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救火學天津：正！ 推普學新疆：掂！

特府於年初開始便作秋後算賬，不斷起訴佔領運動中人，無論證據如何牽強可笑，都非常快捷，但是對己不利的案子（例如「暗角七警」），則無論社會要求檢控如何強烈，卻一個不辦、一拖再拖。政府的這種選擇性高效率，誰都知道是對法治的損害；當權派視若無睹，無非是認為派別政治利益凌駕執法公正罷了。

法治受損害，那些事事提倡香港要向大陸「學習」的人，更會拍手叫好，因為就2047港陸之間「無縫接軌」而言，現時的港式法治無疑是一大絆腳石，必先腐蝕之移除之代之以大陸那一套然後快。除此之外，特府還要向另一制「學習」一些什麼呢？

救火學天津？

天津大爆炸發生之後第四天，李克強到了現場視察；兩天之後，同在現場指揮救災工作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楊棟樑突然被調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消息說，楊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楊是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官拜正部級。八十年代，他任中石油屬下大型國企華北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副書記；2004年任天津市副市長、市國資委主任，任內還在中國政法大學拿了個法學博士學位。這樣一個黨棍兼高級知識分子給拿下，財新網說與這次爆炸災難「沒有直接關係」；如果屬實，必是習派趁機會又打下一個「石油幫」的人馬【註1】。

不過，看貪官污吏的此起彼落，民眾特別是港人已無多大興趣；「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過是「特色」體制下的政治走馬燈。這幾天教大家最難過的，反而是災難發生當晚的一回事：首先衝進災場，是錯誤用水救火卻引發最強烈爆炸，之後幾乎全數失蹤、陣亡的一隊25個「編外消防員」。這些年紀輕、待遇差、訓練少、泰半來自農村的合同工、臨時工，有好幾個還未滿18歲。原來，大陸的消防人員，分國家、地方和企業3級；企業的火災風險高的話，要自僱消防員，一般都是臨時工，有些粗粗訓練個多月就要上火線，而且往往得衝在最前面。

今年1月初，哈爾濱市的一場大火裏，5個這樣的年輕消防工喪命。《新京報》事後的報道如是說：「兩批消防員拖着水帶趕到現場 ，他們手足無措地站着，互相詢問：你們接到什麼命令？在這裏救火還是繞到後面？最後都茫然搖頭。接着，他們手忙腳亂地尋找消防栓，有的孩子連消防水帶都接不上。」報道指出，像這樣無足夠消防技術和經驗的「編外消防員」被首先推上火線、其後喪命的事例，當時已經不是第一次【註2】。這次同樣的慘劇再發生，死員數目好幾倍。事發之後第四天，李克強到達現場，並無痛定思痛檢討悲劇一再發生的體制原因，卻煞有介事地說：「英雄沒有編外，不論是消防官兵還是非現役的消防工，犧牲了，給同樣的撫恤和榮譽。」真是虧他說得出口。

《新京報》的資料還顯示，發達國家平均每10000人口有10名以上消防員，發展中國家一般為3至5名消防員，而中國大陸目前每10000人口只有2名以下，而且是3級合計；哈爾濱人口1000萬，但消防員只有1000餘人，是發展中國家平均的一半還不到。考慮到大陸一直以來是「世界工廠」，經濟活動以製造為主，而製造業生產過程裏的火災風險比服務業和農業都高得多，配備這種數量和質量的消防力量，毫無疑問是嚴重不足，但是在「中國速度」之下，生產要大幹快上，以前保10乃至今天保8保7，都是硬任務、硬道理，消防卻可有可無；如此，焉能不死人，而且死得愈來愈多？

發生安全意外導致人命損失，全世界都有，原因卻不盡相同；在大陸，體制和條件因素特別突出。在文明國度，如果安全生產的條件不具備，不消政府規管，企業自己衡量風險得失，也會知所取捨；但在大陸，連官員在內，為了趕速度，企業生產能夠多快便多快，哪有什麼取捨不取捨？國企出事官官相衞，私企出事紅包擺平，因此出事的頻率特高，生產也毋須減速（每萬名工人每年因公死亡率，大陸是英國的20倍，還未考慮虛報漏報的問題）。

然而，九七之後，特區領導人無論是當初的董建華還是今天的梁振英，都是「中國速度」的忠實崇拜者，經常以內地的「官員辦事快、幹部幹勁足」為圭臬；在本地所有重要的城市規劃、建設工程上面，偶一遇到規管的問責或民間的反對，每每就與有關的商界利益方一道，抱怨有人「阻住地球轉」。他們不耐煩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套，討厭公眾持份者按自己的權益發聲，而羨慕大陸那套黨權之下的「雷厲風行」，所以經常「苦口婆心」要港人向大陸「學習」。今天，大陸的經濟增長「奇蹟」愈來愈不可持續，暴露出的問題卻愈來愈多——環境污染、重要資源衰竭、不法經營不絕、特大工傷事故頻仍；特區領導人卻不斷提倡「港人學大陸」，國民教育裏也大談大陸的體制如何先進、如何比西方優勝。所以，無論是在政法體制、訊息管制、領導作風、城市規劃等方面，香港都要向大陸的大城市學習；港人有反對的，都是「心理不平衡」。那麼，我們要問問特首，救火的事，要不要也學學天津呢？

推普學新疆！

中共統治大陸，邊陲地帶的政治情況，60年來未有長足改善，近年更愈發不穩；疆獨暴力化，蒙獨升溫，台人貌不合神已離，藏民蠢蠢欲動，範圍超出西藏本身而遍及其他偏遠省份裏藏族聚居的地方。為了防範邊民進一步背向離心，北京國務院於17日發布了「國發（2015）46號」文件——《關於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這裏說的「民族」，指邊疆少數民族。撇除黨八股，這份文件的核心內容就在其第一部分（「基本原則」節）裏的幾句：

一、「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

二、「重點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基礎薄弱地區教育」；

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基礎薄弱地區學前教育階段基本普及兩年雙語教育，義務教育階段全面普及雙語教育」；

四、「加強法治教育，增強各民族師生法律意識。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不得在學校傳播宗教、發展教徒、設立宗教活動場所、開展宗教活動、建立宗教組織」【註3】。

這裏說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說白了就是漢語，不過因為文件的對象乃非漢族，用上「漢」這個字，馬上會在對象群體產生強烈反感，北京因此不厭其煩用一個比較抽象的八字詞把「漢」字隱去，政治上較為穩妥。至於「雙語教育」，因為是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基礎薄弱地區」（即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基礎強大地區）辦的，重點當然是漢語方面的教育，亦即香港人熟知的「普教X」。

如此搞的「雙語教育」，令筆者想起蘇聯滅亡之前在少數民族地區搞的那一套「單向雙語教育」：俄羅斯人因為懂俄語，不必學「民族語」；少數民族因為只懂「民族語」，所以要學俄語。筆者在日本任教的5年裏，見到好一些蒙族的交換生和學者，他們都懂漢語，但就是沒有見過能說「民族語」的漢族交換生和學者。可見大陸搞的那套「雙語教育」，也就是蘇聯搞過的那套「單向雙語教育」；文件裏誇誇其談「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當然也就是假的。

尤甚者，文件第2部分第4節，要求幹部「引導各族師生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其實，一個本來沒有宗教信仰傳統、加上還是無神論的漢族領導集團，竟然發文件要求少數民族「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那是沙文主義到了極點，還談什麼「民族一律平等」？文件大剌剌把「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和「心理健康」放一起，意思無疑就是說，你若不能「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的話，就是患了精神病！

一些香港人對上述國務院文件了無感覺，乃是因為幾十年來過慣了好日子、到今天還能享受「一國兩制」底下的一些蔭庇，以致不知不覺2047年的真大限就在眼前不遠，更懵然不知道在北京統治者的眼中，香港人因為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方面都和北人大相徑庭，客觀上就是大陸邊陲上的另一個少數民族。如此，2047前後，類似上述的發給少數民族看的文件，對象也包括香港人。不知道今天親共惟恐不及的一些基督教領袖，到時能不能夠「正確認識和看待宗教問題」、在北方領導人眼中保持「心理健康」的形象而沾沾自喜呢？

其實，不待2047，上述第2、第3點，即文件裏談及的漢語教學，其香港版即「普教X」，已經在香港逐步實施好幾年了。那當然又是特府的「港陸盡快融合、47無縫接軌」工程的一個重要部分。「土地規劃學天津」的口號已然喊出，「教學語言學新疆」的政策不會遠。

近日黃之鋒、黃毓民等人提出要討論2047年之後的香港前途，以各種不同方法爭取港人「自己命運自己決定」，無疑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港人必須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決心去面對。不過，如果現在連「普教X」也無法頂住的話，到時的種種政治權利、思想自由被剝奪，港人又怎能守衞得住呢？

【註1】大陸「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楊棟樑的履歷見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4935/2012/0530/171300/content_171300.htm。

【註2】《新京報》今年1月15日哈爾濱大火之後的綜合報道文章〈消防員之死背後職業化困境調查〉見http://aquaproxy.net/index.php?q=uggc%3A%2F%2Fjjj.owarjf.pbz.pa%2Fvafvqr%2F2015%2F01%2F15%2F350085.ugzy。

【註3】國務院8月17日發布的《關於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在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17/content_10097.htm

