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5日 星期四

郭濟士:如果民主永遠不來

郭濟士:如果民主永遠不來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於明報國際版分兩日(2015年3月4日及5日刊出)
http://www.pentoy.hk/%E5%9C%8B%E9%9A%9B/k233/2015/03/05/%E9%83%AD%E6%BF%9F%E5%A3%AB%EF%BC%9A%E5%A6%82%E6%9E%9C%E6%B0%91%E4%B8%BB%E6%B0%B8%E9%81%A0%E4%B8%8D%E4%BE%86/
(一)李光耀、專制資本主義與中國
91歲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最近因為肺炎入院,健康情况惹人關注。被形容為當今「西方最危險哲學家」的齊澤克(Slavoj Zizek),上月在《金融時報》撰文時便提到,若要推測百年之後到底有哪些人將獲「立碑紀念」,李光耀相信會是其中之一,除了因為他是新加坡的開國總理,還因為他是「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創造者。
當然,齊澤克這一評論並不是什麼恭維話,而是表達對未來百載世界民主發展的憂慮。歐洲新左派當今有3位主要思想家(Big Three),一位是《帝國》一書作者兼意大利前政治犯Antonio Negri、一位是法國哲學家Alain Badiou,第三位就是來自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年約60多歲的他將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分析等理論結合,成為目前歐洲激進左派的明星級理論家。

李光耀「撮合」資本主義與專制

近年齊澤克不斷發出的其中一個強烈警告,就是過往百年常被視為「息息相關」的資本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自由主義),今時今日已經分道揚鑣。專制資本主義現正緩慢但持續地向全球蔓延,當前的中國是最明顯的例子。齊澤克甚至警告,專制資本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將塑造未來一個世紀,就像民主主義塑造上世紀一樣,李光耀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最深遠影響,就是他在撮合資本主義和專制主義上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只是外表包裝,真正內涵其實就是專制資本主義。
談到近20年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時,不少西方分析家討論的一個焦點,往往是政治民主會否自然地伴隨中國經濟發展而來,但齊澤克反問:「如果政治民主永遠不來呢?如果中國的專制資本主不是邁向進一步民主化的中途站,就連世界其他國家也是朝這方向發展,那又怎麼辦?」

