，也那麼不直接）。一張報紙就好比海裏頭的一座人工礁，評論員就是依附在上面的珊瑚體，不停吸納海水裏的養分並轉化之，形成魚類食物；而讀者，就好比吸引到這人工礁的魚群，久而久之，熟悉了這座人工礁裏裏外外的環境，成為常客，更或者成為以這座人工礁為中心的生態環境的一部分。誠然，人工礁是漁老闆╱漁船長放置的，提供了生態環境的框架，但魚群不因框架而來，而是為了那珊瑚體能提供的食料而來。所不同的是，珊瑚體提供魚類食料，評論員提供讀者精神食糧裏的一些激素。
從這個觀點看，如果媒體是公器的話，其直接對社會、對民眾的影響，很重要一部分來自評論員。這些影響，往往還是十分即時、及時的。評論員既有如此重要角色，媒老闆就不能完全視媒體上的評論空間為其所有而必須與評論員共享，盡量尊重評論員的個性發揮。
林行止、曹仁超的文章也須肢解？
評論員重要，而培育評論員，更是媒老闆╱總編輯的重要工作。做好這件工作，像《信報》這種媒體，不僅要發掘有專業能力的人士，還要讓這些人士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說到底，經濟學是所謂「灰暗的科學」，每天的股價上落、公司業績，對大部分人來說，也都不過是錢銀事，重要而沉悶。財經報紙的評論分析風格如果不生動活潑，就沒有活路。三十多年來，《信報》這種正兒八經的媒體能夠生存，主要不是因為有像筆者那麼只懂寫正兒八經評論文章的「二流分析員」，而是有像林行止、曹仁超那樣有神來之筆、一篇文章裏無所不談的、談笑生風而又虎虎生風的健筆。這就觸及錢志健。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裏，財物的所有權包含使用權，而在一般情況底下，這個使用權是絕對的，只要不損害他人。這個觀點非常重要，清楚劃出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條最重要分界線。然而，也有極少數例外的情況之下，「所有權包含使用權」的說法，不能視為絕對，例如大眾傳媒。一張報紙，就算是在《物權法》之下乃完全私有，亦一般視為帶有「公器」性質；所以，規管傳媒的公法，便有理由對《物權法》給予的權利，作出適當限制。
報紙的評論空間
《信報》五年前易手之時，因為買方已經擁有另一種媒體的控制權，因此必須在這張報紙的物權與使用權方面作一些十分特殊的安排，交易才能通過，在公法之下得到認可，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私營傳媒之帶有「公器」性質，完全可以從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理論裏有所謂「界外經濟」的概念，如果個別生產者或消費者在其自己的生產或消費行為裏，自利之餘還影響到別人的利益，那麼就形成了「界外經濟」。這種無意中產生的對別人福祉的影響，是好是壞都有可能，分別稱為正、負界外經濟。傳媒每天對受眾發放新聞，就是一種生產╱消費行為；新聞少不免涉及各種自然人或法人，這些他者的利益於是受影響，界外經濟於是生成。
這個說法，還未牽涉到政治層面裏諸如「民眾的知情權」、「公眾利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等。這些另外的觀念形成對媒體的責任壓力，也可以從經濟學解釋。媒體的生產技術，帶有所謂的「規模經濟」，每一天的營運成本裏，固定成本佔的比率很高，多賣一份報紙或多讓一位受眾收看到當天的節目，邊際成本幾乎是零。於是，產量愈高（受眾愈多），生產的平均成本便愈低；這就是所謂的「規模經濟」。這個東西對傳媒市場有很大影響，因為非常不利自由競爭；已經建立起聲譽和受眾群的媒體的平均成本，比起新進場的競爭者，要低得多。如此不利新丁，市場內的不同媒體的數目便很有限，遂形成經濟學家說的「寡頭壟斷」，偏離「完善競爭」、「自由競爭」的理想市場範式，以至消費者起碼在價格、甚至也在產品質素方面因競爭過少而有所損。
誰來規管媒體？
既非自由競爭，擁有物權的生產者（此指各位「媒老闆」）便有義務受到外來的「規管」。一般人理解的規管，即政府規管，但那並不是最基本的要義。規管應該是來自利益受影響的「大眾」的，只不過大眾做「大眾的事」之時，往往出現搭便車的「順風客」，你推我讓之際，大眾規管就變成沒人規管。在民主國家裏，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要求民選的政府負起這個規管責任，避免「順風客」問題。不過，如果政府不由民主產生，或不善規管，甚或與媒老闆「同穿一條褲子」的話，「大眾」就不能不自己負起責任，而「負責任」的傳媒，也就應該在道義上接受社會大眾的合理意見或要求了。不過，這還只是說到了諸如價格、品質方面的規管。經濟學的分析，能夠更深入。