練乙錚 ：梁特天津顧問怎樣當的．安倍二戰道歉怎樣說的

上周一筆者文章剛談到大陸企業在腐敗的政經環境底下「拉關係搞出人命」，沒兩三天（8月12日）就發生天津塘沽化學倉庫大爆炸慘劇，死亡人數過百，輕重傷者不計其數，財物損失更不在話下，委實令國人黯然神傷，以致黨中央、中宣部籌劃經年、準備鋪天蓋地推出的「二戰結束70周年」的各種宣傳、慶典、外交活動和反日姿態，國內外民眾似乎都提不起很大興趣，對日相安倍的談話，也起碼暫時置諸腦後。大家關注的，除了爆炸之後救死扶傷的急切事，就是偶發災難後面的各種體制必然、「法治國家」裏的無法度。這個緩急輕重，不僅在大陸如是，在香港亦然，所以筆者今天談天津、日本二事，同樣是按這個先後次序。

一、天津受的災變，梁特當的顧問

一個慣於在災變現場封鎖消息的管治體，絕對不會容許民眾對出事現場背後的政經黑幕和人脈線索探頭探腦，所以，大陸媒體裏對天津此次出事倉庫公司（瑞海物流）總經理只峰是否前副市長（管消防）只昇華的兒子、公司大老闆李某是不是前天津政界巨頭李瑞環的弟弟李瑞海的兒子這兩大質疑，一下子都給中共的官方網警和御用喉舌喝停，有關的文字和已得的搜索結果，很快從大陸互聯網上消失，只能見諸一些海外陸人網站【註1】。

這個情況，在香港好一點。天津爆炸發生未久，「好事者」便已經從網上索得有趣舊聞：梁特2013年曾到天津訪問，之後不僅自詡早於1993年便獲當地官員委作市政府顧問，還誓言要讓「土地面積不及天津一個零頭的香港」向「發展得那麼好」的天津學習。學習什麼呢？梁特的答案會讓港人聽了心臟病發：「要學習天津的長遠整體土地規劃。」此事有視頻紀錄為證，大家可以拿來看看，之後想想一些切身的大問題【註2】。

天津塘沽大爆炸，揭露出一個不可饒恕的事實。

根據大陸2001年開始實施的《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的規定，像瑞海那樣的中型（550至9000方米）危險化學品倉庫，選址地點須在「遠離市區和居民區的當在主導風向的下風向和河流下游的地域」，並「與周圍公共建築物、交通幹線、工礦企業等距離至少保持1000米。」【註3】

這次爆炸原點的1000米之內，有好幾處密集的居民點，其中一個萬科集團開發的居民點，與原點僅距600米，住了2000多人；另外一個稍為遠一些，也有居民900餘。根據事發之後的報道，居民點所在，有時處於爆炸原點的上風位、有時處於下風位（海邊的日照風效應，決定近岸風向每天在午前和傍晚逆反兩次）；因此，爆炸之後空氣污染影響到附近居民，最後都不得不疏散。然而，萬科居民點的批地年份（2010），是在涉事的瑞海物流公司成立（2011）並獲得批地之前。這是怎麼搞的？

此外，離這次爆炸原點不足600米處，後來還蓋了一條高速公路；在這次爆炸事件中，所有當時經過此公路的客貨車輛，無論大小，一律報廢，此外還有司機和乘客傷亡的報道【註4】。由此可見，危險品倉庫、公路、居民點這三者的選址，最後全部違反上述《要求》中的三項規定──有關倉庫必須「遠離市區和居民區」、必須「處於下風向」、必須「與公共建築至少距離1000米」。

這裏牽涉的無疑正正是一個「長遠整體土地規劃」裏的「有法不依」、「有規必違」的問題。這種問題，並不是天津塘沽爆炸事件獨有，而是早就在大陸每個省份每個城市牽涉土地規劃的事情裏經常出現，已經變成「特色」。大陸近年各地出現的群體性反PX選址、反石化設廠等事情，都與此有關，早已經成為社會、政治問題，影響到政權穩定。由此引伸出三個港人關心的問題：

（一）我們的特區行政長官，這位搞城市土地價值估算出身的專業人士，理應深刻了解合理合法利用土地的重要性，為何要求在這方面絕對先進的香港反過來向腐敗落後的大陸學習？「學」到了什麼？3年來在香港落實了哪些？

（二）梁振英1993年起當了天津市的顧問，該市理應通過他學習到不少香港在長遠整體土地規劃方面的先進經驗，為何卻在20年後出現批地用地方面的嚴重錯誤，導致這次包含至少百多條人命損失的大災難？他這個顧問是怎樣當的？

（三）顧問反而變成學生，要向天津學習，是何道理？

這些問題，大家自有答案，不必筆者畫公仔畫出腸。重要的一點是：梁氏在香港受專業教育，之後留學英國，所受訓練都是一流的，乃是他日後在土地估值專業上有所成就的基礎。可是，當他選擇了跟隨共產黨、向權力一面倒之後，表忠自殘便來得比專業識見重要；於是，我們看到了那些「先進跟落後」、「顧問變學生」的毛式共產世界奇幻。

不過，單是指着梁振英一個人作此批評，對他並不公道。他的情況反映一個規律：任何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一旦跟了共產黨，必然失去專業的操守、知識的良知；影響所及，關乎一國一地之命運，豈止死人塌樓！這方面的事例，不僅在1949年之後的國史裏一覽無遺，在目下的香港，除了土地估值專業的表表者符合這個規律之外，任憑你是什麼名牌的大學校長、什麼領域的權威大教授，也逃不出「馬屁後面無尊嚴」這個宿命。

二、安倍晉三說了什麼？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了「戰後70年談話」，先同時面世的，是日文原版和官方英文版；韓文版和中文版則於當日「稍後時間」（接近午夜）在駐韓、中兩國首府的日本大使館網站首頁上登出。事涉外交，見微知著，這些不同語文的版本發放的先後次序，無疑反映安倍談話的第一受眾是日本本國國民和西方國家，後者即談話中特別提到的「曾經作為敵國激烈交火的美國、澳洲、歐洲各國」；其次才是韓、中兩國【註5】。

在如此一個「自話由我自說、意思各自解讀」的「談話」裏，安倍首先談的是日本的、也是安倍自己的二戰歷史觀，其要點有兩個，一個顯，一個隱。這個歷史觀的起點是19世紀中葉，當時正值西方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東亞（含東南亞）；轉折點則是1931年的「滿洲事變」（中國人說的「9．18事變」）。在這段時間裏，日本自認是一個受西方壓迫而奮起自衞並引領其他受侵國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弱國。同期間，日本打贏了「日俄戰爭」，安倍認為是「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的確，根據中國留美名經濟專家劉大中的計算，就是到了1935年，日本的人均GDP按當時的滙率計算，也不過是美國的8分1左右，絕對不算富強【註6】。

但是，在上一代無論持什麼黨派立場的中國人當中，認知完全相反：日本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而且還是最強大最兇猛的一個。在大陸，更由於共產黨自成立之後一直親蘇，所以一般人不視俄國為帝國主義的重要一員，而對日俄之戰，頂多視為帝國主義陣營裏的狗咬狗骨、新興的強者打敗了積弱的舊者。

在這個史觀之下，日本犯的錯誤，主要是在於採取了戰爭、哪怕是殘酷戰爭的手段，以「挑戰者」的角色，謀求達到驅逐西方列強這個最後未竟的目的。錯誤的開始，就是1931年的「滿洲事變」，而究其原因，安倍認為是「（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以捲入殖民地經濟來推動區域經濟集團化，從而使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此間，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試圖依靠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

這個史觀裏，安倍沒有說的部分是，1931年之前的日本是無詬的。由此推論，1894年的「甲午之戰」及1895年日、清之間簽訂的《馬關條約》、從清國手上取得台灣，統統無可厚非（甲午之戰前夕，西方國家清一色看好清國，認為革新後的北洋海軍完全可以擊敗日本海軍，結果盡跌眼鏡）。這個史觀的這個部分，韓、中兩國如果看清楚了，肯定無法接受。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澳洲、德國等的國家領導人和主要媒體裏的輿論，對安倍的談話基本上收貨，美國尤其正面，無形中也是接受了（起碼不特別想挑戰）日本的這個歷史觀點。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安倍對西方說話的目的，泰半達到了。

面對其國內受眾，安倍說的最重要一點則是：「現在我國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已超過了總人口的80%；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這等於是說：日本道歉夠了，到此為止。一般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一輩，都對韓、中兩國無視日本戰後對世界的貢獻，特別是對韓、中兩國的經濟援助，卻不斷要求日本為二戰侵略道歉感到不耐煩，覺得二戰那回事，已經成為兩國對日本的「政治提款機」，因此會覺得安倍的講法很對頭。

西方國家當中，則由於美、英、澳洲等主要成員國都是普通法國家，「子女一般無責任代父母身後還清債務」的普通法概念根深柢固，所以對安倍的提法完全可以接受。韓、中兩國輿論雖然都留意到這點，卻未能作出有效對應。如此，最遲20年後，為二戰道歉將作為日本「歷史陳跡」保留下來，亦即安倍說的「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些歷代內閣立場今後也將是堅定不移的。」