歐左翼思想家警示市場「巨獸」

齊澤克指出,今時今日已再沒人幻想「自由主義民主將席捲全球」這樣的一個「歷史終結」,真正席捲全球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事實證明市場導向的經濟,在適應任何地方的宗教、文化或傳統上都沒有問題,它很容易就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反而過去百多年西方推崇的一些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和個人主義價值,諸如基本人權、全面福利國家等概念,現在卻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
以自從冷戰結束後即專心一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為例,當地的傳統社會結構並沒因為資本主義發展而遭到全盤否定,「人們仍然以鄉親關係先於個人成就,必須聽命於長輩,仍然是對年輕人追求自主的強力掣肘」。儘管有觀點認為,這類傳統的延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種對抗,但齊澤克認為,其實這是錯誤的解讀,因為弔詭的正是,忠於這些傳統價值是令資本主義的殘酷邏輯得以在印度、中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被極端地全面擁抱的原因。
他解釋,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本來就是一個冷血無情、令很多人蒙受折磨傷害的地方,「若你獲得的回報只能夠滿足你個人一時之快,要你屈從接受其實並不容易」,但如果不是純為利己,若有家族傳統價值去支撐,就較易令人能夠活埋良心價值,將漠視別人的不幸加以「自我合理化」,「『我這樣做是為了父母』、『我這樣做是為了讓侄兒能讀書』這些理由,比起『我只是為利己』遠為容易接受和動聽」。民主成資本主義發展「絆腳石」
一些評論常誤會齊澤克的專制資本主義分析帶有西方文化價值優越論色彩,其實他過去便曾警告,將東方文化本質視為專制、將西方文化本質視為自由和利他主義是危險的想法。齊澤克的分析並非說:資本主義在西方就是令民主開花的好東西,但當與東方文化價值連結在一起時就變成了邪惡巨獸。他想說明的是,問題不在於東西方文化差異,而是資本主義本身——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制度,在日常生活中,資本主義都會無情地利用其特徵去延伸擴張自已,就連民主制度本身也不例外,所以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齊澤克想摧毁的是「把資本主義扎根於某類文化價值體系就能變成正面東西」的假象想法,簡言之資本主義就是巨獸、必然複製出同樣的社會不公平問題,不管種植的它是什麼樣的土壤。
(二)新專制主義社會——當奴役被包裝成自由
歐洲新左派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圖)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掛鈎的時代已告終,專制資本主義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警號,即使在西方世界,民主也面臨被資本主義逐步削弱的危機。
作為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學者馬克斯韋伯,曾撰寫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探討新教倫理如何有利於資本累積,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崛起。
然而本欄昨天已指出,齊澤克認為資本主義不過是在利用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特點,去盡量擴張伸延自己,今時今日,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傳統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甚至可能比自由主義更有利於當前資本主義的操作。
表面上擁自由 實質失選擇
雖然自由確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重要基石,但齊澤克認為,這種自由其實是以一種相當扭曲和奇怪的形式出現。由於「自由選擇」在西方被提升成為一個極致的價值,社會控制不能以明目張膽粗暴箝制的姿態出現,而是透過大量的語言偽術包裝,炮製出各式「自由選擇」假象,藉以維持對個人的控制。
在這種意識形態控制之下,人們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很多奴役,都諷刺地被包裝成為「自由」,例如長期就業的希望被扼殺,就被說成是勞動市場「彈性」,可以讓人們不斷有機會「自我再創造」;當全民退休保障被拿走,就被說成是「讓我們能自由地去計劃老年的生活」。他警告,西方正可能邁向某種「新專制主義社會」,表面上擁有所有私人自由,即使選擇人獸交也可以,但社會領域卻被去政治化,失去有實質意義的選擇。
金融海嘯造就排外非革命
齊澤克坦言,2008年金融海嘯敲碎了歐洲民眾的安逸,但它帶來的最大政治效應,不是激進左翼的興起,而是助長帶有排外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皆因普羅大眾對經濟危機的最深刻反應是恐懼而不是起來革命,他們希望保證自己在現有制度下繼續有得食有得住,因而令極右民粹力量有機可乘。歐洲迄今只有民生困頓得連食住都成問題的希臘出現激進左翼政權,看來實非偶然。
除了歐洲,一些奉行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為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似乎也在朝專制主義方向走。印度時事專欄作家森帕夫(G. Sampath)便認為,印度莫迪政府近期透過行政指令,繞過國會民主立法程序,削弱《徵地法》對收地的限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反映了當民主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時,莫迪政府已準備好以專制手段代替民主;新指令允許徵地時毋須各方同意,正好就是由於當局認為講共識(符合民主精神的資本主義)行不通。
森帕夫指出,當今印度社會出現一種氣氛,認為經濟決策應交由非民選專家處理,民眾不應干預。他坦言,目前印度出現一個右翼政府、由一名被形容為「專制的強人」(即莫迪)去領導,很多印度人都對國家增長加速甚至長遠取代中國成為亞洲頭號經濟火車頭感到樂觀,正是由於印度終於有一個樂意擁抱專制資本主義的政府。他還慨嘆地反問:「若要我們(印度人)在有民主但沒資本主義,以及有資本主義但沒民主之間作選擇, 大家會怎揀?」
倘不反抗 將朝專制資本主義走
面對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齊澤克認為,若不加反抗、任由自然趨勢發展,歷史將持續朝專制主義方向走。事實上,齊澤克相當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建制運動,諸如前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反政府示威,還有去年香港的雨傘運動。

齊澤克去年發表聲明支持雨傘運動時,便提到示威者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制度,也應「關注你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包括不人道的樓價、殘酷的私有化,還有來自北方的紅色資本家加入你們本來的資本家陣營。沒有經濟權利、社會公義和團結,選票不過是一種崇拜物」。
在上月刊於《金融時報》的文章中,齊澤克還以烏克蘭民眾示威為例,慨嘆雖然西方民眾隱約意識到他們當前享有的「自由」存在缺陷,可是卻未能像烏克蘭民眾那樣敢站出來去行動去求變。無怪齊澤克會被一些批評者視為當今最危險的哲學家。
郭濟士



練乙錚: 借權鬥搞環保 靠專制事難成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hk/2015/03/blog-post_4.html
2015年3月5日 信報專欄