經濟學大師Gary Becker 有一篇文章很有名，提出對多類看似非理性行為的理性解釋（不僅解釋，還做出實證，或者由他的學生做出實證，證明他的理論比起其他的理論，有解釋優勢）。例如，人為什麼會對一些事物上癮？上癮之後，為什麼難以自拔？所謂「上癮」，實即「慣性消費」；慣性往往是非理性的，例如有些人對某些傳媒上了癮，明知其質素愈來愈差，還是繼續當受眾，邊看邊罵。又例如，人喜歡種類豐富，但為什麼有時卻會沉溺於某一類事物，其他茶飯不思？有古典音樂迷，有老爺車迷，有風帆迷，……。
Becker把上癮、着迷的過程比作一種投資，一種或是減低消費成本、或是增加「得樂」能力的投資。你花時間、金錢、體力等成本去學帆藝，之後一上船便能觀風駛(巾里)、風馳電掣，盡得其樂；但假如你不諳帆藝，便只能和船上林林總總的的繩索打架，帆船變成「煩」船。而且，這樣投資於特殊能力或鑑賞力，能產生規模經濟：前期固定投資愈大，以後的邊際消費成本便愈低。於是你成為消費某一種物品的邊際成本很低、消費其他物品的邊際成本卻很高的「專家」，於是，你往後理性地厚此薄彼。你上癮了，變成某種東西的慣性消費者，因為你的投資，替你累積了能極大地讓你「得其樂」的「資本」。
讀者的能力、老闆的資本
把上述古典音樂、老爺車和帆船換成《信報》，大家就明白，為什麼《信報》這麼難看的一份報紙文章那麼長，卻有一群死忠讀者，會一邊罵、一邊還要看。你那長年累月的啃讀投資，已培養出一種「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讓你輕易從難讀的《信報》讀出那真味道來，能人所不能。
然而，這種你作為讀者培養出的、附在你自己身上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卻成為《信報》老闆的賺錢暗器，成為《信報》一眾高管、編輯、員工的重要米飯來源。當然，老闆的資源投入、員工的心力付出，自有其貢獻和應得的利益份額，但如果沒有了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信報》根本不能存活。
這是應用Becker的理論，分析出一份報紙、一所傳媒之所以成為「公器」的最客觀原因，與政治學者的說法殊途而同歸，而大家在這個「途」上，或可明白到另一層道理。
然而，這樣說，卻還是未提到傳媒的「內容提供者」的角色。像《信報》這樣的媒體，內容有兩大類：新聞報道、評論分析。有些媒體，主要提供娛樂，但《信報》不那樣。不同的傳媒，有不同的側重點；《信報》的傳統，傾向評論分析多於報道新聞。做新聞的人，講線路靈通、講觸覺敏銳，皆非筆者所長，因此這裏主要談評論、分析員（以下簡稱評論員）在媒體裏的角色，續以本報為例。
上面說到「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但這種能力資本，到底是怎樣累積而成的呢？答案是，那主要是讀者與各評論員之間不斷互動而生成的（這裏說「主要是」，非「完全是」，因為還有記者、編輯與讀者的互動，但性質不同，也那麼不直接）。一張報紙就好比海裏頭的一座人工礁，評論員就是依附在上面的珊瑚體，不停吸納海水裏的養分並轉化之，形成魚類食物；而讀者，就好比吸引到這人工礁的魚群，久而久之，熟悉了這座人工礁裏裏外外的環境，成為常客，更或者成為以這座人工礁為中心的生態環境的一部分。誠然，人工礁是漁老闆╱漁船長放置的，提供了生態環境的框架，但魚群不因框架而來，而是為了那珊瑚體能提供的食料而來。所不同的是，珊瑚體提供魚類食料，評論員提供讀者精神食糧裏的一些激素。
從這個觀點看，如果媒體是公器的話，其直接對社會、對民眾的影響，很重要一部分來自評論員。這些影響，往往還是十分即時、及時的。評論員既有如此重要角色，媒老闆就不能完全視媒體上的評論空間為其所有而必須與評論員共享，盡量尊重評論員的個性發揮。
林行止、曹仁超的文章也須肢解？
評論員重要，而培育評論員，更是媒老闆╱總編輯的重要工作。做好這件工作，像《信報》這種媒體，不僅要發掘有專業能力的人士，還要讓這些人士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說到底，經濟學是所謂「灰暗的科學」，每天的股價上落、公司業績，對大部分人來說，也都不過是錢銀事，重要而沉悶。財經報紙的評論分析風格如果不生動活潑，就沒有活路。三十多年來，《信報》這種正兒八經的媒體能夠生存，主要不是因為有像筆者那麼只懂寫正兒八經評論文章的「二流分析員」，而是有像林行止、曹仁超那樣有神來之筆、一篇文章裏無所不談的、談笑生風而又虎虎生風的健筆。這就觸及錢志健。