大家應該留意，安倍出生於1954年，本身就是戰後的一代，所以根據他的提法，他完全可以覺得不必再「道歉」，因為他的兩位前任說過的（承認侵略並由衷道歉）已然足夠。那兩位他的前任，一是戰前1924年生的村山富市，一反省就有罪惡感；一是二戰期間1942年生的小泉純一郎，勉強也可說是戰後一代，然而卻與戰後不同的政治環境裏成長的安倍不一樣，罪惡感似有若無，參拜靖國神社同時又可以向韓、中兩國親口道歉。世代的不同，思想感情也有分別。日本如此，西方國家何嘗不是？安倍的功夫很到家，為自己、為下一代發了言，美國說OK。這個OK很有份量，不單因為美國至今還是西方的大哥頭，還因為美軍是二戰西方盟國當中與日軍對抗死傷最多的國家，美國收貨，其他西方國家便再沒有置喙的餘地；其餘東亞國家，面對中國在南海的威脅要靠美國撐腰，更是沒其他說法。

台灣的反應，也相當正面；總統馬英九這位有名的反日派，也只是要求安倍實踐他的諾言而已，並沒有表達對安倍談話的什麼不滿。這也是安倍的一大收穫；給出的甜頭，不過是在談話裏把「台灣」與「中國」作為國家平排，而代價只是招來大陸方面的幾聲小罵而已。二戰時，日中之間的戰鬥，中國方面九成以上是由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軍隊打的，因此，中國人收貨不收貨，台灣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

奇怪的是，韓、中兩國讀了安倍的「談話」，異口同聲都是斤斤計較於安倍懺悔了沒有、安倍談話是否真誠等主觀臆測上，完全沒有注意到他開宗明義提出的二戰歷史觀，也無法有效對應他的「血債到此為止、責任不留子孫」的切割手術。安倍瞻前顧後，眼界放得比較遠，而韓、中領導人，愛國有餘，目光卻無疑太短淺，為了爭一口氣，卻在國際層面輸了一個關鍵的回合。

【註1】例如，居美陸人最多瀏覽的網站《文學城》14日登載了資料十分豐富的文章〈挖一下瑞海國際的神秘背景 人脈非常雄厚（組圖）〉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8/14/4485201.html。

【註2】梁振英訪問天津、誓言要向天津學習土地規劃的視頻可參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oEFKIo1M。

【註3】參考大陸官方的《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的6.1.1b及c節。這個文件的規格，屬於「強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其前言第一句就申明「全部技術內容為強制性」；更諷刺的是，兩個起草單位竟然包括「天津裕華經濟貿易總公司」。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GB_18265-2000_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

【註4】在爆炸原點附近公路上拍得的災害現場視頻，可見此段公路上毀車無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3r4sN_cNo&feature=youtu.be。

【註5】安倍談話的中文版全文見日本駐北京領事館網站的下列連結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由此也可看到英文版全文。

【註6】數據來自1946年劉大中的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英文維基轉載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Japan。

大像公會：中國消防員為什麼容易犧牲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CrCKGh0RQd8J:weibo.com/p/1001603875516875699111+&cd=2&hl=en&ct=clnk&gl=hk
此版本為GOOGLE的頁庫存檔，原網頁已被封

培訓體制落後，經費來源不穩定，人員流動性強……中國的消防隊員面對的不僅僅是火災，還有複雜的制度困境。


文 | 杜修琪 齊群

中國城市爆炸事故，總有消防員犧牲的消息，天津的爆炸也不例外，截止今天，天津8•12濱海新區爆炸事故，已有至少17名消防隊員犧牲，佔官方統計的全部死亡人數約1/4，另外，數名消防隊員失聯。

▍近年城市救災中殉職消防員信息統計

從統計中可以看出，犧牲的消防員年齡普遍偏低，很少超過25歲，最小的只有18歲，只有傷亡20人的衡陽特大火災中，有30歲以上的消防員犧牲。此次天津爆炸，一名25歲，剛剛結婚12天的黑龍江籍消防員犧牲，尤為令人難以接受。

歷次事件中，消防設備的問題非常突出，如上海徐匯區大火，就暴露了高層滅火設備的不足，此次天津爆炸事件，19小時過去，爆炸的化學物質還未弄明，消防隊員卻沒有專業防護設備的情況下，堅持救援。

而這樣的程序也引發了問題。根據今天《南方周末》的報道，一名消防隊員稱：“第一批投入的消防隊員人很多，‘有一百多’。現場並無人告知他們有不能沾水的危險化學品。該消防員說，大家就按照正常途徑用水來救火。自己是‘二板車’（音），負責給前面的車供水。‘開始是一個集裝箱，大概噴水10多分鐘，聽見啪啪啪響，然後集裝箱就亮了。先是一個小爆炸，後來就出事了。’”

今天，新聞和社交網絡中對消防員的討論非常多，其中，一張圖片令所有人印像深刻：一隊帶著口罩，提著鐵鍬，列隊的士兵，准備前往爆炸現場。

▍數百名武警官兵蓄勢待發（圖片來自網絡）

不少人發出了疑問，為什麼只戴了簡單口罩，拎著鐵鍬，就准備進入現場？

其實，這些官兵屬於武警部隊，但不是消防官兵。他們的裝備看起來還不如後者。

為什麼總是年輕的官兵在事件中犧牲？為什麼多次災難後，消防設備水平仍然令人擔憂？武警和消防官兵在編制上有什麼差別？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涉及了解放軍，公安部，地方政府，林業局等部門，想要做任一改進，都要在協調複雜的制度中，不同機構的權力和利益。想要讓中國消防隊員減少犧牲，設備更加專業，並不是簡單地推進公務員化、職業化就能解決的。

麻煩的人與裝備

中國的消防部隊是武警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武裝警察部隊還有內衛、邊防等各專業警種。

消防部隊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種，它實際上受多重力量領導：

——組織上，武警消防部隊配額為國家兵役編制，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和供給標准，其工資、服裝、生活費由國防經費支出。

——業務上，武警消防部隊接受公安部消防局指揮，該局為正軍級單位，列公安部第七局。

——經費上，開支由地方財政負擔，比如消防車輛及裝備器材等業務經費，就由部隊所在地提供。

所以，雖然部隊行政經費由國家統一劃撥——主要是人員工薪、醫療、保險、公用經費等，但這些只能勉強維持部隊日常生活。真正決定部隊之間差別的是消防業務經費——消防站工程建設、裝備購置、器材購置、信息網絡建設及應急物資儲備等，卻依賴當地政府的慷慨程度。

較為發達地區的消防官兵能獲得的經費，會遠遠超出經濟落後地區。如以下表格顯示：

▍2011年，財政部下發《地方消防經費管理辦法》，各地區按照自身條件，制定當地標准。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整理的部分省市情況

而在地區內部，基層消防支隊、大隊的經費也千差萬別。地方經濟條件好的，業務經費有數千萬甚至上億，差的只有百余萬，個別相當差的大隊，年業務經費只有十余萬。

而且，消防部隊的自由度有限，尤其是單位的編制名額，非常固定，要調整需要多方請示，而採購的設備，很少能根據當地情況定制或訂購。

這種條件下，不要說比拼高層滅火、化學保護設備，訓練高難度滅火技能，就是基本的營房建設，一些大隊都沒法保證。根據學者張中有的論文《中國消防體制的困境及對策研究》，消防支隊、大隊的領導，核心作用之一，是找領導簽字，跑財政要錢，這牽涉了大量精力。

▍2005年幾個省市採購的設備數和相應的設備採購經費

200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除火災撲救、常規救援任務外，又給消防部隊增加地震災害、抗洪搶險、爆炸等 18 項搶險救援任務。

本來，中國的消防官兵占國民比例就偏低——2012 年，中國消防官兵總人數13 萬，約占國民總人數的萬分之一，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又增加諸多職能（雖然這樣令地方消防能利用消防檢查，有一定的尋租空間，但這部分收入不會進入到設備采購等環節），卻總體上加重了消防負擔。

同時，人員上受國家兵役制度限制，是基層官兵普遍年輕的原因。消防士兵分義務兵、士官，義務兵 2 年制，兵員由武裝部統一招入，異地招兵非常常見，一個新兵往往剛熟悉駐地，掌握業務，就面臨退伍問題，而且選改士官比例非常有限。

消防隊員的職業訓練

整體而言，中國的消防隊員職業訓練時間較短，內容簡單，與發達國家差別很大。這與消防武警所屬的體制相關。

消防武警的入伍訓練，與軍隊新兵訓練標准類似——隊列、內務、體能。唯一不同的是，解放軍的技術內容為武器裝備的操作使用，消防武警則是消防器械操作和業務理論學習。

新兵訓練時間非常短，事實上很難掌握複雜的消防技能，其科目也和實際技能相差甚遠，如下圖所示：

▍2011年某地森林消防武警新兵訓練（共九周）的第二周與第六周的訓練內容

真正的職業技能從何學習？複雜的現場情況如何掌握？

答：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目前，中國大陸的消防武警更多是在救災實踐中積累經驗，但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高危行業，所以，消防經驗的積累常常要以生命為代價。

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培訓消防隊員。海峽對岸的台灣，消防隊員有著嚴格的准入制度——想報考消防警察，須高中畢業後，報考2年制警察專業學校，或者4年制警察大學的消防科系。

畢業之後，也要再參加警察特考中的消防警察類考試，通過才可進入消防隊。而且，不同學校背景，入職等級都有差別——警專畢業生只能報考四等消防警察，警大畢業生才能報考三等消防警察。