        這幾天大陸人最關心的新聞不是在京召開的兩會,而是上周六(2月28日)前央視名記者柴靜上載到YouTube的那部關於大陸空氣污染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一部103分鐘的嚴肅作品的點擊率竟然不到兩天便已過億,勁破以發明「騎馬舞」出名的南韓男歌手PSY(朴載相)2013年創出的紀錄【註1】。

        此前,柴靜已出版同名的書,銷量也不錯,但沒法與視頻比哄動;沒有新的內容,表達方式也不過是典型的TED-talk,卻單憑使用了互聯網上的視頻平台,風頭便蓋過共產黨每年搞的兩場大龍鳳,無怪中宣部要急煞車,下命令禁止所有媒體登載任何有關的討論文章和訪問、關閉所有有關的網上論壇【註2】。

霧霾政治學


        如果大家看過《穹頂》或者有留意有關的新聞,當知這部紀錄片那麼多人關注,一個要因是柴靜把矛頭指向當今大陸兩個同時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和最大的貪腐集團:「石油幫」和「煤炭幫」。前者的老巢在遼寧,與周永康、薄熙來有關;後者盤踞在山西,是李鵬家族的旗艦。民間普遍認為,這兩個集團的大靠山就是江澤民。

        生態危機、環境污染是大陸社會大問題,13億人幾乎全都是受害者,而柴靜上載視頻的時機可說非常微妙。之前一天(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剛把無甚作為還傳出有貪腐行為的前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刷了下來,安排到政協裏投閒置散,空出的職位由清華大學校長、環境工程專家陳吉寧接替。由於石油和煤炭都涉及污染,控制這兩個行業的權力貪腐人,必須安插一個自己友打理國家環保部。1996至2006年期間,江澤民之妹江澤慧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林科院是國家林業局管的,周生賢那時任國家林業局局長,據說他就是因此得到機會「低攀」江澤慧、再高攀江澤民,最後受江提拔塞給胡溫當上環保部部長的。【註3】

        傳聞屬於江派的部長撤職,本身已經是新聞,此時推出《穹頂》,新部長多少也要有所反應,而且不可能不是正面的反應,而事實上新部長的確出面稱讚《穹頂》、表示支持;如此,紀錄片便似乎很有「後台」。民眾關心的事,黨竟然力撐,哪有不火的?但如果相反,如果黨覺得給片子搶了風頭,有必要壓住輿論的關注,那就更好,因為從來黨愈要禁制的東西愈馨香。如此,柴靜「食硬」黨中央。

        當然,這個講法假定柴靜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民間人,單挑江、李兩股勢力,適時製造議題,推動環保。然而大陸人當中更流行的一些講法,則是認為柴靜絕對不可能沒有背景。這些「背景論」分兩種,其一可稱為「權力派系鬥爭論」,認為柴根本就是「學習團」的人,借一個重要社會議題發難,關鍵時刻引起關注,把矛頭指向習要清除的兩大幫對手的兩個最大弱點:排污和貪污。貪污誰都貪,但混雜了排污,就特別刺眼、分外顯得可誅。

        此派論者認為,以柴靜一己之力,怎麼可能訪問到那麼多的專家、官員,而那些專家、官員在訪問中又竟然可以那麼大膽發言揭國企老大的老底,向着「石油幫」、「煤炭幫」搞「勇武鬥爭」?按這派理論的思路,前天下達的禁制令,就是江、李派控制的中宣部的動作,借「防止沖淡兩會主題」為名,急急壓住《穹頂》的攻勢,並推出現代版的「革命烈士」、上海市法院因公殉職的法官鄒碧華的宣傳活動佔據媒體空間(雖然筆者在網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這位法官的真正偉大處怎麼比得上假樣板雷鋒、劉英俊)。

        「背景論」之二就是在反對改革開放的「毛左」當中出現的「路線鬥爭論」。這派認為柴靜在《穹頂》裏把能源這一塊關乎社會主義國家安全、國有化程度最高的行業打成污染的元兇,並聲言要由新興的、主要是私人資本(太子黨加外國人)控制的再生能源全面取代,那就等於是埋葬社會主義江山、出賣國家主權的罪行。持此說的人數不算多,以大陸的《烏有之鄉》和在美國的一位大陸毛左移民教授辦的《紅色中國網》兩個網站為主要輿論陣地。
其實,上述兩套理論,甚至再加上原先以柴靜為民間人獨力反污染的講法,都是完全可以彼此兼容的。