以風行多年膾炙人口的曹仁超「投資者日記」為例，每天大半版財經文字而能令中環上班族捧讀之餘還用作中午吃飯時的談資的，往往就是那些與財經無直接關係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評論——其中罵肥彭罵老共罵老美罵金管局頭頭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必不可少」的內容。如果以為應該把「投資者日記」的文章分割，與金融有關的文字歸金融版面，其餘評論分別撥歸政評版、文化版等，那「曹仁超」的名字恐怕不會響起來，當年的《信報》會失去一大特色。 如果看「林行止專欄」，就更說明問題了。林先生的「評論」文章真是什麼都來，有時談自己的子女兒孫，有時月旦這個那個兒皇帝，有時引經據典大談性學那話兒，大事發生了，卻又是一篇又一篇擲地有聲的匕首文章！如果為了要版面內容分類歸一，把「林行止專欄」解體，談兒孫的放到生活版，月旦兒皇帝的放到政評，寫那話兒的放到（不存在的）風月版，不就可以？ 版面劃分妥當，一般而言，讀者的感覺的確會好一些，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編輯工作。論外表齊整企理，首推大陸官方報紙及其本地版，但那些報紙主要是辦給官員看了順眼開心的，並不怎麼了不起。當然，錢志健是不是下一個林行止、下一個曹仁超，《信報》高層具體應該如何對待個別評論員，筆者無從置喙；可以想像的是，無論誰掌管報紙的決策，也很難決定具體應該怎樣做，尤其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 走筆至此，才發覺文章開頭提到的三個「空間問題」只談了一個，便已用盡篇幅，餘的只能日後再議。這一篇，就當是筆者這個 「老外」（老臣子加局外人）給報紙高層的一個抽象的參考意見罷。 《信報》特約評論員 |
2014年2月10日 星期一
練乙錚：「方言」論．「膠」和「撚」．粵語v「香港話」
繼「國教事件」、「林老師事件」之後，普及教育界因「方言論」再次出事，已成為京港矛盾火藥桶。此無疑是一些人士過分積極在此界別推銷「大一統」思想的結果。奇怪的是，統治者愈想在此界別進行其意識形態改造工程，學生、年輕人的反感便愈烈，已成為最反政府的人口組。長此以往，可以斷言，中共統治的帝國周邊上的分離主義，將在香港普及教育界開出最新一道裂口，而主導此共業的，客觀而言，就是那些本地急統派，即所謂的「融合論」者。有關「方言論」的爭議方興未艾，筆者於本文綜合一些資料並提出一些觀點給大家參考。
閩南話在台灣是「方言」嗎？
語言有其自然與科學一面，也有其社會與政治一面。我們從「閩南話」、「北方官話」等方言在台灣的地位與名稱變化，可以看出這兩個方面的互動。這未嘗不對港人有指導意義。
世界上迄今存活的語言有五千到七千種之多，分成幾百個「語系」，按使用其中語言的人數計，最大的是「印歐語系」，其次便是「漢藏語系」，分別佔世界人口的46%和21%；其餘三個較大語系，依次是「尼日—剛果語系」、「亞非語系」和「南島語系」，各佔世界人口7至5%左右（台灣原住民屬於所謂的「南島人」，其語言屬「南島語系」，筆者在2012年《環台騎乘記》系列文章中介紹過）。「語系」之下，還有幾個層次，分別是「語族」、「語支」，然後才是個別的「語言」；「語言」之下，還可分成「方言」、「次方言」……。
從語言學的角度，可按「書同文」的原則，把漢藏語系中的漢語族看成一個只含單一語言而當中包括若干種方言的語族；其中的方言，主要是官話、閩語、粵語、客語、湘語、吳語、贛語這七種。不過，如果按「能否互相通話」為原則，則語言學家也可視上述「方言」為七種不同的語言；有些學者甚至因為閩語的幾個分支不能互相溝通，而視閩南語和其他四大閩語分支為不同的語言。
即存在這兩種不同的分類法，政治便置身其中：若按西方純語言學的一般傳統，用後者；在大陸，「大一統」原則主導了語言的官方分類，用前者。由於語言與方言之間沒有完全客觀的分野，所以在學術研究甚或在一些政策討論裏，視粵語為方言，未嘗不可，政治之外並非沒有語言學的理由。不過，如果像特區教育官僚那樣，授意或容許他人在一些視像教材裏把粵語打成邪魔，再把北方官話（普通話）裝扮成正義仙俠擊敗粵語邪魔、成功打救純潔的小朋友，那就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赤裸裸的語言沙文主義，真正匪夷所思了，引起民憤，實屬必然，而當時的幾位主事官員，亦難逃避責任【註1】！
在今天的台灣，語言學者一般視不同的漢語方言為獨立的語言，那也是有其政治文化背景的。台灣民主化之後，說閩南語、大陸北方官話（「國語」）、客語、南島語的四大族群地位平等的觀點已經確立，因此這四個不同族群的「第一語」有平等的語言地位，亦是必然；如此，「方言」的說法自是愈來愈沒有市場。比照台灣，港人若對粵語的「方言論」耿耿於懷的話，惟有追求民主，否則「唔恨得咁多」，只能眼巴巴看着北方官話（「普通話」）全面逐步排擠自己的母語。此是教訓一。