至於非警察專業的社會人員，想要加入消防員隊伍，也要先參加消防警察類考試，考上後，受訓一年半到兩年才能任用。

▍台灣警專消防科系二年級課程（圖片來自騰訊新聞《今日話題》）

至於美國，則有消防員170萬人——其中職業消防員70萬人，志願消防員100萬人，此外，社區還有義務消防員。

消防員隊伍職業素質較高，但它面向社會開放申請：18歲的公民，經個人申請，然後經2年急救和護理教育培訓、280小時滅火訓練，可以成為消防員。消防隊員實行考試晉升制度。現實中，青年、中年、老年消防隊員同時在職，消防隊伍非常穩定，而且職業素質更高，經驗豐富。

美國的消防投入經費非常龐大，全國50個州，合計每年投入的正常消防經費約1500億美元（不包括新增裝備、車輛、新建消防站等專項經費），全體消防員人均年收入1.3萬美元，職業消防員的人均收入則可達5萬美元左右。

從這些比較來看，中國的消防隊員培訓普遍不足，而且年齡層單一，退伍制導致經驗豐富的一線人才大量流失。

另類的消防隊員

中國的情況非常複雜，消防制度也同樣如此。按照目前的規定，農村地區、邊遠地區很難有消防站和消防隊伍，而大城市不斷擴張，原有的消防編制難以應對。

所以，和協警、協管一樣，消防部門的“合同工”出現了。2014年4月走紅的武漢“抱火哥”，就是合同工。

合同消防員的應徵流程很簡單，先通過兩個月左右的培訓，然後考試，通過的人就進入消防部隊，只是他們沒有編制，雖然考核標准類似，但是待遇普遍更低，而且肯定沒有上升空間。

可想而知，這樣的合同工流動性有多麼大。據中青報報道，2014年下半年，中部某省消防總隊面向社會公開招收了1000多名合同消防員，培訓結束後就走了上百名。

在一些快速城鎮化的城鄉結合地區，人口暴增，正規的消防部門沒有顧得上，都會出現居民聯合雇佣的消防隊伍。傳統上一直極少設立消防站的農村，也有類似的嘗試，他們通常以聯防隊的名義組建。

這也是國家所提倡的。200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中，規定：

“鄉鎮人民政府應當根據當地經濟發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專職消防隊、志願消防隊，承擔火災撲救工作”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根據需要，建立志願消防隊等多種形式的消防組織”。

2011年底，中國大陸共有鄉鎮專職消防隊3546個、志願消防隊10637個，村級專職消防隊678個、志願消防隊114764個，覆蓋率分別為42.6%和17.0%。

但這樣的隊伍培訓難以保證，經費依賴分攤，非常不穩定，常有搭便車等問題。

吉林公主嶺市範家屯的一位民辦消防隊曾接受采訪，說過：

“以前別的村不交錢我們也擊救火了，但交過錢的村民看不交錢也救火，第二年也不交了，我實在是擔心以後再沒人交錢，所以才沒去。這幾年我們已虧空十多萬元，連油都加不起了，不是我們見死不救，實在是無能為力。”

至於更加專業的領域，如電力、煤炭、石化等，其大型企業往往籌備了自己的消防隊伍。他們的經費由地方政府和企業共同負擔，如果企業業績良好，其設備、待遇都明顯高出地方消防。

此外，中國還有另一只龐大的消防隊伍，其人數甚至超過中國正式的消防官兵總數。

這就是森林消防。在“森林防火，人人有責”的口號下，中國建立了覆蓋全國的森林消防。目前，約有各類隊伍15.3萬支，約350萬人。

▍全國森林消防隊伍情況

然而，1998年“天保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實施後，森林砍伐大幅下降，各地區森工系統普遍衰落，森林消防的經費首當其衝，普遍降低。其人員培訓遠遠不如地方消防，專業程度同樣很難相比。

所以，中國的消防系統，就像被捆綁在了軍隊、地方政府、公安、森工等部門上，想要作出任何改進，都要跨越重重阻礙。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經驗匱乏的年輕官兵，仍要在短時間的培訓後，以相對落後的設備，去應對更加複雜的城市災難。

無論如何，這種對抗並不公平。

練乙錚；人民幣滙率中觀看跌 張五常教授警世通言

大陸人行周二早上大幅調低人仔兌美元的中間價約2%，並聲稱報價機制改革是「一次到位」。市場據此迅速作出反應，在岸人仔兌美元市價應聲下跌2%，離岸市場跌幅則超過3%；後者因為不受大陸官方外滙管制的影響，更能反映市場的自然供求。事後，不少官媒評論員都說，是次貶值「不會形成趨勢」。

然而，昨天早上公報的官方兌美元中間價繼續下跌約1.6%，市價則亦步亦趨，最低見6.45美元。股市方面，滙率下跌本來有利外資進場掃貨，不過投資者因即時恐懼的心理關係，上證指數「反理性」下跌，「國家隊」暴力救市也於事無補，收報跌逾1%，看來是因為市場認為人仔還「有排跌」【註1】。

突然舉措 情理之中

官方說法指有關的兌美元滙率機制變化是一種「優化」、「有利於提高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卻完全沒有解釋推出此項決策的時機為何選在8月10日。不過，儘管當局沒有解釋，市場當然也明白，那很大程度上是幾個月乃至幾年來出台的各種經濟刺激都不曾見效、7月份出口總額按年更急跌8.3%所引發的。有西方金融界評論家說是中央官員「嚇破膽」（panicked）的結果，大概有些言過其甚。不過，考慮到大陸這幾年領導人常常擔心「亡黨亡國」，維穩不遺餘力，故說北京有相當大的憂慮亦不為過；中央官員作此非常突然的舉措，雖是意料之外，卻是情理之中。

這次人仔貶值，港人最關心的，當然是對本地經濟有何直接間接的影響，故筆者稍作分析。最簡單的，當然是手頭上有人仔的投資者直接受損。好在，長時間以來，本地的人仔投資者每天最多只能購入兩萬元，直至「滬港通」開通了，這個限額才取消，故如果投資者近期沒有忽然買入太多人仔或大陸股票，損失應該有限。

間接的影響起碼有好幾方面，有多嚴重，目前還難以估算。但有趣的是，這些間接影響，除了經濟面向之外，還都帶有政治涵義，筆者試逐一分析（一些不含政治意義的影響，大家可參考本報金融版文章，本文不贅）。

首先，大陸人對外國貨包括香港貨的需求會削弱，受打擊的行業包括旅遊業以及相關的零售業。這兩個行業，去年有些人以為會受佔領/雨傘運動影響，怎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倒是後來大陸一時打貪太厲害，加上早就出問題的經濟日益放緩，才與澳門的賭博業一道受到影響；這次人仔貶值，無疑會再差一些。不過，其進一步產生的政治影響倒是事先意想不到：水貨客會減少，本土勇武派的「反鳩嗚」行動看來會消沉一點乃至暫時銷聲匿跡，其精力會轉移到其他抗爭議題上面，例如區議會選舉、港大「副校不委任事件」，或者是近來逐步升溫的反「普教中」等方面去，改變社運的部分生態，替某些矛盾熱點增溫。

另一個受影響的本地經濟環節，很可能是地產：樓價或有進一步上升的壓力。原因是：陸資外逃。若大陸富人對人仔滙價走勢中期看跌，則會千方百計盡快把資產調離大陸，兌換成別種貨幣資產；一個「行之有效」的渠道就是把錢轉到香港，兌換港元之後購買本地房地產。這個可能走勢，也會產生政治影響：本地樓價繼續攀升，中下階層特別是還未「上車」或正在準備「上車」的港人特別是比較年輕的潛在買家，將會遇到更大的阻力，望樓興嘆。這對解決住房問題一直束手無策的梁政府而言，自是多一分頭痛多一些壓力。

還有一個影響，就是港人投放大陸的資本當中， 已經投放、能夠抽回的，此時會抽回；還未投放、準備投放的，會卻步或暫時卻步。談到這一點，大家不能不佩服李超人的先見之明：當一些人還陶醉於「大陸經濟欣欣向榮」的「可持續神話」的時候，他已經逐步離場。本來，這些資本離開大陸，最自然的投放地點應該是香港。九十年代初期以來，港資大舉北上，導致本地投資不足，影響了經濟增長率；假如現在港資回流，最好不過。不過，港人要振興本地經濟，卻偏偏遇上一個擅長搞政治鬥爭、於經濟民生卻既無很大興趣也沒什麼能力的人當了特首，真是談何容易。長和系開始從大陸抽資之後，決定遷冊海外，難道此非重要原因麼？

樓價上升 將有壓力

在大陸的港資外流，視乎多寡，也會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本地資本家包括1949年從大陸逃港的那一代及其下一代，由於可以在大陸得到特別豐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待遇，都成為中共的座上客、支持者，在香港則成為當權派的一分子，因而額外得益。一旦他們在大陸的經濟利益減少、資金抽離，則他們跟政權的關係就會相應削弱。這無疑會影響本地當權派的統合力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量。下一回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之時，一些資本家助紂為虐的聲音就不會那麼響亮。這也是筆者談到過的「資本理性」的另一個側面。

當然，如果只是如大陸官方說的那樣，本輪人仔貶值不過是對應個別市場的一般短期波動而作出的正常政策反應，並不反映中長期大陸經濟下行走勢，則上述對本地的幾方面政經影響都微不足道。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簡單樂觀。這幾年大家如果有留意張五常教授對大陸經濟看法的一些轉變，也許更能掌握大局的趨勢【註2】。