        大家知道,嚴格來說,習近平才是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是打江山那一代高級領導人的兒子輩。胡溫的角色,等同老蔣和小蔣之間的那個總統嚴家淦;江澤民則是一根贅指,論革命功勞其實微不足道,當年搞學運絕對比不上今天香港「雙學」的周、黃出色,論年齡,卻比高級紅二代高半輩,上了位卻成為高級紅二代接班的障礙物;他的前度拍檔李鵬,更是不知所謂,沒有半點像樣的紅色基因。但偏偏就是江、李和他兩人的黨羽,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裏,搶先把幾乎所有重要而有私利可圖的位子都佔據了;這些「筍位」大量集中在大型國企,以其壟斷地位賺最多的錢兼得政府最多的補貼優惠,成為最好的貪腐溫床。

        於是,十八大以後才掌權的人當中,誰想把那些已被佔有的有利位置奪過來據為己有,就必須大洗牌,而最佳策略就是借反貪腐之名義向江、李控制的行業和國企開刀。於是,早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提出「經濟改革要繼續走市場化道路」的習近平,便很自然地夥拍「跟霧霾有一個私人恩怨」的民間人柴靜一起反污染了(大家留意到,最近打下來的江派大老虎中老虎,除了薄熙來,都不是高級紅二代,但薄是一場意外引爆出事的,政治野心也太大)。

        我們不必過分懷疑柴靜真有反污染的原動力,甚或可以把她的行徑理解為她在借黨內權鬥去搞環保。不過,在大陸的政治環境裏,公民意識本身從來不起作用,而任何進步自發性歸根到底都是危險的。到頭來民間人柴靜的《穹頂之下》很可能是就是三十年前魏京生「民主牆」的翻版,用完即遭棄,再堅持便有難。一億人一天之內聽你連續講一個半小時的道理也如癡如醉,連毛澤東在內哪一個共產黨領導人辦得到?對專制人而言這是不能容忍的。

霧霾經濟學


        《穹頂之下》紀錄片中提到:一、大陸現時每年約有50萬人死於霧霾污染,比三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增加465%(按此兩個數字推算,三十年前的空氣污染致死人數大約是88000);二、大陸的空氣污染雖然嚴重,但倫敦1952年那次霧霾災難期間,情況卻比大陸惡劣得多。筆者利用搜集到的數據資料算了一下,覺得第二點的結論有問題。

        英國官方資料說,1952年發生在倫敦的那場霧霾災難,令大約3750人在大倫敦範圍內過早死亡。當時的大倫敦人口是820萬,死亡率因此大約是1╱2186。今天大陸的情況,我們可作如下粗略推算:以88000為現時「正常」空氣污染之下的一年死亡數,500000-88000=412000為特別嚴重污染時段(相當於倫敦1952年的12月災難時段)中的一年致死人數。今年大陸人口13億6800萬,故嚴重空氣污染災難在大陸發生時的死亡率應該是412000╱1368000000=1╱3320,是大倫敦當年的2╱3左右。不是差太遠,但人家是一個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註4】!

        此外,英國當時的GDP和現在大陸的不同,英國的面積也與大陸不一樣,假設:其他不變,則GDP愈高,污染濃度愈高;面積愈大,污染濃度愈低。如是者,我們作空氣污染比較之時,作適當的調整,便更能見問題所在。

        英國的面積是243610平方公里;1952年的英國GDP相當於今天的4911億英鎊,即約7416億(今天的)美元,故當年的英國GDP╱面積比是每平方公里304萬美元。大陸的面積是9596961平方公里;去年的GDP是92404億美元,故去年大陸的GDP╱面積比是每平方公里96萬美元,即大約是英國1952年時的1╱3左右。如果大陸的經濟發展下去,單位土地面積的總體生產力增加3倍、等同英國1952年的話,其他不變,空氣污染濃度或者空氣污染災難死亡率便是倫敦當年的3×(2╱3)=2倍。