閩南話變「台語」
我們察看語言名稱的變化，也能從中領略出政治的影響力。四百多年前，閩南人（鄭成功那輩）到了台灣，是第一批漢人對台殖民。由於南明和清政府的打壓殺戮，台灣原住民成為少數民族，閩南話取代各種南島語，成為台灣主要語言。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府稱台灣的閩南話為「台灣語」；1945年國民黨恢復對台統治之後，起初也在官方場合沿用「台語」的稱謂。台灣閩南語研究先驅吳守禮先生認為這個叫法正確：「台灣話由閩南過台灣之時雖然起初與閩南方言維持等質性，但在這四百年來一再、再三的受過外來政權的統治，難免吸取外來語，再加上自身的孳乳代謝，在環境中產生新詞等，確實和中土的閩南方言之間呈現分裂現象。怎麼不能稱「台灣話」【註2】？
不過，吳先生也同時抱怨說：「『台灣話』這個名稱不知道犯了什麼忌諱，在有些場合一定要改稱『閩南話』。」 是什麼忌諱，大家當然很清楚，那就是當時的國民黨眼見台灣本土意識日益抬頭，要以「國語」壓抑大多數人講的「台灣話」，辦法之一就是強行把已經變異的「台灣話」叫法改為原來的「閩南話」叫法，以保持「國語」與一介「方言」之間的主從關係。國民黨搞的這種語言壓迫延續了至少三十年，於李登輝治下台灣解嚴之後才逐步減弱，「台灣話」或「台語」的稱謂，於是又再流行。不僅如此，研習這個話的人士（綠營為主），近年還致力發展、普及其書面語，稱為「台語文」或「台文」【註3】。
至於「閩南話」這個詞本身，近年在台灣已經日漸變得政治不正確；這除了上述的歷史原因之外，還因為有學者指出，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及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都解說，「閩」字從「蟲」，是蛇種、野蠻民族的意思，暗含北方或中原漢人對大陸閩南地區人種的歧視。
從大陸移植到台灣的語言，其原來的面貌和名稱，最後都不能保有而必定本土化；便是最大群體使用的語言，若干年之後，一樣會變到「阿媽都唔認得」。此是教訓二。
「國語」變「台灣華語」
與此同時，國民黨從大陸帶到台灣的北京話或北方官話（國民黨稱「國語」）也逐漸生變。首先，當年跟着國民黨去台灣的那九十萬人當中，五十多萬是兵員，來自全國各省，教育水平參差，九成以上說的話根本不能算是標準北京話（蔣介石自己說吳語）。經過幾十年在台灣的「標準化」，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說的「國語」，依然不濟，和大陸上的北方官話或台灣官方規範的「國語」有愈來愈大的差異，台灣的語言學家於是開始稱之為「台灣華語」（「華語」泛指北方官話傳到海外與當地語言、其他中國方言混雜之後的變種）。
其次，原來的到台灣的九十多萬兵員和政府民職人員等，以男性為主，是女性的兩倍以上，因此大量來台的大陸男性不得不與當地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通婚，其第二代、第三代說的母語，必然大量夾雜「非國語」元素（主要是閩南話，還有客語、南島語、荷蘭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英語、港式粵語、日語及日語中的各種外來語），結果衍生出成一種更複雜的帶有濃厚台灣閩南話口音的「台灣國語」【註4】。
少數人的外來語言，如果是只靠政權力量取得「官方」、「正統」地位而強行推廣，壓抑其他語言，到頭來卻一樣地方化，猛虎不敵地頭蟲。此是教訓三。
粵語在香港大變
香港開埠，粵語中的廣府話傳到香港，故事就和閩南話傳到台灣差不多，先是取代了本地客家話，成為香港最大族群的語言。其後香港經受百多年英人統治、又經歷了六十年與大陸共產中國的河水井水關係，香港粵語因此也逐漸和原來大陸粵語中的廣府話離異；大陸廣府話自身亦因為受北方政治影響，普通話元素大量滲入令自身變異，進一步擴大了與香港粵語的差距。
一般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網民，所使用的粵語，無論在發音、詞彙、書面語乃至書法方面，都別具一格。中文大學研究香港粵語的語言學者張洪年教授在他的《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第八章特別分析了「小句」的廣泛應用；惟此書2007年出版，六七年來香港粵語因為微博、短訊在手機上興起，「小句」有了更多變化。此外，由於網上討論政治特別多，不少語義複雜之極的「高登詞彙」，正通過傳統媒體不斷進入一般人的閱聽範圍。這些詞彙，如果一般人不是貼近香港的社會政治矛盾發展，根本無法明瞭。下面舉一些例子。