在人行調低人仔兌美元滙率中間價的同一天，大陸《財經網》登出張五常教授去年在一個論壇上的講話的全記錄，題為「中國的經濟有多危險？」。在那次講話中，他劈頭就說：「中國這幾年的經濟非常不好。我是對中國最樂觀的人，我跟進了35年，以前的30年我都很樂觀，最近的五六年我轉到悲觀了。現在經濟政策非常不明朗，聽不到有些什麼是我自己能夠認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引文略有精簡．下同）

為分析大陸經濟前景，他給「大蕭條」下了一個相當獨到的定義：「經濟衰落以後不需要很多的衰落下去，有蕭條，但不需要大蕭條，但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都不能夠再翻身，因為這個長的時間的小蕭條就變成大蕭條。」他說，美國1929年的蕭條一直延續到二戰，就是大蕭條；日本九十年代初的蕭條一直延續到今天，就是大蕭條。他認為，中國經濟「很可能真的會有大蕭條」。

他指出好幾個近年大陸經濟政策及工作嚴重失誤之處，包括：

一、重要行業因保護主義出現壟斷或寡頭壟斷，效果非常惡劣。他給出汽車製造業的例子：「最近國內的汽車公司壟斷，都是亂來的，當然是賺暴利，這麼大的進口稅保護它。你把關稅取消，那些汽車公司馬上叫救命。保護主義保護了這麼多年，其實保護的是劣質產品，太離譜了。你去買一輛韓國的車子，那個水平差的多遠啊！ 」

二、搞金融自貿區拖拖沓沓，耽擱了很長時間，「搞得一塌糊塗」。他舉陸家嘴的例子：「為什麼不在陸家嘴做？外國的金融機構早就在陸家嘴買好樓盤了，準備等你金融開放；開放金融從來都不需要準備的，今天取消，明天就是了。不要偏袒香港，搞些什麼人民幣中心，要放就放了。三年之後我們的敵對不是香港，而是華爾街，一下子就把他們的陣地搶過來了。」

三、「縣際競爭」──張教授認為的大陸體制本來的特別優勝處，「2007年的時候還非常好，現在搞的一團糟」。他說：「有些縣幹部我認為對經濟貢獻非常大，但不曉得發生什麼事，無端端又不見了，這些我不敢講。」顯然，「不敢講」的是貪腐雙規之類的事情。由此可見八年來的貪腐和打貪問題之嚴重，直把一個張教授認為是頂瓜瓜的制度給毀掉了。

四、高等教育慘不忍睹。他說：「中國人聰明，書又念得好，怎麼會搞到今天這個樣子呢？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出過什麼人才？你去看看，一團糟，搞人事關係，權力鬥爭，言論多多阻撓，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講，試過很多次去演講，突然說不准我講。」高教環節的所有這些都不出奇，尤其阻撓學術和言論自由；就是在香港，勢頭也已經相當明顯，何況在大陸。

五、中國的經濟數據長期以來有大問題。他說：「那些國民收入數據，歷年來都有疑問，而且問號愈來愈多，多到大家都不好意思。應該停止公布，過幾年考慮清楚怎麼統計再公布。」經濟數據是引導市場、指導政策的工具；工具壞了，工作怎能做好？這顯然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不能見光的政治因素。

政治體制 叫人害怕

六、用貨幣政策去打救經濟，是病急亂投藥。他說：「貨幣，是用來協調貿易的；用來調控經濟的話，很容易闖禍。這個貨幣制度，搞成這個樣子，現在去借錢8厘借不到，那有什麼投資可以有8厘的回報呢？這個貨幣政策根本就不能用。」滙率政策是大陸貨幣政策的一部分，當局也是用來調控經濟的，張教授認為會闖禍；這不能不叫人擔心。

張教授熟知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觀點：政府管得多管得壞，往往都是尋租逐利者盤踞要位濫用權力的結果；權力和利益糾纏不清，並不是區區一些學者指出問題所在就能解決，而是非常棘手的政治問題。上述六點，看清楚無一不是如此。然則，大陸的經濟如何不走到健康發展的盡頭呢？

當然，站在香港看問題，最叫港人害怕的是，大陸出問題的那一套政治文化和體制，正在日益與香港融合，而帶頭/帶路的，竟然就是我們的行政長官。相對而言，區區滙率跌幾個巴仙，本身其實不算什麼。

【註1】人行兌美元中間價是參考造市商（market makers，指比較大型的證卷交易商）各自上報的價格而訂定的；訂出之後由屬下的中國外滙交易中心於每個交易日上午9時15分對外公布。這個官方中間價的形成方法是：造市商於每日開盤前向中心上報自訂的當日滙價；中心接收之後，首先去掉其中最高和最低的，然後把其餘報價作加權平均，便成為人行（官方）兌美元的中間價。權重主要是根據每個造市商的交易量確定的。銀行之間的美元現滙交易價不能超出當日中間價± 2%；但面對市場客戶掛牌則不受此限。人仔兌其他主要貨幣的中間價是以人仔兌美元官方中間價作基準、按國際市場上該等貨幣兌美元滙率套算得出的。人仔兌二線及其他貨幣不設官方中間價。

【註2】張五常教授題為〈中國的經濟有多危險？〉的講話全文檔在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0810/3943973.shtml。

練乙錚：拉關係搞出人命．進出口跌壞經濟

氣短集．七十四

一、政治「guanxi」的人命成本

鉛水事件裏的「潛在主角」之一的中國建築，所用的組裝件就算真有大問題，港人要追究也不會容易，因為這家公司不僅是央企，還是大陸國務院國資委下面的「龍頭企業」、即58家「副部級央企」之一，其董事長（兼總裁）在中央官僚系統裏屬副部級。今年3月，其董座換人，原任那位叫易軍，調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任第一（常務）副部長，名義上平移，實際上升呢，因為順位靠前了。

不僅如此，中建最高管理層的5人董事會裏，成員之一便是老一脫港人熟知的鍾瑞明。鍾乃1997年前的土地基金行政總裁、董年代行會成員、前港大「國粹派」出身的「老牌新愛國」【註1】。因此，無論在港在陸，中國建築都有政治含金量極高的金漆招牌。好在，此間出問題的是鉛水，港人喝多了也不會弄出人命，頂多是遲鈍一點，而且還有其他涉事的機構。然而，中建在其業務範圍裏出的其他狀況，就不一定那麼「良性」；事實上，它在這方面的往績一直很差勁，有文件為證。

2006年，廣東省建設廳發出了「關於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發生一起施工高支模坍塌事故的通報」。在該事件中，由於施工違規，有3名工人在過程中死亡。廣東省建設廳翻舊賬，在通報裏爆了中建的黑老底：「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承建工程中的放鬆安全管理、安全措施不落實，導致了事故多發、重特大事故突發，在我省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9月中旬，我廳已將中建三局一公司列為廣東省建築施工安全生產重點監控企業。」【註2】

紀錄如此不濟，還是特府蓋公營房屋時的特大「關係戶」，港人三生有幸矣。不過，單單針對一間國企，似乎不太公平，因為在大陸，所有國企的施工質量和安全紀錄，整體上都特別差，而且有其深刻的體制原因。下面筆者介紹一個有趣的研究結果。

南加大商學院的大陸籍學者Yongxiang Wang（汪勇祥，人大碩士、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博士）和他在哥大時的老師、講座教授Raymond Fisman剛發表了一篇合作論文，題為「政治關係的人命成本」（The Mortality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研究的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國企問題：國企的豐厚政治關係導致監管鬆懈，乃至發生損失人命的施工意外（？）特別多。這個問題在今天特府大搞港陸融合的政策之下有特殊意義：政治文化融合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豈止在深圳河以北？

Wang & Fisman（以下簡作W&F）的研究對象，是大陸國務院「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正部級）轄下的9大行業合共276所上市國企，包括中建在內的35所建造業國企。選擇專注上市國企，是因為有關這些公司的正負面新聞包括工傷事故的報道，要比非上市公司的齊全。首先，研究者按這些公司的高管（董事會主席、副主席、行政總裁、副總裁）過去曾否任職地方上的廳局級官員或中央同級官員，把這些公司分成「關係戶」和「非關係戶」兩類，不用說，國企中的「嫡系部隊」即「副部級企業」，盡都屬於前者。

然後，W&F從多種官方資料和渠道，詳盡得出這276所國企在2008至2013年一共6年期間合共1332個施工過程中死亡的人次紀錄（35所建築行業的國企，貢獻了比平均高得多的243個死亡人次），結合期間這些國企的用工人數，得出其每年每萬名僱員死亡人數為0.65的總平均。這個總平均，已經是大大低於全國所有工人的平均數0.93。大家可以想像，那些山寨工廠的事故死亡率比這個數字更高（研究者指出，0.93之數已是英國的20倍）。

然而，分別計算出276所國企當中的「關係戶」和「非關係戶」的每年每萬名工人死亡率分別是0.84和0.24；即是，「關係戶」的工人死亡率比「非關係戶」高出3.5倍！（考慮到「關係戶」比較有能力「捂蓋子」，真實的工人死亡比率應該不止此倍數。）

熟悉大陸經濟領域裏的權力運作的香港人，對上述結果不會感到太過意外。W&F指出，大陸於2002年由人大通過了《安全生產法》，為鄭重其事，此法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70號」的名義發表；一部法律之外，還有5部「行政法規」，包括2003年頒布的國務院令第393號《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以及17部「部門規章」。法令之外，還有幾個不同系統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督企業安全運作。然而，如此三申五令七監八管，卻完全不敵各部門企業之間的官官相衞、權力蔭庇（W&F舉出很多事例，不贅）。愈是高級的「關係戶」，安全監管部門便是有心，也愈是對之無能為力：老虎屁股摸不得。