        因此,《穹頂之下》說現時大陸空氣污染程度比英國1952年的低,是可以用單位面積生產力比英國當年還低來解釋的;一旦單位面積生產力追上人家當年,空氣污染就是人家的雙倍。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如《穹頂之下》所述,人家當年已經做到百分之百先把劣質煤洗淨之後才燃燒,而大陸今天只是小部分做到。

        《穹頂之下》指出一個大陸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通病:漠視利益衝突。柴靜的研究謂:訂定污染標準的官員,主要不是環保部門的人,而是中石油等能源國企巨頭派到環保部的人。這是非常荒謬的做法,好比派警察坐到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大部分位子上去一樣。這個荒謬做法是沒辦法改好的,因為大陸的統治階級哲學就是「共產黨能夠管好自己」,儘管黨壟斷了國家的所有經濟權力且不斷行使。就算明天人大開會改變現狀,讓其他企業╱行業的人取代石油幫去訂定全國污染標準,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歸根到底黨是一元化領導的,總有一個人的權力絕對大於環保部的決策委員會;當這個大權的人腐化了,無論委員會如何組成,也沒有挽救的能力。同理,沒有三權分立的概念,司法無以獨立,法治就無法保證,因為始終有一個人比法大。大家看看是誰委任王岐山去「打虎」,就知道那不是法治了。

        主流經濟理論認為,環境污染是一個「市場失靈」問題,具體便是所謂「界外效應」引致的:我任意排污,省到的錢全部是我的,災害痛苦絕大部分是人家的,我因此傾向置之不理。人人如此,便出問題。按理,解決「市場失靈」的一個辦法是通過政府強力執法,做到排污者自負排污成本,即做到「把界外效應完全內化」,便能解決問題。像大陸那種專制政府的權力很大,表面看最能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但因為她有「一元化領導之下漠視利益衝突」的這個罩門,因此反而最不能解決問題。

        這本是很簡單的道理,共產黨再蠢也能明白,但因為貪戀權力壟斷,所以明白了也沒有用,否則就不是共產黨了。對權力的無限貪戀,與對着錢財的無限貪腐,其實是專制政權的一體兩面。今年打倒了所有大小老虎,十年後虎患再現,結果老虎就都是習、王派系裏的人。共產黨裏出現新階級並不是偶然的事。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柴靜的《穹頂之下》視頻在http://youtu.be/KR-OMEq9v8A,頭一天的YouTube點擊率就接近1億,連同在其他網站的點擊率則超過1億。PSY的3分14秒傑作Gentleman在YouTube的點擊率要三天才過700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UatgXGcrCM。

【註2】中宣部3月3日禁制令的傳真本見http://www.epochtimes.com/gb/15/3/4/n4378907.htm

【註3】周生賢背景見http://chinaexaminer.bayvoice.net/gb/trends/2015/02/27/102731.htm中共环保部长周生贤被免职.html


【註4】大倫敦的資料見倫敦官方文件50YearsOn:thestruggleforairqualityinLondonsincethegreatsmogofDecember1952,GreaterLondonAuthority2002第6頁;http://legacy.london.gov.uk/mayo...ocs/50_years_on.pdf。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練乙錚:財爺KO特首 ‧ 財政補貼佔中 ‧ 陸人愈發仇港 ‧ 一仔訪問警長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hk/2015/03/ko.html

原文刊於2015年3月2日信報

一、財政預算 KO 施政報告

                一份財政預算,一本《施政報告》;一件港英舊電池,一顆閃閃的紅星。正是俗語有謂的:人比人,比死人。

                  本來,《施政報告》好端端放在10月上旬立會年度之始,便與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河水不犯井水,各 顯神通、各自精采;二者要有什麼內在聯繫,便是放到黑房裏還是有聯繫,一般民眾並無多大興趣知道,媒體要理解,自有政治枱的記者去琢磨印證。這個行之有效 的安排,從殖民時代到曾蔭權政府,幾十年來都 一直如此;至於行政長官事實上能否駕馭手握財經系統大權的財政司司長,要看本事。

                   肥彭年代,經濟超旺,當奴的財政預算一份比一份靚,肥彭的《施政報告》卻依然是每一立法年度的重頭戲, 並不因為財政預算容易討人好感而相形見絀,直至英殖民時代最後一兩年,不少港英治下吃盡大茶飯的政商人士跳船反水鬧愛國,肥彭雖光環依舊但實力不再,卻也 樂得讓他一手提拔作首位華人財政司的曾蔭權及 一眾財金系統官員在政權過渡之際盡享風流。