「和理非非」大家聽過了、懂得了，但那已經是泛民之間出現溫和與激進之分之時的產物。年來本土思潮興起，又出現一些更「潮」的字眼，而且都是「粵語粗口偏讀斯文化」的傑作，例如「膠」、「撚」，指的都是「人」，都帶貶義，但有時可用作自嘲。下面對此二詞略作解釋。
「膠」和「撚」
「膠」：愚昧頑固之意。《香港網絡大典》「硬膠」條指「膠」字的這個意思源於《墨子》卷十一〈小取篇〉中的「內膠而不解」句（參見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墨子/小取）。本土派否定中華意識，把帶該種意識的人稱為「大中華膠」，特別指那些穿愛國外衣找着數的人；至於那些誠心誠意（在本土派眼中即是執迷不悟）熱愛中華文化的人，則饗以「真心膠」的加碼稱謂：「大中華真心膠」（按此定義，有朋友戲稱筆者為「半個大中華真心膠」；是耶？非耶？）。
「撚」：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訓讀。首先，把北京官話（普通話）「人」字偏讀成粵語的「撚」，成為粵語粗口中那個也指「人」的同音字；然後，借「撚」字的寫法成為書面語。此意思的「撚」字，「古」已有之，但不與京話「人」字直接相關。不過，最近重新出現之時，主要是本土派用於自嘲：「我地啲本土撚」，此即與京話的「人」字直接相關了。再晚近一點，因此地有基督教牧高調親政府反「佔中」，網絡上乃出現帶攻擊性的「耶撚」一詞，風行一時無兩，越出網絡而進入日常口語範圍，指的是只講靈修不理政事而結果站到統治階級立場反民主的那些基督徒（筆者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確，對字源有興趣的讀者可到十分詳盡的《香港網絡大典》「耶撚」條細看 http://evchk.wikia.com/wiki/耶撚）。
粵語 v「香港話」
有理由相信，香港粵語，正像台語之於閩南語一樣，走上與大陸粵語官話（廣府話）分家之路，成為相關而獨立的「香港話」。本土派要捍衞的，最終不會是源於大陸屬於大陸的廣府話，而是移植到香港之後有其本身生命力與發展邏輯的另一種語文。這種語文，從純粹語言學的觀點看，不一定是一種獨立的語文，但政治因素影響，愈來愈多人那樣認為的話，就約定俗成，語言學家也管不了，甚至只能「拿香跟拜」。
這種筆者姑且稱之為「香港話」而未正式存在的語言，不僅在口語方面的發展已經大幅偏離標準粵語（粵語官話），其獨特的書面語也呼之欲出。後者不是指近來大家較多讀到的寫得很雅很正統的粵文，而是早已在本地民間存在，包含着大量英語字母、單詞、洋涇濱英語、日語漢字、和製漢字等外來語的「我手寫我口」的港式雜錦粵文。不少人會說，那麼不得體的東西，怎麼可以成為香港人的正式書面語？回應這個質疑，有兩點觀察。
其一是，台語的正式書面語不斷發展，其中帶有不少外來語，也有一些是源自閩南話而無漢字代表的詞語，都用拉丁字母編的或特製的音符標出。台文在這方面有優勢，因為四百多年來，有荷蘭、日本的語言學家替這個語言發明注音方法，現代台灣的一些語言學者繼續發展，寫法是漢字加少量拼音，已經漸漸規範。大家可以看看樣板【註5】。
其二是不少現代語言都包含着大量外來語，寫出來有的比較隱晦，有的完全明顯。
隱晦的例子是英語。英語有兩套幾乎平行的詞彙，一套來自古英語（Old English，本身包含一兩千年前的拉丁影響），一套是近數百年才大量滲進英語的拉丁字；兩套詞彙常可一一對應。舉例：write來自古英語，compose則是拉丁的；cat來自古英語，feline則是拉丁的；mind來自古英語，intellect則是拉丁的。兩套詞彙都用同一套字母串寫，外國人學英語常常不知道有此分別。
明顯包含大量外來語的最好例子就是日語。日語一兩千年之前開始吸收漢字及其他漢語元素；十九世紀之後吸收其他外來語；二次大戰之後大量吸收美、英語。吸收進來之後，漢字絕大部分保留原來寫法，其他的外來語則用「片假名」符號拼寫出。日文這方面，與上述「那麼不得體」 的香港語的民間書面版完全同構；不同之處不過是日文的外來語寫法大部分是經過規範化的，包含了日本語言學家和政府的努力。然而，這也許不過反映香港的語言學家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已。
用標準廣府話寫作，的確值得鼓勵，但那很可能還不是那尚未正式出現的「香港話」書面語的主流格式。因為那種寫法，仍然是北望的、不前衞的；從本土主義的角度看，或者只可以說是一種方向尚未調校得對的叛逆嘗試。
《氣短集》之二十七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問題短片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E ... ure=player_embedded；還有其他類似的教具在官方網頁上，可參見《主場新聞》有關報道。