換句話說：企業上層愈是接近中共權力核心，下層工人愈是死得人多！

共產黨的權力可以殺人，豈止在廣場上、硝煙裏、履帶下？不過，「國家是在不斷進步的」，而且是「立竿見影」。2005年及後，廣東及部分省市自治區，陸續「實行」了「生產有事故、領導不升官」的規定。W&F利用這點，研究了有此規定地區的「副部級國企」裏的工人死亡率變化，發現「關係戶」的工人死亡率應聲下跌，從0.84左右的數值急降86%至0.13，比「非關係戶」的表現（「輕微」下跌30%）還要優勝【註3】！

不過，大家想想，先前的三申五令七監八管都於事少補無補，這下子一個並不全面的「規定」，卻有如神助，令「關係戶」裏的工人死亡率急降，大勝「非關係戶」，這裏頭有沒有貓膩？到底是「關係戶」痛改前非容易，還是他們官官相衞竄改數字瞞上騙下容易？這個富懸疑的問題，留待大家去玩味。

由此聯想，也許更有趣的是，鉛水事件發生之後，香港又有「洪瑞珍三文治」事件；都是中毒的不幸事，可特府的處理手法十分不同，後者發生了，有關的局長不失時機馬上把細菌源頭指向港外、台灣；相比，鉛水事件擾攘多時，特府又是「抓小放大」，又是拖拖拉拉，總之就是不情不願把大陸任何有關方面定為懷疑或受查對象。難道這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黨文化入侵香港？無怪一篇本土派網站上題為「洪瑞珍出事就賴台灣，鉛水超標又唔見驗東江水」的文章，一登出就傳瘋了【註4】。

二、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破又遇頂頭風

這部分講大陸經濟。繼7月初以來股市風雨飄搖、「國家隊」暴力救市成效存疑之際，更大問題的實體經濟又傳壞消息。這一回出事的，是十多年來大陸GDP增長的「龍頭環節」──出口業。6月份的出口總值按年增幅只有2.8%，已經叫人擔心；7月份的數字，竟然是偌大的一個負數：-8.3%，不僅出口到歐洲減少了2.5%，出口到日本更勁減一成有多，不知是日本鬼子落井下石還是真喊窮。發達經濟唯一畀面的，竟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一下子讓大陸增加了9.3%的對美出口；不然的話，數據更難看（簡單公式：GDP=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出口-進口）。

然而，出口增幅見負，不僅直接壓低GDP增幅，還有二階/間接效應。長期以來，大陸經濟的投資很大程度是出口帶動的，因為過去的出口利潤高，投資回報也高，於是投資相對集中在出口環節。現在出口（上述公式右邊第4項）回落，整體投資（公式右邊第二項）當然也受影響。這就是剛才說的二階/間接效應。

那麼，進口呢？7月份的進口總額，跌幅也幾乎一樣：-8.1%。如果從上述GDP公式看，負負得正，出口跌了，GDP便要提升，這是正影響。然而，事實不如此簡單。大陸消費者和企業少買外國貨，主要是兩個收縮因素引致的：因為內外需求前景不明朗，企業減少生產，自然少買必要的外國原料、機器等；消費者忽然少買外國貨，則是因為消費意願或能力削弱了，後者發生的話，不僅外國貨消費減少，本地貨的消費也同時會減少。也有可能大陸人正在以消費本地貨取代消費外國貨，這會有利提升GDP；但一般而言，本地貨和外國貨在大陸人眼中不是很好的互替品（substitutes），故這個替代效應比較弱。結果是，本地消費（公式右邊第一項）減少，GDP因而有下降壓力。這是進口減少發生之時的一個伴生的負面因素【註5】。

所以，7月份進出口的兩個負數，產生4個GDP效應，一個是正的，三個是負的；今年全年的GDP增幅能否如官方估計拍住去年的「7%」，十分沒揸拿。而且，7月份大陸股市大恐慌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市場大概還沒有完全消化，故8月份的數據9月出來的時候，很可能更差。

進出口數據變化容易，回暖不是不可能。不過，另一個消息就反映更長期的問題：大陸製造業陸續離岸他去，去的不僅是外商港商台商，而是包括陸商，而且包括低技術製造業，例如紡織。《紐時》上周報道，大陸棉紡龍頭企業浙江航民科爾集團在美國投資2億多美元的大廠最近開業。低端製造業離開大陸到南亞或東南亞追逐比大陸更低的成本，不會叫人覺得意外，但是跑到美國，就很奇怪；難道美國的低端製造業成本比大陸更低？

按《紐時》8月2日的一篇文章及其他方面的說法，美國勞動力、土地、廠房這三方面的成本還是高於大陸一大截，但如果把能源、原料、稅率、運輸、生產消耗率等因素一併計算，則大陸製造業平均成本幾乎已經沒有優勢。據Boston Consulting的研究，2014年的大陸製造平均成本也只比美國低4%，而且趨勢是很快就要超過。至於紡織業方面，國際紡織生產者協會（ITMF）的數據更顯示，美國因為原棉供應比大陸便宜得多，幾年前便已經在好幾種棉紡產品方面，成本低於大陸，不是低一點而是低很多【註6】。

這是一葉知秋，還是短期例外的例外，大概還沒有定論；不過，如果看多種趨勢，大陸的經濟處境顯然愈發不妙。此時，如果它還要大事擴軍到南海捍衞「九段線」上的那些無人島與美帝爭一日長短，未免是幾年前經濟上的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殊為不智。

【註1】關於中建的來頭，可參考《華訊財經》2015年3月30日的報道http://stock.591hx.com/article/2015-03-30/0000872104s.shtml；中建最高管理層的董事局人員名單見中建官方網頁http://www.cscec.com.cn/col/col11/index.html。

【註2】廣東省建設廳的「關於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我省發生一起施工高支模坍塌事故的通報」見http://www.gdcic.net/HTMLFile/shownews_messageid=78493.html。

【註3】Wang & Fisman的論文今年6月在NBER網站上發表，連結是http://www.nber.org/papers/w21266。

【註4】這篇《熱血時報》文章的作者是顏卓霆，連結是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8-06-2015/24845。

【註5】進口總值減少，應該不是能源價格下跌的結果；數據顯示，大陸趁今年原油跌價，大量買入作庫存，進口能源的總支出沒大變。

【註6】《紐時》報道大陸紡織業大戶到美國生產的文章在http://www.nytimes.com/2015/08/03/business/chinese-textile-mills-are-now-hiring-in-places-where-cotton-was-king.html?_r=0。ITMF的《2012年國際紡織成本比較報告》頁16至30的多張圖表顯示美國的成本優勢逐漸明顯，如針織氣流紡布（knitted rotor yarn fabric）的相對成本，美國只是大陸的0.821/1.356=60%（見該報告的頁29）；這份報告的連結是http://www.aitpa.es/noticias/itmfipcc12.pdf。

練乙錚：頌國史三起「過激」學運 嘆本地「高知」自私無知

「新愛國」當道，炒了「老愛國」高官的魷魚，並透過一些粉絲團之類的組織公布了如下罪名：青年工作做得差，以致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大專生上街搞佔領，宣揚命運自決、香港獨立。特府領導如此手起刀落「勵精圖治」，民眾理所當然有興趣知道「新愛國」往後如何爭取年輕人。這個恐怕不太難，近日幾位梁營猛人幹將在港大「副校不委任」事件裏的言行，最能折射出目下當權「新愛國」對待年輕人的基本態度。

「混蛋」的意思就是「雜種」

事件中，無論是主角李國章、盧寵茂還是新加入戰圈的劉遵義，這些梁營裏頭的高級知識分子大教授，看穿了原來都是十足家長脾性的人物，稍見學生行動「出軌」，便條件反射須要發洩因而無限上綱。例如，李國章一再指控大學生是「紅衞兵」，對他搞非法禁錮；但大學生要求校務委員在會議之後留下解釋重要決議，絕對比不上中小學裏老師罰留堂那麼嚴重，何來「禁錮」？又例如，聲言要「救救孩子」的劉遵義，卻在文章裏公然主張要把涉事學生「監禁一天」、「罰社會服務100小時」，終了還臭罵學生是「混蛋」。

大家知道，「混蛋」就是「雜種」的意思。在谷歌翻譯頁面上輸入bastard一詞然後一按，出來的結果就是「混蛋」。文革時期，工農紅衞兵鬥那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加「臭老九」（知識分子）的後代的時候，大條道理就是「老子孬種兒混蛋」這個基於血統遺傳觀念的口號（青年遇羅克因為反對這種口號，竟被宣判死刑，1968年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遭當眾槍斃。）；大陸權威網站《漢典》給「混蛋」配的英文等同詞是scumbag；美俚指「用過的安全套」，更是罵人語中的極品。

堂堂前任大學校長，如此有失斯文粗言穢語咒罵青年學生（及其父母），真是全世界古往今來學術界裏罕有。梁營「新愛國」以這種黑臉人的這種黑臉態度去樹立「新的」青年工作作風面貌，則無論花多少錢成立多少個「青年工作委員會」之類的白臉組織，成效到頭來不見得會優於先前「老愛國」含蓄低調搞「潤物細無聲」的那套，反而很可能會更差。不過，一些樂見有人替京港當權派倒米的反對派，則一定會很歡迎李、劉二氏的表現，因為他們愈是對着學運領袖生不斷加碼起勁咒罵，愈會引起其他大多數學生和年輕人反感，特府以後的「青年工作」就愈困難。