                  到了董建華當政,這位船王雖然坐過幾年1997年之前那艘不列顛尼亞號的駕駛艙(行政局),卻是學師未 夠,也未能深入了解財金官僚系統的特性慣性長短處,以致後來當了特首卻連一些錢銀小事也無從置喙,淪落到要在特首辦搞一個「cookie jar」盛一些當奴辦給的「零用錢」在施政時候也派點糖;如此光景,遑論駕馭。及至董氏反枱,迫退陳方安生,把在亞洲金融風暴之中鋒芒盡露的曾二副擢升大 副,財金系統於是如日中天,往後的幾份董氏施政報告就更加黯然失色。董氏下台之後,曾氏手拿「印把子」,再加以其科班出身的歷練,縱然在施政方面不思進 取,在他法眼之下撰寫的《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終能表裏如一。

                  2012年,梁振英偷壘成功,上台當特首,但這位「紅」超乎「專」的行政長官明顯「未夠秤」,組班有困 難,由曾蔭權一手提拔的前任財爺於是留任。然而,這位出身名校受美國高等教育的前港英資深政務官絕非小兒科,三言兩語之間展現出的親和力軟實力,便不是只 懂疾言厲色「警惕」這個「警惕」那個為能事的 梁氏所能及。這個對比更在最新的財政預算發表之後頭一兩個回合的「影子劍擊」中讓市民一覽無遺。任憑梁特把《施政報告》的發表日期延後,讓財政預算跟貼, 以利營造後者配合前者的意象,但不濟就是不濟,才一個月,市民大眾已經記不起那份某商界要人認為「不如讀《通勝》」的東西。星月爭輝,但紅星不敵月華,以 致梁氏需發正式聲明,強調這份《財政預算案》乃「貫徹現屆政府的施政理念」之作【註1】;無奈如此狼狽求正視聽,卻成為上周中環官商巨賈乃至OL們的午膳 談資而廣為天下笑。

二、補償佔中損失有利未來社運

                  曾俊華在財政預算中提出補償商戶「佔中」損失,筆者不知是哪一個政府部門想出來的一流好主意,非常前衛,值得稱讚,放在財政預算裏,更令財爺攞盡采。

                  大家知道,「佔中」公民抗命是一種公義,但會引致一些人士的經濟損失,所以社會上會有反對聲音,有時更 甚為激烈。雖然經過理論說明、事實證明,整個歷時3個月的運動,導致的總體經濟損失卻微乎其微,但對個別人士特別是「佔領區」附近的商戶、平常需要通過 「佔領區」的交通營運者而言,消極影響還是有的。這些人當中,很多其實都支持真民主、反對假普選,或者起碼是模稜兩可,但說都要蒙受損失,他們就會猶疑, 甚或反對,這是有目共睹的。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這裏頭有一個公益與私害的矛盾:公益是大家的,雖然自己也有一小份兒,但私利卻是 每個受損商戶自己的;理性人會計算利害損益,結果會影響他們對「佔中」乃至對社運的一己立場。在這個情況底下,理想的香港社會政策,當然就是由政府津貼受 損商戶,從而把他們的損益比推向有利支持「佔 中」和社運的方向。財爺的預算案中,預留了這一筆社會資金,因此是做對了。收到津貼,受損戶第一個反應就是開心,有些本來反對比較激烈的,更可說是「出了 一口鳥氣」,但常遠一點,就會形成「理性期望」,知道以後若因社運再次蒙受損失,也會同樣得到政府津貼,因此反對未來社運的動力就減弱,甚或消失。

                  上述是對受損商戶而言。事實上,這種不設審查的補償政策,津貼範圍肯定大大超過了有受損失者(有些行 業,例如旅店業,受損戶是極少數,其餘根本無受損失)。對於這列入補貼範圍卻未受社運絲毫影響的人士、機構而言,得到補償津貼乃是拜社運「佔中」、公民抗 命所致,可謂求之不得。這些人士、商戶也會形成 理性期望,對未來公民抗命的憂慮減少,甚或完全不介意再次發生。