【註2】見《一百年來的閩南系台灣話研究回顧》 ，吳守禮，2003年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shiuleh-11.htm。
【註3】簡見中文維基詞條http://zh.wikipedia.org/wiki/台語文
【註4】見國立政治大學何萬順教授2009年刊登於《語言暨語言學》期刊上的論文《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這篇文章比較長，但資料很豐富，提出有用的觀點，值得細讀 ：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 ... j2009_2_06_0422.pdf。
【註5】樣板：成功大學蔣為文教授文章《是「台語」kap「咱人話」，m是「閩南話」！》http://tsbp.tgb.org.tw/2012/07/kapm.html。
閩南話在台灣是「方言」嗎？
語言有其自然與科學一面，也有其社會與政治一面。我們從「閩南話」、「北方官話」等方言在台灣的地位與名稱變化，可以看出這兩個方面的互動。這未嘗不對港人有指導意義。
世界上迄今存活的語言有五千到七千種之多，分成幾百個「語系」，按使用其中語言的人數計，最大的是「印歐語系」，其次便是「漢藏語系」，分別佔世界人口的46%和21%；其餘三個較大語系，依次是「尼日—剛果語系」、「亞非語系」和「南島語系」，各佔世界人口7至5%左右（台灣原住民屬於所謂的「南島人」，其語言屬「南島語系」，筆者在2012年《環台騎乘記》系列文章中介紹過）。「語系」之下，還有幾個層次，分別是「語族」、「語支」，然後才是個別的「語言」；「語言」之下，還可分成「方言」、「次方言」……。
從語言學的角度，可按「書同文」的原則，把漢藏語系中的漢語族看成一個只含單一語言而當中包括若干種方言的語族；其中的方言，主要是官話、閩語、粵語、客語、湘語、吳語、贛語這七種。不過，如果按「能否互相通話」為原則，則語言學家也可視上述「方言」為七種不同的語言；有些學者甚至因為閩語的幾個分支不能互相溝通，而視閩南語和其他四大閩語分支為不同的語言。
即存在這兩種不同的分類法，政治便置身其中：若按西方純語言學的一般傳統，用後者；在大陸，「大一統」原則主導了語言的官方分類，用前者。由於語言與方言之間沒有完全客觀的分野，所以在學術研究甚或在一些政策討論裏，視粵語為方言，未嘗不可，政治之外並非沒有語言學的理由。不過，如果像特區教育官僚那樣，授意或容許他人在一些視像教材裏把粵語打成邪魔，再把北方官話（普通話）裝扮成正義仙俠擊敗粵語邪魔、成功打救純潔的小朋友，那就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赤裸裸的語言沙文主義，真正匪夷所思了，引起民憤，實屬必然，而當時的幾位主事官員，亦難逃避責任【註1】！
在今天的台灣，語言學者一般視不同的漢語方言為獨立的語言，那也是有其政治文化背景的。台灣民主化之後，說閩南語、大陸北方官話（「國語」）、客語、南島語的四大族群地位平等的觀點已經確立，因此這四個不同族群的「第一語」有平等的語言地位，亦是必然；如此，「方言」的說法自是愈來愈沒有市場。比照台灣，港人若對粵語的「方言論」耿耿於懷的話，惟有追求民主，否則「唔恨得咁多」，只能眼巴巴看着北方官話（「普通話」）全面逐步排擠自己的母語。此是教訓一。
閩南話變「台語」
我們察看語言名稱的變化，也能從中領略出政治的影響力。四百多年前，閩南人（鄭成功那輩）到了台灣，是第一批漢人對台殖民。由於南明和清政府的打壓殺戮，台灣原住民成為少數民族，閩南話取代各種南島語，成為台灣主要語言。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府稱台灣的閩南話為「台灣語」；1945年國民黨恢復對台統治之後，起初也在官方場合沿用「台語」的稱謂。台灣閩南語研究先驅吳守禮先生認為這個叫法正確：「台灣話由閩南過台灣之時雖然起初與閩南方言維持等質性，但在這四百年來一再、再三的受過外來政權的統治，難免吸取外來語，再加上自身的孳乳代謝，在環境中產生新詞等，確實和中土的閩南方言之間呈現分裂現象。怎麼不能稱「台灣話」【註2】？
不過，吳先生也同時抱怨說：「『台灣話』這個名稱不知道犯了什麼忌諱，在有些場合一定要改稱『閩南話』。」 是什麼忌諱，大家當然很清楚，那就是當時的國民黨眼見台灣本土意識日益抬頭，要以「國語」壓抑大多數人講的「台灣話」，辦法之一就是強行把已經變異的「台灣話」叫法改為原來的「閩南話」叫法，以保持「國語」與一介「方言」之間的主從關係。國民黨搞的這種語言壓迫延續了至少三十年，於李登輝治下台灣解嚴之後才逐步減弱，「台灣話」或「台語」的稱謂，於是又再流行。不僅如此，研習這個話的人士（綠營為主），近年還致力發展、普及其書面語，稱為「台語文」或「台文」【註3】。