然而，港大學生這次衝擊校務委員會，到底算有多「出軌」呢？論者當中，已有把這次行動比諸1919年五四運動裏的「火燒趙家樓」，認為微不足道；又或者比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裏的一些學生行為，結論也是蚊髀同牛髀—— 冇得比。不過，如果拿這兩個近代和外國的運動裏的學生行為與古代國史上的三次大規模學生運動相比，也一樣是蚊髀同牛髀——冇得比，因為參與後者的學生所冒的風險極大，其主角就算即時免死，後來都死於專制權力。三個故事，都可歌可泣。

西漢鮑宣反貪腐被抓引發學運

二千年前西漢諫議大夫鮑宣反貪腐被捕引發的一場學生運動，大概就是國史上的第一次學生運動。

西漢末年，哀帝當政，天災加上人禍，天下大亂。諫議大夫鮑宣上書哀帝，痛陳百姓面對的困厄，直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民有七死而無一生」，史稱〈七亡七死書〉。書中，鮑宣請求哀帝痛改前非，進行改革，但無結果；不久，鮑宣反被丞相孔光老屈，指他犯上作亂，奏請判極刑。消息傳出，不少人為他叫屈。這時，朝廷裏的一位博士弟子王咸，竟然膽敢出面相救（「博士弟子」是一個頭銜；漢武帝設「博士」，又給每個博士配備「博士弟子」五十人，由郡縣挑選、中央委任）。

王咸，這位當時的「大學生」，製作了一面大旗，上寫「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 」。馬上，就有一千多位博士弟子響應，聲勢十分浩大。《漢書．鮑宣傳》這樣記載：「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意思是說：次天清晨，這班博士弟子兵分兩路，一路截停孔光上朝的座駕（這明顯是禁錮，而且禁錮的對象是丞相！），另一路則跑到皇宮外（「闕」指皇宮門前兩邊的瞭望樓），上書給皇帝，要求釋放鮑宣（這是進一步「要挾中央」！）。哀帝不得已，最後同意了博士弟子要求的一部分，即免鮑宣一死，卻罰他剃去頭髮，用鐵束住他的頸，趕回鄉下【註1】。

北宋末太學生陳東領導反投降學運

兩宋之間太學生陳東領導的「伏闕上書」，是一場反投降運動。北宋末年，金人屢屢犯境，朝廷裏的一大串以宰相蔡京為首的幾個貪官主張妥協，史稱「北宋六賊」；與之抗衡的是主戰的、史稱「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綱，以及其他武將如范仲淹等。可惜，李綱等主戰派不是在外面披甲上陣，就是給打入冷宮，他們的意見很難上達；替他們撐腰、頂住妥協派的，便是經常在朝廷裏、皇帝身邊議政的一班太學生。原來，北宋自神宗始，太學生便開始了針砭時弊的傳統，人稱這些太學生作「無官御史台」；南宋一部專門記載太學生事蹟的書《上庠錄》 裏，有宋神宗的一句話：「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註2】

《宋史．本紀第23》記載，欽宗宣和七年，「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數蔡京、童貫、……，謂之六賊，請誅之」。靖康元年，欽宗聽信主和的太宰（副宰相）李邦彥，罷免了李綱和另一位主戰大臣種師道，太學生陳東於是向皇帝要求讓李綱復職。不過，這次不是提提意見那麼簡單，而是「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種師道……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眾不退，遂撾登聞鼓，山呼動地。」

看官，一眾太學生佔了朝廷入口，等到副宰相上朝之時，當面數落之羞辱之，然後大擂登聞鼓（民眾有事向皇帝進言時在朝廷門口打的鼓），請欽宗上朝聽證定奪，那是何等氣派！結果，欽宗不得不恢復李綱、種師道、范仲淹等主戰派官員的官職。這是正史裏的記載，比較平實；在《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野史裏，就更加繪影繪聲，有「李邦彥嚇得魂飛魄散，以袍袖護頭逃返宮中，官帽墮地，靴子脫落」、「眾打登聞鼓至鼓皮洞穿」等的生動描述【註3】。

清初的反貪腐學運——「哭廟案」

清初的反貪腐「哭廟案」，是清初順治末年、康熙登位頭一年之間發生的一場大案，名儒金聖嘆因此案受屈而死，是為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前述兩次學生運動都有「階段性勝利」，雖然事件中的主角、忠臣，後來都不得好死（是中國，古今都一樣！）。但這一次大學生「哭廟」，卻是全軍盡墨。這件事在《清史稿》裏只有一句話隱晦帶過，但在野史裏則有詳細記述【註4】。

順治十八年，順治帝死了。幾乎同時，蘇州發生「抗糧哭廟」事件。事緣前一年新任吳縣縣令任維初是一個大貪官，貪得十分厲害，民不聊生；當地的一大批秀才同情農民的遭遇，寫了「揭帖」（「爆料」的文章）〈哭廟文〉，跑到孔廟示威，把矛頭指向包庇任維初的上司、巡撫朱國治。

這個朱國治，是漢軍正紅旗人（一說是漢軍正黃旗人。「漢軍」是清兵入關之前已經建立的軍隊，招降納叛而成，主要是漢人或者是滿化漢人，也有其他民族的；地位比滿軍八旗低，上級將領都是滿、蒙或女真人居多）。朱任江蘇巡撫之後，搜刮無度，人稱「朱白地」，凡鄉民有欠糧者，不論欠多少，一律以抗糧為名逮捕，牽連人數以萬計，史稱「江南奏銷案」。不過，他對付上頭的手段非常了得，是一位出色的「行騙長官」，以致他死後，清廷竟視他為「忠義」；《清史稿》更把他列入「忠義傳」裏。

〈哭廟文〉寫道：「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江南生員為吳充任維初，膽大包天，欺世滅祖，公然破千百年來之規矩，置聖朝仁政於不顧……鼠窩狗盜，偷賣公糧，罪行髮指，民情沸騰。讀書之人，食國家之廩氣，當以四維八德為儀範。不料竟出衣冠禽獸，如任維初之輩，生員愧色，宗師無光，遂往文廟以哭之……」把地方行政長官罵作「鼠」與「狗」，在帝制時期，是非常激烈而無禮的行為，比今天的學生示威者「講粗口」更甚；儒教熏陶之下成長的秀才，竟敢如此斗膽犯上，確實有勇氣。

「哭廟」的場面十分浩大，朱國治知道後大為震怒，馬上強力鎮壓。野史《辛丑紀聞》這樣記載：「諸生湧至者百有餘人，鳴鐘擊鼓，旋至府堂，乘撫、按在時，跪進揭帖。時隨至者復有千餘人，號呼而來，欲逐任令。撫臣大駭，叱左右擒諸生，及眾，遂爾星散，只獲去十一人」。四月二十七日，金聖嘆也被逮捕，並列為首犯，罪名是「搖動人心倡亂，殊於國法」。一說金聖嘆在事件中並無重要角色，只不過平素好打抱不平，常常揭露官府的黑暗。最後，連金聖嘆在內一共十八人被判死罪，七月十三日立秋在南京用亂炮打死。

古代「過激」的自發學運代表民族正氣

上述三學運，都是一些古代正義之士在儒教的道德感召之下獻身的行為，可歌可泣。這些學運，從帝制統治的觀點看，無疑都含有「過激」成分，為腐朽的當權派所不容，但究其實質，要害並不是過激不過激，而是觸犯到當權派官僚的具體利益。這些事例，在專制時期的學校歷史課裏從來不受重視，就算提及，也是輕輕帶過，甚或加以抹黑（例如「哭廟案」裏的示威請願，被說成是有秀才知道任維初貪腐，蓄意勒索他而作出的行為）。

然而，我們從這些事例可以知道，便是在古代，正義的、代表民族正氣的學生運動不僅存在，而且每每犯法、「過激」，其程度大大超越今天我們在香港見到的。這個重要的傳統說明，自發的（而不是統治者利用學生搞奪權而挑起的）學運，參與者都是極為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願意暫時放下書本，擔當起時代要求他們擔當的重任，拒絕逃避。五四運動、台灣幾十年來乃至最近的太陽花學生運動，其實都是跟這個古老的傳統一脈相承的；香港自1997之後特別是最近三年興起的大大小小學生運動，自然也一樣。

今天，那些只懂得叫學生勤力讀書勿搞政治的人，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別有用心就是對國史及儒教傳統太過無知。筆者這個批評，說白了，是針對如李國章、盧寵茂、劉遵義這一類高級知識分子作出的。

【註1】見《漢書．鮑宣傳》；在維基文庫版的《漢書．卷72》中的最後一傳https://zh.wikisource.org/wiki/漢書/卷072。

【註2】見《燕京學報》2010年10月新第29期王曾瑜文章〈三學生、經學生與宋朝政治〉第二節第一段：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867.html。

【註3】見維基文庫《宋史．本紀第23》第二、四段：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宋史/卷023；《大宋宣和遺事》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大宋宣和遺事；太學生陳東的詳細事蹟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列傳第二百一十四》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宋史/卷455。大陸年輕史家程騰飛有這段歷史的通俗演繹，見http://www.kanunu8.com/book3/8087/178742.html及之後的連續幾集。

【註4】見《哭廟異聞》和《辛丑紀聞》，「哭廟案」的兩種最重要史料：http://zwxsssc.blog.163.com/blog/static/60827011200911207403448/和http://zwxsssc.blog.163.com/blog/static/60827011200911208156897/。