                  當然,有一個應該津貼多少的問題。從整體社會利益考慮,爭取民主的是有益的,對香港這種已有成熟法治的 政體而言,爭取得到,好處更非常大,光是讓社會以後不必再為民主不民主而不停爭拗撕裂,已經非同小可。因此,筆者主觀猜測,目前區區一兩千元的補償額,很 可能太少。不過,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打鐵 趁熱,全香港無論什麼政治派別的團體,都應該團結一致,促請政府成立一個社運損失賠償基金,長期運作。

                  看來,政府內部的有心人,很可能是排除了來自以梁特及他的一些智囊為首的當權偏激派的干擾和反對,才能 夠把這個補貼商戶「佔中」損失的安排寫進財政預算裏的。當然,也有可能這個開支提議是一些受損戶通過當權派政黨向梁特提出的,後者為要替那些商戶「出一口 鳥氣」,想都沒想清楚後果便同意了。是那樣的 話,則本地當權派在北大爺眼中真的是蠢得死有餘辜了。

三、社運轉型、陸人仇港

                  近日中共網管縱容大陸仇港網民上載照片顯示剪毀的港澳通行證、散播對港實施斷水斷電斷食等恫嚇言論。繼梁特會同《文匯報》向本地知識界特襲、京官及 御用學者在《人民網》及《環時》等喉媒發言配合之後,這是又一波政治攻勢,手法雷同去年特府縱容黑惡勢力對付各派泛民群眾,結果卻不僅僅是「撕裂」香港, 而是在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劈出一道深溝,觸及港陸之間的原有歷史文化斷層。

                  有人說這是「反蝗」行動引起的陸人反應,實情卻是,這一切都是祖國給港人惹的禍,溯其遠因有兩個:其一是2003年大陸沙士惡疫犯港搞垮香港經濟之 後,北京嘗試補鍋以免港人怪責而推出自由行(即後來所謂的「阿爺恩賜」);其二則是大陸2008年爆出毒奶事件,陸人由上到下對國食產生恐懼,催生了龐大 的水貨業,引來滿街拖喼黨搜刮港貨(即後來吳官說的「國恥」)。

                  本來,若是一個自己的政府,如果遇到外來因素嚴重干擾民生,必會衡量輕重迅速反應解決問題,怎會像特府那樣一拖再拖,生怕任何壓制水貨客自由行的措 舉會令阿爺不高興?這種管治意識,遇上30年來行之無大效的「民主回歸和理非非」泛民政治路線被公民抗命新思潮和「勇武抗爭」新範式取代,遂生出港人對陸 客大不客氣的「鳩嗚」行動。然而,最值得各方留意的是,歷來抗爭無什實效,這次以新世代當中少數人組織的一系列「光復行動」,儘管因為包含一些不盡和理非 非的勇武元素而未能為社運界普遍接受,卻迫使了中共內部不得不出現檢討自由行的聲音。

                  由此可總結兩點:(一)凡事要看黨中央臉色、生怕犯龍顏失關愛的小圈子特首,已經患上大陸官僚的「寧左勿右」病,所作所為(或不作不為),並不一定 是黨中央的最佳選擇;(二)社運若能發揮足夠力量(並付出相當代價),跨越色厲內荏的特府而直接震撼北京當局,方才有望得到一些實效;而所謂足夠力量,如 果特府冥頑不靈執迷不悟,就幾乎不可能是和理非非,而是不同程度的「勇武抗爭」。

                  社運走到今天,經歷了不同階段;有些階段,事後總結,不少人認為拖得太長。到了2012年,由中學生組織的反國教反洗腦運動,在「收集簽名、八日站 街」之後升級為「佔領政總、十日圍城」,迫使特府撤回含洗腦內容的國教課程,取得了很好的階段性成果,其實就是社運向「公民抗命」、「勇武抗爭」方向過渡 的首次大型突破性預演。

                  社會的動態平衡當中,最優的是政府從來不失時機充分回應民眾的訴求,但這在非民主社會裏幾乎沒有可能;次好的平衡,是民眾強烈的和理非非要求最後得 到滿意而徹底的回應,例如香港70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及其後廉政公署的設立和有效運作;再等而下之,是政府根本不能回應社會的和理非非訴求,迫使民眾採取其 他更激烈的抗爭方式,結果如何,難以預料,但兩敗俱傷、玉石俱焚的可能性相當高,罪魁禍首當然是政府。