至於「閩南話」這個詞本身，近年在台灣已經日漸變得政治不正確；這除了上述的歷史原因之外，還因為有學者指出，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及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都解說，「閩」字從「蟲」，是蛇種、野蠻民族的意思，暗含北方或中原漢人對大陸閩南地區人種的歧視。
從大陸移植到台灣的語言，其原來的面貌和名稱，最後都不能保有而必定本土化；便是最大群體使用的語言，若干年之後，一樣會變到「阿媽都唔認得」。此是教訓二。
「國語」變「台灣華語」
與此同時，國民黨從大陸帶到台灣的北京話或北方官話（國民黨稱「國語」）也逐漸生變。首先，當年跟着國民黨去台灣的那九十萬人當中，五十多萬是兵員，來自全國各省，教育水平參差，九成以上說的話根本不能算是標準北京話（蔣介石自己說吳語）。經過幾十年在台灣的「標準化」，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說的「國語」，依然不濟，和大陸上的北方官話或台灣官方規範的「國語」有愈來愈大的差異，台灣的語言學家於是開始稱之為「台灣華語」（「華語」泛指北方官話傳到海外與當地語言、其他中國方言混雜之後的變種）。
其次，原來的到台灣的九十多萬兵員和政府民職人員等，以男性為主，是女性的兩倍以上，因此大量來台的大陸男性不得不與當地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通婚，其第二代、第三代說的母語，必然大量夾雜「非國語」元素（主要是閩南話，還有客語、南島語、荷蘭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英語、港式粵語、日語及日語中的各種外來語），結果衍生出成一種更複雜的帶有濃厚台灣閩南話口音的「台灣國語」【註4】。
少數人的外來語言，如果是只靠政權力量取得「官方」、「正統」地位而強行推廣，壓抑其他語言，到頭來卻一樣地方化，猛虎不敵地頭蟲。此是教訓三。
粵語在香港大變
香港開埠，粵語中的廣府話傳到香港，故事就和閩南話傳到台灣差不多，先是取代了本地客家話，成為香港最大族群的語言。其後香港經受百多年英人統治、又經歷了六十年與大陸共產中國的河水井水關係，香港粵語因此也逐漸和原來大陸粵語中的廣府話離異；大陸廣府話自身亦因為受北方政治影響，普通話元素大量滲入令自身變異，進一步擴大了與香港粵語的差距。
一般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網民，所使用的粵語，無論在發音、詞彙、書面語乃至書法方面，都別具一格。中文大學研究香港粵語的語言學者張洪年教授在他的《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第八章特別分析了「小句」的廣泛應用；惟此書2007年出版，六七年來香港粵語因為微博、短訊在手機上興起，「小句」有了更多變化。此外，由於網上討論政治特別多，不少語義複雜之極的「高登詞彙」，正通過傳統媒體不斷進入一般人的閱聽範圍。這些詞彙，如果一般人不是貼近香港的社會政治矛盾發展，根本無法明瞭。下面舉一些例子。
「和理非非」大家聽過了、懂得了，但那已經是泛民之間出現溫和與激進之分之時的產物。年來本土思潮興起，又出現一些更「潮」的字眼，而且都是「粵語粗口偏讀斯文化」的傑作，例如「膠」、「撚」，指的都是「人」，都帶貶義，但有時可用作自嘲。下面對此二詞略作解釋。
「膠」和「撚」
「膠」：愚昧頑固之意。《香港網絡大典》「硬膠」條指「膠」字的這個意思源於《墨子》卷十一〈小取篇〉中的「內膠而不解」句（參見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墨子/小取）。本土派否定中華意識，把帶該種意識的人稱為「大中華膠」，特別指那些穿愛國外衣找着數的人；至於那些誠心誠意（在本土派眼中即是執迷不悟）熱愛中華文化的人，則饗以「真心膠」的加碼稱謂：「大中華真心膠」（按此定義，有朋友戲稱筆者為「半個大中華真心膠」；是耶？非耶？）。