練乙錚：過去三年很黑．特別溫和派OK．選民老年化很好

毫無疑問，過去三年，香港的政治生態出現突變，以致在象牙塔、實驗室裏做研究的科學家袁國勇，也感覺到香港社會已經無法解決「一國」與「兩制」的矛盾，「失去了微妙平衡」。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不能僅僅用「很大」、「極大」等詞語來形容。

一、袁國勇說的「過去三年」

經過頭15年特區民眾對新政權的逐步「適應」，加上期間當權派的準備工夫逐步到位，北京認為香港社會可以而且應當正式向「2047真回歸」進發。如此萬事俱備，東風當然不欠，遂有驍勇善鬥的梁振英三年前上台當特首。

三年下來，統治階級「新常態」已經確立，並且已經相當清晰地形成若干特徵，可略述如下。

（一）管治班子變成鬥爭班子：梁特自上任至今，從司局長到行會到中策組到政府發言人，台前幕後裏裏外外各個方面的領導及骨幹分子，都是一些性格或政治立場比較偏激、一言一行甚至身體語言都容易挑起矛盾的人物。相比之下，前有號稱「好打得」的林鄭，不意已經成為「中人之資」，其本來相對強硬的作風姿態，現在不僅在行會成員李國章面前相形見絀，就是與近來愈發強悍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比，也差了好一截。甚至，愛國愛黨立場不容置疑的曾德成，據說也因為行事太低調「唔啱key」而被清除。管治班子裏如此日漸濃郁的鬥爭格，上行下效導致整個香港三年來明顯「變味」。

（二）第二管治隊伍全面干政：2008年西環幹部曹二寶「研究論文」裏述說的干政「概念」，經過四年操練，技術已經十分純熟，在干預梁振英涉西九建築設計比賽的利益衝突案裏表露無遺（據報曹公親自出馬向曾蔭權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施壓、阻止6名當權派反梁議員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該事件【註1】）。有如此救命之恩的兒皇帝，上台之後哪能不十倍回報？之後，西環的干預，上中下三路面面俱通。

上者，主要官員或重要公職人選的任免；中者， 當權派議員的選舉和投票策略，以及社會上各未赤化環節的赤化工作；下者，為保皇政黨選勝而做的群眾動員。下列便是第二管治隊伍分別在上中下三路全面干政的例子。其一，西環對主要官員的任免有絕對的話事權，以致最近梁特未經行會諮詢，直接罷免「老愛國」曾德成。其二，政改「甩轆」之後，一眾當權派議員第一時間負荊前往西環請罪，其後更到北京直接向港事主管張德江叩頭認錯。其三，西環在全香港各大小選區遍設「中間人」（相當於國民黨的「樁腳」），督導選舉動員和分派「蛇齋餅糭」資源【註2】。

（三）民意全無阻嚇力：特府成立之初，京港官員舉止言行都比較謹慎，因為要在世人眾目睽睽之下履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當時的民意，對約束政府行為有一定影響力，所以特府派員干預港大民調之後，當時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了獨立調查小組徹查事件，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涉事，也不得不應調查小組的傳召出席作證。換作事件發生在今天，港大校委會固然不會有同樣動作，便是有，特府也絕對不會應獨立調查小組要求，派員應訊。不僅如此，到今天，一切不利特府的主流輿論、民意調查、遊行示威（包括幾十萬人參與的佔領行動），也不會對一意孤行的特府有任何約束力或影響。

（四）體制內外暴力兼用：特府的「依法治港」，特別依賴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一系列惡法，包括廣播、集會、大學管治等方面的惡法，而且變本加厲（如在大學管治事上，港督出任校監不過是象徵式的，梁特出任，就變成積極干預）。權力所及，一切動作如推土機般把反抗夷平；封殺所有「溫和抗爭」之餘，遇有依然不服者，先縱容體制外的「藍絲」暴力對付之，然後使出體制暴力（毆打、拘捕、檢控，例如最近駭人聽聞的「胸部襲警」案）。

讀者可以想想，一個社會有了這四種特徵，哪能不像港大教授袁國勇說的「失去了微妙平衡」！接着的問題是，失去了「微妙平衡」的香港社會，跌落何處？梁特上台以來香港有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是什麼？

二、泛民的「特別溫和派」

政改爭拗後期，泛民陣營裏分裂出以公民黨前黨員湯家驊為代表的「特別溫和派」（ultra-moderates）；後來有表達埋堆意願的，還包括支持「袋住先」（即比湯家驊更溫和）的民主黨前黨員黃成智、現黨員狄志遠，等等。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光譜上的合理（即可解釋的）發展，並不一定要視為一種背叛。「特別溫和人士」早已存在，不過在「過去三年」、社會政治矛盾未如此激化的時候，尚可以在主流溫和泛民政黨裏與其他黨員並容；一旦政治矛盾激化，分裂就無可避免。是好是壞，還應看泛民政治光譜的其餘部分如何演化。

毫無疑問，佔領運動之後，在梁政權的制度暴力底下，面對當權派推土機式的進襲和「逆權侵佔」（adverse possession），主流泛民的「民主回歸」運動綱領、「和理非非」爭取「真普選」的抗爭手段和目的，或都有了重新檢討的必要。對傳統社運反省，生出了各種有強大震撼力的本土思潮，如陳雲先生的「城邦論」、黃毓民先生提出的修憲運動等，已是好一段時間之前的事。近月，再有方志恆等21位年輕學者及社運人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提出的「永續自治」概念，強調港人必須喚醒「自由靈魂」，建立「主體意識」，面對2047，積極實現「民主自治」。繼此，更有黃之鋒昨天在《明報》呼籲民主派要在社運失焦的目下重新建立替代綱領，擬定短、中、長期目標，最終成功爭取「自決前途」，即香港人民全權決定2047年之後的香港前途【註3】。

佔運之後，兩大主流泛民政黨面對這些在年輕人當中得到廣泛支持的社運新論述，多少要作出正面反應，並吸收其中可以接受的部分，成為自身政治綱領的一部分。當權黨派把這種社運代際互動和良性反應譏為「泛民政黨給年輕人拖着鼻子走、騎劫」，可以不理。然而，年來這些比較激進的社運實踐和理論，泛民群眾當中，必有部分人士難以消化和接受（不然就沒有「特別溫和派」的出現）；所以，當兩大泛民主流政黨局部調整路線之後，有些不同意轉變的人便成了沒有政治代言人的「無主孤魂」。如果沒有「特別溫和派」的出現、兜底，這些人就很可能投向自由黨或其他「粉藍」的政治組織。那當然是很不妙的結果。

因此，我們可以把「特別溫和派」視為民主派的重心激進化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種本能的、自衞的、有用的反應。

三、選民老年化對民主有利╱不利？

關於選民登記的最新報道指出，18至30歲年輕一代已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今年增加3.7萬；50歲以上的，同期間增加12萬。乍看，對民主派而言非常不妙，因為根據大量民調分析，年輕人傾向民主，而老年人則相反。不過，如果不看增幅看總數，則18至30歲的已登記選民合共61.7萬；50歲以上的，則一共192萬；這個比例，與去年的幾乎完全一樣。換句話說，一年來，這兩個年齡組別的百分比增幅是一樣的。故如果單純從年齡╱政治取向的關係看，民主派的實力並沒有削弱的跡象。

這是靜態分析。如果動態一點看，結論應該是對民主派有利。此話怎說？

首先，必須明白，上述年齡╱政治取向的關係，不過表面關係而已。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比方說10年罷，今年40歲的人變成50歲，那麼，到時「50歲或以上的人」的組群政治傾向變化應該是由於：一、今天40至50歲的人加進去了；二、本來最老的一批（今年70歲以上的）都絕大部分自然消失了。有趣的問題是，加進去的那一批人，幾年之後會否因為老了，從「比較支持民主」變成「比較反對民主」呢？筆者的判斷是：不會。

這是因為，最影響人們的核心價值和政治態度的因素，不是年齡本身，而是他們的時代背景、政治經歷、教育程度等「有機因素」。因此，新加進去的那一批今年40歲的人，到時反會增強「50歲或以上的人」的民主傾向。另一方面，今年70歲以上，到時自然消失了的那部分人，卻因為反民主傾向比較強，消失了就表示到時「50歲或以上的人」的反民主傾向減弱了。此消彼長，當然是對民主派有利。

一年的實際變化，不及假設10年的那麼強烈，然而變化的方向和道理則是一樣的。如果看30年之後（2045年），今年年頭剛從佔領運動火線退下的那批20歲的人剛好50歲，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將大大地增加到時的「50歲或以上的人」的民主傾向。

重複一次：人口老年化不是問題；時間站在民主這一邊。

【註1】2000年3月，媒體詳盡報道了中聯辦曹二寶在梁振英涉西九建築設計比賽的利益衝突事件中的角色，例如：https://hk.news.yahoo.com/中聯辦官員怒斥特首辦主任-220910269.html及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first/20120321/16175598。

【註2】西環在全香港各大小選區遍設「中間人」（樁腳）的深入追查報道見《立場新聞》最新的有關系列https://thestandnews.com/2015-區選專題報道/。

【註3】見方志恆文章：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香港革新論-綱領-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黃之鋒文章：http://news.mingpao.com/pns/周日話題﹕民主運動%20%20下一步/web_tc/article/20150802/s00005/1438452134295。

特約評論員