四、我所敬重的陳景祥先生

                  90年代初,得朋友推介,我回到香港任職高等教育,希望為這裏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盡一分力。象牙塔是我那時自選的安身立命之所,除了偶爾留意世界大 事,其他少管,所以初時根本不知道有《信報》;稍後,一些朋友找我合寫一個專欄,題材是經濟政策,我才開始和《信報》有了一點很間接的接觸(通過傳真 機)。意想不到的是,幾年之後,我離開了大學校園,到《信報》當總編輯。很快,就認識了陳景祥(「警長」)。這位冷靜沉默、經驗豐富、努力而又非常可靠的 媒體人,從一開始便給我很好的印象;在往後10多20年的日子裏,包括我離開《信報》之後,一直如此覺得;最近《壹週刊》訪問他,我看罷就更加佩服。

                  我說陳景祥非常可靠,並非空洞的美言。大家知道,我並非新聞從業出身,蒙林行止伉儷委我為香港重要歷史關鍵時期的《信報》總編輯,既是我的榮幸,也 令我十分憂慮,擔心因為經驗嚴重不足,不能把撰寫社評和日常編務都做好。上任之後,發覺我獨力撰寫社評從選題到找料構思行文到起碼三次的自己校對,已經花 掉我至少每天12個小時和絕大部分精力,其餘只能主持兩個每天的新聞會,以及最後看幾個重要版面的「大樣」,負起總編輯的把關職責。如此,報館日常的所有 其他繁重工作,我根本鞭長莫及。幸好有陳景祥的幫助,《信報》不僅日常運作有條不紊,在獨家報道方面尤其出色。此期間,《信報》的主要功臣實際上是陳景 祥,他盡責而出色地負起了總編輯的絕大部分工作,而我的第一實際角色是主筆(那也是我後來第二次參加《信報》工作時的正式頭銜)。

                  《壹週刊》這次訪問陳景祥,文章十分值得看。就我知道的事實而言,他說的都是實話,只有兩點詳情我或可稍作補充。

一、我並非林行止伉儷的「老友」或「自己夥計」。如上所述,我在象牙塔裏寡陋孤聞,1992年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信報》。第一次見到林氏夫婦,是 1995年年末,他倆邀請科技大學商學院的幾個專欄作者見面吃晚飯,我是其中之一。翌年初夏某天,林氏千金林在山小姐向我轉達了林生林太邀我替《信報》工 作的意思;之前,我亦只在一個科大作東道的晚宴上第一次見過林小姐。我答應接受邀請之時,身在外國,回港後林太找我商談聘用條件時才第二次見到林家任何 人。

二、發生於2013年2月的「梁振英對《信報》發法律師信事件」裏,我的確同意《信報》發布委託律師起草的公開道歉信;不過,《信報》的道歉和我自 己的態度不同,《信報》只是向因事件而感到不安的讀者大眾道歉,其實並無不妥。我的態度,刊在《壹週刊》隨即訪問我的那期;有關的段落轉載如下(全文連結 在【註2】):

                  今次《信報》為平息律師信風波刊出的聲明最後一句為:「若因文章而引起讀者對梁先生產生不公的結論或引來不便,我們謹此致歉。」引發網民認為是《信報》跪低,有《信報》員工甚至覺得是「出賣練總」。

                  練乙錚卻不同意:「聲明出街前我已看過,我認為內容中肯、有力、與人為善。如果梁先生看完我的文章不高興,我完全可以道歉,道歉是因為篇文令人唔開心,不是為文章的論點而道歉,這符合我與人為善的做人態度。

                  但道歉之餘,我會話,我的說話一定要講,我的分析一定要做,因為當中有公眾利益,也有我的原則。

《氣短集》之五十三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此聲明詳見2月25日文匯網題為「梁振英發聲明指預算案貫徹施政理念」的報道:http://news.wenweipo.com/2015/02/25/IN1502250050.htm。

【註2】2013年2月14日《壹週刊》於梁振英發律師信給《信報》之後訪問我,訪問全紀錄可在這裏看到:http://realforum.zkiz.com/thread.php?tid=56386。

PS:文章標題按原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