「撚」：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訓讀。首先，把北京官話（普通話）「人」字偏讀成粵語的「撚」，成為粵語粗口中那個也指「人」的同音字；然後，借「撚」字的寫法成為書面語。此意思的「撚」字，「古」已有之，但不與京話「人」字直接相關。不過，最近重新出現之時，主要是本土派用於自嘲：「我地啲本土撚」，此即與京話的「人」字直接相關了。再晚近一點，因此地有基督教牧高調親政府反「佔中」，網絡上乃出現帶攻擊性的「耶撚」一詞，風行一時無兩，越出網絡而進入日常口語範圍，指的是只講靈修不理政事而結果站到統治階級立場反民主的那些基督徒（筆者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確，對字源有興趣的讀者可到十分詳盡的《香港網絡大典》「耶撚」條細看 http://evchk.wikia.com/wiki/耶撚）。
粵語 v「香港話」
有理由相信，香港粵語，正像台語之於閩南語一樣，走上與大陸粵語官話（廣府話）分家之路，成為相關而獨立的「香港話」。本土派要捍衞的，最終不會是源於大陸屬於大陸的廣府話，而是移植到香港之後有其本身生命力與發展邏輯的另一種語文。這種語文，從純粹語言學的觀點看，不一定是一種獨立的語文，但政治因素影響，愈來愈多人那樣認為的話，就約定俗成，語言學家也管不了，甚至只能「拿香跟拜」。
這種筆者姑且稱之為「香港話」而未正式存在的語言，不僅在口語方面的發展已經大幅偏離標準粵語（粵語官話），其獨特的書面語也呼之欲出。後者不是指近來大家較多讀到的寫得很雅很正統的粵文，而是早已在本地民間存在，包含着大量英語字母、單詞、洋涇濱英語、日語漢字、和製漢字等外來語的「我手寫我口」的港式雜錦粵文。不少人會說，那麼不得體的東西，怎麼可以成為香港人的正式書面語？回應這個質疑，有兩點觀察。
其一是，台語的正式書面語不斷發展，其中帶有不少外來語，也有一些是源自閩南話而無漢字代表的詞語，都用拉丁字母編的或特製的音符標出。台文在這方面有優勢，因為四百多年來，有荷蘭、日本的語言學家替這個語言發明注音方法，現代台灣的一些語言學者繼續發展，寫法是漢字加少量拼音，已經漸漸規範。大家可以看看樣板【註5】。
其二是不少現代語言都包含着大量外來語，寫出來有的比較隱晦，有的完全明顯。
隱晦的例子是英語。英語有兩套幾乎平行的詞彙，一套來自古英語（Old English，本身包含一兩千年前的拉丁影響），一套是近數百年才大量滲進英語的拉丁字；兩套詞彙常可一一對應。舉例：write來自古英語，compose則是拉丁的；cat來自古英語，feline則是拉丁的；mind來自古英語，intellect則是拉丁的。兩套詞彙都用同一套字母串寫，外國人學英語常常不知道有此分別。
明顯包含大量外來語的最好例子就是日語。日語一兩千年之前開始吸收漢字及其他漢語元素；十九世紀之後吸收其他外來語；二次大戰之後大量吸收美、英語。吸收進來之後，漢字絕大部分保留原來寫法，其他的外來語則用「片假名」符號拼寫出。日文這方面，與上述「那麼不得體」 的香港語的民間書面版完全同構；不同之處不過是日文的外來語寫法大部分是經過規範化的，包含了日本語言學家和政府的努力。然而，這也許不過反映香港的語言學家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已。
用標準廣府話寫作，的確值得鼓勵，但那很可能還不是那尚未正式出現的「香港話」書面語的主流格式。因為那種寫法，仍然是北望的、不前衞的；從本土主義的角度看，或者只可以說是一種方向尚未調校得對的叛逆嘗試。
《氣短集》之二十七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問題短片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E ... ure=player_embedded；還有其他類似的教具在官方網頁上，可參見《主場新聞》有關報道。
【註2】見《一百年來的閩南系台灣話研究回顧》 ，吳守禮，2003年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shiuleh-11.htm。
【註3】簡見中文維基詞條http://zh.wikipedia.org/wiki/台語文
【註4】見國立政治大學何萬順教授2009年刊登於《語言暨語言學》期刊上的論文《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這篇文章比較長，但資料很豐富，提出有用的觀點，值得細讀 ：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 ... j2009_2_06_0422.pdf。
【註5】樣板：成功大學蔣為文教授文章《是「台語」kap「咱人話」，m是「閩南話」！》http://tsbp.tgb.org.tw/2012/07/kap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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